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毅: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代化之路——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 次 更新时间:2022-05-10 23: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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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俊毅  

  

   [提要]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中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及其现代化,形成中国特色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之路。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与西方不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国家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在国家建设与社会建设紧密结合的民族事务复合性治理道路中推进的,民族事务治理与统一多民族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共同推进。新时代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我国加强民族事务的全局性、整体性和科学性治理,进一步实现了民族事务治理领域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的相互强化以及有效应对挑战。从整个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视野来看,国家发展应与社会发展的目标紧密结合,将国家建设与社会建设紧密结合,以不断增进各族人民福祉。

   [关键词]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国家治理;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

   基金项目: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开放性课题重大项目“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与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研究”(2020GXMGY0102)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1]。笔者以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及其现代化的经验,显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中国智慧,是中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P.64)的重要内容与体现。将这一经验上升为民族理论与政治学的学术话语,进行学术化的表述与总结,对于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自信与话语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逻辑,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看待整体与个体关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体哲学思维;秉持这样的辩证思想,在民族事务方面以文化、政治、经济、社会路径进行“复合性治理”[3]。“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念,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地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积累了把握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形成了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1],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的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有效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向现代化,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4]的中国道路的新发展。新时代,党和国家在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方面推出很多举措、行动,理论上有必要进行“中国之治”的理论总结和话语提升。笔者曾在《民族事务复合性治理战略及其现代化——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一文中提出“民族事务治理的复合性道路”的中国之治模式,指出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呈现出党政领导①下的“复合性治理”路径。这一路径具有治理现代化的共性,即从政府的管理管制转向社会多主体参与,但其不同于西方“国家与社会”二元化关系的治理模式。我国民族事务“党政领导下的复合性治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复合性、全域性的系统化国家治理行动,其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基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民族理论与民族工作,具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平等主义与实践主义特点。党政领导下的复合性的民族事务治理,是我国实现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3]

   复合性民族事务治理模式是基于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国特色的多民族国家建设道路的深度思考得出的,但是限于篇幅,在之前的论文中笔者主要说明中国之治的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模式是怎样的,而将背后关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思考及理论基础隐去。实际上,中国在民族事务方面的复合性治理道路体现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经验十分珍贵。故而,本文将专门论述中国的国家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内在机理、治理逻辑及相互关系如何影响、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代化建设路径。文章将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结合中西两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点进行对比论述。笔者以为,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同于西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国在历史上就形成了伦理型国家、文明型国家的独特治理模式,形成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结合与互相促进的整体性、复合治理特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事务治理包含这一内在逻辑。这一逻辑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中,并在当下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代化发展能够较好地应对很多民族国家都要面对的现代性危机与挑战。在复合性治理路径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铸牢,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国家与社会协同发展中得到加强并走向现代化。

   二、中国特色国家与社会关系下的共同体建设

   西方的多民族国家建设具有自身困境。这是因为,自由主义理论倾向于将每个公民假设为“理性人”,倾向于所有的公民以无差别的身份形成人民,建立民族国家;当面对不同民族身份民族的诉求时,诉诸认同政治以及在文化上的多元主义。由此,在民族问题的理论探讨方面,西方民族理论以认同、权利为主要议题,倾向于将民族问题的焦点理解为基于民族身份的文化层面的认同与政治上的权利诉求,以及基于公民身份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国家层面文化的认同。由于缺乏对于民族问题全面性认识,倾向于从政治权利、文化层面分别加以解决,以认同、权利为路径的西方民族理论与民族事务治理近年来遇到困境。我国民族事务治理是党政领导下的“复合性治理”,民族事务治理注重国家与民族的整合性、协调性,注重国家建设与社会建设的结合,是对西方自由主义治理理论的扬弃。在民族问题上,我国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与其他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需要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紧密结合,在推进国家、社会整体性进步的持续性治理当中予以解决。我国正在通过共同体建设不断消弭民族问题方面的张力,其典型表现之一就是在中华民族层面的“民族国家”建设和“56个民族层面”的多民族国家建设是并行不悖的,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所包含的国家建设与各民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社会建设是一体两面的。新时代,我国应“顺应时代变化,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1]。

