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军:区域国别研究方法—以俄罗斯研究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81 次 更新时间:2024-04-08 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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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军  


2022年3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举行学术报告会。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冯玉军教授应邀做了题为《区域国别研究方法—以俄罗斯研究为例》的学术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建华教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所长李自国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富景筠副研究员应邀担任对话嘉宾。报告会由美国研究所付随鑫博士主持。

以下是本次报告会文字实录:


主持人:付随鑫(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博士)

最近几周,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是大家都极为关注的话题。冯玉军教授在俄罗斯-苏联研究方面深耕多年,是国内著名的俄罗斯问题专家,有着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他与大家分享他在区域国别研究方向的心得。同时,我们也邀请到该领域的其他几位专家进行点评。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建华老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李自国研究员和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富景筠副研究员,非常期待三位代表发表高见。这次讲座将持续到大概12点,到时候三位嘉宾到时候再分享大概15分钟的精彩点评,然后希望最后有充足的时间来进行讨论。另外如果有讨论问题,先是留言板上留言到时候直接以提问的方式直接讨论。


报告人:冯玉军(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各位师友,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受社科院美国所邀请,与大家进行交流。

今天我们探讨的题目是“区域国别研究方法:以俄罗斯研究为例”。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正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的国家利益遍及全球。因此,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有着极端的重要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差异。我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更强调一般性、共通性、规律性,强调简约化;而区域国别研究则更注重特殊性、差异性和复杂性。

我认为,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任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任务是积累知识。从魏源编著《海国图志》开始睁眼看世界、了解不同文明至今,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已经有了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但我们对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认知仍然有许多知识空白需要填补。

第二个任务是学术成长。尽管近年来区域国别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说,区域国别研究仍然是一门新兴学科。鉴于研究对象过于庞杂,我们对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系统性把握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强化对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规律性的认识,促进学术的不断成长,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第三个任务是要服务决策。在这方面,要把理论研究、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三个研究维度是相互补充的,而且理论研究和基础研究更加重要,没有厚积就无法薄发。现在很多研究人员把更多精力放在写折子上,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在缺乏科学的理论框架、缺乏对于研究对象的深入理解时,有的折子不仅不能发挥积极性、建设性作用,甚至还有可能误导决策、误国误民。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都要有高度的责任意识。

第四个任务是贡献社会。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要努力传播知识、传播文明,启迪和培育全民族的心智。要更多地接受世界文明的宝贵遗产,同时把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有机结合起来,剔除其中的糟粕。

第五个任务是培养人才。当前,区域国别研究人才缺乏,存在非常大的断层。表面上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人员不少,但是真正具有深厚学养的复合型人才并不太多。我们的研究人员,无论是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外语水平、在地研究经验,都还有很多需要去补充去完善的地方。所以,加强区域国别人才培养,非常重要。

目前,还有一些因素制约着区域国别研究的深入推进。

第一个因素,是陈旧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误区依然大范围存在。思维误区是一个长期积累、见怪不怪的大问题,尽管我们很多人口头上在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等,但是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没有被切实运用到研究实践里边。那些僵化、狭隘、陈旧、教条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辩证法,仍然在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的头脑里边占据主导位置。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刻舟求剑、杯弓蛇影等不同形式的认识论误区,仍然在相当大的范围上存在着。

第二个因素,是“伪命题”丛生,比如说石油峰值论、马六甲困局等等。这些在社会上甚至是学界广泛流传的东西,其实都禁不住推敲,都是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伪命题。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阴谋论也广泛存在。只要是解释不清楚的问题,我们就把它归结为阴谋。还有就是双重标准,针对着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我们的研究标准是不一样的。所有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制约着区域国别研究的深入推进。

第三个因素,是在近些年中国的国际关系、包括区域国别研究中存在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去历史化”。我们的不少研究人员缺乏对历史的系统性认知,甚至连研究对象的历史史实都了解不够。在缺乏对历史发展的总体把握的情况下,怎么能够把握现在、怎么能够展望未来呢?可以说,“去历史化”是当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包括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我2020年在《现代国际关系》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对深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方法论思考》的文章,里面重点谈到了这个问题。最近有一些微信公众号在转载,我想也可能是引发了大家的一些共鸣和反思。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

第四个因素,是近年来智库建设热当中出现的一些乱象。我们知道,近年来国家非常重视智库建设,无论是在科研投入、人才培养、研究成果采纳方面,都采取了很多前所未有的积极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智库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我觉得在这些年的“智库热”里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方面,同质化现象严重。基本上都是搞对策研究的,缺乏厚重的理论研究与基础研究,结果导致大量的研究成果是低水平的重复;另一方面,由于“货币超发”,带来了相应的“通货膨胀”和“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

