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贞贞、“我”和霞村的三角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 次 更新时间:2022-01-11 08:48:33

进入专题: 丁玲   《我在霞村的时候》  

许子东  

   我们在阅读李劼人《死水微澜》时,注意到一个“一女多男”模式——不论是袍哥首领,有权势的教民,或者是药铺掌柜及其他士绅,不同政治势力、经济背景、社会身份的男人,都会围着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转。怎么来解释这种现象呢?是主题隐喻?还是情节需要?象征层面上,或者女人代表山河、土地,男人们(各种势力)争来争去,都是为了占有这些山河土地,占有丰乳肥臀,就等于胜利。写实层面上,也可以说女人十分现实——你们去争吧,谁赢了,我跟谁一起,过幸福生活。

  

   但是否还有别一种读法?男人们的战斗、争夺,甚至很神圣的民族、国家、战争、城乡、生死、革命,为什么常要在女人的身体上开辟战场呢?

  

   一 第一个到解放区的知名作家

   胡也频被国民党枪杀后,丁玲(1904—1986)在冯雪峰的安排下,和一个相对比较实惠平庸的知识分子冯达结婚(冯达晚年一直在美国和中国台湾,静静关注丁玲在中国大陆的沉沦起伏)。两人1933年在南京被软禁,很多人以为丁玲遇难,鲁迅纪念文章已写好。没想到后来丁玲在冯雪峰、聂绀弩的帮助下去了陕北。当时丁玲也可以去法国,但那是30年代,文人进步,延安比巴黎更美丽。1936年,丁玲到达保安,她是第一个到达解放区的知名作家,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开会欢迎她。毛泽东特地为丁玲写诗。组织上有意让丁玲领导文艺工作,她却要求去前线,且十分崇拜彭德怀。电影《黄金时代》,描述丁玲在陕北附近遇见萧军、萧红,其实那个时刻,对这几个人来说都是十字路口:萧军后来也去了延安,他和丁玲有十分特殊的友谊;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却随端木蕻良南下,经重庆到香港,后来在香港养和医院悲惨去世。一年以后,丁玲从西北战地服务团再回到延安,抗战正式爆发了,周扬、何其芳、卞之琳等知名作家,包括电影明星蓝萍,都已经从上海到了延安,情况就不同了。

  

   在延安的前几年,丁玲很受重视,担任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副主编是陈企霞。1942年发表杂文《三八节有感》是一个转折点,文章原意是帮妇女地位说话,但有一句涉及延安的官员:“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这个女同志是谁呢?丁玲没有明说,但是当时大家都知道,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于是丁玲犯错了。康生领导抢救运动,反复审查丁玲当年在南京被软禁的过程,后来是中组部部长陈云保她过关,主席也说话。丁玲真正被贬入所谓“反党集团”是到了十几年以后,1956年的事情。

  

   二 《我在霞村的时候》:“慰安妇”间谍回来以后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一篇1万多字的小说,发表在1941年6月《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中国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杂志,主要发表理论文章,类似后来的《红旗》杂志。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就发表在《中国文化》上。可以想象,在这么一个期刊上发表这样一篇小说,规格很高,引人注目。也说明写作的时候,丁玲在延安有地位,有影响,也有信心。后来从文学史角度来看,这个黄金时刻转瞬即逝。

  

   “我”是一个到霞村休养两周的作家干部,有点像丁玲自己。在宣传科女同事阿桂的陪同下,花了很长时间走到霞村,村庄里没什么人,气氛有点冷清诡异。虽是陕北农村,却有个天主教堂。她们慢慢爬山,爬到最高的地方,就是“我”要住的刘二妈家。“我”发现村民们在交头接耳,低声说话,神神秘秘,但并不是对干部感兴趣,而是议论别的事情。“我”很好奇,也去听,弄了半天才知道,大家是在议论她房东的女儿贞贞。贞贞从日本人那里回来,她已经在那里“干”了一年多了,阿桂说:“我们女人真作孽呀!” [1]

  

