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涌豪 陈广宏:在风雨洞中挺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1 次 更新时间:2021-12-24 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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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涌豪   陈广宏  

侠最先由先秦失职士人中偏尚用武的一群构成,继而或受客观环境挤迫,或受现世功利的驱使,乃至受到侠义精神及其超迈人格的感召,崛起挺生于各个历史时期。他们的持续存在构成了古代中国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在这道风景中行进的人以各自壮烈活泼的演出,丰富了中国历史的某一个侧面。为我们想要知道的这历史中每个片断串成的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它人性和人格的魅力以怎样的方式代代相传,乃至看似中绝而终不坠亡,且让我们翻开这尘封的历史。

大变动时代的风标

中国古代侠者最初诞生在风雨洞的大变动时代。由春秋、战国一直到汉末,天下纷纷,治乱相替,中国社会在灾乱与兵火中摸索着走向有序的道路。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步入历史舞台,在沧海横流中开始了最初的人生历练。具体地说,自春秋末起,他们即有令人注目的活动,但因“儒墨皆排摈不载”,致使许多人虽修行砥名,声施天下,仍湮没不被人知。不过儒墨不载,其他先秦文献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未必不载。正是赖有上述诸书及汉以来各种典籍的记载,我们得以了解在那个变革时代游侠先驱的活动,了解他们高尚的志节和卓然特立的人格。

如《左传》所载鬻拳、狼瞫,《晏子春秋》所载北郭骚,《战国策》所载唐雎等人,皆是侠风凛然的志士。他们或忠于国家义无苟且,或忠于知己不惜身报,并十分爱重名誉,临强敌而无畏,持高节而不回。面对“大争之世”中艰恶的政治环境,上至人君下至士人各怀自利之心,既不尊礼尚信,又不重视祭祀聘享、宗姓氏族,以致“邦无定交,士无定主”[1]的社会风气,仍坚执宗国道义,决不趋炎附势,称得上是乱世中道义的风标,真正意义上的英雄。故近人张亮采作《中国风俗史》,称“游侠之风,倡自春秋,盛于战国”,如春秋之公孙杵臼、程婴、毕阳、偃息、仲行、缄虎、专诸等人,“皆可谓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者”;战国之豫让、要离、孟胜、徐弱、聂政、唐雎、荆轲等人,“皆先人后己,勇悍坚卓”,是游侠的杰出代表。今天看来,因战国时代上有养士四公子竞为游侠,下有布衣之士奋起行义,任侠之风似比春秋更为风行。但须指出,春秋时侠者持身谨,持节严,那种爱名誉,重知己,急公义,赴国难的精神,对后世游侠或历代怀义慕侠的志士产生的影响要更积极更深远,他们是这些后辈的人格榜样和精神动力。

汉初,承战国以来的纷乱交攻,加以强秦暴亡,各种势力恃强纷争,社会变动的剧烈程度丝毫不减过往,故一时侠者纷起并作。在秦时已有韩国贵族张良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以家财养士,先雇人谋刺秦皇,又藏杀人犯项伯。后又有彭越、英布与豪杰交通,季布、季心兄弟以任侠有名于楚。即使到刘邦为汉天子,这批人仍依原先习惯行事,如齐贵族田横及门下五百壮士,还有赵相贯高等人,皆侠气难忤,不以君臣之礼为意。至于刘邦本人不事生产,常有大度,也是一个性喜任侠之人。他能赦免朱家所藏匿的宿敌季布,很大程度反映了对朱家侠行的欣赏,乃至对季布人格的认同。

西汉侠的身份十分复杂,有像朱家、郭解和剧孟这样的平民,所谓布衣闾巷之侠,也有像灌夫、宁成这样交通豪猾役使千家的暴豪之侠,更有如袁盎、栾布、郑当时这样亦官亦侠、兼游侠官僚于一身的卿相之侠。且到西汉后期,游侠为官者日众,不仅任侠之人年长改节后多为高官,即现时即刻正任气作威的侠也可任达官,爵列侯。由此,侠日渐远离战国乃至汉前期作为侠者个体的独立本位,成为统治者拉拢和利用的对象。

西汉时侠南北皆有,不过因地域民风的关系,似以北方为多,也更有名。如当时著名侠者陈遵就有“关西大侠”[2]之称。而就具体的活动区域而言,大抵都在城市,特别是在当时经济、政治中心的长安与洛阳。如愤于丞相公孙贺的拘捕,告发其隐私,引起“巫蛊之祸”的朱安世,即有“京师大侠”之称。

其间,大部分侠或不事生产,或占籍商业、手工业,行侠时限于各自的势力范围,在一定街区内活动。还有一些侠结客养士,乃至“刺客如云,杀人皆不知主名”,其以一个著名侠魁为中心进行集团活动,声势较战国时大很多。侠还有一个集团行动方式是以宗族为单位,聚族而居,同宗相保,如景帝时济南氏宗人三百余家即如此。这种集居形式似是井田制度下宗族、村社的遗余,班氏作史,有所谓“北道姚氏”、“南道诸杜”等即指此。此外,还有父子两代为侠的,如漕中叔、漕少游父子;有心喜任侠而以“侠游”为字的,如上谷太守耿况,更可见其时侠风之烈。

对于侠以齐民养名作惠作威的危害性,当时统治者是有认识的。早在汉初,高祖就曾采用娄敬建议,将其与豪猾大姓一起迁徙以方便监管。说来这其实是战国时秦惠文王和以后秦始皇用过的老办法,《华阳国志·蜀志》中就载有两人“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的故事。高祖及以后武帝等仿效之,数次行迁徙之事,具体迁发地则在五陵。当然,更便捷有效的方式是直接镇压。如济南氏等被景帝遣郅都诛灭,郭解则为武帝处死。而成帝时,长安令尹赏得朝廷“一切便宜从事”的授权,更穿地数丈,修“虎穴”拘箝长安游侠和轻薄少年恶子,致一时“亲属号哭,道路皆歔欷”[3],则是最为严厉的一例。

不过,上述种种打击措施并没有彻底扭转社会上的任侠风气。降及东汉,虽不能说“其风益甚”,但为侠者仍在在多有却是事实。从光武帝刘秀本人到赵缪王子林,再到舞阳侯吴汉,皆曾任侠,或干脆就是游侠,一般闾巷之侠就更不能胜数了。这些人在王莽败落天下淆乱时大量涌现,以后也从未停止过活动。当然,随东汉法制和吏治的健全,还有光武帝崇儒右文政策的倡导,社会上“怀经协术”、“保身怀方”的“守义之徒”增多,“去就之节,重于时矣”[4],侠的活跃程度渐渐受到抑制,活动余地也受到了缩减。一个显著标志是,王公贵族再不愿或不敢与侠往来,如光烈皇后之弟阴兴“好施接宾,然门无侠客”[5],一般人对子弟“通轻侠客”也多有劝阻,并惧怕结交像杜季良这样“豪侠仗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的大侠。[6]侠者因此收敛其行为,有的甚至改行折节向学。如王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轻剽少年”,晚而改节,钻研儒学律令,以后官至洛阳令,名列《后汉书·循吏传》。西汉时有像郭解这样父子两代为侠的,至此,郭解子郭梵和孙郭伋一任蜀郡太守,未见有侠行;一少有志行,由尚书令出为渔阳太守,招怀山贼,抓捕豪侠,乃祖之风已荡失殆尽。

据乱称雄与末流放失

东汉一统政权维持了一段时期,即随黄巾起义的爆发而崩溃,横亘在人们面前的又是一个乱世。由于其间战争频仍,兵火不熄,暴豪任强,公道不彰,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萧条的末世气象。

然而,当时怀有称霸野心的豪强对时世的认识却不怎么悲观。袁术就曾对从兄袁绍讲述过他对这个动荡时代的理解:“禄去汉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门,豪强角逐,分割疆宇,此与周末七国无异,唯强者兼之耳。”[7]故如周末七国之主注意强兵养士以逐鹿天下一样,他们也纷纷招聚人马,图谋大举。这批从军阀混战中涌现出来的乱世英雄,包括董卓、王匡等人,正是当时所谓公侯豪侠的典型。而在一片混战中杀出,以后渐成气候称孤道寡的曹操、刘备和孙坚、孙权,也都有好侠的气质和任侠的经历。他们“任侠放荡,不治行业”[8],或“好交结豪侠”[9],“好侠养士”[10]、并因此获得很高的社会荣誉。

