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洁 郭永玉 徐步霄 杨沈龙:阴谋论的心理学探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4 次 更新时间:2022-04-15 22: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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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洁   郭永玉 (进入专栏)   徐步霄   杨沈龙  

  

   1969年被誉为人类历史上“一大步”的阿波罗登月计划(Apollo-era Moon Missions)是真实的吗?英国Diana王妃的车祸遭遇只是一次意外吗?近现代以来,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被蒙上了阴谋论的阴影,进入21世纪后,阴谋论的声音更是此起彼伏,比如有传言HIV是用于种族灭绝和人口控制的人造病毒、美国政府掩盖了外星人造访地球的事实。尤其是在网络迅速发展的影响下,阴谋论常常短时间即可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这从此类主题的畅销书所受到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中可见一斑。那么种种阴谋论究竟是荒诞无稽之谈,还是揭露了“不为人知”的事实?也许这是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较为关注的。心理学家则更为关心阴谋论与哪些心理因素有关;其会对公众的心理与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基于此关注视角,心理学家展开了大量的探索。

   1 阴谋论的概念与测量

   1.1 阴谋论的概念

   阴谋论最初非心理学术语,早先在一些权威词典、政治或历史学书籍中就出现了对其概念的阐释。在《美国传统英语词典》中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被定义为有组织的密谋行动而非个人行动的理论。美国历史学家Hofstadter(1966)认为阴谋论是对重大政治(或社会)事件作出的未经证实的、不太合乎情理的说法,该说法宣称事件是权力群体或组织秘密联合策划的行动。而自1994年Goertzel发表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一文后,阴谋论渐渐进入心理学学者的视野。心理学学者多将阴谋论表述为一种广为流传的社会信念:认为有权力组织联合、协商,旨在达到不为人知、不正当目的。当然,阴谋论绝非西方社会特有的现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深藏着阴谋论的元素。如先秦纵横家代表著作《鬼谷子·摩篇》有言:“古之善摩者,如操钩而临深渊,饵而投之必得鱼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胜,而人不畏也。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又如稗官野史过去一直认为,清朝雍正皇帝可能是通过窜改遗诏而谋夺皇位的。此类阴谋论在中国历代层出不穷。综合以上表述,笔者认为在中国文化下,阴谋论是一种将某些历史或当代事件视为有权力组织或个人暗中蓄意预谋以达成其预定目的解释倾向。

   1.2 阴谋论的测量

   对于阴谋论的测量,研究者会根据关注事件的不同而编制相应的测量工具。其中较为流行的是阴谋论问卷(Conspiracy Theory Questionnaire, 简称CTQ)和阴谋信念问卷(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 Inventory, 简称BCTI)。这两个问卷都是广泛选取世界范围内典型的阴谋论作为问卷项目,要求被试评定对这些项目的同意程度。阴谋论问卷包含38则阴谋论,例题如:有些专门的政府机构试图使UFO目击者沉默。问卷是9点计分(1表示极其不可能;9表示非常肯定)。阴谋信念问卷包含15则阴谋论,例题如:Kennedy总统的遇刺是一起精密策划的密谋行动;问卷是9点计分(1表示完全错误;9表示完全正确),且问卷已在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地区广泛被使用。

   上述两种阴谋论问卷均是单维结构且存在一些缺陷:第一,除alpha系数之外,这类问卷通常无法给出其他重要的心理测量学指标;第二,即使是关于同一事件的阴谋论,在不同的问卷中表述的不同也会造成被试作答反应的偏差。第三,跨文化适用性问题。一些问卷涉及到的阴谋论,不是所有文化背景下的群体都十分熟悉。例如阴谋信念问卷中提到的“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阴谋论也许对于一些人来说十分陌生。有研究使用英国样本调查其对“美国911事件阴谋论”的态度,这显然会影响到结论的推广。

