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两千年来有某种一以贯之的要素，这就是“逻各斯”（Logos）和“努斯”（Nous）的辩证结构。在古希腊，首次把这两个概念纳入哲学中来的分别是赫拉克利特和阿那克萨哥拉。
“逻各斯”本来的意思是话语、言说，“神圣的逻各斯”则是神的话语，引伸为万物的法则、规律，这个词在斯多亚派那里被进一步抽象化，形成了“逻辑”（Logik）一词。所以“逻各斯”代表着普遍的规范性，清晰的可表达性、可言说性，这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根本性的要求。
“努斯”本来的意思是灵魂，特指一种超越性的理性灵魂，阿那克萨哥拉第一次把它置于整个宇宙之外，不与世俗的事物相掺合，其特点是超越万物而能动地推动万物。后来柏拉图将它定义为“自动性”：万物都是被推动的，唯有努斯是自动的，并因此而能推动万物。所以努斯所代表的是无条件的绝对自由。
而这两个希腊词，即Logos和Nous，在外文和中文里都可以译作“理性”（英文reason，德文Vernunft）；但它们所表示的是理性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或者说两种不同的理性：一个是作为普遍的规范性的理性，一个是作为自由的超越性的理性。不讲规范当然不能说是理性的，而没有自由的超越、沉陷于感性的泥沼中，也不能说是有了理性。
规范性的建立有赖于理性自由的超越，而自由的理性之所以能够超越，又凭借的是普遍性的规范。所以理性的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西方哲学总是在这两极之间震荡，有时偏向这一方面，有时偏向另一方面，但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撇开一方。
1、理性的“逻各斯”
西方后现代主义把他们自己的传统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这是非常贴切的。亚里士多德说“人是说话的动物”，又译作“人是理性的动物”，实际上他说的就是“人是逻各斯的动物”，理性、语言被看作人的本质。
自古希腊起，西方人就非常看重语言以及语言的逻辑，这与他们的生存方式有关。古希腊是一个契约社会，血缘关系不占日常生活的主流，陌生人之间靠契约和法律处理相互关系，希腊城邦民主制也靠演讲和辩论来从事政治活动。不讲理性、不讲逻辑、说话不算数的人，在古希腊是没法生存的。
这就是西方逻辑理性传统的起源。逻辑理性是科学精神，也是法制精神，人们用理性来建立科学，也建立人际关系的科学即民主法制。西方人什么都喜欢用理性来解决问题，就连上帝也用逻辑推理来证明。西方“后现代”虽然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但其实还是离不了逻辑理性，他们的反理性主义（“反逻各斯主义”）也是理性的，写了大量著作来“证明”他们的反理性。
2、自由的“努斯”
“努斯”原义为灵魂，灵魂的本质是自动性、超越性，首先是超越肉体和感性。所以与逻辑理性不同，这是一种超越的理性、自由的理性。逻辑理性与超越的理性既不同，又密切相关，不可分离。因为要想探求到逻辑理性、达到普遍性，必须要超越感性的特殊性才行；而要想真正超越感性，又必须借助于逻辑理性作为跳板。
柏拉图把努斯视为一种认识能力，是理性的一种向上攀升的能力。理性主动地向上追求，想要接近神的世界、“理念”世界，但却做不到，因为人的理性很有限；但毕竟人在这点上比动物要高，体现了人的自由精神，这种自由精神是通往神性的。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在西方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传统，一条“路线”，它对西方哲学的贡献比唯物主义更大，提升了人的精神生活，并为基督教奠定了理论基础。
西方哲学的努斯精神实际上是自古希腊以来个体独立意识的体现，个人意识到自己的灵魂是独立的，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目的，而这种自由追求是一个从物质向精神的超越过程。真正的自由是精神自由，精神自由则要求超越一切物质世界的世俗的束缚而能动地支配物质世界，应该具有类似于上帝创世那样的原创性。