由于这些人为人佻荡不拘威重,讲究实利而不拘虚节,故有一大批豪纵放狂的侠者围绕在他们周围。如曹操手下的张邈、典韦、臧霸皆为侠出身,《魏略勇侠传》所载四位大侠,有三位是魏人。其他如刘备手下的徐庶、姜维,孙氏父子手下的鲁肃、甘宁,也都是闻名一时的大侠。像鲁肃富于财,见天下将乱,遂不治家事,大散财货,标卖田地,以奇计招聚少年,供给衣食,令往来南山间,读习兵法以备时用,以后见周瑜英勇,“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前往投奔,俨然是一侠魁[11],人们熟知的那个生性忠厚的鲁肃,只是小说家想当然的艺术创造。要之,汉末儒学因时世动荡而日趋衰微,束缚东汉人的名教观念也再不能拢聚人心,儒学名教本身的虚伪反激出时人彻底的反正统意识,任张私欲,游荡为侠,便成了末世放诞的一种宣泄,故戴良这样的大儒也“好洽施,尚侠气”[12],“文辞壮丽”的嵇康也“尚奇任侠”[13],上述诸人依激烈的天性,有此人生选择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两晋南北朝社会继续动荡,刚结束三国鼎立局面的司马氏政权不久就被种种社会矛盾搞得岌岌可危,其中最突出的是土地问题。由于当时“天下千城,人多游食”,流民急增致使社会很不稳定,不多久就激变成集体性暴乱。在这些暴动的流民中就多有侠活动的踪迹。如东莱人王弥出身二千石,为人博涉书记,但好在京师行侠,当他率流民揭竿而起,由河东、平阳等地迁来颍川的数万家百姓都烧了城邑,杀了长吏起来响应。由于流民中不仅有失地的农民,还包括相当广泛的社会阶层,如涌入巴蜀的流民中就有“六郡之豪李、任、阎、赵、杨、上官及氐、叟侯王”[14]等,他们结成组织,名曰附晋,实际保持相当的独立性。这类组织的统帅如苏峻、郗鉴、祖逖等皆能接纳游侠,特别是祖逖,“性豁荡,不修仪检,年十四五犹未知书,诸兄每忧之。然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15]。及京师变乱,他与宗党数百家避地淮泗,被称为行主,宾客义徒中有许多“桀黠勇士”[16],则不仅招侠,自己就是一个豪侠。

除上述两种人外,由于当时两晋宗室如汝南王司马亮子、宣帝之孙司马宗,淮南忠壮王司马允,都曾为权力斗争的需要联结轻侠,充作腹心,济南惠王司马遂曾孙司马勋便习弓马,每多与侠相交通,在社会广大的阶层中,任侠仍是许多人热衷的事情。如牵秀、周浚、戴若思虽皆出身官宦世家,都好任气行侠,并由此贬损朝士,不拘操行。连被称为“孝友著于乡党,高声闻于远近”的裴秀,也“豪侠有气节”,他的侄子裴宪“少而颖悟,好交轻侠”[17],似得乃叔真传。而“京师大侠”李阳的名头,一般妇道人家也为之震慑。名士王衍妻郭氏藉中宫之势,为人刚愎贪戾,聚敛无度,又性好干预人事,王衍患之而不能禁,后用“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不可”[18]相戒,居然有奇效。

当两晋政权迭代之时,北方十六国贵族割据势力也如走马灯似地更换,历经百余年,其间也有游侠的活动。如成汉的李庠、北燕的冯跋三兄弟和前秦的苻洪都尚气任侠,“当时侠士莫不归之”[19]。而在南方,有庶族出身的新兴北府将领崛起,随着他们相继受禅称帝,南朝一百六十多年历史递次展开。在宋齐梁陈的更迭过程中,侠的活动仍然频繁。宋武帝刘裕在谋兴大业之初,颇注意收蓄才力之士,这其中就有像臧质、萧思话、孟龙符这样的游侠。薛广及其子孙三代为侠,也能得其倚重。南齐时,平西将军、光禄大夫刘怀珍召取青冀一带豪家私附数千人,是一位交通游侠的任侠之士。其他如梁武帝时的邓元起、简文帝时的裴子横、陈世祖时的熊昙朗等人,也都是性喜任侠的烈士。

与南朝相对,北方经十六国之乱带来的民族融合最终导致北魏的统一。此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继起的北齐、北周经短暂对峙后,以后者平灭前者向隋朝过渡。由于终北朝之时政治昏乱,战乱不断,暴豪贪婪无度,人民失去恒业,整个社会充满着纷扰不安的气氛,秦汉以来据乱世而起的侠得以被时人认同,并继续活跃在社会生活多个领域,有的甚至还有令人瞩目的表现。

他们多为乡里豪强、世代郡姓,如北魏的高树生、裴庆孙、李显甫父子,北齐的张保络、高翼父子等皆如此。高翼为人“豪侠有风神”,尽管自己为侠,却指望子高昂读书求学,但昂“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由此招来一批追随者[20]。而卢文伟、卢怀道、卢宗道父子三人“笃于交游”、“轻率好酒”,又“性粗率,重任侠”,情形亦与之相仿[21]。汉代游侠辈出,乃有父子为侠者,经东汉的沉寂,至此似又复兴起来。此外,北周从最高统治者到一般平民,也多有好游侠的。如北周开国皇帝宇文觉即“任侠有气干”,太祖宇文泰及兄莒庄公宇文洛生受其影响,“少任侠,尚武艺,及壮,有大度,好施爱士”[22]。臣下如侯莫陈顺、权景宣、陈忻、梁士彦、韦裕等人无不好任气节,并有侠名。

综观魏晋南北朝游侠的活动可以看到,作为社会的特殊人群,这一时期的侠依不同的身份和方式,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表现得非常活跃。因东汉末年以来整个社会的极度动荡和几乎被这种动荡冲毁的儒学权威的不复存在,还有政权频繁更迭、吏治日趋昏暗带来的政治与权力运作的无序化,以及只知崇尚强力不复问仁德所在或人心向背的特定氛围的交相作用,侠得以在汉中后期遭受数次打击后,再度活跃起来。

魏晋南北朝侠的大量存在,还与此期豪强地主、世代郡姓势力的膨胀有关。特别是南北朝政权如走马灯似地更换,但政权的基础终究是上述两种人。这些人在经济上实力雄厚,有足够的资财可以赈穷周急,收拢人心;在政治上则基本主宰了王朝的权力分配和政策走向。他们入朝为大僚,居家为豪富,作为州郡大姓,世代豪强,广占荫户,私植家兵、部曲,收养宾客、死士,当丧乱之际,便藉以保持身家或谋图大事。而在这些家兵与宾客、死士中就多有轻险亡命之人和豪侠之士。前及袁绍、孙坚等人都曾赖其力以成霸业,祖逖、苏峻等地方世家豪强收蓄门客、部勒私兵,也多如此。

南北朝时期,上自君王,下至百官,以州郡著姓和豪强身份为侠招侠,如前所述屡见不鲜。侠与王公贵族、豪族大姓的关系至此期变得密切。[23]所招致的结果是,侠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流失了,侠的人群和人格特征日趋散漫和社会化,或可直接称之为一般化。他们仗义行侠,冒死救急,固然仍施诸一般社会人群,就像汉代的侠一样,“赈人不赡,先从贫贱始”,“专趋人急,甚己之私”,但在许多时候,如果他为人客,则必须以替主人效力为首务,而不大可能有心力将侠义遍推及一般民众,甚或对民众还构成侵扰和危害,如曹魏时荆州旧族刘节门下的侠客“出为盗贼,入乱吏治”[24],已无侠行可言;如果他本身是豪族大姓,是养客者,他便会赖仗义行侠来招亡纳死,扩充势力,进而谋取大名,建不世奇功,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倘再比较此期为侠者在保持人群特征同时,与早前的侠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多为义任侠,珍视名节,崇尚荣誉,耿介特立,立意皎然;两汉的侠多为做好侠者而任侠,修行砥名,刻意自励,乃至敛己讳饰,虽阴贼著于心而外行仁厚,此期的侠则更多为了功利而任侠的色彩。尽管这其间存在着相互交杂的情况,在魏晋南北朝,那种为义行侠,为做好侠而任侠的人仍有;而在先秦两汉,也不乏为功利而任侠之辈,特别是汉中后期以来,这样的侠时可见到。但就统计学上的多数而言,不能不承认,这种功利追求占据了当时大多数为侠者的心,而由独特人格及行为方式构成的侠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了。或许正因为这一缘故,在范晔以下历代史家看来,东汉以后就没有必要再为他们单独立传了。由此在正史中后人多能看到作为一个直臣、烈士或反贼的传记,而再难见到一个个血肉兼备、声色毕具的豪侠了。但是侠始终存在,他们的活动有时还那么频繁活跃,他们的影响依然巨大而深远。

