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健:文化心性的默认设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0 次 更新时间:2021-04-12 14: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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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 (进入专栏)  

    

  

在这个星球上,某些最有天才的人,倾注毕生心血来创造这种精神桑拿,只是为你…現在,你的大脑,作为原始事实,充满了无数被设计出来以影响你的东西。

                                                      —— 托马斯‧德‧曾戈提塔

  

   在心性默认设置的内涵里,“文化心性”的设置最有影响力。“传统信念或习俗的根本改变是极其罕见的。”(罗伯特‧埃杰顿)即使“人们往往接受了有理的意见,懂得了他们需要变革,表示决心要变革,可是随后又回头走老路。这种回头走老路的傾向表明,那些希望促进一种不同的、较繁荣的前途的人们,面临更深刻的挑战。”(斯特斯‧林赛《文化、心理模式和国家繁荣》)

   故不难理解中国人面临外来文化挑战時,提出旣欲固本又要强国的对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至今不变。

   文化心性的默认设置应该叫做“文化模因的固置”。

  

   一.人格:文化模因之心性设置

  

   我曾经給“心性的默认设置”定义:在你的本性中种种的心理基因和文化模因,它们适应环境的经验,所建构成的无数的心理适应机制,积淀于潜意识,待机反应,以便提取使用。

   文化心性的默认设置即“文化模因”,这个概念是道金斯在1976年提出的。模因是文化信息的单位,可类比为基因。模因是观念单位或其集合,例如日历,微积分,棋牌,奥德赛,印象主义,仇杀,绿袖子,等等。中国人熟悉的文化模因例如人情关系,潜规则,祖宗崇拜,大一统,计谋,面子,团圆,差序格局等等。

  

   1.在人与人的博弈中,性格冲突占了很高比例。在文化冲突中,文化性格的不通约性往往成了交流的梗。

   亨廷顿评述过亚洲人与澳大利亚人性格差异所潜在的文化冲突:

   亚洲人一般是以微妙的、间接的、调解的、迂回曲折的、非评判的、非道德的、非对抗的方式与其他人一起来追求他们的目标。而澳大利亚人是英语世界中最直截了当、开门见山、毫不隐讳的民族,有人可能会说他们是一个不敏感的民族。

   亨廷顿评述了儒家精神与美国信念在价值观、信念之間的差异,然后评述文化性格在国家交往中造成误解和无法合作:

   美国一贯追求与亚洲国家实行预期互惠的方针,它在作出让步時,期望这些让步能够导致亚洲国家作出类似让步,并经常以有必要同亚洲国家保持“建设性接触”或“对话”为由为此方针辩护。但是,亚洲国家往往將这种让步视为美国软弱的迹象,因此可能进一步拒绝美国的要求。这一模式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尤为明显。由于美国人喜欢將“友好”关系等同于“好”关系,因而在与亚洲社会的竞争中处于相当的劣势,因为后者把“好”关系等同于能为它们带来胜利的关系。对于亚洲人来说,美国的让步不应给予回报,而应当加以利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亨廷顿对文化心理性格间的不可通约性琢磨得很透彻,你想想中国人之間的关系,就可以意会到亨廷顿抱怨的意味。

  

   2.在中国现代文化里,有一种人格的默认设置影响着男女亲密关系的模式:

   中国年轻人在恋爱或新婚期,开始多是男子以讨好迁就的方式对单纯的女子情感贿赂,这时候男人倍感甜蜜幸福,柔软的心对女方百依百顺,非常享受女子的如水媚性。讨好迁就的典型表现是:我全听你的,老婆真伟大,你说了算!久而久之,领导恃宠生骄,將迁就当作了权力合法性,渐渐生成了女王地位的心理设置,除了在情感上主导两人关系外,家中种种细节安排、事务、财政决策都由女方控制。听话成为了男方心性的默认设置,颐指气使成了女方的专权定势。

