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东北第三次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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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 (进入专栏)  

 

本文系作者在2024年1月12日2024哈尔滨时装周“中国纺织服装行业向北开放发展大会”上的主题演讲,刊发于2024.3.6《第一财经日报》。

在全球背景上纵览数百年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军事风云激荡,东北正在迎来近代以来第三次大发展机遇,而且这一次的大发展机遇与此前两次机遇的发展环境存在两大截然不同之处,如能真抓实干,切实把握机遇,东北完全有希望取得较大发展,实现跃升。其中,第一次大发展机遇是晚清全面开放东北封禁与东北建省,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东北建省为标志;第二次大发展机遇是新中国全面启动工业化,以“一五”时期国家重点建设工业项目集中落地东北为标志;当前正在经历的第三次大发展机遇是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这是全球经济、政治、军事格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东北创造的大发展机遇。

一、晚清全面开放东北封禁与东北建省为东北抓住国际牛市周期机遇创造了较好条件

清朝前期,东北发展长期严重滞后,在很多方面比明朝时期明显倒退,关键原因在于清政府长期封禁东北,禁止汉人流入,导致晚清时沙俄轻而易举攫取了这块清朝“龙兴之地”近六成领土。面对东北六成领土沦丧的惨痛代价,面对东北剩余领土主权继续惨遭不断蚕食、财政经济压力与日俱增的生死存亡威胁,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东北建省为标志,晚清全面开放了东北封禁,并在东北建省,从而实现了东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飞跃。从全球经济视角看,尽管当时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开放封禁与建省仍然创造了相对较好条件,为东北抓住了国际煤、铁、大豆牛市周期机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东北得以从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落后、经济产出在全国无足轻重的边陲蛮荒之地,一跃成长为近代工矿业和外向型农业、城镇化水平位居全国前列的重要经济区。

在近代矿产采掘业方面,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爆发以钢铁、化工等重化工业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钢铁等重化工业产品产量猛增,带动对其上游矿产等需求相应高涨。其中最突出者莫过于炼钢、合金钢等科技与钢铁产业的突飞猛进,钢铁成为那个时代的先驱前沿科技与产业。

1870—1900年(同治九年—光绪二十六年),世界钢产量从刚刚超过50万吨猛增至2800万吨,在30年时间里增长55倍之多。以至于有学者评价,从欧美大规模开始贝塞麦炼钢法生产后的1870年代起,世界进入了钢的时代;更有学者评价,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钢的采用,是打破世界大门,为贸易和开发上升到新水平达几十年之久的主要因素。钢使殖民地附属国和不发达国家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促进了资本的扩张,是本世纪末新型帝国主义的物质基础。”

以煤炭产业为例。随着引进西方科技与现代产业、追求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开展,从国内市场到出口,煤炭需求都突飞猛进,仅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始的从帆船到轮船的水上运输工具变革就创造了与日俱增的煤炭需求。根据国内外文档记载,1860年代中叶,仅基本上行驶长江航线的旗昌轮船公司一家,每年就耗煤二三十万吨,行驶沿海航线的外国轮船每年耗煤40万吨;从1850年代中叶到1870年代初叶,每年输入上海的煤炭从3万吨增长至16万吨。而且,能否取得中国国内煤炭供给从而大幅度降低运营成本,对轮船航运业的盈亏影响巨大。

在上述背景下,旺盛国内外需求推动中国煤炭和铁矿石开发、出口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东北建省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中国煤炭出口额不到5万关两,1927年已达2941万关两。国内外煤炭、铁矿石需求的高涨和持续牛市,为煤铁资源丰富的东北创造了发展的潜在机遇。

在农业方面,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国际市场需求推动大豆、芝麻、花生、菜籽、棉籽、胡麻籽等植物籽实及植物油行情高涨,跃居中国出口大宗商品。其中,以黄豆为主的豆类出口增长特别迅速,而东北气候、土壤、人地关系等方面条件恰恰特别适合大规模发展大豆种植,因而成为中国大豆出口西方市场的先驱与主力,豆饼、豆油等加工产业及其出口也随之发展起来。