入世建功

北周末政治腐败,皇帝庸弱,身为贵戚的隋国公杨坚乘此起兵,在关陇集团的支持下建立了隋朝。不久又平灭南方的陈朝,统一了全国。尽管隋立国之初就进行了旨在巩固政权的政治改革,自西魏以来形成的府兵制至此完成向“兵农合一”的转化,中央对豪强的控制也得到了加强。但一直到二世而亡,仍自始至终都可见到游侠的活动。

隋初开国功臣大多任侠出身。时代提供给他们合适的生存气候,一如东汉末侠所感受到的那样,他们觉得自己正处在一个拥有无限可能性的开创性时代,所以纷纷活动。许多人本与杨坚交好,团结在他周围,但并不凛遵君臣大义,相反时常觊觎皇位,有不臣之心。如由周入隋的梁士彦自小任侠,性又刚果,隋时因功封郕国公。后自恃功高,每有怨望,与宇文忻等人密谋作乱,“劫调币以为牟甲,募盗贼以为战士”,被外甥裴通告发伏诛[25]。元谐“家代贵盛”,“性豪侠有气调”,少与杨坚同受业于国子,因军功累迁大将军,最终也因谋反被诛。[26]虞庆则“代为北边豪杰”,禀性倜傥,胆气过人,也是一位侠,且在当地游侠中享有很高声誉,所谓“本州豪侠皆敬惮之”,他的下场与梁、元一样。他的儿子虞孝仁能守家风,自小“豪侠任气”,炀帝时以谋图不轨被诛,竟与父亲走上同一条道路。[27]其他名臣如杨素,历官尚书左仆射、司徒,执掌朝政,并参与宫廷阴谋,废太子勇,拥立炀帝,但他“少而轻侠,倜傥不羁,兼文武之资,包英奇之略,志怀远大,以功名自许”[28],早年是一位目光远大很有抱负的侠者。刘权在文帝受禅初,以车骑将军领乡兵,炀帝继位,拜为尉卿,进位银青光禄大夫,原本也是游侠,“少有侠气,重然诺,藏亡匿死,吏不敢过门”[29]。沈光“少骁捷”,“常慕功名,不拘小节”。他的家境贫困,父兄都以佣书为事,独他跅驰不羁,“交通轻侠,为京师恶少年之所朋附”,许多人主动送财物接济,使他得以有甘食美服侍奉双亲。大业年间,炀帝征求天下骁果之士伐辽东,他在被征之列,“将诣行在所,宾客送至灞上者百余骑”,令人想见汉大侠受人拥戴的热闹光景。以后被任命为朝请大夫,折冲郎将,谋击宇文化及不成,被害时年才二十八岁。[30]至若彭国公刘昶子刘居士结交侠魁陈政,“聚徒任侠,不遵法度”[31],召取公卿子弟党羽数百人,横行京城,乃至登故未央殿基,南向设座,遣使引突厥南侵,欲亲为内应,无法无天到这种地步,更可见当时任侠风气的炽盛。继两汉侠进入社会政治中心后,他们的势力和野心似要直然再现昔日游侠先辈的风光,并且其意气弥厉,心态饱满而奋发,与魏晋南北朝动乱时世中的侠者相较,似有更上一层楼的追求。

这种意气弥厉奋发饱满的心态,在唐代游侠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李渊与隋文帝相似,是假皇亲贵戚并手中的军权夺取先朝天下的。早在大业十三年(617年),他就命儿子李建成、李世民交结英豪,以为己用,一时群盗大侠莫不响应。李渊父子之外,如隋东宫左勋卫唐宪不治细行,好藏亡命,也喜欢与博徒轻侠结交,李渊领太原后颇想利用他,正式起兵后委为正议大夫。那一班游侠和任侠之士自然各得封赏,充满荣耀感和成就意识。而当时与李氏父子争夺天下的其他人,如王世充“阴结豪俊,多收群心”[32],薛举“交结豪猾,雄于边朔”[33],梁师都“阴结徒党数千人”[34],也大都好结交侠者以成事。至刘武周骁勇善射,本人就是游侠出身。他们对于侠的作用十分了解,深知其天性坚忍,行动果敢,临事有不成便死之心,而无家室亲情的拖累,只要给予信任,施以恩义,便可期待其百分之百的付出,所以大多乐见其涌起,乐观其成就。而在侠者一方来说,本来不过是易代之际图全性命的小民,乃或躲避兵役丛聚苟活的盗贼,不死于兵燹,必亡于饥寒,眼见隋祚将终,能跟定一位雄才大略的明主,依乘风云,勒功帝籍,岂不是存在价值的提升?所以在很多时候,他们主动而密切地关注时局,他们的行动因目标明确,变得格外地坚决和有效。当李渊起兵,有“京师大侠”之称的史万宝偕裴、柳崇礼举兵响应,便是一显例。

可能是唐初游侠辉煌经历的召引,高宗以降,历朝为侠者大都奋发有为,思求一当。如魏州郭元振虽举进士,为通泉尉,仍好使气任侠,不以细务为意,后入武则天朝,历事数主,官至太仆卿、御史大夫,封代国公。哥舒翰家富于财,四十多岁仍不事生业,纵蒲酒于长安市,连父丧都不归家,独好任侠,“重然诺”,“多施予,故士归心”[35]。盛唐时他率兵击吐蕃,为河西节度使,功封西平郡王。宝应元年(762年),仆固怀恩引吐蕃兵入寇河西,郭子仪命羽林军使长孙全绪领兵万人为前锋,驻防韩公堆与之抗衡。全绪遣禁军旧将王甫入长安,阴结少年豪侠为内应,某日依约一起击鼓于朱雀街,大呼“王师至”,吐蕃军不知虚实,以为唐军从天而降,人人惊骇,当夜溃散。由此一事,既见当日长安城中侠者活动之频繁,唐人小说《潘将军》所谓“尝闻京师多任侠之徒”非虚,更可见一般为侠者欲立功国家有所作为的热肠。有些志士如张玠,性豪侠,轻财重士,当安禄山遣手下李庭伟率藩兵攻鲁郡城,他率乡豪张贵、孙邑等人纠众将李杀死,事后不自言功,报国忠直之心亦自皎然可见。

当然,并非所有情怀激烈的志士都有张玠的高节,由于唐中叶后科举考试关节请托成风,甚至有通榜皆取权豪子弟的,在朝廷所辖地区应试不第的士子,包括一些求官无门、仕途不得志的才士,不得不愤而北游河朔,投效藩镇以求进用,一些游侠和任侠义士为求一展平生,也有投身其中的。当日韩愈《送董邵南序》一文隐含希望当代乐毅、高渐离能出仕明天子朝,正道出这一事实。至于当时藩镇大多任气尚侠,如田璟、田守义、田承嗣祖孙三代就“以豪侠闻于辽碣”[36]。这些侠和任侠之士争赴边地,与之声气相通,自然能一酬所愿,建一番功业。唐人有诗称“塞上应多侠少年,关西不见春杨柳”[37],“坐看今夜关山月,思杀边城游侠儿”[38],便是这批人努力进取的实录。

也是由于盛唐前后游侠活跃,任侠风行,使文人士大夫也受到吸引。如陈子昂父元敬“瑰玮倜傥,年二十,以豪侠闻。属乡人阻饥,一朝散万钟之粟而不求报”,其风概对他或有影响。但他之所以“驰侠使气,至年十七八未知书。尝以博徒入乡学,慨然立志。……好施轻财,而不求报”,“尤重交友之分,意气一合,虽白刃不可夺也”[39],不能不说更与时代风气的熏染有关。还有王翰“少豪健”,“日与才士豪侠饮乐游畋,伐鼔穷欢”[40],高适“尚节义”,“不治生事,客梁、宋间”[41],“五十无产业,心轻百万资。屠沽亦与群,不问君是谁”[42],王之涣“少有侠气,所以游皆五陵少年,击剑悲歌,从禽纵酒”,至长成出名后仍不改其嗜酒狂放[43],大都如此。就是“诗圣”杜甫,“每饭不忘君”之外,也因沾染了“仙佛气”和“游侠气”,被明末卢世称为“千古大侠,司马迁之后一人”,盖“子长为救李陵而下腐刑,子美为救房琯几陷不测”[44],在他看来都是了不起的义行。究这些人之所以热衷任侠,进而为侠,可能与个人的性情有关,然基于他们才难自弃,极想有一番作为,如高适从军边塞,为哥舒翰掌书记,杜甫《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称其“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李颀等人见当时边镇将吏与州郡胥吏入仕多门,开始北走河陇,南游荆楚,由颠狂放荡进而求进身之道,皆可表见其为侠的真实目的在入世建功,而不仅止于获取虚名。