说到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论,我从事俄罗斯问题研究将近30年时间,一个核心体会是,首先是要建立一个多维的研究框架,要把研究对象放在一个由四个坐标轴共同组成的立体空间里面来加以看待。第一个是历史发展,要把研究研究对象放在历史长河里面加以观察,不能仅看一时一事;第二个是世界比较,要把研究对象置于整个世界体系里加以思考,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它的位置;第三个是中国国家利益。在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核心行为体的条件下,中国学者的研究当然要将维护和拓展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当然,对于什么是当前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我个人认为,中央的决策其实非常清晰,那就是在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四个坐标轴,是人类共同价值。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站在人类的进步一边,是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立身之本,也是学者观察和研究对象地区和国家的重要参考系。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研究对象放在由这四个坐标轴共同组成的立体空间里边,我们就可以把握它很多的侧面,看到它的全貌,而不仅仅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研究方法是要学会换位思考。著名美籍华裔社会学家许烺光先生在他的名著《美国人与中国人》里曾经说过,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一定要学会去换位思考,学会作为一个边缘人去思考,学会在他者和我者之间实现互相转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者。

第三个方法是要实现跨学科的研究。区域国别研究本身实际上就是一个交叉学科,无论是一个地区,还是一个国家,都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安全等诸多领域,哪个领域你都要去了解。我个人是反对区域国别研究学者把自己局限于一个狭窄的研究领域里的,比如说只从事某国经济问题或者内政问题的研究。我想,如果一个学者只是从事某个地区或国家一个方面的研究、而不是把它整个国家吃透的话,那他就不会对研究对象做出整体性的判断,而且他在自己所从事的那个狭窄研究领域所得出的结论也往往是片面的、不可靠的。

跨学科研究方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人物,就是徐志摩。大家都知道是他是著名诗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在英美接受过非常好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专业熏陶。徐志摩1925年去欧洲旅行,写下了著名的《欧游漫录》。他通过在苏联的实地考察,以诗人的敏感和深厚的经济学、政治学积淀揭示出了苏联社会发展可能出现的问题。他在莫斯科参观了列宁墓后,对于苏联人的社会改造运动做出了自己的评价。他说,“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在之后的十数年间,+苏联社会在农业集体化、大清洗过程中受到的严重创伤,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应验了徐志摩当年的判断和预言。

第四个方法就是一定要打破历史和现实的隔阂,就是刚才讲的不能就事论事,一定要把所观察的对象放在历史长河里边来加以看待,你才能把握住它,才能够认识到它现在的发展,预测它未来大的发展趋势。当然,我们不是风水先生,不是做非常具体事件的预测,但是把握大的战略发展趋势是可以做到的。

第五个方法就是创新。对于区域国别研究学者来说,我觉得有以下几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是要改变原来以往只重文本解读、轻数据佐证、轻田野调查的作法。当然,这不是说不要文本解读,而是说绝对不能止于文本解读。我们需要把更多的数据找出来,你看它说的和它能够实现的当中究竟有多大的落差。同时要强化田野调查,去实地了解你的研究对象。当然,真正的田野调查绝不仅仅是找一些专家学者来座谈一下或者走马观花式地走访一些政府部门。真正的田野调查需要深入到对象国的社会中去,去了解其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人们的所思所想。只有把文本解读、数据考证和田野调查有机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实现研究方法上的创新。20世纪20-30年代,有不少欧美学者对苏联社会发展模式寄予了厚望并到苏联进行了实地考察。如果我们把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安德烈·记德的《访苏归来》,约翰斯坦·贝克的《俄国记行》以赛亚·柏林的《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进行一个比较研究,其实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这些人有的是名作家,有的是名记者,有的是大学者,看看他们是怎么来搞田野调查的,相信对我们会带来很多启示;二是要听其言、观其行、察其心。无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美国、俄罗斯还是日本,我们都不仅要听它说什么,还要看它做什么,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我们的研究和分析判断出它的战略意图和政策实质;三是要用第三只眼来观察你的研究对象。我是研究俄罗斯的,但是我不能只看俄罗斯的资料、只盯着俄罗斯专家学者的观点。我也要更多的关注美欧日、俄罗斯的一些重要邻国如波兰、芬兰、土耳其以及原苏联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从更多元的视角加深对俄罗斯的理解。我这些年来的一个体会是,通过用第三只眼睛来观察俄罗斯,通过与不同国家俄罗斯研究学者的交流,通过兼容并包地汲取他们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可以让我对俄罗斯的认知更加丰满、更加立体、更加切合实际。