咸丰八年(1858年),豆类曾被列为出口禁品之一,后来虽然撤销了禁令,但出口数量不多。20世纪初,全国每年豆类出口量约一二百万担,最高年份不到267万担,主要销往日本。东北建省翌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值西方棉籽和亚麻籽缺货之时,一家外国商行向欧洲试销东北大豆,大获成功,西方肥皂制造业界迅速接受了豆油,中国大豆、豆饼、豆油出口爆发式急剧膨胀,宣统元年(1909年)中国豆类出口就猛增数倍至1443万多担,价值3278万多关两,超过茶叶成为中国第二大出口商品。到1928年,中国豆类出口量已达4039万担,价值14734万关两。

对照晚清光宣时期政府财政收入规模,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当时豆类出口收入规模之大。在晚清货币体系下,1海关两合白银37.68克,1库平两按1908年清政府规定合白银37.301克计算,则1海关两合1.01016库平两;宣统元年(1909年)中国豆类出口额3278万多关两约合3311万多库平两,同年清政府岁入总额26321.97万两,即该年中国豆类出口额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12.6%。按当时标准衡量如此巨额出口硬通货收入大部分注入东北,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可想而知。

豆饼出口量光绪二十年(1894年)约51万担,民国二年(1913年)已达1182万担,价值2496万关两;1926年达2605万多担,价值超过7000万关两。

在海关开始单独统计豆油出口的宣统二年(1910年),中国豆油出口57万担,1926年达到266.7万担,价值近3000万关两。在豆饼、豆油出口贸易的带动下,大连发展成为东北地区油坊业集中地,号称“油坊之都”。

二、新中国全面启动工业化是近现代东北发展第二次机遇

新中国工业化从“一五”时期全面启动,对20世纪下半叶以降中国国运、乃至全球经济格局影响深远。在这场工业化前期,亦即新中国前三十年发展中,中国在先后遭遇东西方阵营全面封锁、贸易禁运的环境下初步建立了一个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根本性巨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从旧中国接过来的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结构极不合理的烂摊子。1949年,中国国民收入仅358亿元,人均66元;国民收入中工业比重仅12.6%;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只占26.4%。相比之下,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般为50%左右,如联邦德国1950年为55%—60%,美国1953年为48.4%,加拿大1951—1955年为49.6%,瑞典1951—1955年为54%—58%。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品产量上,当时中国不仅瞠乎西方发达国家之后,甚至连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望尘莫及。1949年中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而1950年美国钢产量为8785万吨,苏联为2733万吨,日本为484万吨,联邦德国为1212万吨,英国为1655万吨;1949年中国现代能源生产总量(折合标准燃料)为2371万吨,美国1950年为116620亿吨,日本为6232万吨,联邦德国为14106万吨,英国为22149万吨。

在新中国前期,中国初步完成了工业化,为历史新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规模看,从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至197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679亿元增长至2943.7亿元,增长333.5%,年均增长6.30%;1952—1978年间年均增长6.65%。从结构方面看,1952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依次为50.5%、20.9%和28.6%;在“文革”爆发的1966年,第二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比重;由于第二、三产业受政治动荡影响较大而导致1967—1969三年第二产业比重再度低于第一产业,从1970年开始,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永久性地超过了第一产业。自此,这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传统农业国脱胎换骨步入工业国行列,在国际社会“丛林”中地位发生了质的飞跃。到1976年,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变为32.8%、45.4%和21.7%;1978年,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依次为28.1%、48.2%和23.7%。从工农业主要产品实物产量看,这一时期增幅更是动辄数十上百倍。