   第二天,“我”听到了更多村民对贞贞的议论,一个杂货铺老板说,“听说病得连鼻子也没有了,那是给鬼子糟蹋的呀,亏她有脸回家来,真是她爹刘福生的报应。”“听说”——说明他也没见到。老板的老婆在里头说,“那娃儿向来就风风雪雪的,你没有看见她早前就在这街上浪来浪去,她不是同夏大宝打得火热么,要不是夏大宝穷,她不老早就嫁给他了么?”老板进一步耸人听闻,“听说起码一百个男人总睡过,哼,还做了日本官太太,这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

  

   “我”听了村民的议论很生气,但也不愿同他们去吵,走了几步,又看见两个打水的女人也在议论,说贞贞“还找过陆神父,要做姑姑,陆神父问她理由,不说,只哭,知道那里边闹的什么把戏,现在呢,弄得比破鞋还不如”,还说她怎么走路一瘸一拐,戴着鬼子送的戒指,鬼子话也会说等。

  

   小说写到这里,“我”还没看见贞贞,但我们已经明白丁玲为什么要给女主角起这么一个名字,就像沈从文的小说《丈夫》一样,“贞贞”的反讽意义,就是强调解放区乡民依然愚昧保守,众人一起鄙视一个在战争里被侮辱被损害者,而且特别强调女人的身体的贞洁、疾病。之后,房东刘二妈补充细节情况,原来出事那天贞贞父亲帮她定亲,给西柳村一家米铺的小老板做填房,贞贞不从,跑去天主堂,正好碰到鬼子来了。原来,中国女人是为逃婚而在天主教堂被日本军人抢去成为慰安妇——多么复杂吊诡的一组象征符号。

  

   “我”又问起夏大宝是怎么回事,刘二妈说这个小伙子挺有良心的,现在仍然要贞贞。这时小说已经写了一半,贞贞终于出场了——

  

   这间使我感到非常沉闷的窑洞,在这新来者(贞贞)的眼里,却很新鲜似的,她拿着满有兴致的眼光环绕的探视着。她身子稍稍向后仰的坐在我的对面,两手分开撑住她坐的铺盖上,并不打算说什么话似的,最后便把眼光安详的落在我脸上了。阴影把她的眼睛画得很长,下巴很尖。虽是很浓厚的阴影之下的眼睛,那眼珠却被灯光和火光照得很明亮,就像两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里的洞开的窗子,是那么坦白,没有尘垢。 [2]

  

   三 小说为什么用第一人称“我”叙事

   小说明明写贞贞的遭遇,为什么要用第一人称“我”?花了那么多笔触写“我”,比写贞贞还多,标题就是《我在霞村的时候》。

  

   小说的来源是丁玲听到一个传闻,“其中的主人公虽然没有其人,不过我却听到过这样一件新闻。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同志要到医院里去,他告诉我说,是去看一个刚从前方回来的女人,那个女人曾被日本人强奸了,而她却给我们做了许多的工作,把病养好了以后,又派她到前方去做原来的工作。她是恨透了日本人的,但她为了工作,为了胜利,结果还是忍痛去了。我当时听了,觉得非常感动,也非常难过。” [3] 这里有一句话听上去有点残酷:“又派去做原来的工作”。后来的革命文学,一般只写这类故事“非常感动”,张爱玲《色,戒》就主要写“非常难过”,只有独特的丁玲,既写感动也写难过。萧军的日记1940年8月19日也有记载了一段类似的故事:“一个从侮辱中逃出的女人,一个在河北被日本人掠去的中年女人,她是个共产党员,日本兵奸污她,把她挟到太原,她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做了不少有利工作,后来不能待了,逃出来,党把她送到延安养病——淋病……”萧军当时和丁玲关系密切,但也没明说这是他提供给丁玲的素材或是丁玲告诉他的故事,细节上也已经和丁玲后来写的故事有所不同。

  