第六个方法,是要把握好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结合。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在宏观层面一定要看清楚大的趋势,就像在晨光当中的九曲黄河,当我们忽略掉那些细微的东西时,就可以看到黄河在晨光的照射下奔流向海的大的走向;而在需要关注细节时,我们就不能走马观花,稀里糊涂。。如同一个蒲公英花球,平时我们根本就不会去注意。但当我们俯下身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在蓝天的映衬之下,一个小小的蒲公英花球会是那么美丽,那么多的小伞随风一吹就会飘散开来。正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所以说,“宏观看趋势、微观重细节”特别重要。当然,要把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

第七个方法,对于区域国别研究来说,层次分析法还是非常适用的。以俄罗斯研究为例,我们既要把它放在国际体系当中来加以看待,放在不同国家的互动过程中加以分析,也要看到俄罗斯的国内社会,看到俄罗斯的政府结构,看到俄罗斯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看到利益集团因素,看到俄罗斯决策者的性格、价值观念等个人因素对于俄罗斯的影响。层次分析法可以让研究者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如果我们把国际体系、国家、社会、个人等不同层次分析得很清楚,那么对于深化对对象国的认知是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的。

在俄罗斯—苏联研究方面,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书籍,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其中有美国的埃娃·汤普逊写的两本书。她本人是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但是她把俄罗斯文学与俄国文化、俄国历史、俄国的帝国意识等结合起来,非常有启发性。一般认为,俄国文化主要是受到东正教的强烈影响的。而汤普逊在她的《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中特别强调,蒙古对俄国长达200多年的统治对其历史发展包括文化意识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蒙古萨满教与东正教神秘主义相结合所产生的俄国文化当中的“圣愚”现象,为我们揭示了俄罗斯文化另外一个原来不为人知的方面。《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深刻地阐述了俄国文学中的“帝国意识”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大家都知道,在二战结束以后,英法这些老牌帝国的殖民主义受到了非常强烈的质疑和反对,在思想文化领域和现实国际政治中都受到了比较彻底的清算。但是,俄国作为一个大陆性扩张的体制,它通过蚕食鲸吞的方式来对其陆上周边邻国进行殖民的做法其实并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也没有进行深刻的反思。而在俄国文学当中,却有很多的作品都是歌颂不同时期俄国的这种扩张的。汤普逊的这两本书视角新颖,对中国的俄罗斯问题研究有着很好的启发作用。

此外,还有首都师范大学林精华教授所著《误读俄罗斯——中国现代性问题中的俄国因素》以及华东师范大学田全金教授的《启蒙·革命·战争——中俄文学交往的三个镜像》和陈建华教授的《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国》,都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解析中俄关系的发展。当然,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张建华教授以及其他很多同仁的著作,都值得参考。

以上就是我对区域国别研究方法的一些粗浅理解。

接下来,我想尝试着结合上面说的这些研究方法,来对苏联解体30年、特别是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的发展做一些解剖和分析。

普京统治俄罗斯已经20多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主要做了两件事情:政治上,通过打击寡头干政、强化超级总统制、建立七大联邦区、压制反对派等方式重塑了以“主权民主”为旗号的垂直权力体系;经济上,以2003年“尤科斯事件”为肇始,之前以大规模私有化、减少国家干预、促进社会市场经济发展为要旨的制度环境就逐渐改变,并让位于以国家资本主义为核心的新经济体系。

垂直权力体系的日益强化不断改变着俄罗斯国内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生态,并对经济发展构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实际上,俄罗斯经济的较高速增长在2008年就已经基本结束。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俄罗斯政府提出的发展构想基本化为泡影,在危机后的2010-2019年,俄罗斯经济年均增长率不到2%。而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俄罗斯经济更是进入了一个加速下滑阶段,从2014-2020年,俄罗斯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只有0.35%。2021年俄罗斯的GDP不到1.7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中排名第11位。可以说,从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结束的2008年至今,俄罗斯GDP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和排名都在下降。尽管普京在竞选总统时多次承诺,要在XX年让俄罗斯进入世界经济前五强,但这些美好的许诺都没有实现。

