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通向现代文明的道路上，中西哲学和文化是在相对隔离的特定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以及不同的民族心理，导致了大相径庭、大异其趣的中西哲学和文化。

　　 在去年仲夏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陈春文君将他的著作《栖居在思想的密林中——哲学寻思录》惠赠于我，此书可以说是作者留德五年及归国多年对西方哲学寻思的结晶，它试图阐明西方哲学的思辨精神及其真理体系的形成原因，并对中西哲学之差异有所领悟。受春文君著作的启示，本文谈些自己对西方哲学基本概念的理解，也想就此澄清汉语思想界对一些中西哲学概念的混淆与误用，并说明“真理”与“道理”的区别是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一个根本性的内在差异。

　　 Philosophy与Cosmology

　　 中国古代本无“哲学”这个名称。“哲学”一词最早是日本人西周在1873年对英文Philosophy（德文die Philosophia）的翻译， 虽然他特别声明他用“哲学”这两个汉字来翻译Philosophy是为了与东方的儒学相区别，但在1902年《新民丛报》上有人第一次从日本人那里借用汉语“哲学”来指中国古代思想后，“哲学”这一名称便被用来作为Philosophy和儒、道、释等东西方思想的通称了，或者说，Philosophy就是哲学似乎已被汉语言思想语境所接纳。

　　 但是，在近现代中国学术界确实存在着“中国是否有哲学”的争论。对于大多数中国哲学研究者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或者说，“中国有哲学”是不言而喻的、无须提出和争论的问题；但也有论者提出了较为激烈的观点，认为中国人从未进入西方式的哲学经验之中；哲学说希腊话，不说汉语；哲学是逻各斯，而不是道；哲学是存在之学，是真理的话语系统，而不是道德说教或道理的话语系统。[1]

　　 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这需要对西方Philosophy 、 Ontology 与Metaphysics等概念作出明晰的考察。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有哲学而没有Philosophy，西方有Philosophy而没有哲学。因为几千年的中国文化赋予了“哲学”这个汉语词汇的特定含义，而西方文明也同样赋予了philosophy这个西语词汇的特定内涵。问题似乎在于：假如“哲学”与“Philosophy”这两个词所包容的生命经验、思想内涵和肩负的命运分量有较大差别而不能互译，那么，中国人用“哲学”来翻译Philosophy，或西方人用Philosophy 来翻译“哲学”， 都会出现“中国有没有Philosophy”、“西方有没有哲学”的问题。

　　 那么，何谓Philosophy呢？Philosophy 在希腊文中是由动词Philo（爱、追求）和名词sophy（智慧）复合而成的， 其最初含义是“爱智慧”或“追求智慧”。据传说最早发明和使用该词的是毕达哥拉斯，他曾以比喻解释其义：人生在世犹如参加奥林匹克赛会——参加赛会以夺取桂冠的；来做买卖的；单纯做一名观察者的。这对应生活中的三种人——有些人是为“名”而活着；有些人是为“钱”而活着；只有极少数人作了最好的选择，他们把自己的时间用来思考自然，做“爱智慧的人”，这就是Philosopher。

　　 亚里士多德指出，从事“爱智”思考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闲暇”、“惊讶”、“自由”。他说：“人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求知，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这个可由事实为之证明：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都获得了以后。这样，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Philosophy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2]（982b10—30）

　　 当然，“闲暇”是一切智力活动的必要条件，但在闲暇中进行哲学思辨却是希腊人独特于其他民族之处。西文“学校”（school）的词根就是希腊语中的“闲暇”，即“闲暇教育”、“形而上教育”。“闲暇”者，处于“自由状态”也。自由状态当然是一种高贵状态，然而，这些高贵的自由人或“闲散人员”（有闲暇者）却衣食简陋，安贫乐道——成天在街上辩论着“一”与“多”、“美”与“丑”、“善”与“恶”等高贵的问题。

　　 从“惊讶”来看，是什么东西使希腊人惊讶不已而产生了哲学或“爱智之学”呢？静观与热情、思辨与沉迷只是产生哲学的希腊人性格特征，闲暇和自由只是希腊人“热爱智慧”的社会条件。海德格尔认为，哲学起源于古希腊人对“一切存在者在存在中”（德文Alles Seiendeist im Sein）的惊讶。由此，Being（Sein ）成了哲学的主题， whatis（是什么）成了哲学的追问方式。

　　 关于what is Being （存在是什么，是是什么）的询问和思考以及由此获得的一切知识就是希腊的或西方的哲学智慧。关于Being问题的范畴体系称为Ontology，以Ontology 为核心的哲学体系称为Metaphysics（形而上学、玄学），这种理论化、 体系化的知识具有超验、终极和绝对的性质。

　　 至此，我们至少应该明了，Philosophy并非仅仅是“使人聪明的学问”。怎样的人算是“聪明的”呢？是能够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并在“内圣外王”的抱负实现中名、利双收的人呢？还是自觉地从政治权势的追逐中游离出来并能追问what is being的人？实际上， 能够实现“内圣外王”抱负的肯定是“聪明人”，但只有沉思“一—多”、“美—丑”、“善—恶”的追问“存在是什么”的人，才是Philo-sophy意义上的爱智者；而只有以存在为核心构造范畴体系的Philosop-her才是形而上学家。

　　 西方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和17世纪德国哲学家沃尔夫，都把理论哲学中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划分为宇宙论（Cosmology）和本体论（Ontology）两部分。我们在这里首先讨论宇宙论哲学，在后面一部分里讨论本体论，并表明用“本体论”术语来翻译Ontology也是很成问题的。

