蒙培元:浅谈范仲淹的易学思想

——《蒙培元全集》第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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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仲淹(989-1052)作为北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已为人们所熟悉;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情操,也一直激励着人们。其实,他还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这一点人们似乎讨论得并不多。他的哲学思想虽不系统,却很有特色,特别是他的易学思想,提出并回答了天人关系等根本问题,开了有宋一代新学风,为理学的新形而上学思潮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范仲淹没有专门的易学著作,他的易学思想散见于《易义》《易兼三才赋》《乾为金赋》《穷神知化赋》《四德赋》等文章和诗赋中。众所周知,北宋以来兴起了易学的研究之风,这是学术思潮的一个重要变化。为了回答佛教的挑战而重新复兴儒学,成为这一时期学术思潮的主流,从某种意义上说,理学或新儒学思潮是从易学研究开始的。而范仲淹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也是这一思潮的首倡者和开创者。《宋元学案》的作者说,范仲淹“泛通六经,尤长于易”,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他为什么长于易学,却是值得研究的。

   范仲淹易学思想的明确特点,改变了汉唐以来的象数学与注释学,着重于阐发义理,也就是“以义理解易”。他把传统易学引向了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发展道路,一方面为宇宙和人生重新建立一套理论模式,另方面为当时的社会政治改革寻求理论解释。这就使当时的儒学复兴运动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目的。

   从理论上说,他继承了王弼的易学传统,也为胡瑗、程颐的易学搭建了桥梁。但他的思想同王弼有很大区别。王弼以道家思想解易,以“无”为世界和人的本体,“无”是绝对超越的存在,不可以言称,故又提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学说,以直觉体悟为进入本体境界的主要方法。这些思想又被后来的道教所接受,并加以发展,有所谓“易,太极也,道也,无极也”[1]等说法,把超言绝象的“无极”说成是宇宙本体,主张绝对超越。范仲淹则提出肯定性命题,以乾坤即阴阳二气及其统一为宇宙本体,把人的本体存在归结为性命之理,即道德本体。在方法上,他主张意象统一,言事并举,把直觉体悟、理性思维和道德实践结合起来。这一点正是儒家易学的突出特点。

   范仲淹认为,易学的根本精神是“天人会同”[2]或“天人同道”,在本体论上则主张本体与现象合一。他以阴阳为基本要素,从象数关系说明“兼三才而两之”的整体观念,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人和自然统一起来,同时又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因为易道是由人来完成和实现的。他并不否定象数的作用,但又不拘泥于象数。在他看来,“易”本来“无体”,其形而上之道便是无体之体,这无体之体却又在现实事物中表现出来,不离现象而存在。他既反对象数学的烦琐推演(这一点有似于柳宗元),又反对佛、道哲学的虚无和性空(这一点同当时的胡瑗等人一致)。他认为,易道“变动不居,适内外而无滞;广大悉备,包上下而弗遗”[3],易道超时空而又在时空之中,从空间上说,上下四维无所不有;从时间上说,往古来今无所不到,凡时空之内的一切想象,都可包举无遗。它是说明人和自然的动态模型,其中包括人和自然既对应又统一的双向关系。

   他的“天人会同”说,一方面主张人性来源于天道的道德形上论,以元、亨、利、贞——所谓的“四德”为人的自在自为的本体存在,以此提高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另方面又提出“必大成于心而后可”[4]的命题,强调人的主体作用。心是标示主体性的重要范畴,中国传统哲学从来没有把心仅仅看作是认识主体,而是看作意识存在与知觉作用的统一,这一点在范仲淹的思想中得到了发展。在这里,他接受了孟子和《中庸》的思想,把“诚”和“明”说成是心的两个方面,前者是存在范畴,指人性;后者是功能范畴,指认知作用。他提出:“道者何?率性之谓也。”何以“率性”?则需要“诚而明之,中而和之”[5]。就是说,天道需要人去完成,需要人去实现。“诚”是天人合一的本体范畴,也就是心的本然状态,“明”是心的认识功能。这种认识不是单纯的对象认识,而是自我超越的本体认知或存在认知。毋宁就是一种自我实现。他说:“性以诚著,德由明发。其诚也感于乾坤,其明也配乎日月。”[6] 诚性是真实的本体存在,是“本”;“明”德是其显现,是现象。“自诚而明”,是由至诚之性发而为明德,“自明而诚”则是经过自我认识,返回到至诚之性。