更为重要的是,在苏联解体30年之后,俄罗斯经济经历着持续的“去工业化”过程。也就是说,由于投资不足、设备老化、人员流失、既有产业链断裂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苏联时期建立起来的尽管相对粗糙、但完备齐整的工业体系多年以来在加速衰败。与此同时,俄罗斯也没有赶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多年来,俄罗斯与世界经济体系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简单的买卖关系,就是出售资源和原材料、然后从其他经济体进口工业制成品。可以说,俄罗斯经济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结合度其实是非常松散的,它对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也是相对有限的,而这种松散关系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俄罗斯对全球化进程并不太大的兴趣,对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价值链态度冷淡。

这些年来,俄罗斯经济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能源依赖性经济,它的出口收入和财政收入更多的是依赖能源出口。而现在,随着新能源革命和全球能源转型的加速推进,俄罗斯的能源工业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和风险。世界能源工业基本上由资源、资金、技术、市场四个要素组成。但现在俄罗斯除了资源之外,缺资金、缺技术、缺市场,这还是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的情况。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西方对俄罗斯实行了前所未有的严厉制裁。美国已经决定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欧盟也决定到2027年基本上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可以看到,俄罗斯赖以生存的能源工业也面临着越来越强大的挑战。

在科技方面,尽管在不少人的印象里,俄罗斯仍然是一个世界科技强国,但是如果我们认真看一下数据,就会提出很多与我们传统印象不一致的认知。202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主要科技大国的科技研发投入分别是:美国5111亿美元,中国4519亿,日本1657亿,德国1188亿,韩国777亿,法国624亿,英国478亿,而俄仅有373亿,略高于意大利的299亿和加拿大的257亿。2019年,俄罗斯的科技研发投入强度只有1.1%,排名世界第34位,远低于以色列的4.25%、韩国的4.24%、瑞士的3.37%和瑞典的3.25%。同年,俄科研人员人均研发投入只有9.3万美元,位列全球第47位。排名第一的瑞士为40.67万美元,其次是美国和中国。

众所周知,投入决定产出,科技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研发投入。在研发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期待俄罗斯科技仍然会突飞猛进、仍然会保持世界科技强国的地位呢?在研发投入存在如此巨大落差的情况下,俄罗斯想保持世界一流科技强国地位几无可能,这在一系列全球公认的国际排行中得到了验证。在汤森路透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研精英》排行榜中,来自俄罗斯的科学家总人数多年未能入围前1O位。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俄的综合竞争力仅处于世界中等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德国、瑞士等欧美强国和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与中国也存在较大差距。2019年,俄专利申请数量只有美国的1/16、中国的1/38。而在2022年世界大学综合排名(QS)中,俄只有莫斯科大学进入百强,排名78。

尽管俄罗斯经济发展存在诸多短板,但俄罗斯毫无疑问仍是当今国际体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行为体。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俄罗斯是世界上外交谋略与外交手腕最强的国家之一。恩格斯曾经说过,“对外政策,毫无疑问是沙皇政府所擅长的、而且是非常擅长的一个方面”,俄国外交家曾使俄国的边界潮水般向外扩展,他们的作用“超过了俄国所有的军队。”

我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印象,在目前的区域国别研究队伍里,特别是一些青年研究人员,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国际关系著作阅读非常很少。我还记得我在吉林大学读硕士的时候,当时我们吉大的副校长申晨星老师专门开过一门“马恩经典史学著作选读”的课。我个人从中学到的不仅是史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其实,马恩的史学著作很多也是与国际关系、区域国别研究相关的。关于俄罗斯问题研究的,我特别愿意给大家推荐以下几本——《18世纪外交史内幕》、《沙皇俄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中国与英国的条约》、《俄国的对华贸易》,《土耳其问题的真正症结》等等,这些著作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化对俄罗斯这个国家的认知。

下面我简单地谈一下俄罗斯外交的主要特点。

第一点,俄国人对于外交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什么叫外交?在他们看来,外交就是以利为先,就是以非战争的方式把别人碗里的东西拿到自己碗里,这就是外交的本质。

第二点,俄罗斯外交是有着大战略的,它不仅考虑一时一事之得失,更关注全局性的统筹与谋略。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从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到1945年40年的时间,俄国在远东的大战略就是把日本从明治时期积累起来的对外扩张能量,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引向其他方向,让日本南下,而不是北上。为了贯彻这个大战略,俄国在远东韬光养晦了40年,同时想方设法挑动日本同中国、美国争斗,直至最终借1945年出兵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报了一箭之仇,恢复了当年俄日战争中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失去的众多利益。