   而后来研究者编制的一般阴谋论量表似乎能够弥补上述不足,其中,阴谋心态量表(Conspiracy Mentality Scale),共12道题,且为单因素结构,量表中没有提及任何阴谋组织或团体,而是采用一般性表述,如“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不为公众所知”,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χ2/df=2.90, GFI=0.98, TLI=0.98,CFI=0.99, RMSEA=0.07),15天、1年后的重测信度分别是0.88,0.67。一般阴谋主义信念量表(Generic Conspiracist Beliefs scale, 简称GCB),共15道题。目前,无论是一般阴谋主义信念量表还是阴谋心态量表都还只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使用。而阴谋心态问卷(Conspiracy Mentality Questionnaire, 简称CMQ)则在最初英文版本的基础上,被翻译成土耳其语、德语,该问卷共包含5道题。研究者使用问卷对3个国家的7766名被试施测,发现该问卷在三种语言版本中都是单维结构。

   2 阴谋论的影响因素

   在概念界定、研究工具编制的基础上,研究者继续探讨了阴谋论的影响因素,包括人格、认知、动机、社会因素这几个层面。

   2.1 人格因素

   一直以来,大五人格与阴谋论之间的关系备受关注。研究发现在五个人格维度中,与阴谋论较为相关的两个人格维度分别是随和性与开放性,其中随和性与阴谋论负相关,这反映出阴谋论者较难与他人建立和睦、相互协作的关系。而另一个大五维度——开放性与阴谋论之间的正相关反映出阴谋论者更易于接受一些新奇的观点。然而,大五人格与阴谋论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不一致的研究结论。有研究使用一般阴谋主义信念问卷和大五人格问卷对被试进行施测后没有得到随和性、开放性与阴谋论之间的关系,反而发现尽责性与阴谋论呈负相关。研究者对此进行了解释,认为低尽责的个体不太严谨、细心的性格特征,会使得其在面对大量信息时很难进行全面地考虑、判断,进而会盲目地相信阴谋论。也有研究发现神经质与阴谋论呈正相关,这可能是由于高神经质的个体常常有不安全感,偏好穷思竭虑,进而更倾向于相信阴谋的存在。因此,从目前来看阴谋论和大五人格的关系究竟如何,可能还需更进一步研究进行深入探讨。

   阴谋论者也具有偏执倾向。偏执人格(paranoia)的主要特征是经常怀疑他人,对他人的意图、行为妄加猜测,认为他人(甚至是朋友、家人)对其有敌意,包括身体的威胁、不忠、欺骗、利用等等。以大学生、成年人等不同群体为考察对象的调查研究均发现了偏执与阴谋论的正相关关系。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是,生活中高偏执的个体会对敌意信号更敏感;倾向于将一些中性的社会互动解释为攻击性的。这种过分的自我意识及敌意归因偏见会使他们感知到周围存在充满敌意的阴谋。

   2.2 认知因素

   有关阴谋论认知因素的探讨发现了阴谋论与直觉思维、认知闭合需求之间的关系。研究者使用阴谋信念问卷及理性/经验多态问卷对990名英国成人被试进行调查,发现阴谋信念与理性思维(rational thinking)呈负相关;与直觉思维(intuitive thinking)呈正相关。这表明阴谋论者在面对大量有关事件的信息时,会更多地基于自身的直觉、经验进行判断,而不是凭借缜密的逻辑推理及对证据的评估。这一点在有关阴谋论与认知闭合需求(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的研究中也得到了揭示。研究向被试呈现了一起飞机坠毁事件的新闻报道及随后的调查证据,这些证据对事件起因的说法不一。结果发现认知闭合需求更高的被试会更迫切想要寻求事实的真相,致使对证据的审视较为疏忽而倾向于对事件的发生作出阴谋判断。