   《易传》和《中庸》是儒家哲学的两部重要著作,二者结合起来,就成为理学家天人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这一学说的理论意义在于,它通过宇宙本体论的预设,提高了社会伦理道德的价值,提高了人的地位,他提倡人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超越,进入“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而不是如同佛教那样,在现实世界之外,寻求所谓“真常之性”,在主体意识之外,恢复所谓“清净之心”。他曾经指出,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清净”为宗,主张“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但这种学说脱离现实人生,追求绝对超越,不仅“非今理天下之道”,而且危害极大,必须破除而廓清之。要破除佛学,必须从复兴儒学开始,要复兴儒学,则必须从《周易》开始。这就是范仲淹提倡易学的时代背景和原因。重要的是,他的易学思想,在理论建构上,虽然还没有完成像理学家程颐和朱熹那样的体系,却提出了一个初步的轮廓。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儒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晁公武《读书志》曾说,范仲淹为学“明经术”,有“康济之志”,作文章“尤以传道为任”,他的易学文章和作品,就是传道之作。

   范仲淹的易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当时的改革主张提供理论方法的,这一点更显出它的时代特点。

   《易传》是讲变化之道的书,“天人会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思其道”以“变而通之”,即适应时、位的变化,实行改革。他特别提倡周易的刚健精神,把乾阳之气看作是世界万物(包括人类社会)的“真宰”和“造物”者,赋予宇宙和人生以运动变化的永恒属性。乾阳的刚健之象,可以表现自然界的生生不息和富有日新,乾阳的纯粹之象,可以表现人类的自强不息和进取精神,这被认为是易道的精神之所在。乾阳既是“真宰”和“造物”者,故“运乎太始之极”,“包乎上下而无遗”,既没有时间上的开端和终结,也没有空间上的限制。运动是它的本性,创造是它的功能,整个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但它又是在时间和空间里进行的,因而必须考量时空的因素。应该说,这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学说。

   为此,他主张穷究宇宙的变化之道,以明社会发展之理。他在《穷神知化赋》中说:“惟神也感而遂通,惟化也变在其中。究神明而未昧,知至化而无穷。通幽洞微,极万物盛衰之变;钩深致远,明二仪生育之功。……莫不广生之谓化,妙用之谓神。视其体则归于无物,得其理则谓之圣人。”[7] 神化是说明自然界自己运动、自己变化的两个重要概念,也是说明天人关系的两个概念。万物生生不朽,故谓之化;其变化微妙而不测,故谓之神。但这种变化和作用虽然微妙无穷,却又不是不可推测、不可预知,因为它有变中之常、事中之理。这理便是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它“自然而然”发生作用,不是由人安排的;它不是现象本身,而是隐藏在事物内部,只有“通幽洞微”、“钩深致远”的“穷神知化”功夫,才能把握。一旦把握了变化之道,就能“审万象而无失”,“测四时而无愆”,自觉地认识和预测时空间的一切变化,而不犯错误,这样的人就是“圣人”,他能审时度势而进行改革。

   他很重视“感通”这一思想,认为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上下之间、阴阳之间,都是互相感应的,感应是深化作用的表现,没有感应,就会陷入孤立和封闭状态,不可能有发展和变化。比如咸卦,就是说明阴阳相互交感的,阴在下,阳在上,这是本来的位置,但阴阳上下之间如果没有感应,就失去了咸卦的意义。“阴进而阳降,上下交感之时也。”[8] 这里时间观念是重要的,事物发展离不开时间,到一定时间就要发生交感,有了交感,便能相通,“感通”是事物发展的重要形式。事物相感而至于通,就进入顺利发展的阶段,畅通而无阻,不至于阻隔而不通。