新中国全面启动工业化成为东北近代以来第二次历史性大发展机遇。以“一五”时期“156项”为标志,东北是这一波大规模建设的最大赢家,黑龙江又是东三省中第二大赢家。在“一五”时期全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落户辽宁24项,落户吉林11项,落户黑龙江22项(其中落户哈尔滨13项),黑龙江一省基建投资占全国工业投资总额的10.3%。改革开放之前东北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三、东北第三次大发展机遇及其第一个截然不同:国际经济政治地位

现在,随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战略的提出,东北正在迎来近代以来第三次大发展机遇,这是全球经济、政治、军事格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大发展机遇。与此前两次大发展机遇相比,这次发展机遇具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特点,首要特点是中国和东北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截然不同。

东北迎来第一、第二次大发展机遇之时,整个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处于历史性低位;东北当时得以实现经济大发展,在中国国内经济政治体系中地位跃升,相当程度上源于从经济、科技、社会组织等发展水平领先于中国的邻国汲取要素和知识输入。但国势决定中国区域、省份、城市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整个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处于低位,必然给当时的国内区域发展设定相当低的天花板;那个时候,即使中国最发达城市上海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中地位也相当低下,新中国建立之前,就连上海米价也是决定于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首府西贡和英属印度殖民地缅甸首府仰光,更不用说东北了。

现在,当东北迎来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战略之时,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已经发生根本性巨变,东北虽然在国内经济政治体系中地位比建国前期相对下降,但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中地位却大幅度提升,相对于周边邻国地位的提升尤为显著。相应地,东北在当前这次机遇中的发展相当程度上可以建立在向经济、科技、社会组织等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的邻国输出要素和知识。

回顾中国产出水平和国际经济政治地位跃升的轨迹:

1910年,中国棉纺织83.4万锭,英属印度殖民地605.3万锭,日本201.2万锭;

1957年,中国棉纺织750万锭,印度1237.6万锭,日本901.8万锭。

即使是在最初提出“振兴东北”战略的2003年前后,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也不算太高。当年中国GDP世界排名第六,次于美日德英法;2005年,中国GDP占世界4.98%,位居第四。“十一五”之末的2010年,中国名义GDP首次超越日本;现在,日本经济规模虽然仍保持着世界第三地位,但相对于中国已经萎缩到中国GDP的1/3上下,意大利、加拿大、巴西等世界十大经济体国家的GDP规模更是只相当于中国的百分之十几。

中国国际经济地位巨变,导致东北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在与邻国开放经济往来中的地位巨变。近30年来,东北在中国国内经济体系中份额、地位下降,但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地位上升。以前是中国与相对发达的外国接轨,现在是越来越多外国要与中国接轨,东北正在从汲取经济、科技、社会组织等发展水平领先于中国的邻国要素和知识输入的前沿,转化为向相对落后于中国的邻国输出要素和知识的前沿。

以对近代东北历史影响巨大的俄罗斯为例。这个国家曾长期追求与欧洲接轨,现在则在与中国的经贸、文化全方位交流中日益发现“新大陆”。1990年,中国GDP仅占世界1.62%。这一年,美国GDP占世界22.5%,日本占7.6%,德国占4.3%,整个西方占54.4%,西方七国集团占46.9%,欧共体占18.5%,而整个亚洲仅占17.7%。到2022年,中国一国实际GDP占世界18.4%,整个欧元区12.0%。

在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及其邻国均需与欧美接轨对标,即使是毗邻国家间的经贸往来也常常要通过欧美中心进行。在这样的环境下,东北常常成为中国开放经济发展的“口袋底”。而在中国日渐回归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心高地而引人仰望的进程中,周边国家越来越多地无须接轨对标欧美,而是可以直接与中国市场接轨对标,在这样的环境下,东北、黑龙江、哈尔滨正日渐成为面对东北亚方向开放经济发展的“袋口”。

国势上升,必然还会推动一国消费的时尚、品味走向世界,其它国家的民众会自觉不自觉地对强势国家的流行品味趋之若鹜。牛仔裤、格子衬衫等等出自美国体力劳动者阶层,流入巴黎这类世界时装之都后,曾长期被当地时尚男女嗤之以鼻,视为粗俗的下里巴人;一战之后,随着美国崛起,这些昔日被斥为“粗俗”的商品被巴黎时髦男女竞相争购,一度将其价格炒到了天价,流行程度至今不衰。随着中国国势崛起,哪怕是汉服这种最中国的文化符号,我们也看到它正在海外赢得越来越多的拥趸粉丝。对于东北、对于哈尔滨而言,这意味着什么?