第三点,俄国外交的根本内核是实用主义,既看中“面子”也看中“里子”,只要能够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它会迅速调转船头,不惜改变以往的外交立场,明知是权宜之计,也会“与狼共舞”。在这方面大家回想一下,1939年苏联和纳粹德国签署“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协定”,用瓜分波兰、侵吞波罗的海三国、侵吞比萨拉比亚和摩尔达维亚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所谓的国家利益,来谋求缓冲地带。今天在乌克兰同样也是这种由头,也是这种口号。

第四点,俄罗斯外交不钻牛角尖,绝非“一根筋”,善于围魏救赵、声东击西。最典型的是,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当中失败以后,俄国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倡导在欧洲韬光养晦,同时转身东进,借中国国内爆发太平天国运动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机会,仅靠着三寸不烂之舌来充当调停者的方式,就诱使清政府签署了“中俄爱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等不平等条约,不战而屈人之兵,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地侵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第五点,俄国外交善于利用矛盾、借力打力,善于以居中调停来坐收渔翁之利。这方面有很多的例证,时间关系不再多讲。我只想引用一下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他说,“俄国外交总是在尽力设法避免战争,只是把它当作万不得已的手段,并且只是在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进行战争……俄国外交宁愿利用其他强国的互相矛盾的利益和贪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唆使这些强国互相倾轧,从它们的敌对关系中坐收渔利。” 第六点,俄国是一个满腹狐疑的国家,对外部世界充满了不信任感,这也就决定了俄国对盟约关系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立场,决定了它从来就不是可靠的盟友。我们大家都知道,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俄国只有两个朋友,那就是我们的军队和舰队。”我觉得,这句话一语道破了俄国人的世界观以及对同盟关系的态度。一个非常经典的例证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当年在被迫于拿破仑法国缔结《提尔西特和约》时,曾给其母亲写信说道:“与拿破仑的同盟只是改变了同他斗争的方式。为了能够获得自由喘息的时间并增强我们的手段和力量,俄国需要这个同盟。……因此我们要机密从事,对我们的武装和准备不要声张,对我们心怀不满的那些东西不要公开反对……”“我们要尽一切努力证明俄国与法国这个可怕巨人的亲密联盟是真诚的,直到我们能够冷静地观察法国倒台的那个时刻。最明智的政策就是静观其变,等待合适时机采取措施。”这就是俄国沙皇与自己的盟友刚刚签署完盟约的真实心态。

第七点,俄国有着浓厚的“弥赛亚思想”,试图作为“第三罗马”来拯救世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东正教和“世界革命”都曾经是俄罗斯对外战略的意识形态工具。在这些旗号下,俄国曾以“解放东正教信徒和斯拉夫同胞”的名义深度介入巴尔干事务、与英国争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遗产,并最终以萨拉热窝的枪声而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苏联也曾将“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作为推行对外政策的工具,试图以“世界革命”维护安全、扩展影响;俄罗斯还非常善于用这种意识形态的旗帜,在其他国家内部培植亲俄势力。近年来,俄式保守主义又在全球范围内积极争取同道,而且赢得了特朗普、勒庞、欧尔班等一大批右翼人士的垂青。这也再次印证了恩格斯的英明论断:“俄国外交巧妙地蒙骗了欧洲的两大资产阶级党派。俄国外交,也只有这种外交,被容许同时既是正统派又是革命派,既是保守派又是自由派,既是传统派又是开明派”,因此,“俄国外交家对‘有教养的’西方所怀的藐视,是可以理解的。”

第八点,它的外交决策机制的高度整合,决定了其外交行动的高效率。当然这种高效率,它的后果也是两方面的:如果决策正确,那么毫无疑问会提高对外战略的整体收益;但是如果做出了错误的决策,比如说1979-1989年的阿富汗战争,比如说这次的俄乌战争,那么就会给国家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第九点,俄国外交从来不是单打一的“部门性事务”,而是外交、情报、军事、宣传和人脉关系等不同手段的综合性运用。特别是从2014年以来,俄罗斯非常积极地运用混合战争这种手段来谋求战略利益。所谓混合战争,就是把信息战、心理战、情报战、特种战、网络战、金融战、制裁战、代理人战争各种手段混合的运用,以低烈度的军事冲突配以高强度的军事讹诈和外交谋略、以最低成本来达到最高收益的这种新型战争形态。说实话,如果俄罗斯在2月24号没有全面出兵乌克兰,而是止步于在2月21号承认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所谓“独立”这一节点的话,那么它就又用混合战争的方式在重建帝国的道路上再下一城了。