最为人熟知的自然是大诗人李白,他“少任侠,手刃数人”[45],又好结交豪雄,“门多长者车”[46]。由于既仰慕游侠“杀人如剪草”的豪行,又钦佩其平交公侯、功成身退的高节,故平日行事也“轻财好施”,“存交重义”[47],乃至“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48]。然而这种种放诞任侠并非其生平志趣之所在。他十六岁依潼江“任侠有气”的赵蕤从学[49],“好剑术,遍干诸侯”[50],以后赴成都谒见苏颋,被后者以文章可与“赵蕤术数”并美为由荐于朝廷[51],可知并非只是一味为粗侠,而有寄托和发散胸中郁勃之豪气的深意。唯此,他才会在《行行且游猎篇》中唱出“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的豪歌,并时时有“功业莫从就,岁月屡奔迫”的感叹。[52]

唐中叶以后,政治渐趋败坏,既有宦官专权和南衙北司之争,又有士庶的对立和党争。侠或卷入朝廷的权力争斗,如穆宗长庆年间,有豪侠与勋家子于方交通,欲有事于河朔。僖宗乾符年间,有侠儿突入曲室,欲害李克用于云中。五代强人如欧阳修所说,多“黥髠盗贩,倔起于王侯”[53],那些侠者也多追随刘知远、朱温、郭威、钱镠等有游侠气质的君主横行无忌,如后汉史弘肇“游侠无行”,生平不喜文事,谓文人难耐可恨,刘知远镇太原后即奏请从行[54],但总的来说已渐失了上升时代奋发有为的豪气。当然,唐侠所处的那个因中外交流频繁、商业经济发展,较具规模的城镇开始形成,以及长安富民尤多豪客等优越条件,也是他们所没有的。所以只能追随骄蛮不驯的强人,投命效死,乃至充为杀手,上以谋刺宰相,下以击杀内臣。

处江湖之远

侠经晚唐五代的下行运动日渐走向边缘,及自宋代,便迎来了他们日渐式微的黯淡岁月。

宋王朝是在荡平各路割据势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唐五代朝廷权威流失,藩镇挟势自重的教训,给了同样靠兵政变起家的宋太祖以强烈的刺激。有感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形势,他甫登基就着手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一是取消由藩镇衙兵演变而来的禁军中最高将领的职位,禁军分隶殿前、侍卫两司,前者最高将领是都点检,太祖本人在后周时就担任此职,后者是马步军都指挥使。可在当年,就因慕容延钊的罢职和石守信去职,取消了这两个职务,同时分侍卫司为马军司和步军司,让地位较低的指挥统帅,调拨权则归枢密院。二是尽收天下精兵,并禁节度使以子弟为衙将。最初,地方兵即所谓厢兵本是各州藩兵,乾德三年(965年),他下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士骁勇善战者,籍其名送至都下,补禁军之缺。骁勇者既送中央,地方只剩下老弱病残,缺乏训练,成为一种专门服役的兵种。这么一来,禁军将帅丧失了在中央发动政变的可能,藩镇也不可能再得到在地方上蓄势叛乱的机会。

这一系列政策施行的结果是,自五代以来重武轻文的社会风气得到了彻底的改变。本来,唐初因承北朝旧制,文武大员同出一权力集团,出将入相,可兼任而非殊途。唐中叶后开始出现文武分途和彼此相轻的局面,以门第科举进用的文臣集团与以军功得贵的武人集团各不相涉。以后随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武人的实权超过文臣,但文臣的社会地位仍高于武人。到五代时,由于统治者大多出身行伍,靠拥有的兵权由节度使问鼎君位,朝臣中也由武将任枢密使,宰相权力被大大削弱了。一些出身世家望族的文臣经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本已势单力薄,再经武将的凌辱或屠戮,优势丧失殆尽,社会地位随即下降。文臣既不能参与机密,决计人事,只能干一些赞襄典礼、草拟诏令之类的活,列班备员而已。现在,宋太祖继承周太祖郭威和世宗柴荣的做法,除采取上述两项政策外,又规定武将不得实任地方官吏,节度使不得兼领支郡,后来干脆不令归镇,成为遥领的虚衔;兵将又实行彼此分离的“更戍法”,将领无固定的士卒,不易结成腹心。同时建立募兵养兵制度,将刺字等一些折辱士兵的办法定为制度,以抑降武人的地位,又大力尊用文臣,抬高科举地位,扩大进士名额,保证他们顺利进入朝廷,以至领兵打仗也以文臣任方面统帅,枢密使大多由文臣充任。由此,社会上重武轻文的局面被彻底扭转,武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终于跌到了最低点。

与武人地位下降相伴随,社会尚武精神开始流失,兵疲将弱,不堪大用;民风尚柔,更无狂悍不可屈之气,整个宋朝因此积贫积弱三百年,少有令人扬眉吐气的上国气象。所谓“宋太宗既厌兵,一意安边息民,海内大治。真宗、仁宗深仁厚泽,涵煦生民,然仁文有余,义武不足。盖是时中国之人,不见兵革之日久矣,于是契丹、西夏起为边患,乃不吝缯帛以成和好。”[55]

有宋一代侠的活动并不活跃有多种因素,譬如随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雇佣兵制的推行,收容了许多破产农人,使之不致沦为流民,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除禁军外,朝廷在每一州县设一定数量的厢军和弓手、壮丁,分设总管、钤辖、巡检和捉贼使臣为之统领,专责整治地方,缉捕盗贼;对自西汉以来最易积聚流民或亡命的采矿冶铸处所,专门派出干员任巡检、县尉予以防备,而主要劳动力多由各地重犯担任,以压缩收窄逞强不法者的活动领域;此外,通过科举和恩荫的办法扩大官员数额,使人人有仕进希望,也诱导了许多人努力通过正当途径获得社会承认,等等。但当时尚武精神的丧失与民气的萎疲,显然对侠的消歇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当然,说侠不存在也与事实不符。“宋代诸将,率奋自草野,出身戎行,虽盗贼无赖,亦厕其间,与屠狗贩缯者何以异哉”[56]。如彰德节度使、西京留守焦继勋少读书,有大志,尝谓人曰:“大丈夫当立功异域,取万户侯,岂能孜孜事笔砚哉!”遂弃其业,游三晋间为轻侠,以饮博为务。后投晋高祖石敬塘。宋初应召为右卫上将军,代向拱平盗,不出两月,京城便被整肃一新。[57]侍中李穀“勇力善射,以任侠为事,颇为乡人所困”。后举进士,历仕晋、汉、周三朝,入宋受太祖遣使就赐器币的恩遇,但仍一副游侠作派,“人有难必救,有恩必报”[58]。保静军节度使杨美“武力绝人,以豪侠自任”,曾杖策诣军求见周太祖,太祖壮其行,留帐下。他与赵匡胤是旧交,故赵匡胤一登基,即任他为内殿直都知,后不断升迁。“为人任气好施,凡得予赐及俸禄,尽予亲戚故旧。死之日,家无余财”[59],有汉游侠之风。云州观察使、西山巡检郭进早年“倜傥任气,结豪侠”[60]。后往晋阳投刘知远,历晋至宋,为西山巡检,河东道、忻、代等州行营马步军都监,曾奉太祖命招徕流民三万多口。幽州刺史、京城巡检元达负膂力,善射击,为农家出身,但不耐耕种的劳苦,弃锄慨叹而去,“事任侠,纵酒”,“尝从少年数十百人欲起为盗,里中父老交戒之,乃止”[61]。后投效赵匡胤,因善射补御龙直队长,累官至京城巡检。