   (一)中国特色的国家建设摆脱了西方国家理论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化

   1.西方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二元化传统与现实。②西方自进入现代民族国家,发展出自由主义政治体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以及社会和地方相对的自治的状态。在社会治理方面,由于基督教普遍性的社区存在、发达的社会组织、行业组织等,形成了较强的社会力量与治理经验。在西方国家,政府、社会、市场各自运行,具有自己的边界。这一方面形成了有活力的社会,另一方面也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留下隐患。尤其是从组织有序的工业化时代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西方国家经济高速运行的势头下降,移民人口增多,社会治理问题日益复杂化,分配领域、公共服务领域的诸多事务,如社会平等、种族平等、环境、医疗卫生等,愈来愈需要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合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治理无法系统地、根本地、可持续地解决某些问题。“全能型”政府固然不是治理现代化的体现,但西方追求的“小政府、大社会”愈来愈体现出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国家发展目标和诉求无法与社会需求结合,无法形成对人民美好生活要求呼声的有效回应。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这种偏离国家的伦理性,基于高度理性、法治、自由竞争的市场逻辑的国家建设机制,不但无法阻止种族之间在阶层、收入、居住、文化、观念上的分化,并且对于这种分化缺乏应对之策,从而使得鸿沟进一步加深。这对于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西方国家及政府来说,虽不是其所愿,却难以走出宿命。正如有学者所言:西方自由主义治理理论推崇在社会生活中“共治”,强调社会力量的主观能动性与市场机制对社会生活的导引和规范作用。这些理念为激活社会活力和实现“物随其流”的社会生活格局提供了可能空间。但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市场机制在引导人口、资源和技术等流动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唯利是图、治而不公、“流”而无序的困境,这正是一直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一系列社会乱象的根源所在。[5]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自由主义理念为支配体系,西方的政府与社会界限较为分明,虽然在近几十年来通过建设福利国家,国家建设与社会建设体现出一定的结合,但所为比较有限,尤其是在民族事务方面,还未能以政府为主导进行整合性治理。

   2.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整合性与协同性。中国是世界上现存的唯一文明古国,由此亦可视之为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性最强的共同体。传统中国具有家国同构、礼治天下、贤能政治、以文化之、国家与社会互构的密切关系等形成共同体的特定路径,关于中国国家起源由家族到国家的诸多研究,说明了中国作为“历时性共同体”[6]的鲜明特色。

   首先,中国国家起源具有社会伦理属性。国家与社会的密切关系从中国国家起源来讲,是具有历史传统基因的。侯外庐对“国家起源进程中的一般规律及中国国家起源的特殊性规律”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的国家起源具有“邦家”的特殊性,与希腊、罗马、日耳曼“古典的古代”国家产生过程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进行,“‘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替代了家族;亚细亚的古代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7]。

   其次,中国“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塑造了“社会中的国家”,中国古代的国家发展与政治文化,既有封建统治阶级竭力维护其自身统治的一面,也有“天下为公”“善治”“以民为本”“小康”等实现国家公共职能的政治理想。儒家文化为这一政治形态提供了稳定的文化阐释体系,儒家文化的教化思想在塑造大规模的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儒家文化的入世,对“仁政”“明君”“德政”以及“家国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强调,对团体忠诚、集体责任的倡导,使得国家这样的概念并不陌生,几乎就在身边。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国家是在社会中存在,国家与社会同构的属性非常明确与明显,中国具有家国同构的政治文化,在中国重视群体的观念中,国家并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而是和自己所属的家庭、社区一样,是不断叠加的共同体中位居最上层的共同体。由于中国人的“忠孝仁义”集体精神及其在团体中生存的哲学与智慧,使得他们将国家认同作为立人之本,尤其对于士大夫来说这是基本品德。中国国家治理的“尚贤制”传统已逾千年之久,这与“科举制度”从民间不断地选拔贤能人才进入政治体系有很大的关系。这样的人才选拔制度与官员任用制度,使得整个中国社会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有可能进入国家治理体系并以为国尽忠作为自己的责任,进而使得国家很早就形成了从阶层固化的贵族社会转变为阶层始终流动、民族持续交往交流交融的大一统“天下”。

再次,中国政治的历史基因从古到今都体现为求治、善治的特点。杨光斌指出:“中外政治学都在寻找新出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基于理性人假设的‘政治科学’已经不能解释、不能回答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难题”;“中国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以‘求治’为导向的政治学”,要考虑到“中国自古以来的‘致治’传统”;“国家治理理论的出发点在哪里呢?这里面必然有历史基因问题。换句话说,‘求治’的政治学也必须有其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基础上的研究路径或研究范式”[8]。笔者以为,中国在民族问题上的“求治”与“善治”,以中国特色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研究路径,或可得以管窥其道。中国在近现代转型过程中经历了国家与社会的脱离以及社会的离散,通过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作用改造了社会,更新与重建了包括民族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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