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艾希曼，第三帝国党卫军中校，负责把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兵站指挥官，对600万犹太人被屠杀负有重要责任。1960年，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抓获，次年在耶路撒冷受审。学者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报道这场大审判，并据此出版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

这本书有着一个极富争议性的副标题：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阿伦特提出“平庸的恶”（ the banality of evil）这个概念，旨在审视艾希曼这类人的行为动机及其作用。她关心的是，在第三帝国极权体制下，人的良知是如何一步步泯灭的。这是继阿伦特在《极权主义》中提出“极端的恶”之后所进行的哲学思考。如今，这一概念已广为人知，成为一个经典论断。

经典即权威，而这有时并不是什么好事。伴随着“平庸的恶”一词的流传，误读变得越来越难以避免。在国内，这一术语首先遭遇的是误译。目力所及，国内各种译作除把这个概念译成“平庸的恶”之外，还有平庸的邪恶、平庸之罪、恶的平庸性、罪恶之肤浅性，以及罪恶的平庸性等多种译法。不同的译法，产生了不同的解读，包括误读。例如，恶与罪恶、邪恶，其内涵显然有所不同。平庸的恶与恶的平庸性或者平庸之罪，说的也不见得是一回事。

到底哪一种译法更符合阿伦特原意？阿伦特在致犹太学者肖莱姆的信中称：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思考要达到某一深度，逼近其根源，而涉及恶的瞬间，那里什么也没有，带来思考的挫折，这就是“恶的平庸”。阿伦特对恶的重新定义，来源于她对艾希曼的近距离观察。在她看来，艾希曼既不“阴险奸刁”也不“凶横”，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么样的事，并且缺少这种想象力。他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

从这里可看出，把这个概念译成“平庸的恶”固然不算错，但究其内涵而论，更准确的翻译是“恶的平庸性”。正是这种恶的平庸性，让一个平淡无奇、乏味无趣的人，沦为恶魔一般的罪犯。当一个人丧失思考的能力，在强权面前停止思想，就很容易沦为服从权威的傀儡。这一点，已被上世纪60年代一个叫作“米尔格兰姆实验”所验证。这场实验表明，只要条件合适，人人都是“潜在的艾希曼”。这场实验的主持者称：阿伦特的“恶的平庸”的观点，比人们想象得更加接近真理。

但时下有些人，似乎并没有完整地理解阿伦特的上述观点，导致这一概念被不加节制地滥用。

阿伦特当年提出这一概念，针对的是第三帝国这种极权体制，审视的对象是像艾希曼这类背负罪责的纳粹分子。这其中，“平庸”指的是思考的匮乏，而不是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恶”指的是广义上的邪恶，或者干脆说是助纣为虐式的作恶，而不是一般职务行为或失德言行。她提出“平庸的恶”，思考的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指向的是人类的心灵，即在一个极权体制下，人如何才不至于丧失良知。

这就为“平庸的恶”划出了一圈边界。一旦逾越这个边界，就可能是对阿伦特的误读，从而造成对这一概念的误用或滥用。道理应当如此，法律问题该由法院裁决，人们不能擅自作出审判，替代法律实施惩罚；道德问题，拷问的是个人良知，也最好由个人作出何去何从的抉择。社会化的道德劝说，极易演化成为一场道德审判。这是在现代社会中不该出现的一幕公共场景。当然，必须承认这并不容易做到。

艾希曼在这场大屠杀中负有责任，在于他不仅参与其中，而且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参加了“犹太人的最终解决”的万湖会议，负责把犹太人组织与运送到集中营，他亲耳聆听来自上司的“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的指令，亲眼看见死亡集中营中的惨烈场面。这就够了。他的平庸（这多少出自于阿伦特的片面观察），并不能消解他所干下的罪行，不能减轻他所应承担的罪责。同样道理，如果一个人并没有“作恶”，仅凭他的身份而言，无论如何不能够判定他“有罪”。

阿伦特提出“平庸的恶”，当年就掀起了一场激烈论战，因此导致她与许多朋友决裂。这一方面在于阿伦特没有深入系统地论述这个概念；另一方面也因为她比同时代人想得更远，当人们还在关注艾希曼本人的罪责时，她思考的是如何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平庸的恶”作为政治伦理上的思考，不乏洞见与远见。遗憾的是，这个概念在当时便已遭遇功利化的解读（为纳粹分子辩护）与道德化的指责（缺乏对犹太人的爱）。时至今日，这个概念又被矮化为对“平常人”的一种道德绑架工具，这大概是阿伦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一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