不过,与隋末唐初的侠一样,这些人大多由五代入周,只因易代之际的特殊形势才得有施展怀抱的机会,加上赵匡胤本人有侠性,冯梦龙《警世恒言》言其未发迹前,“专好结交天下豪杰,任侠任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个管闲事的祖宗,撞没头祸的太岁”,吴璇《飞龙全传》对其豪杰与无赖兼具的个性更有形象生动的刻画。人以群分,游侠在其时得以勃兴,或许与他这种喜好有些关系。但至登基后,就再不喜欢看到这种任张个性、夺权朝廷的人与事。所以此后三百年中,侠的活动一直处于低潮,即使存在,也被抛散在社会主潮之外,处江湖之远,成为闾巷乡曲的豪士,其下焉者乃为市井中的游手,黑道上的盗匪。

今依史书记载,太宗朝杨允恭、王延范,真宗朝刘平,仁宗朝曹偕,神宗朝陈慥,皆慕朱家、郭解为人,好气任侠。不过,他们大多只得闾里人徒追仿,而无太大的社会声势。宋江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62],出没青齐草濮一带,行事在正邪之间,不久也为朝廷剿灭。而一些文人,如张景“以古学尚气义,走河朔,与冀州一侠少游,后侠者不轨,事败,景亦连继,捕之甚急,遂改名李田,遁窜四海”[63],则可见其时游侠的放失与官府对他们的戒惕已到何种程度。当然,有时激于时变,也有一些侠作出惊人豪举并青史留名。如钦宗朝的王伦“家贫无行,为任侠,往来京洛间,数犯法”[64],年过四十,仍整日与市井恶少群游汴中,为侠邪无赖。某日,钦宗因金兵南侵,逃至宣德门,都人恨朝廷庸弱,群聚围哄,是他自荐其才,领一班恶少抚定众人。以后又出使金国,不屈而死,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和李彦仙、孙益两人奋死效力于地方抗金斗争,或不忍见生灵涂炭而投河自尽,或奋勇当先至战死为止,其志节也都不逊色于古忠烈之士。但是大部分侠沉沦于市井乡里,有的与浮闲游手相结交,和乡奸里豪互为援手,常不免干一些不体面的歹事,则与汉唐大侠已不可同日而语。

元统治者对侠的戒惕一如宋代,故侠者大多仍落魄里社间。如至正年间,有一“博鸡者”即赌棍“素无赖,不事生产,抱鸡呼少年博市中,任气好斗,诸为里侠者皆下之”,后居然能为一受豪民构陷丢职的地方官鸣冤,并“入闾左呼子弟素健者数十人”,将豪民痛打一顿,游街布众[65],无奈真实姓名已不可考知。有的侠则等而下之,贩私盐,造伪钞,其时铅山有吴友文,史称“豪民”,实逞强任侠之徒,“奸黠悍鸷,固伪造致富,乃分遣恶少四五十人,为吏于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辄先事戕之,前后杀人甚众”[66]。有的则武断乡曲,横行不法,如高邮张提领为非作歹,最后遭到官府“杖百徙之”的惩罚,一时“人以为快”[67],已无多少道德信誉可言。

明清是中国古代专制统治最为严苛的时代。鉴于历代政权更迭的教训,非常注意裁抑豪强以巩固皇权。如明太祖一即位,就改变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废去施行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和七百多年的三省制,分其权于六部,使直属于皇帝。又以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分掌兵事,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分典刑狱,使之互相牵制,由此揽军政兵刑大权于一身。在地方则设布政、按察和都指挥使三司,在都察院下设监察御史,出则为巡按御史,上可弹劾官员,下以监察民情。又设通政司处理诉讼,平息纷争。为强化国家武装,还创设卫所制度,使遍布国中。同时颁布《大明律》,规定国家有权逮捕逃户,凡有谋反大逆必凌迟处死,有妖言惑众必治死罪,即劫囚者也要斩首,是为历代法律所未设。此外,明政府还设立里甲制、关津制等办法加强对人的控制。通过人口普查,造册备案,每年审定,又防止豪强隐匿土地、户口,针对性地在一些地区推行迫其迁徙乃至抄杀的政策,更还有锦衣卫之设。至明成祖继位,削减藩王势力,设立内阁制,六部以下皆无所统属,机要之任悉归内阁,而内阁干脆只作为皇帝的顾问,摆设而已。

清中央机构基本沿用明朝旧制,但在内阁外别设国议,即由满族王公贵族组成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在内阁六部之上。同时在宫内设南书房,负责拟进谕旨。雍正时又设军机处,作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常设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国议的权力削弱,皇帝的权力得到了加强。清政府还吸取明朝太监专政的教训,裁撤了宦官二十四衙门,大臣所立奏章皆不再委诸宦官,而改由皇帝亲审。在地方,增设总督或巡抚,直接听命于皇帝,八旗军与绿营则到处驻防,监督各地保甲法的施行。所颁《大清律》集历代刑法之大成,其中对一切有碍专制集权的行为都有明确的惩罚措施。谋反等重罪当施极刑自不待言,即如集会、聚众、罢市和喧闹公堂也在违禁之列。所以在清前期,即使有各种矛盾纷争,也只在小范围、以较小的规模出现。嘉庆以后,随统治的失效,遂不断有民众暴动,这种暴动许多是假秘密结社的方式发动的,但最终都遭到严厉打击而归于消亡。

与强化专制集权相联系,明清两代统治者还十分注重对儒家礼义的强调。如朱元璋用刑部尚书钱唐、侍郎程徐之言,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固为圣人,但发挥三纲五常之道,使载之于经,以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以致世道愈降而人心不坠者,全赖孔子之力。为使天下人皆读孔子书,行孔子教,他诏令通祀孔子,以收拢人心。先前他读《孟子》,对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的说法十分不满,认为此“非臣子所宜言”,诏议罢孟子配享孔庙,以后重又恢复。他还与耆儒论讲道德,兴起教化,制科取士也一以经义为先,非圣人之言不纳,非朱子之言不采。康熙也尊孔子,夙好程朱,曾命人编《太极图论》,亲制《四书解义序》,以《理学真伪论》试士林。他还命人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尊朱熹配祠十哲之列,又重用李光地、陆陇其、汤斌等理学名臣。对传统经学也十分重视,以为可依此正人心,厚风俗,并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进行大规模的经籍传注编纂,希望藉此宣扬忠君思想和纲常伦理。可以说,与在政权建设上贯彻专制皇权,使之达到顶峰相一致,其对思想的钳制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基于上述政治情势,作为个体的侠虽始终存在,有时还颇活跃,如明人王泽一家“兄弟五人,皆好任侠”,他本人以后居然也致高位。[68]元末农民大起义中侠的活动尤其活跃。郭子兴、张士诚、陈友谅等人皆“任侠喜宾客”[69],“喜游侠,乡人畏服之”[70]。他们手下即多游侠与事。以后如正统年间,江西人邓茂七“豪侠为众所推”[71],曾聚众起事,自号“铲平王”,接连攻下福建二十几个州县,设官建政,声威大振。明代文人任侠也常见于史载,如林鸿、王恭和越世显等人早年均好任侠,至晚年仍念念不忘,津津乐道。佘翔号为诗人,却一生浪迹江海,“任侠好义”,并“义声高于长安”[72]。而商人与山人为侠更成风气。前者如许谷“少以技击豪,即壮硕,益轻捷”,“比入少年场,则比竹投壶,讴歌蹴鞠,无不中节……诸三老豪杰争以牛酒劳之”[73],俨然侠的做派。汪长公“即务重积,顾独以廉贾闻”,“既艾,日从诸侠少游,近声伎博弈,终日无倦”,“日置高会,召诸故人而为平原欢”[74];郑作“家本商贾,读书苦吟,且为人负气任侠”[75],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人格面貌。后者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所列有山人身份的百余位文人,近一半与侠有关。他们不仅“少年为侠游”(如陆治),“性慷慨,通轻侠”(如朱察卿),“禀性强直,乡里有不平事,奋袂剖陈,不避权贵”(如吴梦旸),还“能挽强驰骑”(如宋登春),“把酒说剑谈兵”(如王寅),平时“跅弛放迹,使酒纵博”(如何璧),既负乡民重望,又多人格魅力,乃至有州府交辟官其地者。万历年间,有潘之恒纂类书《亘史》凡九百八十六卷、七十九目,其中迻录或创作的各类反映侠者的作品达七卷四十二篇,有的甚至以女侠女剑客为主题。就内容而言或有杜撰,但许多有本是确然无疑的。

