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是现代文学中篇幅最长的作品 [1] ，总共80多万字，1945年11月由重庆希望社出版上卷，下卷1948年出版。很多的现代文学史，包括唐弢、朱栋霖和夏志清的文学史、小说史，都没有特别讨论路翎这个长篇。但在《亚洲周刊》“20世纪中国小说100强”中，《财主底儿女们》排名很高（第14名）。胡风在1945年说：“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 [2]
一 路翎的坎坷一生
路翎（1923—1994），生于苏州（一说南京），本名徐嗣兴，两岁时父亲自杀，母亲改嫁，外公家是苏州富豪。年轻时路翎做过国府职员，南京中央大学讲师。19岁创作中篇《饥饿的郭素娥》，描述一个大烟鬼的妻子与人私通，相当重口味。《财主底儿女们》也是20多岁写的，受到胡风激赏。抗战前后，鲁迅推荐的是《生死场》，青年人描写底层生态；周扬表扬的是《小二黑结婚》，解放区人民走向幸福生活；胡风喜欢的是《财主底儿女们》，主观战斗精神拥抱现实。但是荣也胡风，残也胡风。1948年，郭沫若等人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批判胡风，路翎撰文回击。理论家胡绳批评路翎，说他的作品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往往是一方面为自己心情上的复杂的矛盾而苦恼，另一方面，却又沾沾自喜，溺爱着自己的这种‘微妙’而‘纤细’的心理……” [3] 胡绳此话，正中《财主底儿女们》特点（但不一定是缺点）。1949年以后，路翎在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当创作组长，写过《人民万岁》《祖国在前进》，都未过审。中篇《洼地上的“战役”》，写志愿军士兵和朝鲜姑娘的微妙感情，殊不知志愿军有微妙感情已经犯规。后来“胡风案”从文艺论争上升到反革命集团，舒芜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路翎在1955年被捕，坐牢10年，从32岁到42岁。坐牢期间，路翎不服，在狱中吵闹、撞墙，唱歌抗议，被指控为精神病，送至安定精神病院，接受打针、电疗等治疗。出狱以后还是“黑帮”，劳改扫街。直到1980年，他50多岁了，法院宣布他无罪，可是他第二天还去扫街，说还没有人来接替我的工作，街上这么脏，不能不扫干净。
文学家的使命是什么？顾城说过一句“现代汉语就像用脏了的人民币，我要把它洗一洗” [4] ，路翎说“还没有人来接替我的工作，街上这么脏，不能不扫干净”，异曲同工，道出了20世纪中国文人的工作性质与使命感。
1994年路翎去世，已是当代文学时期，但他后来没法写作。《路翎全集》2014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编委会主任陈思和是贾植芳的学生，贾植芳当年也被划入胡风集团。王德威认为《财主底儿女们》与胡风精神有关，“胡风的追随者路翎以《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凸显乃师所谓‘在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汹涌的波澜和它的来去根向’。” [5] 王德威赞扬“路翎是一位天才作家，他在十六岁到十九岁这短短的几年内写尽了他到今天我们都认为是现代文学里的重要杰作，包括《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等，我想我们任何做现代研究的同学都不应该错过这位作家的一些重要作品”。 [6]
二 颠覆现代小说的大家庭格局