   与此相联系,他又提出“相反相济”的观点,认为性质相反的事物,又是相资相用的,这叫“和而不同”。凡相反之物,都有相成的一面,正因为相反,才能相济,这叫“质本相违,义常相济”[9]。睽卦就是说明这种情形的。阴阳不接而天地睽,日月不接则昼夜睽,礼义不接则男女睽,君臣不接则上下睽,情类不接则万物睽,但睽之“时义”不可持久,到了一定时候,就要“合睽以成其化”[10],因为睽之中有相合相济之理,故合睽则能引起正面的变化。他由此提出“下者上之本,本固则邦宁”[11]的命题,发展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民本主义学说,要统治者重视人民的利益,重视人民的要求;人民的要求得到满足,生活富裕,才是社会稳定的根本。

   总之,范仲淹认为,“变通”是易传的根本思想,也是易学的精神所在。他很重视体会和运用这一精神,并以此治理社会。比如困、否与泰诸卦,都是说明这一思想的。“极然后反,其困必亨”[12],困到极点,就要转向亨通,但这要人来实现。这也就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意思。可惜很多人不认识这个道理,固而不变,困而不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造成人民生活的困苦。“非知其变者其能久乎!此圣人作易之大旨,以援于理天下者也,岂徒然哉!”[13] 他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分析了各种矛盾,得出必须实行改革的结论。这既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从这里可以感受到他的哲学思想的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感。

   不仅如此,他还提出“变革”的思想,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只有实行彻底变革,才能推进社会的发展。《周易·彖传》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说法,表现了《易传》的变革思想,范仲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这一思想,公开提出:“天下无道,圣人革之以反常之权”[14],把“革故鼎新”看成是一条重要的历史规律。他所理解的“革”,就是变革现存的旧体制,他所理解的“鼎”,就是建立新体制。当现存体制阻碍社会前进时,就要进行彻底变革,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他的易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他把这看作是一种“权”,“权”固然不能取代“常”,但应该而且必须“反常”,否则社会人心将无法“通”。范仲淹从历史中看到,任何重大的改革或变革,都不是社会的常态,也不可能经常发生。但是,当社会发展遇到严重阻碍时,必须反其常而实行重大变革,才能顺乎天理、应乎人情。范仲淹实行的改革并没有成功,但他的这些思想却给后人以极大的启迪。

   从以上简单分析不难看出,范仲淹的易学思想主要是讲天人关系问题的,这正是儒家哲学,特别是理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他从宇宙论进到人性论,通过人的认识和实践,实现人与自然合一的理想境界,体现了儒家哲学的思维特征。这种思维方式,也正是理学的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学说为理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他所提出的问题,具有理学的一般性质。至于他所阐发的改革和变革思想,则体现了中国哲学中的创造精神,具有时代的现实意义。朱熹曾说过,宋朝“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15],说明范仲淹的学说,在理学形成时期具有开创性质,对于这一点,研究理学者决不可忽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易学思想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理论,却被后来的《横渠易说》与《程氏易传》所吸收,而有些思想则是后者所没有的。

  

  

* 原载台湾《国文天地》第86期,1992年7月版,第26?31页。

   [1]《玄经原旨发挥》,见《道藏》第二十一册,第16782页。

   [2]《易兼三才赋》,见《范文正公别集》卷三。

   [3]《易义》,见《范文正公文集》卷五。

   [4]《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范文正公文集》卷六。

   [5]《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范文正公文集》卷六。

   [6]《省试自诚而明谓之性赋》,《范文正公文集》卷二十。

   [7]《范文正公别集》卷三。

   [8]《易义》,《范文正公文集》卷五。

   [9]《水火不入而相资赋》,《范文正公别集》卷三。

   [10]《易义》,《范文正公文集》卷五。

   [11]《易义》,《范文正公文集》卷五。

   [12]《易义》,《范文正公文集》卷五。

   [13]《上执政书》,《范文正公文集》卷八。

   [14]《易义》,《范文正公文集》卷五。

   [15]《朱子语类》卷一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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