第十点,善于用人,敢于用人。沙皇时期,有很多的欧洲冒险家都在俄国宫廷里服务,都在为俄国拓展其帝国利益而效力。叶卡捷琳娜二世等俄国沙皇本身就是外国人,而斯大林也是格鲁吉亚人,但是这些人在成为俄国最高领袖之后,他们为俄国拓展利益的决心和手段,甚至比俄国人自己还要强大。俄罗斯对自己外交官的使用也比较放得开手脚,在业务上鼓励其熟悉对象国的语言、文化和民族心理,在政治上鼓励其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底线下敢于作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必事无巨细层层汇报。此外,俄国善于在对象国提前选人布局,寻找甚至培植合作对象,这从俄罗斯在特朗普身上所做的工作就可见一斑。

第十一点,俄国的力量不在于它的强大,而在于它的虚弱。乍听起来不好理解,实际上,俄罗斯外交不善于守成,却往往会出其不意,反败为胜。大家都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纷纷解体。其他三个帝国基本上就此一蹶不振,而俄国却在经历了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之后,通过成立共产国际并推进世界革命的方式,在不长的时间内又基本恢复了沙皇俄国的势力,并以苏联这一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俄国的影响力不是来自于它的建构能力,而是来源于它的解构能力。俄国很难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建构一个稳定的地区秩序或者国际秩序,但是它却可以用不同手段去解构这种秩序。

下面我们来谈一下当前的国际热点——俄乌战争。

我认为,俄乌战争绝不是一个偶然、孤立的事件。看待这场危机,我们不能就事论事,要把它放在整个“后苏联空间”乃至欧洲的治理空间里加以考察。实际上,当下的俄乌战争并非从今天始,它是自2008年俄格战争以来俄罗斯复兴帝国战略的重要一环。

俄罗斯要通过这场战争达到什么目的?我觉得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目标,是运用起初的混合战争以及后来的全面战争的手段,逼迫乌克兰回到俄罗斯为它所设计的战略轨道,打消乌克兰独立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对外政策的努力。

第二个目标,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借陈兵俄乌边界,策应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的战略行动。2022年新年伊始,哈萨克斯坦就爆发了一次历史性的事变,统治了哈萨克斯坦30多年的纳扎尔巴耶夫最终失去了手中的所有权力,哈的对外政策重心重新向俄罗斯倾斜。哈萨克斯坦这场里应外合的政权更迭之所以如此顺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借陈兵俄乌边界,吸引了美国、北约的几乎所有注意力而实现的。

第三个目标,是要通过战争的方式“逼和”美欧,改变冷战结束以来所形成的、俄罗斯认为对它极其不利的欧洲安全秩序和安全格局。

第四个目标,是借制造地缘政治冲突扰乱国际市场,对冲新能源革命、新工业革命和全球能源转型对俄罗斯经济甚至是政治稳定所带来的严重冲击。试想一下,如果哈萨克、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其他原苏联国家的油气、粮食、金属矿产以及工业体系重新被俄罗斯掌握在自己手里边的话,它影响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和重要战略资源的能力不就大大上升了吗?俄罗斯不也就可以相应对冲全球能源转型和新工业革命对它的冲击了吗?俄罗斯的权力精英不就又可以坐拥自然资源而保持政治稳定了吗?

那么战争的背景究竟是什么?

在俄罗斯看来,北约的不断东扩和乌克兰谋求加入北约是战争爆发的根本诱因。但是这里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澄清。

一是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已经成为主权国家,有权独立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决定自己的对外政策走向。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毫无疑问侵犯了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利益。

二是,以战争的方式解决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毫无疑问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准则。

三是,违背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苏联解体之后签署的所有双边关系基础条约中规定的“相互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条款。也违背了当初为换取乌克兰交出核武器所签署的“布达佩斯协定”。

俄罗斯发动这场战争,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源于两个深层次的因素。

从历史层面讲,俄罗斯战略文化基因是其对乌作战的宏大历史背景。在莫斯科公国从公多罗斯国家中脱颖而出并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过程中,与周边民族的争战特别是蒙古帝国对其的统治使俄罗斯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安全观”,它促使俄国总是试图在其周边地区获取“缓冲地带”。而随着“缓冲地带”的扩大,它就日益感到“更不安全”。在这种观念循环的作用下,俄罗斯的领土不断“潮水般地”向外扩张,同时也给其各个方向的邻国带来了巨大地缘政治冲击。1939年,苏联就是在防范“未来可能的威胁”旗号下,与纳粹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与德国共同瓜分了波兰并独自占领了波罗的海三国以及比萨拉比亚和摩尔多维亚。之后,又发动了对芬兰的战争,割占了卡累利阿等地。