尽管如此,甚至其时也有不少游侠挺身而出,为国家民族尽匹夫之责,如明嘉靖年间,慈溪人杜槐“倜傥任侠”,带领县民在余姚一带力敌倭寇,负伤堕马而死[76]。福建谢介夫“好勇任侠”,阴结死士,偷袭倭寇营地,复又率兵讨倭,力战之下,因援兵不到被害。[77]有些游侠未留下姓名,如隆万年间,李成梁督辽事,抗击鞑靼插汉儿部的数次入侵,他“收召四方健儿,给以厚饩,用为先锋”[78],这些“健儿”中就多游侠,故陈子龙《辽事杂诗》称“昔年游侠满辽阳”。他们为保卫大明边防作出的贡献似可与唐代赴边的游侠同列。然作为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已不再享有秦汉时的隆盛地位,甚至也没有隋唐五代的赫赫声势。

他们大部分逐渐远离社会中心,作为一种“非正式群体”,甚至日渐丧失人格上的独立和道德自律,虽不时仍有仗义疏财、扶危持颠的豪举,更多的则投入到行险犯禁、擅作威福的行列。一些人投身为豪强权贵的门客或家奴,便习弓马,喜好斗杀,依仗主家势力横行乡里,欺压族党,甚至起灭词讼,凭凌儒绅,成为危害地方的罪魁祸首。明人谈迁的《避暑漫笔》对此多有贬斥,称此种人不灭,“则郭解之暴,将起于今日矣。”顾起元《客座赘语》论当日社会各色人等,其中有一段话说:

又有一等,既饶力气,又具机谋,实报睚眦,名施信义。或财役贫,以奔走乎丐贷;或阳施阴设,以笼络乎奸贪。遇婚葬则工为营办以钓奇,有词讼则代为打点以罔利;甚则官府之健胥猾吏,为之奥援,闾巷之刺客奸人,助之羽翼。土豪市侩,甘作使令。花鸨梨姏,愿供娱乐。报仇借客而终不露身,设局骗财而若非动手。有术必遂,无事不干,徒党至数十百人,姓名闻数千百里。如曩之崔二、龚三,概可睹矣。此尤良民之螟螣,而善政之蟊贼也。

这批人也即谈迁所说的“郭解之暴”,他们是侠沉沦市井、自主自律意识日渐淡薄的体现者,是秦汉以来以温良泛爱振穷周急为务的游侠的末流。

此外,由于养客之风虽历千年不绝,但经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毕竟日益衰替并向部曲、家兵,乃或“私客”、“奴客”、“僮客”、“田客”转化,他们不被作为独立户看待,单独建立户籍,而仅附属于主人门下成为“客户”,这多少使一些为侠者失去了秦汉游侠平交公侯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人格独立的现实可能,前及有侠沦为家奴便是显例。而有些不喜为人笼养,性情更狂放一些的侠者,既不愿勤力田亩,以养身家,又不能槁项黄馘,老死牖下,为了生存就不免要投入一些非正当的活动。明人姚旅《露书》论当日生民类别,很可以说明问题:“《枫窗小牍》载王禹偁上疏称古有四民,今有六民。……余以为今有二十四民。”他之所谓“二十四民”,是指除士农工商僧兵之外的社会各色人等,凡道家、医者、卜者、星命、相面、相地、奕师、驵侩、驾长、舁人、篦头、修脚、修弄、倡家、小唱、优人、杂剧、响马巨窝等十八类。其论“响马巨窝”一类谓:“游闲公子,侠骨豪民。家藏剑客,户列飞霞。激游矢若骤云,探囊金如故物。里羡其雄,官何敢问。廿三民之外,响马巨窝又一民也。”“响马”指于道途劫掠他人财物者,因这些人在行劫前必先施放响箭,故称。“巨窝”则指那些匿藏盗贼亡命及其非法所得的巨头。而所谓“侠骨豪民”,互文见义,实兼指游侠和豪猾两者而言的。故当初明宪宗因锦衣卫上报京城有恶人行奸,以为“昔汉郭解一豪侠之雄耳,武帝因公孙弘之言,杀之以惩不逞,论者谓其有关治体。今群恶少相倚为奸,恐将来效尤者无所不至,宜榜禁之”[79],直以游侠与盗匪相提并论。要之,明代的侠少有追随人主,凭一刀一枪建不世奇功,而多沦为绿林劫掠者,是侠日益远离政治乃至社会中心的明显表征。

清代侠的情况大抵与明相似。他们没有了战国、秦汉甚或唐五代时侠置身于社会中心的显赫地位,在一般平民眼里可能依然是英雄或救世主,但总体而言非但不再是统治者依靠的力量,相反却成为这一集团不能容忍的对象。故大多沉浮民间,分布在广大的社会底层,赖所操的各种职业为生。当然,什么正业不务的也大有人在。明末清初以来,社会上多闲散人员,据清末朱泽澐说是十人中就有六个。[80]后经整治,情况有所好转。但乾隆以后又渐渐多了起来,“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81],这些人当中就多有游侠活动。他们有的依人为客,如清初颜元设馆讲学,授人文事、武备、经史、艺能诸科,门下就有侠,其中商水人李子青还是当时大侠。有的则一无所主,虽不乏才华,但坎坷一身,终不得进用。如乾隆时秀水县举人王昙,文名与名诗人舒位相埒,因好游侠,又喜言兵,慷慨悲歌,不可一世,被目为狂人,但终身潦倒。清初另一大儒孙奇逢讲学夏峰,“自野夫牧竖以及乡曲侠客胥商之属,有求见者,必诱进之”[82]。既称“乡曲侠客”,可知已与活动在都邑闾巷甚至权倾一方的汉唐游侠有别。

《清稗类钞·义侠类》为后人留下许多“乡曲侠客”活动的踪迹。如康熙年间,有通州汤公子“豪侠自喜,结交当世知名士”,因受“庄廷明史狱”牵连,被投入囚牢。燕山大盗邹飞虎是一位大侠,时在牢中,得知汤被人构陷牵涉成罪,便联络狱外同道将其救出秘藏,以后嫁以甥女,让他们远赴南洋,在自己购下的别馆平静过活。雍正年间,深州伶人王四喜“性豪迈,有幽燕侠士风”,尝倡助百金解救与自己素不相识、因不善理财亏空官帑的甘肃某邑令。乾隆年间,亳州人杨威“性奇鲁,读书数年不能识一字”,好从屠沽游,父数责之不听,待父一死,乃径为屠沽,为人“尚气力,使酒任侠,横于亳。亳之恶少年尝伺其独行,群掩而踣之,具水火炮烙,惨毒甚,终闭口无一言,众由是服之,奉为魁”。道光时,又有太素道人奕绘“任侠,负文武才”,看不惯市井无赖趁上元节庆侮辱妇女,“张怒髯叱咤辟易,以缚弓鞋之铁械狙击众无赖,乃皆长跪乞贷死,崩角有声”,都可见侠者风范。当然,没身为盗,“以行劫为长技,窝匪徒为任侠”的也有不少。[83]

总之,在其时社会各个角落,各种职业,皆有乡曲布衣之侠在活动,他们中虽也有急人所难、敢于任事的豪杰之士,但犹多横行不法的奸人与豪猾,所谓“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84],故较之唐律,明清两代刑律多了治地痞流氓的条款。清人全祖望尝谓:“游侠至宣元之后,日衰日陋,及至巨君之时,遂已一无可称矣”[85]。这“日衰日陋”四字虽不免绝对,但大抵与事实相符合。

借来侠胆助更化

然而,历史大变局造成的特定社会气氛,不久又一次将侠和侠义人格推向社会政治的风口浪尖。

自乾嘉以后,清朝政治日趋腐败,鸦片战争的爆发更开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面对前所未见的危难时世,一些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开始展开一系列救亡图存的政治活动。先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但不久以失败告终。革命派经此变故,逐渐摆脱对君主立宪的幻想,由爱国御侮转向了革命排满。但由于无论是保守的维新派人士还是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谋事之初手中都不掌握兵权,没有自己的武装,只是愤于国事日不可为和朝廷的软弱腐败,奋起从事在一般人看来是大逆不道的革命,再加上所从事的革命充满危险,一时并不能看到成功的希望,他们十分需要一批富有牺牲精神且忠于信仰、敢于任事的义士,作不计较声名报酬的纯粹的奋斗,所以大抵都用历史上的侠义之士相号召。如有维新改良思想的郑观应,据前人所集唐五代侠义小说成《剑侠传》,又从明清笔记小说中搜辑剑侠故事,请人配上图像成《续剑侠传》,与原书合刊行世。在为该书作的序中他坦陈自己编书的宗旨:“余悯世宙之迍邅,慕仙人之神妙,而剑侠一流于今为宜,于用为切。苟有其人,何患乎异端,何虑乎强敌!”稍后谭嗣同著《仁学》,也以侠义精神相号召,认为“西汉民情易上达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数犯边而终驱之于漠北,内和外威,号称一治。彼吏士之顾忌者谁欤?未必非游侠之力也”。“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察也”。前及章太炎三论《儒侠》,将后者与墨、道、法、兵诸家之学并列,称“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更为人所熟知。