   之后审美疲劳和性趣常态化之后,男方感到憋屈了,渐渐以沉默、回避、逃逸、违背、争吵或冷暴力来表示自己的存在性,有时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奇怪的是,中国男人都不会长时间地坚定强势,总是发作一通后,慢慢就觉得自己好像很过分了,坚定强势不是中国男子心性的默认设置,这只是一种逆反心理的表现罢了,于是主动放低身段向女方示弱讨好。

   发脾气和讨好迁就成了中国男人在家中波澜起伏的循环情节。不斷地默认、遵命、撒谎然后发作、争吵然后道歉、认错,周而复始。直至出轨,或离婚,没有胆量的,在麻木中度过余生。

   这是“讨好服从求施舍进而背叛”之心性和“依附与凌驾的性格”之默认设置。中国男人委曲求全和软弱讨好的心性,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习惯臣服于专制权力压迫的文化模因所遗传和习得而建构在大脑里的带有奴性人格之默认设置。这一默认设置异延生成在男女关系中。男女关系与政治君臣关系是一种异域同构、同质共性的结构模式。

  

   3. 在空间上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异质相对,同一个文化共同体或全人类在时代发展中也有文化的异质变化。从心性默认设置的角度看,乃时代性格之精神性文化的心理模式。

   V.巴尔诺对“精神性的文化”之诠释具体而精辟:

   一个社会的文化为各类生活问题提供了既存的答案,孩子在其成长过程中日渐了解到这些,并以本文化所特有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文化为他提供了应付这个世界的手段;而对这些方法的了解和掌握又增强了其自信心。文化也向他提供了人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主要看法,宗教传统和民俗赋予每个个体一定的取向和信赖。(《人格:文化的积淀》)

   亨廷顿的简要定义是:“文化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

   资本主义早期的精神是新教“得救預定论”之天职思想(韦伯),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发展到今天后现代资本主义,宗教信仰和天职价值观已經消解殆尽,前后两种精神性文化有天渊之别:

   历史逐渐产生了一种令原本信仰和经验崩溃的强大的消解力量,超过和代替了上帝,它同时具备神秘的伟力还有不可限量的未来引力,那就是科技,它带来几乎所有的世俗好处,它就是現在的上帝。这是“科技和信息崇拜”的心性默认设置。

   放弃了上帝信仰之后,后现代人和现代前期人各自具有相反的心理模式:上帝代表的是神圣、严厉、禁忌、制约和裁判,而科技带来的却是解放,解放了人类的力量,更解放了魔鬼。

   解放了魔鬼之后,人类的心理被自恋、虚浮、狂欢、任性、无休止地追逐欲望和激动充斥,如拜伦所说:“生活中最伟大的莫过于激情和狂喜,热望的空虚感驱使我們去游戏,去厮杀,去放纵自我,同时深感最主要的诱惑力,那就是与成功不可分割的激动。”

   资本主义早期将禁欲苦行主义和貪婪攫取心性锁合一起,到后现代资本主义时代,首先解构了神圣和禁忌,然后科技、媒体、信息、知识技术化、大众化和全球化解构了博雅教育和中产阶级价值观(自我控制规范、延迟满足、专业理性思维方式),再然后带来物质消费主义、大众享乐狂欢主义、放荡行为民主化价值观,最后导致反文化和庸俗统治,心理学取代了道德观,心理焦灼取代了负罪感,人们生活在負意义的精神空洞时代。(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在后发文化共同体中,另一种心性默认设置正在发挥不同的作用:韦伯曾经研究过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儒学重视君子修身养性以适应外界,适应世情,达到理想的心灵和谐。中国人经过良好的心灵调节,有“无限的耐心”,“不在乎单调”而“能不间断地努力工作”。这些品质虽然不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但有助于他们十分能干地模仿资本主义的做法。今天中国的经济成就证明了韦伯的先见之明:

   “十有八九,中国人將会很能干地——很可能比日本人更能干地——將现代文化地区已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充分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加以同化。”

   “一切文化,最后都沉淀为人格。个人的文化,最后成为个人的人格;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后就成为这个民族的集体人格。”(荣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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