迈阿密在美国城市中经济体量、产业结构等发展水平并不出众,但因为临近拉美的区位因素等而号称“拉丁美洲的首都”;那么,在中国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的历史性巨变和东北第三次发展机遇中,沈阳、哈尔滨、大连,谁能成为东北亚的“迈阿密”?未来的迈阿密,是否会提出要成为“美国的哈尔滨”?

四、东北第三次大发展机遇的第二个截然不同:中国跃居全球自由贸易旗手

中国在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西方在“脱钩”、“去风险”名义下“反全球化”,在掀起制裁狂潮,这一事实和预计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的趋势决定了东北这次发展机遇的第二个截然不同特点,亦即中国事实上已经跃居全球自由贸易旗手,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曾长期扮演的角色。

2023年12月11—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联系近年来的一系列政策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后的一系列举动,直到12月8日政治局会议前一天(12月7日)印发《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成功举行第二十四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以及签署《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升级议定书,以及中国向多国开放互免签证,中国驻外使领馆自2023年12月1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按现行收费标准75%收取来华签证费,……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不仅在不断自我革命,推进深化改革开放,从而增强自身经济发展动力,巩固全球经济增长“发动机”地位,而且作出了持续全面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高标准开放经济的郑重承诺,更在量力而行实实在在持之以恒不断推进,实际上正越来越显著地发挥着全球自由贸易旗手的作用,其效果是在动荡和衰退阴影下为中国和世界维护发展动力。

从更长时间跨度上考察,我们可以对中国党和政府持续推进建设高标准开放经济的一以贯之的意志看得更加明晰。须知,2013年9月18日国务院最初批准印发的上海自贸区方案只不过是在局部设立的“试验田”,随后逐步在全国其它省市设立类似的“试验田”,而这一次是把开放度最高的“试验田”许多措施向全国推广实施,其中包含了众多在全世界堪称前沿的新兴贸易和方式和金融工具,从电子支付所需的数字身份跨境认证与电子识别,到“单一窗口”建设数据跨境交换系统,到推动电子提单、电子仓单等电子票据应用,到人工智能应用,……几乎尽数囊括。磨剑十年,这样的经济建设长期性推进措施,在当今世界实属罕见。

与此对比鲜明的是,美国议员在大声疾呼“中国大蒜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美国政府在与墨西哥签署协议专门审查涉及中国企业的外国投资;……202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后,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样的对比更能充分显示中美两国经济贸易政策截然相反的取向。而这样的鲜明对比几乎比比皆是,并不仅仅发生在2023年,而是数年来一直如此,充分显示了这两个大国背道而驰的发展方向。

更糟糕的是,这些在推进自由贸易方面言胜于行、在实践中不断构筑“小院高墙”给世界经济贸易设置障碍的作风并未仅仅出现于美国,而是已经蔓延到了其它西方大国,即使英国这个近现代自由放任经济哲学和自由贸易理论的故乡也不例外,而且早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前就已经出现。

在实践中,中国没有通过官方公开声明自己要担当全球自由贸易旗手,但从特朗普时期到拜登时期,中国的实际行动正是在一步步向这个方向发展,这一趋势,正在为东北创造在更高层次上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历史性机遇,让我们努力奋斗抓住这个机遇。

(初稿2024.1.10,修订稿2024.3.1,三稿2024.3.4,仅代表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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