书名上的“财主”可能引起误会，令人联想到乡村地主，其实小说主角是一个苏州富豪，儿女们都住在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财主底儿女们》其实写的是《家》《雷雨》之类大家庭的内部争斗，纠缠着金钱、情色、人伦，主轴还是个人与家国的关系，但比大部分同类作品显得复杂混乱。
豆瓣上有段评论：“年轻的心没有羁縻，初次创作长篇的笔更是不懂得节制。事与事，人与人，拥塞在一起，思想撞思想，行动碰行动，言语挤言语，《财主底儿女们》于是就有了80万字的浩大规模。也因了作者的年轻，这80万字建构正如同小说中许多人物的思维，充满混乱，深烙痛苦，稍带着病态与疯狂。整体而言，它没有一以贯之的事件、人物，乃至思想，除了作者恣意泼洒的青春与生命，除了作者追求的‘光明、斗争的交响和青春的世界底强烈的欢乐（《财主底儿女们》题记）’。” [7]
在40年代时代语境下，在大家庭格局的长篇里，《财主底儿女们》如何与众不同？
第一个不同，是没有直接写阶级斗争。小说不写农民，不写穷人，仅有的一个有名有姓的仆人还是忠实管家，冯家贵尽忠职守，最后在老宅穷死。曹禺写鲁贵，充满了鄙视和批判，路翎小说里主仆关系温馨且不是重点。
第二个不同，小说中也没有贯彻进化论。长辈居然不是反派，不像高老太爷那么专制，不似周朴园这般虚伪。财主蒋捷三和儿女们的关系有的紧张，有的温和，有的冲突，有的隔膜。儿女们的婚姻家庭也各有幸福或不幸，但都不能简单地归结成老人“封建”。第二章有一节以苏州老宅园林景色写老人的固执孤独。儿女大都离家，老人比儿女们更关注动乱局面，更关心中国前途。人们之前常见的那种老人腐败专制，青年痛苦反抗的进化论格局，在路翎笔下被改写了，甚至颠覆了。
三 混乱的剧情与欧化的文体
蒋家共有四个女儿三个儿子。大女儿淑珍和女婿傅蒲生，性格中庸，主要戏份在第三章淑珍30岁生日，兄弟姐妹和父亲聚集南京。二女儿淑华在生日宴会前后认识了海军军官汪卓伦，恋爱倒一拍即合，不过她看不惯家庭四分五裂，互相争斗，后来早早病死了。三女儿叫淑媛，女婿王定和是比较世俗讲求利益的男人。小说开局时王定和看来像是蒋家正当继承人。女婿要成为管事人，原因当然是老人与儿子们不和。
二儿子蒋少祖在小说上卷是男主角，小说开篇写王定和妹妹王桂英到上海找蒋少祖。漂亮、性感、感情迷乱的王桂英，不管少祖已有婚姻，也忽视身旁夏陆的爱慕，孤注一掷地爱上少祖。“在不明了束缚着人们的实际的一切的时候，在幻想里预尝着这种甜美的荒唐和悲惨，她心里有大的欢乐。这种欢乐，在目前的这个时代，是很多人都经历到的。似乎整个的人类生活就是这样改变了的。王桂英底赴上海，是‘一·二八’的光荣的、热情的战争所促成的多种行为之一。”“……王桂英抗拒苦恼，浮上一个顽皮的粗野的笑容。这个笑容好久留在她底因受凉而苍白的脸上。” [8]
这些引文，同时说明王桂英的莎菲气质，个人与时代的复杂关系，还有路翎小说的拧巴的欧化语言。
蒋少祖是一个罗亭似的书生，想得多，做得少。16岁到上海读书，受过新思想影响，妻子陈景惠贤惠，但是他觉得她不理解他的事业。他的事业是什么？“九一八”后接近社会民主党，又想从事政治，又看不惯投机混乱。其实还是靠蒋家家底，让他有这份在上海从事政治社交并且自我感觉良好的奢侈。后来他发现兄弟姐妹们都在计算父亲的财产，便赶回苏州跟父亲和解。
他和王桂英怎么谈恋爱？我们看原文——
“王桂英，在中国，生活是艰难的啊！”蒋少祖说，动情地笑着，倚在窗槛上。从王桂英底眼光和面容，蒋少祖觉得她已被他征服。这个胜利是他所希望的，但同时他体会到深刻的苦恼。他不能明白自己底目的究竟是什么。