从现实层面看,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战略形势的判断是俄在后苏联空间“重整旧河山”直至对乌发动军事行动的现实根源。2000—2007年,俄罗斯借助高油价实现了较快经济增长,而美国则在2008年遭遇金融危机。普京由此做出了“俄罗斯已重新崛起、美国将不可遏制衰落”的判断。而近年全球疫情蔓延更让俄罗斯认为世界秩序加速碎片化,俄罗斯应利用“无规则游戏”加速在后苏联空间恢复主导权。于是就相继出现了2008年的俄格战争、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和乌东地区冲突、2021年俄白联盟国家的全方位推进、俄借美国撤军阿富汗在中亚安全影响力上升以及2022年1月的哈萨克斯坦事变。由此可以看到,俄对乌发动军事行动绝非孤立事件,而是其重建帝国战略的重要一环。

俄罗斯的咄咄逼人,反映的不是它的强大,而是它的虚弱。

我刚才讲了俄罗斯的去工业化,讲到了俄罗斯没有赶上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讲到了俄罗斯的能源产业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危机,讲到的了俄罗斯的科技的逐渐的没落。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换位思考,如果你作为普京会怎么想?其实他内心是非常焦虑的。在世界其他大国都在迅速实现、甚至在另一个更高层面发展的时候,俄罗斯的经济却在持续衰败,军事实力与美国等世界大国相比也在不断拉大。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怎么才能保持住自己的国际地位?普京如何能够实际长期执政到2036年的目标?我想,这是时刻萦绕在他脑海中的问题。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近两年在国际疫情不断蔓延的情况之下,普京试图利用国际进入大乱局的机会,趁着其他国家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俄罗斯已经不再是一个世界一流强国、除了战略核武器之外其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二流国家的这种时机,采取各种方式尽可能地获得更多的地盘,掌握更多的自然资源,以此保住一个他们心目当中的生存空间和经济支柱。

俄乌开战以来,战局进展并未如俄罗斯预想的那样顺利。以下因素的综合作用将影响俄乌战争的结果。

首先,俄罗斯综合实力下降和大国雄心之间的巨大落差。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恢复世界大国地位,特别是保持对“后苏联空间”的主导性影响。然而,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在经历了2000-2007年的恢复性增长后,近年来进入了一个持续下行区间。当下,俄罗斯GDP排名世界第11位,相当于美国的7%;科研投入排名世界第10位,相当于美国的7%;军费开支名列世界第8位,相当于美国的6.4%。尽管近年来俄罗斯煞有介事地宣扬其在军事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果,但与世界大国相比,其有限的军事预算、整体萎缩的工业制造体系恰恰反衬出了其故作强大背后的相对虚弱。

其次,是俄罗斯国内因素的制约。俄主动促使俄乌冲突升温,重要考虑就是刺激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转移民众对生活境况和治理失效的不满、抬升2024年的总统大选选情。但在2014年克里米亚入俄后的民粹效应降温之后,一场新的局部战争将对俄国内构成巨大的冲击。经济衰退、民生艰难和政治高压将引发社会不满,动摇普京主义治下的“稳定和成功”。开战以来,俄国内反战情绪逐渐高涨,多地爆发大规模反战示威。回顾俄国历史,俄罗斯在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1905年俄日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利都引发了国内政治的颠覆性变化。在当今国内政治暗流涌动的背景下,执政当局不能不顾及民意当中广泛存在的反战情绪。

第三,乌克兰在战争中展现了今非昔比的战斗能力和高度的国家意志。尽管乌克兰历史上存在着较明显的民族和文化分野,但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乌克兰人的国家认同有了明显的增强,乌克兰政府进行了认真的军事改革和现代化尝试,乌军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升。在此情况下,俄对乌并没有出奇制胜、摧枯拉朽的完全把握。

第四,俄罗斯面临着日益增强的国际压力。战争爆发后,美欧以及世界多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泛支持:政治上,在不同场合多次支持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俄对乌军事行动;经济上,美欧英日甚至中立国瑞士都对俄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强力制裁,这将对俄经济形成重创;军事上,美国及其他北约成员国近来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北约也向东欧地区派投放了军事力量,对俄实施军事威慑。

