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理解与应对: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南北差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2 次 更新时间:2022-03-16 22:58:16

进入专题: 东北振兴   新发展格局   南北差距   老工业基地   双重路径依赖  

李培林 (进入专栏)  

  

   提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凸显的区域发展的南北差距,与我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区域发展的东西差距,在性质、特征和原因等方面都完全不同,其症结是对重工业、资源性产业和国有经济、单位制的“双重路径依赖”。这种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双重路径依赖”,对东北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后工业化转型都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从国际经验看,老工业基地的转型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有力的举措和足够的耐心。本文提出建立东北“制造业转型创新示范区”作为突破口,推动东北振兴,防止产业结构调整和后工业化转型中过早的“去工业化”。

   关键词:东北振兴  南北差距  老工业基地  双重路径依赖

  

   近两年来,“新东北现象”或者说“东北衰落”成为学术界和社会重新关注的热点,关于“东北振兴”的呼声也日益强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2020年的十年间,我国总人口仍处于增长阶段,从13.4亿人增加到14.1亿人,但全国有6个省区出现了人口负增长,而东北三省排在前面,黑龙江减少600多万,吉林减少300多万,辽宁减少100多万,同时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省份由上海转为辽宁。常言道,“人往高处走”,人口的流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风向标。这种人口流动的变化,意味着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南北差距的问题日益凸显。造成这种新的南北差距的症结是什么?如何理解新南北差距加深的影响因素?东北振兴的出路和突破口在哪里?这些都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

   一、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的演变:从东西差距到新南北差距

   相比较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区域发展的东西差距,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产生的南北差距,或称新南北差距,可以说是一个新现象。换言之,东西差距的历史可以追溯上千年,而新南北差距问题的出现也就几十年。

   (一)我国历史上区域发展的东西差距

   黄河流域是我国农业开发最早的地区,也是古代全国人口集聚之地。至汉代,中原地区仍然是全国政治、文化的重心。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分裂时期,由于北方长期战乱,人口大规模向南方迁移,有力推动了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使江南成为全国新的经济增长中心。进入隋唐,以江南为代表的南方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至此,中国古代区域城市空间分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基本的经济区。随着江南经济地位的上升和关中经济地位的下降,全国经济格局迅速发生重大变化。历史学家林文勋(2001:4—5)总结说,“经济重心由北向南的转移,实际上也就是经济重心自西向东的转移,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调整和转折,由此形成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西部大大落后于东部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局面”。所以“春风不度玉门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当时区域发展差异的真实写照。在我国的各种历史文献中,关于区域发展东西差距的记载比比皆是。从这些记载看,我国文人对于东西发展差距的认识至少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所以,我国历史上自隋唐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一般说到区域发展差距,就是指东西差距;当说南北差异时,更多地是说文化和性格的差异。对于历史上形成的东西发展差距的解释,也一直众说纷纭。虽然这种东西发展差距长期存在并延续至今,但如何解释这种差距并无定论。20世纪30年代,我国地理学家胡焕庸于1935年提出划分人口密度的瑷珲—腾冲线,也称“胡焕庸线”。这条从黑龙江瑷珲到云南腾冲的45度斜线,把中国划分成东南和西北两大部分,其人口聚集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相匹配:这条线的东南,以36%的国土聚集着96%的人口;而西北以64%的国土,分散着4%的人口(胡焕庸,1935)。令人惊奇的是,这条分割线,在历经80年的城镇化和各种人口迁移之后,其人口分布的涵义似乎仍然未变。中国科学院的地理学家基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测量,发现这条线东南部人口仍占全国总人口的94.1%,西北部占5.9%(李培林,2015)。事实上,瑷珲—腾冲线与我国近代发现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基本重合,是我国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在农业社会中,降水和气候对农业的影响巨大,所以也对经济发展和人口聚集产生巨大影响。

   (二)一百多年来我国区域发展东西差距的变化

   近代以来,我国区域发展的东西差距大体经历了三个有显著特征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近代肇始到新中国成立,是东西发展差距急速扩大的阶段。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缺口,击垮了长期的封闭状态,同时海运和国际贸易发展起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和贸易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也成为近代区域经济发展东西差异的重要原因(何一民,2006;张永帅,2010)。1920—1950年的30年间,在海运经济的刺激下,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城市快速兴起和发展。这种东南沿海地区快速发展的格局,进一步加强了我国区域发展的东西差距。

   第二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是大规模调整区域工业布局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在西方国家封锁的国际环境下,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和“备战”的需要,我国大规模地调整了工业布局,改变了70%的工业集中在沿海的状况。特别是自1964年起的“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地将工业向中西部13省区迁移的过程。这种工业布局的战略调整,虽然并非是基于经济自身发展的规律,但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东西发展差距。