男人觉得女生崇拜他，便有征服的胜利感，但是又苦恼，因为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早一两年，张爱玲已经写过范柳原、佟振保的类似爱情，享受征服，但不明白目的。结果第五章，王桂英怀孕了，生了个女孩，被兄长王定和痛骂，逐出家门。王桂英先是想把小孩交给女佣，后来竟把小孩闷死，自己又打扮得十分时髦，到上海社交场合找蒋少祖。蒋少祖仍没有什么表示，王桂英一气之下就和理想主义的书生夏陆结婚了。但是夏陆太穷，婚后生活郁闷，王桂英还是爱着少祖。整个恋爱就像作家一开始就预言的那样“甜美的荒唐和悲惨”。在少祖这只是一个插曲，对王桂英来说，好像已是结局。
相比之下，蒋家大儿子蔚祖的故事更加“荒唐而悲惨”。
蔚祖的妻子金素痕，在整个长篇上卷中最引人注目，她美艳、性感、聪明、专横、残酷、任性。首先，金素痕控制丈夫蒋蔚祖，老公言听计从，女人半夜出去，天亮归来，老公还痴痴地等。其次，金素痕也设法控制了蒋家的不少财产。金家律师出身，和蒋捷三打官司也占上风，可以说老人是被这个媳妇一步步逼死，整个蒋家众姐妹一步步地看着受气、无可奈何。蔚祖则逐渐走向疯癫，一会儿被老婆锁，一会儿被父亲锁，最后自己烧了寓所，沦为乞丐。金素痕以为他死了，马上再婚，不想某夜蒋蔚祖又跑到素痕新房的窗下，鬼影般闪现，把新婚的金素痕吓得魂飞魄散（之后这个大公子还是跳了长江）。神经质，是作家和这部小说几个主要人物的共享特征。
路翎写张爱玲的人物，但更加“不按牌理出牌”。（金素痕这么“坏”，也不受惩罚；蔚祖为什么自杀？王桂英怎么可以杀死自己的婴儿？）从小说语言看，《财主底儿女们》将巴金、茅盾的欧化文体发展到极致，比如王桂英初见夏陆：
王桂英，回答他底笑容，高声说，并露出那种惊恐的娇媚……这个思想令她感激，她热情地、凄惶地笑，脱毛线外衣，站了起来。
惊恐与娇媚，热情与凄惶，都有些矛盾与反差，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扭曲、暧昧的说话效果。
娇小的王桂英在那种羞怯的、慎重的、自爱的微笑以后显得特别动人。她底简单的、灵活的衣妆给人以温柔的、热情的、崇尚理想的印象。
这都是典型的路翎句式，用不同意思的排比，用复杂的句型来显示人物微妙的心境。
四 蒋纯祖的蜕变故事
小儿子蒋纯祖后来取代他哥哥蒋少祖成为中心人物。上卷结尾时南京即将沦陷，全家往汉口撤退，只有他反方向要去上海。上卷二哥蒋少祖，不像觉新般忍辱负重，较多私心；下卷三弟蒋纯祖，像觉慧一样冲动，但更加迷惘。
下卷第一章记录南京抗战，但没有正面写战事与屠杀，只是随着蒋纯祖的眼光从上海撤军，脱离部队，在南京过江逃难碰到几个散兵。一个士兵抢小贩的饼，另一个矮个士兵又跑去给小贩一点钱（两个士兵并无关系）。面对两个散兵，站在废墟般的村宅中，年轻的蒋纯祖，不顾周围形势危急，忙于思索善恶哲理。“他想，在此刻，一切人都是可怕的，自己也是可怕的；一切善良，像一切恶意一样，是可怕的。……眼看认识和不认识的路人在身旁死去后——一个软弱的青年，就是这样地明白了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自己底生命和别人底生命，就是这样地从内心底严肃的活动和简单的求生本能的交替中，在这个凶险的时代获得了他底深刻的经验了。”
文绉绉的文艺腔长句，慢条斯理地分析人的生死、困境、本能，好像《战争与和平》中彼埃尔上了俄法战场前线。接下来蒋纯祖和几个走散的士兵，朱谷良、石华贵、李荣光、丁兴旺等一起逃难，逃难途中又害怕碰到敌军，又碰到害怕他们的老百姓……
路翎使用抒情笔法描写一个刚入伍的青年士兵：
那种对自己底命运的痛苦的焦灼使丁兴旺走了出去。他悲伤地觉得自己是孤独的，企图到落雪的旷野中去寻求安慰，或更燃烧这种悲伤的渴望。落雪的旷野，对于自觉孤独、恐惧孤独的年青人是一种诱惑，这些年青人，是企图把自己底孤独推到一个更大的孤独里去，而获得安慰，获得对人世底命运的彻底的认识的。丁兴旺是有着感情底才能的，习于从一些歌曲和一些柔和的玩具里感觉，并把握这个世界；这样的人，是有一种谦和，同时有一种奇怪的骄傲。在痛苦的生活里，这种感情底闪光是安慰了他，但同时，这种感情便使他从未想到去做一种正直的人生经营。……因此，这个年青人，便在这片落着雪的、迷茫的、静悄悄的旷野上，穿着奇奇怪怪的破衣，慢慢地行走，露出孤独者底姿态来。