受上述因素影响,俄乌战争绝不会重复2008年俄格战争和2014年俄吞并克里米亚的场景。俄罗斯无力全面占领乌克兰或者沿第聂伯河“划江而治”,能否完全占据顿巴斯、哈尔科夫以及赫尔松等乌东南部地区也尚未可知。但无论战局如何,俄罗斯都已经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失败了,其国际形象进一步受损、国际环境大幅恶化、经济发展困难重重、国内政治也存在诸多变数。

俄乌战争开始后,西方甚至一些传统的中立国如瑞士、芬兰等都向乌克兰提供了坚定的政治、道义、经济和军事支持,并对俄罗斯施加了前所未有经济制裁和政治批评。对俄制裁从冻结资产、出口管制、限制融资、把俄罗斯一些重要银行剔除出SWIFT、取消俄罗斯的贸易最惠国待遇,直至能源禁运。目前美国已经明确表示停止从俄罗斯进口油气和煤炭,欧盟也提出2022年把自俄天然气进口压缩2/3,到2027年基本摆脱对俄能源依赖。早就引发各方争议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已经停止认证,甚至有可能完全无法投入运营。欧洲国家正在采取各种方式来寻找新的能源替代。随着一系列替代政策的出台和落实,欧洲国家大规模地降低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是完全有可能做得到,而这对于俄罗斯能源产业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我相信,这是完全出乎俄罗斯执政精英团队预料的。可以看到,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下,“低位政治”正在迅速让位于“高位政治”,经济联系、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已经远远比不上对于安全问题的关切。

俄乌战争产生的影响是多方位、大纵深、历史性的。

从直接影响来说,俄乌战争已经导致国际大商宗品市场价格暴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股市下跌,这毫无疑问会加剧全球性通胀,给全球经济复苏增加困难。而粮食、能源等商品的供应下降和价格上涨,也将给世界诸多国家和民众带来极大的困扰。

就俄罗斯来说,无论战局最终结果如何,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已经失败了。政治孤立和经济制裁将使俄罗斯遭遇自苏联解体以来前所未有的系统性重创,俄罗斯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将进一步下滑,其国内发展进程也可能面临重大转折。

就乌克兰来讲,战争给它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和创伤,多座城市在战火中化为瓦砾,据估计有会1000万人沦为难民。但近一个月来的战事也表明,这场战争也将是乌克兰浴火重生的一次洗礼。曾经长期困扰乌克兰的民族与地区差异在战火中得以弥合,乌克兰民众的国家认同迅速提升。战后,乌克兰将进入重建阶段,加入欧盟的谈判已经被双方纳入议事日程。未来,乌克兰将作为欧洲的一部分开启新的历史进程。

就俄乌关系而言,这场战争是曾经拥有复杂历史与文化联系的两个国家的历史性切割。正如赫鲁晓夫的曾孙女在接受采访时所说,乌俄两国间的密切关系已经结束了,“现在乌克兰绝对是乌克兰了。普京说西方正在让乌克兰反俄,但事实上,他在让乌克兰反俄方面所做的努力比美国的任何宣传都要多,因为你不可能用炸弹让一个国家爱上你”,“乌克兰现在作为一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俄乌战争是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来欧洲乃至世界发展的一道分水岭。其战略影响可能体现在欧洲和全球两个层面:

就欧洲地区而言,一道“铁幕”正在重新落下。冷战结束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努力会在相当长的时段里面打上何止符,俄罗斯与欧洲关系长期不睦但仍可以勉强维持的状态将会结束。在俄罗斯政治上被孤立、经济上遭制裁的情况下,俄罗斯是会重建帝国还是沦为“孤岛”?是成为“帝国式的孤岛”抑或“孤岛式的帝国”,这一切都需要高度关注。

从全球层面而言,世界是否正面临“重新阵营化”的风险,会不会形成以俄罗斯及其伙伴为一方、美欧以及其他国家为另一方的“集团对抗”?在联合国安理会效力削弱、难以在重大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实质作用的情况下,以雅尔塔体制为基础的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五常“否决权”规则是否将经历改变?在经济领域,是不是存在出现“两个平行市场”的可能,俄罗斯等国被隔离于世界经济主流体系之外,而美欧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另起炉灶,形成一个内部“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的大市场?这一切,都将对世界发展带来历史性的深刻影响,值得世人紧密关注、深入思考。


(文字整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2019级舒娅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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