   1983年丁玲“解放”以后又回忆写作《我在霞村的时候》,说:“文章写了三分之二,我觉得写得不好,就撕了,改用第一人称。” [4] 改用第一人称的目的是什么?第一,有侦探小说的角度,铺垫层层,随着“我”的目光,一步一步慢慢揭开贞贞之谜。第二,这个观察角度,等于看到了贞贞在她的家乡被示众,被围观鄙视,但是这个围观者当中也有阿桂、刘二妈等朴素的同情者,同时夹杂“我”的现代性的、知识分子的视角,只有“我”注意到鄙视贞贞的更多的是女人:这些女人因为有贞贞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强奸而骄傲了。

  

   这些女人看贞贞得到的满足,只是“我”发现的。“我”和霞村的既投入又抽离的关系对立,也像《三八节有感》和另一篇小说《在医院中》所显示,某种程度上正是丁玲和延安的复杂关系。

  

   在“我”和贞贞的交谈中,贞贞并没有太多控诉日本人暴行,反而不理解日本人也有人性的一面,比方说那些军人为什么藏着自己家里女人的照片,宝贝似的。在旁边听的阿桂插话说“做了女人真倒霉”。“做了女人真倒霉”这句话后来被王德威写评论的时候用作标题 [5] 。贞贞很朴素地讲她生病了,痛得要命,肚子里像烂了一样,可是还走30里地来完成任务,“后来阿桂倒哭了,贞贞反来劝她,我本有许多话准备同贞贞说的,也说不出口了,我愿意保持住我的沉默。”贞贞被这么多村民鄙视、同情、侮辱、围观,只有在“我”这个外来的知识分子身上获得了理解,所以小说里说我们的关系就密切了,谁也不能缺少谁似的。两周以后“我”要离开了,贞贞忽然显得很烦躁,小伙子夏大宝还来看贞贞。“我以为我是非常的同情他,尤其当现在的贞贞被很多人糟蹋过,染上了不名誉的,难医的病症的时候,他还能耐心的来看视她,向她的父母提出要求,他不嫌弃她,不怕别人笑骂,他一定想着她这时更需要他……”其实大宝来求爱、求婚时,心里带着犯罪感,因为当初是他不敢与贞贞私奔,贞贞赌气去了天主堂,才发生了被日本人抢去的事情。

  

   “我”临走的时候问贞贞为什么你拒绝大宝?贞贞平静地说,“我总觉得我已经是一个有病的人了,我的确被很多鬼子糟蹋过,到底是多少,我也记不清了,总之,是一个不干净的人,既然已经有了缺憾,就不想再有福气。”

  

   不仅村民这么看,贞贞也自觉自己“是一个不干净的人”,如果能去延安养病,在不认识的人的面前,她会比较快乐。最后,她实现了这个愿望,小说结尾时,“我仿佛看见了她的光明的前途”。

  

小说里贞贞、“我”和霞村构成一个三角关系。贞贞是苦难民众,遭遇奇特命运悲惨,令人同情;“我”是干部身份的知识分子,哀贞贞之不幸,怒村民之愚昧。这些都是“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农民关系的沿袭。但新的因素是“霞村”。小说题目不叫《贞贞》或《贞贞的故事》,而强调“我”在“霞村”,增加了解读的复杂性。不知是否真实地名,但字面上看,“村”是空间,“霞”是时间,“村”里有旧生态,“霞”却是曙光。“霞村”既存在从柳妈、闰土以来的乡民保守愚昧,又是可以接待像“我”这样干部的解放区根据地,背后包含了新生的政权力量。官场政权已在现代文学中消失已久,而且晚清小说是官民对立,像“霞村”这样的官民混杂的意象,是20世纪中国小说在1942年的“新生事物”。新政权新文化理应批判乡民蒙昧,但又要顺应民风调控民情。“霞村”的内涵一复杂,“贞贞”与“我”与“霞村”的关系也变得吊诡:“贞贞”与“霞村”血肉相连,却只有“我”这个外来人才理解她;“霞村”无法原谅接受一个慰安妇,只好让她继续再做间谍;“我”对于乡民歧视贞贞很不满,但对于去延安医病后再去执行同样的工作,既感动又难过,其实是对旧传统新官方的混合体不知所措。《三八节有感》里有批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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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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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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