这段文字虽长，还是要抄，因为这是典型的路翎风格。孤独青年漫步旷野之后，他看见一个老妇人，妇人害怕而逃。“你跑什么？”丁兴旺愤怒地问。“他意识到，这个老女人底逃跑，是触犯了他底尊严。”丁兴旺叫停老女人，还抢了她一块钱。偏巧这时有个从前线撤下来的团长带着卫兵经过，团长此时“在精神上，他是有着无限的正义，无限的权力”，因此就把被老女人控诉的逃兵丁兴旺枪毙了。
“中国不需要这种败类……”那个团长说，奇异地笑着，显然是在替自己辩护……
“不过是一块钱啊！只是一块钱！该死，我是有儿子底人啊！”她（老女人）突然站住，小孩般哭出声音来。
老女人也没想到会把抢他钱的士兵打死。这种描写战争、战场荒诞场面的书生腔，后来的抗日文学无人（也无法）模仿。与丁兴旺同行的其他散兵，朱谷良、石华贵，包括主人公蒋纯祖，他们又枪杀了那个团长。蒋纯祖目睹了这一切，小说的叙事，依靠蒋纯祖的伤感视觉而惊愕悲伤。
这群散兵逃到了长江北岸，在村里石华贵强奸民女，朱谷良要枪毙他，蒋纯祖这时不知道为了什么，用自己的胸膛去挡枪保护石华贵。“我是你们底朋友……我是兄弟！我爱你们，相信我！”蒋纯祖哭着大声说——这么浪漫的雨果式的人道主义，没得到好报。石华贵逃生以后反而杀了朱谷良，蒋纯祖最后和几个同伴一起又炸死了石华贵。
这种由读书人亲眼旁观的惨烈荒诞的战争场景，在20世纪中国小说里，之前没有，之后也少见。蒋纯祖回到武汉，再碰到哥哥姐姐一群绅士太太，精神上已经无法沟通。小说继续描写纯祖又要坚持个人自由，又要投身群体组织的艰辛过程。（这不是胡风吗？）他在武汉参加剧社，和侄女（淑珍与傅蒲生的女儿）kiss，又单恋黄杏清。表面上纯祖还是书生意气，善感多情，经常“又热情又凄惨”地笑着，也问哥哥姐姐拿钱，但是经过南京旷野逃难，他已完全改变，和财主底其他儿女们在一起，他是一个路人。逃回武汉前，纯祖在九江见了汪卓伦最后一面，汪是一个小军舰的舰长，在长江中被日军飞机炸伤，最后牺牲。汪的形象和上卷一样又完美又绝望（我也学会了路翎式的语法，把两个不同意思捆绑一起）。
蒋少祖这时在武汉已经成为有名的文化人，一会儿采访陈独秀，一会儿获汪精卫接见——现代小说中用真名实姓写历史人物的案例不多，《财主底儿女们》是一种尝试。路翎还是一如既往地使用互相矛盾的形容词：
汪精卫甜美而奇异地笑着说，他抱着无穷的希望。他露出一种诡秘的慎重，和一种闪灼的忧郁接着说，他相信中国，他喜欢中国底文化和民族。他底声音是颤抖的，低缓的。他是出奇地暧昧，他未说他对什么抱着无穷的希望。“曾经是，将来也是！”汪精卫甜美地说，长久地张着嘴，但无笑容。
什么叫甜美而奇异地说？什么叫闪灼的忧郁？为什么长久地张着嘴？1945年的读者回头看汪精卫，记住的恐怕是路翎的暧昧文体。
到了40年代，张爱玲等人已经有意识地用“某某道”旧白话矫正“五四”文艺腔，路翎却朝另一个方向——欧化的方向——把文艺腔推向极致，不仅用来写知识分子或女性心理，还用来写逃难，写凶杀，写政治家的表情，陌生化效果非常强烈。
在某种意义上，篇幅巨大的《财主底儿女们》也是三四十年代各种小说的一个综合并置。逃兵劫难很像沈从文早期桥段；纯祖多情，接近郁达夫或茅盾笔法；小弟反抗大家庭，这是《家》的格局（小说中直接提到《家》）。下卷后来写纯祖在乡下做小学校长，与庸俗环境斗争，又是《围城》或者《倪焕之》的故事；小说中还写演剧社里的政治批判会，好像提前预告了十年以后《洗澡》的开会气氛。
《财主底儿女们》总体看上卷比下卷好，上卷线索纷繁，作家对复杂的社会矛盾试图有自己的理解，其中蒋少祖是个现代小说中罕见的“聪明人”形象（按照鲁迅关于聪明人、奴才和傻子的定义，聪明人也是奴才，或者说是为权贵帮凶帮闲的知识人）。这类人物散文中谈论得多，小说中出现得少。下卷纯祖又以觉慧式愤青个人抒情为主，不过也预言了“个人进入群体”之历史艰难（同样的“个人融入集体”的过程，巴金的《火》顺利得令人难以置信）。小说直接解释：“人们看见，蒋纯祖，在这个时代生活着，一面是基督教似的理想，一面是冰冷的英雄，那些奥尼金和那些毕巧林。他所想象的那种人民底力量，并不能满足他，因为他必须强烈地过活，用他自己底话说，有自己底一切。”