又由于维新人士和革命党人受到列强及资本主义崛起的启迪,特别是受与中国距离最近、文化最接近的日本的影响,不是留学日本,就是到过日本。日本以一蕞尔岛国,居然崛起于数十年之间,并且在甲午一战中击败中国,又战胜世界级强国俄国,为全球注目。欧洲人考其所以强盛之由,都将之归结为大和民族刚毅坚强杀身成仁的武士道精神,其时许多有识之士也这么认为。故谭嗣同《仁学》称“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更挟其杀人报仇之气概,出而鼓更化之机也”。梁启超有感于此,更援其名作《中国之武士道》,对自春秋而及秦汉七十位好气任侠之士的行事予以专门的彰扬。此书前有杨度序,比较中日两个民族尚武精神的差异,指出日本武士道垂千百年而愈久愈烈,至今不衰,对内导致其维新革命成功,对外数胜列强,赫然成世界一等国;而中国之武士道自汉以后气风歇灭,愈积愈弱,以致在内强暴迭出,民权削弱,在外异族入侵,满洲入而主我,“一则古微而今盛,一则古有而今无”。现在是到了效仿东瀛,振兴几于荡失的游侠人格和精神的时候了。

此外,梁氏又以为斯巴达人之所以雄霸希腊、德国之所以傲视欧洲,都是因尚武之故也。故在为《意大利兴国侠士传》一书作的序言中,鼓吹“雪大耻,复大雠,起毁家,兴大国,非侠者莫属”,将侠与意国烈士并举。[86]而章太炎编订《检论》时,推称盗跖为“大侠师”,以为“盗跖所为,今之巴库宁也”[87],是将侠与俄罗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计个人安危投身革命的米哈伊尔·巴枯宁相并比。巴枯宁反对一切权威和官方的法令,曾说“破坏的欲望也就是创造的欲望”。以中国人习惯的认知,侠显然也长破坏,是截然站在享利集团对立面的反对力量。但在章氏看来,他们对社会所具有的摧折荡涤作用早应该为国人所认识。于此,又可见欧洲思想在当时中国的影响。[88]

再说活动在其时从乡村到城镇各个角落的秘密组织、会党成员及江湖游侠,大都具有种族思想,又因与当权者处于对立地位,颇有趁此乱世放手干一番大事的意愿。他们豪爽而讲义气,重然诺,轻死生,可为他人或团体利益牺牲自我,且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纪律约束,故维新人士和革命党人都曾致力于联络他们,以壮实力。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中就曾指出:“乙酉以后,予所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惟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予先从联络会党入手,……士林中人为数犹寥寥焉。”那些沉沦于江湖的豪侠之士就这样再度振起,进入社会政治中心,成为切近这个中心的关键。千百年来,游侠“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的品格,至此因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个社会大革命洪流的融入,升华为一种更崇高远大的精神,感召了一批又一批热血志士赴难走急,视死如归。

如改良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谭嗣同,不仅倡言振兴游侠精神,自己就是一位性喜任侠的热血之士,以后革命党人陈天华在《猛回头》中称他是“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他“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89],又“斗酒纵横,抵掌《游侠》之传”,热衷结交江湖侠士以为他日之用。他与京师大侠大刀王五的交谊为人熟知。而变法失败,甘以一死召后起,更大具侠烈精神。与谭嗣同少同游,长同志,订为生死交,才名亦相伯仲,时有“浏阳双杰”之称的唐才常,也是一位侠肝义胆的志士。他少好读书,不拘章句,究心经世致用,好谈托古改制。早在1897年,就已和谭嗣同在家乡办馆倡新学。一年后应谭电召赴京参与新政,刚抵汉口,政变猝起,只得亡命日本。激于好友之死,从此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在作于此时的《侠客篇》诗中,他推崇日本武士,“我闻日本侠,义愤干风雷”,又以“要当舍身命,众生其永怀”自励,欲为国家兴衰继绝之志跃然纸上。以后在上海建自立会,在各地设机关,“遍抚长江两湖豪杰,荆襄奇才剑客咸来归,……又收纳青、红帮众凡十余万,多桀颉斫弛不易御。才常长驾远驭,因其才抚用,各得其欢心”[90]。又在上海召开中国国会,在汉口英租界设立自立军秘密机关,运动沿江各省会党,组织自立军七军,自任诸军督办,策划分武汉、大通、安庆、新堤、常德五路同时举事。失败后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勾结英国领事捕获。当其时,他镇定自若,焚去名册文函,坚坐待之。“时乡人李荣盛随先生久,涕泣劝先生避难。先生曰:吾早已誓为国死,汝可行也。……坐法庭,侃侃斥西太后罪状”,在说完“吾志在救国,事既不成,有死而已”后再不说一字[91],隔日从容就义于武昌滋阳湖畔。秋瑾对他的慷慨赴死十分敬佩,将他归入“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之列。[92]他的日本友人田野橘次更感叹道:“呜呼!世界各国文明之发达,鲜非义烈之志士流铁血,碎侠肠,拼头颅,以购得之者也哉。余夙好义侠之流,因是纳交于唐才常,约为知己”[93],直将他归于义侠一类。

维新运动的失败使许多志士彻底放弃对清廷的幻想,即以自立会成员而言,原先只毕永年一人为革命派,后秦力山、陈犹龙、沈荩、禹之谟等人都很快转成革命派,这些人大多具有侠义气质。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对会党及江湖游侠十分重视,在联络两湖、闽粤三合会、哥老会准备武装起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义过程中又收编了许多会党人物和绿林豪侠。如1895年重阳广州一役收编了大炮梁、李杞侯、艾泉等人。1900年闰八月惠州一役收编了黄福、黄耀廷、江恭喜等人。1902年除夕广州一役收编了曾捷卿、刘大婶等人。1904年九月长沙一役收编了马福益、何少卿等人。1907年四月潮州黄冈一仗收编了余丑、陈涌波、余通等人。这些人不是会党领袖就是江湖游侠、绿林豪杰,有的两者一身兼之。

1907年,革命党人发动镇南关起义前,孙中山到当时英属马来群岛和法属越南,其时有绰号“灯筒”的绿林豪杰李福林来海防求见,愿于革命党广州发难时号召绿林借械斗为名,集中在附近各乡响应。这李福林(字登同)即是一游侠,“性任侠,好抱不平”[94]。后孙中山命他回粤与当地同志协商行事,并专函介绍给朱执信、冯自由等人。1909年冬,黄兴、赵声等人图谋运动广州新军反正,他即率各乡绿林响应。1911年黄花岗一役,又率族人与番禺各乡民军齐集大小圳,接应城中起义军。他是上述被收编豪杰中十分突出的一位。

1905年,孙中山以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成员为基础,在东京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随后连续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当时的革命党人也多具豪侠气概。粤人黄焰辉因慕古游侠精神,改名为“侠毅”,莫纪彭则改名为“侠仁”。有的甚至素为游侠,如杨卓霖“少以任侠闻于乡”,因愤清廷乱政误国,民气不振,乃周游诸省,遍交江湖豪侠。1904年东渡日本,回国后即参加萍浏醴等乡起事,以后谋刺清廷大臣端方,被人出卖遭捕。审讯时慷慨陈词:“我是革命党,尝阅欧洲历史,知中国非实行政治革命,不足以救亡,法国卢梭云:不自由,勿宁死。佛家云:众生一日不出地狱,即余一日不出地狱。……我志不遂,死耳。天下岂有畏死之杨卓霖耶。速杀我,毋累及无辜”,遂就义。[95]