　　 “宇宙论”是从泰勒斯到巴门尼德以前西方哲学在形态学上的表现，它追问和回答的是宇宙万物在时间上产生形成及空间上的构造问题。但在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对本原的追问最终导致了本原问题在哲学形态上的取消， 代之以Ontology 的产生。宇宙论是描述性的，Ontology是概念性的。

　　 宇宙论哲学即自然哲学对万物构成和宇宙起源的追问最后让位于科学的精确描述，就此而言，没有宇宙论哲学形态的消失，就不会有自然科学的独立和发展，自然科学的独立发展是以宇宙论哲学的消亡为前提的，虽然这并不否定自然科学的结论可以不断提高到自然哲学或宇宙论哲学的概括水平上，如牛顿和爱因斯坦科学理论被提升为科学哲学。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哲学的语境中没有本体论与宇宙论的划分，或者准确地说，本体论和宇宙论是不分的和混淆为一的。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上下卷）中，没有“宇宙论”词条，而对本体论的解释实际上是宇宙论的：“本体论……在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中分别具有各自的含义。在西方哲学史中，指关于存在及其本质和规律的学说。‘本体’一词来自拉丁文On（存在、有、是）和Ontos（存在物）。

　　 德国经院学者郭克兰纽（1547—1628年）在其著作中第一次使用了‘本体论’一词，将其解释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本体论叫做‘本根论’。指探究天地万物产生、存在、发展原因和根本依据的学说。”这本根可以分为三类：“①没有固定形体的物质，如‘气’；②抽象的概念或原则，如‘无’、‘理’；③主观精神，如‘心’。”

　　 这个解释真有点莫名其妙。既然本体论在中西哲学史中“分别具有各自的含义”，那又怎么能确定你所谓的本体论就是人家所赋义的本体论呢？如果我们说中国哲学中没有本体论，反驳者会说：“本体论”一词就是汉语言中的基本哲学词汇，说中国哲学中没有本体论不是极端的无知就是极端的妄言；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就是本根论，它的三层含义不是说得十分地清楚吗？

　　 问题在于，中国哲学的概念在本质上是对经验现象的概括，或者说，每一个概念都有对应的经验现象，因此，用指称经验现象概括的“气”、“理”、“心”等而形成的所谓本体论能否对应翻译西方哲学中以On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范畴体系？换言之，西方哲学中以On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范畴体系能否称之为本体论？因为在约定的意义上把它称为本体论还勉强过得去，但如果把以On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范畴体系称为“本根论”就会显得十分荒谬。

　　 由此看来，中国古代哲学是在类似于西方宇宙论哲学或自然哲学的意义上来使用“本体论”概念的，因此，用“本体论”来翻译和指称西方哲学中以On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范畴体系，是个尚需深入探究的问题。必须明了的是，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本体论与宇宙论的不分或混淆使得宇宙论一直占据着中国古代哲学的主导形态，成为中国哲学中的支配性或权力话语系统，这使得中国没有发生西方由于宇宙论哲学形态的消亡而使科学得以独立和发展的情形。

　　 当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提出“火”与“逻各斯”时，就已表明西方哲学处于科学与哲学的分离时刻，对宇宙起源探究的宇宙论在哲学形态上让位于巴门尼德的以On为核心来建立范畴体系的本体论，而探究宇宙起源的宇宙论其自身形态则让位于科学，即由科学担当起对世界起源和结构问题的精确研究，如物理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等。这一转化在中国哲学中的缺失使宇宙论一直占据着哲学的形态而没能在哲学之外提供给科学独立发展的机会，当然也就不会形成西方本体论哲学与科学之间的那种特殊的关系。

　　 西方的自然哲学或宇宙论哲学从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约出生于前625 年）以“水”为本原到阿那克美尼的“气”再到赫拉克利特（约前540—前475年）提出“火”，大约经过了不到200年的历史， 但中国哲学直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还在发挥张载“太虚即气”的思想，认为“元气”是构成宇宙的物质本体，“凡虚空皆气也，聚则显，显则人谓之有；散则隐，隐则人谓之无。”[3]（卷五）戴震则提出了“气化流行”论：“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4] （卷下）

　　 他们都还致力于“道”与“器”这对范畴的形上与形下的古老之辩，这表明中国哲学形态（宇宙论）的超稳定性是世所罕见的，以至于可以说，我们的哲学在今天还未走出宇宙论形态，看看一批接一批的中国学生出国留学，至少表明我们目前的哲学还没有从思辨形态上给予科学研究以理论思维的支持（中国人对哲学的全部理解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功用），我们的哲学话语至今还在重复着“世界的起源、本原”、“物质在时空中运动”等应该由科学给予阐明的宇宙论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代哲学虽然不乏对火的强调，但贯穿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并象征中国人精神的是“气”而不是“火”。与西方人对火的强调发展出“光的形而上学”（在理性之光、神性之光、科学之光的照耀下，西方人建立起了一个以法律的尊严为个人尊严的、原则界限分明的社会秩序）不同，中国人特别强调人活天地间的那口“气”，人活着就要“争气”，区别在于是“浩然正气”还是“痞子之气”。

如果在我们的话语系统中一旦缺失了形上与形下的区别或形上对形下的精神牵引力，那么，“浩然正气”与“痞子之气”的差异几乎可以略而不论，这“气”也就最终以“义气”二字使中国社会中政治、法律等原则界限变得模糊，“人情大于法”就是以“义气”二字为社会心理基础的，它使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法律成为梦幻般的理想而很难建立起自己的尊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