“自己的一切”包括企图去救被母亲卖掉的16岁女生，包括跟小学附近的乡村恶势力争斗，包括糊里糊涂地爱上了淳朴乡女万同华，花了一年时间苦熬，最后又促成了好友孙松鹤娶万同华的胞妹万同菁。把奥涅金和毕巧林的符号跟乡土的现实糅合在一起，怎么糅？只靠男主人公的主观精神和欧化文体？但是他的小学终于着火，而且关闭，他的朋友们终于要逃亡回重庆。
小说最后两章将蒋家诸兄弟姐妹在抗战中后期的生活状况描述一遍，处处突出纯祖与众人的不同，特别是少祖、纯祖两兄弟的不同道路。“蒋纯祖抬头，看见了卢梭底画像；在一个短促的凝视里，他心里有英勇的感情，他觉得，这个被他底哥哥任意侮蔑的，伟大的卢梭，只能是他，蒋纯祖底旗帜。”这时少祖在国民政府中已经颇有地位。当年女友王桂英也变身影坛明星，不过少祖仍嫌她堕落。纯祖经过几年折腾，身体大病，又因信息不通，订了婚的万同华嫁了别人。重病回去时他还和女友再见了一面，“这个女人哭着说，‘我已经饶了你，因为……我希望你也饶了我！’”男人临死之前却想着刚刚爆发的苏德战争，温柔地笑着说：“我想到中国！这个……中国！”然后就离开了。
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称赞路翎的心理刻画，说：“他运用错综的表现人物的心理广度的写法，在掌握大起大落的心理节奏，处理人物心理感应的波澜方面，显现出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气质。”同时又评论说，“主人公纯祖是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中，仍未能与人民结合，没有找到光明出路的知识分子的典型”。 [9]
巧了，或者说不巧，我们接下来真的又要碰到一个同一时代的，也“未能与人民结合”，也“没有找到光明出路的知识分子的典型”，那就是方鸿渐。
[1] 老舍1944—1948年写的《四世同堂》，有90万字，1949年在美国出版节译本，全本《四世同堂》是1982年（老舍自尽16年以后）才出版。
[2] 胡风：《财主底儿女们·序》，原载《财主底儿女们》上，重庆：希望社，1945年11月版，参见杨义、张环、魏麟等编：《路翎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51页。
[3] 胡绳：《评路翎的短篇小说》，载自《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1948年3月1日，62页。
[4] 1988年顾城在香港参加文学活动时，回答一位英国汉学家的问题，我恰好坐在旁边，亲耳听到，印象很深。
[5] 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42—43页。
[6] 王德威：《南京的文学现代史》，《扬子江评论》2012年第4期。
[7] 参见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033271/。
[8]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上，重庆：希望社，1945年11月。引自路翎：《财主底儿女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以下小说引文同。
[9]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