   第三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开始,是区域发展的东西差距出现转折性变化的阶段。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采取了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发展的战略:1980年设立深圳经济特区;1984年正式提出沿海开放战略,14个沿海城市率先开放,自东向西形成梯度发展格局;1992年设立浦东新区。这些先发城市基本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战略政策对东部地区的支持客观上加剧了区域发展的东西差距。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发展战略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2000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提出实施东北等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2006年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2013年提出长江经济带战略;2015年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2019年设立雄安新区。

   发展战略的调整对我国区域发展的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区域发展的相对差距经历了从扩大到缩小的转折。2013年到2019年,全国31个省(区、市)居民人均每年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变异系数从0.413下降到0.397。这种转折性变化的发展趋势目前来看还是未定之数,因为产业和技术的数字化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内加深区域发展分化。

   二、改革开放以后区域发展的南北差距扩大

   (一)区域发展的新南北差距是改革开放以后产生的新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地区一直是我国工业的重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苏联援建的156个重大工业建设项目,实际进行施工150项,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其中布置在东北地区的项目约占三分之一;而援建的106个民用项目,布置在东北地区的有50个。这种布局是出于“资源”和“军事上的需要”,但完全改变了此前中国工业70%集中在沿海的格局(薄一波,1991:297—298)。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共有12个直辖市,仅辽宁就有5个(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大连当时是仅次于北京、上海和天津的全国第四大城市。1952年,全国各省市区人均GDP排序的前10位,有8个来自北方(东北三省,京、津,地广人稀的内蒙、新疆,宁夏)。直到1978年,辽宁全省的GDP总量在中国大陆排在前三,仅次于上海和江苏,号称“辽老大”。鞍山是“钢铁城”、沈阳是“飞机城”。

   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形成了这种工业“北强南弱”的总体格局,一直至改革开放都变化不大。改革开放后,在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推动下,东南沿海省份经济快速跃进。到2010年,我国经济的南北格局开始发生转折性变化:在中国大陆各省市区人均GDP排序中,处在前10位的,南方已占5席,即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北方地区的五席则是北京、天津、内蒙、辽宁、山东。

   到2020年,区域发展的南北差距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中国大陆各省市区人均GDP排序的前10位中,已经没有东北三省的身影,辽宁跌落到17位的中游水平,吉林和黑龙江则分别跌落至倒数第4位和倒数第2位。

   (二)新发展阶段区域发展南北差距的凸显

   进入新发展阶段之后,我国区域发展的新南北差距进一步凸显。最鲜明的对照是辽宁和广东这一北一南两个经济发展重镇之间的比较。1952年,辽宁GDP总量是41亿元,广东是29亿元,辽宁是广东的1.4倍;到1978年,辽宁GDP是229亿元,当年增速为10.7%,广东是185亿元,当年增速是1.0%,辽宁的GDP仍是广东的1.2倍。但这一情况在1980年之后发生巨变,到2020年,辽宁GDP是25115亿元,广东则为110760亿元,广东GDP是辽宁的4.4倍。改革开放后40多年的今天,辽宁和广东两省的经济地位已经完全反转:2020年广东GDP总量排全国第一;而辽宁跌落到全国第16位,不到广东GDP总量的四分之一,人均GDP排17位,经济增长速度更是跌落到全国倒数3位。

   三、“双重路径依赖”和转型的艰难:关于“东北现象”的理解

   (一)东北经济下滑的原因

   东北经济的下滑有其特殊的原因。我们先用排除法,排除那些解释一般经济发展的原因。第一,东北的经济下滑,不是因为自然资源条件的限制。东北地区生态环境良好,煤炭、石油、矿产等自然资源丰富,还是国家的粮仓,不像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在农业社会阶段受到缺水或少地的限制。与世界其他同等纬度的国家相比,天气的寒冷也不是解释东北经济下滑的理由。这些都说明,东北地区不是因自然资源条件限制带来的经济下滑。第二,东北经济的下滑,也不是工业基础薄弱的问题。东北有深厚的工业基础,工业发展水平曾长期领先全国,也聚集了大量工业发展人才。第三,东北经济的下滑,也难以归结为某些社会结构因素。在改革开放初期,东北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人均受教育水平等都位居全国前列,2020年辽宁的城镇化率为72%,除上海、北京、天津之外,排在广东和江苏之后,与浙江同一水平。

   从全国来看,相比较其他省市区,东北经济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一是国有经济比重高,国有大企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二是属于煤钢老工业基地,重工业对整体经济具有巨大的影响。这两个特点在某种程度也是相伴而生,形成了“双重路径依赖”,对东北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和后工业化转型产生长期的影响。

林毅夫等人(1994:3—4)认为,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一经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便相继形成,这种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是内生的,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林毅夫(2021:79—80)一直坚持他的这种从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推导经济运行体制和机制的逻辑,认为一个经济体的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等结构都是内生的,其结构的转型也是内生的,并将此称为新结构经济学。2017年,林毅夫领导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研究中心还专门发表了《吉林报告》,认为东北经济下滑的内因是轻重工业结构失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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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发展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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