这种自由精神的最早象征性表达是赫拉克利特的“火”的哲学。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的本源是火，宇宙就是一场大火，每隔若干万年就燃烧一次，然后熄灭，又再次燃烧；而这种燃烧又有自身的分寸和尺度，有自己的逻各斯规范，但却不受任何外在的力量所支配，甚至也不由任何神所创造。
火的特点与理性灵魂的能动性非常相似：火是无定形之物，不能被装在任何形状的容器里，但它又不是完全没有形状的，而是有自己的形状（火舌、火星、火苗等等），而这种形状完全是由它自己规定的。
所以火的比喻一身而兼有逻各斯和努斯双重特点，它最好地把这两方面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了，所以历代西方大哲总喜欢采用火的比喻来表达自己的哲学，火、光明、太阳这些隐喻是西方哲学从古到今最常用的哲学比喻（例如从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基督教哲学、近代的康德、黑格尔，直到现代的尼采和海德格尔，都是如此）。
3、比较中国哲学的总体特点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比较，有两个最主要的特点，一个是不重视语言，一个是不重视个体自由。因此中国哲学既没有逻各斯精神，也没有努斯精神。体现在哲学隐喻上，就是中国历来都推崇“气”的哲学。气的哲学与火的哲学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两方面，其一，气没有自己的形状，你把它装在什么容器里它就是什么形状；其二，气是完全被动的，没有主动性，虽然它无孔不入，但那也不是它要入的。
所以首先来看，中国哲学总体上有一种“反语言学”倾向，只重视内心体验和外部行动，语言顶多只能当作一种临时的跳板，不可信，更不可执着。孔子主张要“听其言，观其行”，“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对语言采取了极不信任的态度；庄子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得意忘言”；禅宗则“不立文字”、“言语道断，心行路绝”。儒、道、佛都把语言当成一种多余或误导性的东西，顶多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用完之后就应当彻底抛弃。
因此，中国哲学也不重视认识论和方法论，不管条件和过程而只重视结果。在人际交往中，中国人不重契约，只重默契，写在纸上的东西不作数，代人签字不为过。对自然知识只重效果不问规律，只重技术不重原理；政治生活中“人情大于王法”，任何规章制度都限制不了“潜规则”；经济活动中只讲规矩不讲规范。
而不重视语言的根源在于，中国哲学中没有真正的个体自由。所以从更深层次上说，中国哲学总体上有一种压抑个人自由的倾向。老庄、禅佛讲的“自由”是去掉个人执着之后的无所拘束、逍遥自在，无追求无责任，等同于“自然”和“无为”，是一种“无意志的自由”；儒家讲的“大丈夫精神”则是“无自由的意志”。
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似乎达到了自由境界；但这个“矩”并不是他自由地建立起来的，而是从三皇五帝文武周公传下来的（虽然有所损益），他不过是习惯成自然了而已。
以上两方面相辅相成：缺乏逻各斯精神，个体自由就失去了表达的手段和保护的屏障，成为鲁迅所谓“沉默的国民”；没有自由的努斯精神，也就没有要通过语言来表达个体意志的需要，人与人之间不是靠语言和契约的规范，而是靠自然血缘关系的粘合和霸权的控制，成为鲁迅所谓“无爱的人间”。所有这些都是阻碍我们今天走向现代化法制社会的绊脚石。
从中西哲学的比较中我们看出，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是决定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文化因素，鲁迅当年讲的“国民性改造”就是针对这一点而言的。思维模式不改变，任你其他方面的改革如何天翻地覆，最终会九九归元，换汤不换药。
而思维模式的变革又主要着重于两方面，一个是建立理性精神，一个是发扬自由精神。五四提出的“科学和民主”底下其实是理性和自由，没有理性，科学就丧失了科学精神，变成了另一种迷信；没有自由，民主就变成了“为民作主”，即另一种专制。
节选自《西方哲学的特点——与中国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