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宇军:生产方式变化对法律的影响[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 次 更新时间:2022-05-12 11: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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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宇军  

  

一 春秋战国之际的影响


   在我们的理论中,我们特别指出,商品交换的出现是法律起源的外部导因,人性中恶的对立是法律起源的内在根据,这是一个总的趋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生产方式(商品交换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尽管是我们认为的最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的发展变化,也会带来法律关系的发展变化,尤其在变化剧烈的时期,我们更能看到变化的明显痕迹。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正是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激烈动荡的时期之一,在表面的社会动荡之下,则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变。

   在生产力方面,首先是农业耕作技术的进步。在春秋战国以前的农业耕作,主要是靠木器、石器、蚌器和人力,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使用牛耕,并用铁制作农具,从而使深耕成为可能,这是农业耕作技术上的划时代的进步。水利灌溉技术也得到发展,除了有名的巨大水利工程外,其他的引水溉田之渠数以亿计,这对于广大面积的土地改良、提高粮食产量、避免水旱自然灾害,都起了良好的作用。另外,整地治畦、灭草保墒、播种均苗、中耕除草等一系列耕作技术得到更好的使用,施肥不仅用人粪,而且知道用绿肥,这些都为粮食增产提供了新的方法。其次,工商业也有了大的发展,冶铁技术的日臻完善和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是手工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而手工业的分工,至春秋战国时,据《考工记》所载,已有木工、金工、皮工、设色工、刮摩工、抟埴工六大类,各大类之下又有各种分工,统称百工;手工业的性质,除了官府手工业,还有家庭手工业和城市私营手工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与时俱进,具有日益增长的势头,商业的发展促成了许多工商业都市的形成,贸易往来也向越来越广大的区域拓展;与商业发展齐头并进的是货币在各地的多样化发展,但币质却越来越向金、银、铜等金属集中。[2]

   在生产方式上,最重要的变化是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瓦解。在周初封建之时,土地被分封给周天子的臣属诸侯,名义上土地仍属于周天子,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实际上是归由诸侯占有使用,而诸侯又可以层层分封给其下的臣属,因而有大大小小的各种封地、领地、采邑等,这称为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在这种土地上,一般实行的是后世熟悉的井田制,井田制中分有公田和私田,私田是农民(或农奴)的份地,为其一家的生活来源;公田由众农民(或农奴)共耕,其收获物归公(或领主)。[3]农民(或农奴)除了耕种私田和公田外,还要服其它劳役、兵役。井田制中的土地属于领主,不能买卖和转让。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扩大,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开始动摇,一是因为土地的抵押、抵偿、转让、侵占、交换等行为的增多,原有的封建领地不能买卖和转让的规定受到冲击;一是因为原有的井田制束缚了农民(或农奴)的生产积极性,公田的耕种不力,私田的收入也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先后废止了劳役地租,改征实物地租,而且按亩征税,如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的“初税亩”,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的“初租禾”。同时,在土地制度上也有了一些改变,如晋国的“作爰田”,实行土地轮作制;魏文侯时(公元前445—396年)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力图更合理地使用土地,“使民毋伤而农益劝。”[4]

   随着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法律关系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当此之时,“周道衰,法度堕”,各国纷纷变法以应时变。变法最早的也许要算管仲,在《汉书·刑法志》中“周道衰,法度堕”之后,紧接的是这样一段话:“至齐桓公任用管仲,而国富民安。公问行伯用师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国亦将修之,而小国设备,则难以速得志矣。’于是乃作内政而寓军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军政成乎郊。连其什伍,居处同乐,死生同忧,祸福共之,故夜战则其声相闻,昼战则其目相见,缓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内尊天子,以安诸夏。”于是孔子称道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此后,各国陆续都有不同形式的变法,郑国的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成为成文法公布的第一人;随后邓析的《行刑》,把法律书之于竹简上,并教人学法;另外,晋国的《刑鼎》、《被庐法》,宋国的《刑器》,李悝在魏国有《法经》问世,申不害在韩国著有《刑符》,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最令人注目的是商鞅变法。

   商鞅在秦国变法,前后二十年左右,即有理论准备,又有舆论造势,依次推进,成其大功。在变法之初,商鞅就为变法立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5]指出时代不同,法治也不一样,而以对国家有利为准。而且进一步强调:“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6]商鞅为了使变法顺利推进,首先徙木立信,标示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即时性。其后的变法分期实施,总体上也算顺利。商鞅变法在诸国中是最成功的,即使如太史公这样对商鞅无甚好感的人也说:“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7]

   商鞅的变法,在当时的战国七雄中起步是最晚的,而取得的成效最大,究其原因,是商鞅的改革与生产方式的变化最为合拍。商鞅变法是大家熟知的故事,其中的一些变革并非首自商鞅,譬如十伍相连、统一度量衡、郡县制等,在一些国家早有试行,甚至“开阡陌封疆”[8]这一当时最具有革命性的举动,其实在现实中已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商鞅的突出贡献在于,他认识到这一普遍的现实,并把它法律化,使土地买卖由非法变为合法,实现了领主土地所有制向地主土地私有制转变的合法化,在上层建筑中完成了地主土地私有制生产方式的“成人礼”。与此相联系,商鞅变法除奖励耕织之外,[9]还规定男子成年后别户而居,防止在大家庭内偷懒或吃“大锅饭”,[10]不仅让土地私有制更加确立,而且促使生产力发展。