   除直觉思维、认知闭合需求之外,阴谋论还与敏感性动因觉察、合取谬误等认知偏差密切相关。敏感性动因觉察(hypersensitive agency detection)是指将不存在目的、动因的人或事物赋予目的、动因的倾向。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过度目的论(inferences of intentionality)都属于典型的敏感性动因觉察。一些研究以大学生、工薪阶层等不同群体为调查对象,均发现阴谋论与拟人论呈正相关。另一些研究则使用情境实验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实验要求被试观看一段时长1分30秒的视频,视频中不同的几何图形在方盒上方自由地移动,结果发现,阴谋论者倾向于将几何图形的移动描绘为有生命的人类活动,比如认为其展现了“三角恋”、“江湖恩怨”。还有研究则通过实验考察了阴谋论者的过度目的论倾向,研究向被试描述了12个模棱两可的场景,场景中只包括简单的人物与动作,如“一名男子放火烧了房子”。随后要求被试根据这些简单的场景进行自由联想,结果发现阴谋论者会过分夸大场景中暗藏的行为目的,如将男子的放火行为想象成一场复仇行动。

   合取谬误(conjunction fallacy)是一种在概率判断中常出现的认知偏误现象。最初由美国著名的行为科学家Tversky和Kahneman(1983)通过一项有趣的实验发现,实验中向被试描述了一名叫作Linda的31岁单身女性,她直率且聪明,大学期间主修哲学,对种族歧视和社会偏见非常关注,同时也参加过反核示威,随后要求被试对以下三种情况的概率大小进行排序:(1)Linda是一名女权主义者;(2)Linda是一名银行出纳员;(3)Linda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同时还是一名银行出纳员,结果发现部分被试判断第三种情况的概率最高,而这显然违反了概率理论的结合规则。这种在概率判断中认为合取事件的概率大于其中一个组成事件概率的现象被称为合取谬误。有研究者采用类似的情景判断问卷考察了被试的合取谬误倾向,且得到了其与阴谋论之间的相关。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不难理解,合取谬误反映出个体倾向于将不同事件关联起来,这种“判断相关”的惯性,会使得他们滑向缺乏逻辑的边缘,而最终陷入阴谋论的漩涡。

   2.3 动机因素

   阴谋论为何能够“俘获人心”?研究还探讨了与阴谋论有关的动机因素,发现在面对战争、恐怖袭击、经济危机等一系列“失控问题”时,阴谋论是满足公众秩序需求的一种途径。具体来说,一些突发恐怖袭击、经济危机等都会降低个体的控制感,这种低控制感状态会促使个体寻求真相,以将事件纳入到可预测、可控的范围。然而事实上真相的复杂性可能远远超出了普通公众现有的经验、所获得的信息,因此尽管阴谋论的解释不等同于真相,甚至与真相背道而驰,但却能够满足个体对秩序的需求。有研究者在调查中向被试呈现了近日非洲某政治家遭遇了枪击的资讯,随后调查结果显示,那些越是想了解真相以期获得秩序的公众,越倾向于相信该政治家是死于精密策划的谋杀。

   除秩序需求之外,群体合理化(group justification)是掀起阴谋论浪潮的另一重要动因。大量调查显示阴谋论者大多具有较低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且他们会对社会的发展持悲观的看法,感到社会越来越不安全,形势越来越复杂,而自己身为“小人物”又无能为力。因此用阴谋论的武器来攻击高权力者,似乎能够为自己卑微的社会地位寻得一种合理的解释。如研究者发现阴谋论者会对高权力群体产生偏见。他们在研究中使用阴谋心态量表对被试进行施测,随后列出包括政治家、资本家、犹太人在内的32个群体,要求被试评定这32个群体的权力大小、受欢迎程度及威胁感,结果发现,阴谋论者更倾向于认为越是高权力群体越不受人欢迎,且会给民众的生活带来威胁。又如研究者调查了马来西亚吉隆坡的2314名公众,发现阴谋论者会表现出对犹太人的歧视。

   2.4 社会因素

也有学者渐渐开始从社会因素的角度探究阴谋论为何能够迅速滋生、蔓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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