   特别值得挑出来一说的是商鞅奖励军功的政策:“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11]这在群雄争霸的时期,对外可以扩大疆土,可以掠夺财富,对内可以激励士气,培育军事力量,是富国强兵的快捷方式。[12]但却为其埋下了祸根,使秦朝二世而斩。此是后话。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生产方式的变化必然引致法律关系等上层建筑的变化,这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中均有表现。商鞅变法的成功在于,他的变法与生产方式的变化更为契合。当然,我们不能说商鞅已经掌握了唯物史观,但由于商鞅变法暗合于唯物史观,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这是我们要谨记的。 

  

二 近代的影响


   中国最急剧最惨烈的社会变化当数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似乎已成为一个定语,圈定于中国的近代。更让中国人猝不及防的是,这一急剧变化不是发于神州之内的自家故事,而是迫于西方而来的强势猛攻。因此,法随时变的历史轨迹,却在西方的干预下或是变轨,或是停顿,或是食洋不化,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即使中国在近代的变法中唯西方法系的马首是瞻,我们还是能根据唯物史观的原理,在西方法系的母家找到它的变化依据。

   对于近代的界定,有一段话颇有代表性,特录之于下:“一五00年被历史学家普遍看作是中世纪社会和近代社会的分水岭。这一新时代的最初两个世纪的历史上非常重要,发生了一系列不同的事件,如价格革命,商业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地理大发展,新大陆殖民,世界贸易发展以及作为欧洲政治组织最高形式的民族国家的出现。”[13]这一段话不但指出了古代和近代的分界,还列举了许多巨大的时代变化,不过作者更强调商品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十六世纪同样是商业扩张的时代。天赋要素差异的扩大使贸易受到鼓舞,因为东欧的土地相对人口仍是充足的,而西欧兴起的城镇已经成为有技艺的贸易和手工业的中心。此外,来自美洲(新世界)的财富(白银)源源涌入里斯本、加的斯、波尔多、鲁昂、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布里斯托尔和伦敦等城市,养育了这一正在成长的国际市场。结果,股份公司和那些旨在应付资金筹集和风险以减少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便创立并推广开来。而后采取了另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发展一套法规以便为无形资产的所有和交换提供更有效的所有权。”[14]这里明确地指出,随着商品经济的扩大,必然地(合乎逻辑地)会带来法律的发展变化。在诺思和托马斯的这本书中,作者认为相对于当时的西欧各国,荷兰和英国是最成功的,因为“在这两个国家,持久的经济增长都起因于一种适宜所有权演进的环境,这种环境促进了从继承权完全无限制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劳动者、保护私有财产、专利法和其它对知识财产所有制的鼓励措施,直到一套旨在减少产品和资本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15]一整套适宜的法律法规,因应于商品经济而生,又反作用于生产方式,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必须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的发展,一直都伴随着法律的变化、发展、完善,特别是在欧洲大陆,当《法国民法典》在法国大革命的炮火中催生,在拿破仑的权威下分娩时,大陆法系的定鼎之作于斯完成。随后的欧洲各国,乃至亚洲、非洲、美洲的众多国家,大都以此为母本,聚集在大陆法系的麾下。[16]翻开《法国民法典》,总共三编,第一编、人;第二编、财产及对于所有权的各种限制;第三编、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17]几乎都是围绕个人权利展开,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更中性地说是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在法律上的肯认,废除了封建社会的贵族制和等级制,强调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在法律上的平等和自由,维护现有的经济秩序,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等。我们无处不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法律上的印记。

   转眼于那时的中国,商品货币关系虽然也有发展,但总体上仍属于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状态,当西方列强用强势手段打开中国的大门时,中国人才感受到近代的来临。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变法是主动积极的,那末中国近代的变法则是被动积极的。“被动积极”,这是一个奇怪的词组,却是中国近代法制变革的真实写照。我们前面提到,中国近代的变法主要的诱因是中英不平等条约中的一款条文,在此后数年引致满清政府超乎寻常的积极变法。但在此之前的百余年间,由于西方势力的入侵,不时有外国人与中国人的纠纷发生,最初还按照中国法律处置,而随着西方势力的日益坐大,遂对中国法律指手划脚,进而谋求在中国的司法特权。[18]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由英国首开其端,在与中国的丧权辱国条约中写入领事裁判权或治外法权的内容,俟后西方各国纷起效尤,使中国的法制主权饱受侵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的一句“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即允弃其治外法权。”竟燃起了晚清政府的变法热情,大量引进西方成法。因此我们说中国近代的变法是被动积极的。

   这种被动积极的变法,会产生好的效果吗?我们前面曾经说过,即使从最正面的意义上讲,西法的引进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因为西方法系是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在法律上的结晶,能促进、维护先进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完善。鉴于中国当时被动挨打的局面,鉴于中国必将会走向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的道路,先入为主的西方法系,未尝不能为将来的资本主义护航,未尝不能为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提供法律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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