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领导同盟会以广东潮州会党群众为基础,再次密谋起义,其中关键人物许雪秋也是一位侠义之士。“性慷慨,任侠好客,缙绅士夫江湖侠客咸乐与之游,有小孟尝之称”。[96]与此同时,钦廉地区抗捐斗争也如火如荼。被孙中山派回国内、潜入钦州准备再次举事的王和顺,“少负奇气,以行侠尚义闻”[97]。1911年率军与清军在飞鹅岭大战七昼夜,光复惠州,可谓侠气凛然。在江浙一带,则有光复会成员徐锡麟、秋瑾领导的武装斗争。徐锡麟早年参加浙江留日学生营救章太炎活动,受拒俄运动影响,有强烈的排满思想。尝自置短枪,每日训练。以后誓效荆轲,枪杀安徽巡抚恩铭,率巡警学堂学生攻占当地军械所失败后就义,是一位侠风荡荡的烈士。秋瑾自小放纵自豪,慕汉郭解、朱家为人,平时好读《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东欧女豪杰》等书,又好着男装,穿官式皂靴。尝作《踏莎行》词,谓“志量徒雄,生机太窄,襟怀枉自多豪侠。拟将厄运问天公,蛾眉遭忌同词客”,字里行间,侠烈情怀坦露无遗。以后变卖家私,东渡日本,“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天性义侠,略见一斑”[98]。她还自号“鉴湖女侠”,学造炸弹。不久由陶成章介绍入光复会,又入同盟会任浙江主盟人。回国后以绍兴大通学堂为据点,与徐锡麟约定在浙皖同时起义,因形迹早露,徐被迫提前起义,失败后牵连到大通学堂。当其时,许多学生劝她逃走,但她神色自如,决心以死酬光复。在给友人王时泽的信中,她曾说:“光复之事不可一日废,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唐才常以后,……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死时年仅三十一岁。迹其生平行事之果敢,任事之忠纯,临难之沉毅,确实当得女侠的称号。

起义屡遭失败使许多人丧失了信心。有鉴于此,孙中山与黄兴商量决定组织敢死队,于1911年4月在广州再次举义。当时有云南张文光密谋响应。张文光为人“故喜任侠,自是益慷慨自许”,后经杨振鸿介绍入同盟会,“于是散私财,结死士,阴图起义腾永间”[99]。武昌起义时潜回腾越,云南军民服其诚信,公推为云南协都督,兼任大理都督。当死之日,年仅三十。广东谢逸桥、直隶蒋大同也都凛然有侠风,蒋大同并有“关东大侠”之称,侠名播及西伯利亚诸城镇。

辛亥革命前,还有许多革命党人不惜冒生命危险,奋起行刺清廷要员,他们当中也不乏侠义之士。如谋炸五大臣的吴樾少有大志,本字“梦霞”,因崇敬古游侠作为而改为“孟侠”。及壮,“知交日众,在同侪中以任侠称”。后得知皖人万福华枪击清廷官员事,受到启发鼓舞,以为“吾人对付卖国贼,自当用暗杀手段”。1905年,清廷迫于内外形势和舆论压力,宣布预备立宪,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他乔装皂隶,混入北京正阳门车站行刺,载泽与绍英受伤,他自己则当场遇难。动身前,他曾作长达万余言的《暗杀时代》,又有书信详告未婚妻,称“愿子为罗兰夫人”,“欲于他年与吾并立铜像”,“予愿予死后,化一我为千万我,前者仆而后者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100]。

后四年,又有旅美革命党人邝佐治在旧金山谋刺赴美考察军政的海军大臣载洵。邝佐治生在旧金山,幼年随母回国求学。“性任侠,好抱不平,乡人有遭士豪欺侮者,辄袒之”。后返美谋生,素喜浏览鼓吹革命的报章,“隐然萌步武史坚如、徐锡麟之志”。同盟会特延聘美社会党法律顾问为之辩护,按美国法律,有杀人嫌疑而无真凭实据,只要当事人不承认,大多可按律脱免,但他以为自己此举意在唤醒国民,“既决心为国牺牲,虽坐电椅而死,亦毫无悔意”[101],不用脱罪,最后被判十四年监禁,也称得上是一位侠士。

至于民间游侠及豪杰义士还有许多,近人姜侠魂所著《侠士魂》一书就收入了六十多位。近人向恺然(平江不肖生)所作《近代侠义英雄传》是一部写实作品,作者有意“为近二十年来的侠义英雄写照”,专门表彰了清末如大刀王五、山西老董、霍元甲、王东林、海空和尚等人,虽间有附会,但史实在在成状,据此可以窥见当日侠者的活动。

当然,还有许多侠并没有与革命发生直接的关系,而是随明清以来日益远离政治的惯性,散落在社会各角落。由于不能仅靠任侠生存,他们大抵各操一业。如姜书所列六十多位豪侠义士,有冶工、商人,也有樵夫、妓女和强盗。有的侠交往广泛,又孔武有力,便做起了保镖。如咸同年间的汪十四,“性慷慨,善骑射”。当其游历西蜀时,蜀中山川险阻,强盗出没,凡往来商旅多被劫掠。商人们听说他是一位侠士,“咸愿聘为镖师”,“以故盗甚畏之,秋毫不敢犯”[102]。同光年间,人称“南北大侠”的湖南人杜心武一生好仗义行侠,也曾在云、贵、川一带替人保镖。

又由于晚清以来官道日开,商旅往来日益便利,还有铁路与电讯的出现,冷兵器时代的结束,镖局生意日渐清淡,遂有侠为富豪看家护院,或设武馆为教席。如同光年间霍元甲,人称“大侠”,曾接受俄国力士和日本武士挑战而未逢对手,就在上海创设了精武体操学校。光绪年间,天津韩慕侠有“北方大侠”之名,少从义和团教练、形意大师李有义学武,后随师任天津营务捕快十余年,除暴安良,屡破奇案。以后蒿目时艰,立志以武救国,喋血焚心,建立中国第一个武术专门组织“中华武士会”,又创办武术学校。

还有的侠则沦为街头撂地卖艺者,如光绪年间,女侠翠云娘就随父操此业,“流转江湖,行踪几遍南北”[103]。此外,又有进入梨园戏班,为京剧演员练功“说把子”的。有些还自己登台演出,在锣鼓声中重温当年闯荡江湖的侠客梦。清中后期以来,一批反映镖师或江湖豪杰生活的武戏剧目不断出现,与此就有一定的关系。但就总的情况而言,作为特殊的社会人群,侠终究是日渐衰落了,随着接此而来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动,他们再难追回昔日叱咤的英风和壮士的荣耀,而仅成了后人追念和思慕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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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

[2] 《后汉书·王丹传》。

[3] 《汉书·酷吏传》。

[4] 《后汉书·党锢列传》。

[5] 《后汉书·阴识传》。

[6] 《后汉书·马援传》。

[7] 《后汉书·袁术传》。

[8]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9]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10]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11]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12] 《后汉书·逸民传》。

[13] 《三国志·魏书·王粲传》。

[14] 《晋书·李特载记》。

[15] 《晋书·祖逖传》。

[16] 《世说新语·任诞》注引《晋阳秋》。

[17] 《晋书·裴秀传》。

[18] 《晋书·王衍传》。

[19] 《晋书·冯素弗载记》。

[20] 《北齐书·高昂传》。

[21] 《北齐书·卢文伟传》。

[22] 《周书·莒庄公洛生传》。

[23] 《魏书·卫操传》载:“(卫)少通侠,有才略。晋征北将军卫瓘以操为牙门将,数使于国,颇自结附。始祖崩后,与从子雄及其宗室乡亲姬澹等十数人,同来归国,说桓穆二帝招纳晋人,于是晋人附者稍众。桓帝嘉之,以为辅相,任以国事。”又可知侠可上交朝廷,为皇帝引为干城。

[24] 《三国志·魏书·司马芝传》。

[25] 《隋书·梁士彦传》。

[26] 《隋书·元谐传》。

[27] 《隋书·虞庆则传》。

[28] 《隋书·杨素传》。

[29] 《隋书·刘权传》。

[30] 《隋书·沈光传》。

[31] 《隋书·列女传》。

[32] 《旧唐书·王世充传》。

[33] 《旧唐书·薛举传》。

[34] 《旧唐书·梁师都传》。

[35] 《新唐书·哥舒翰传》。

[36] 《旧唐书·田承嗣传》。

[37] 高适:《送浑将军出塞》,《全唐诗》卷二一三。

[38] 孟浩然:《凉州词》之二,《全唐诗》卷一六〇。

[39] 卢藏用:《陈氏别传》。

[40] 《新唐书·王翰传》。

[41] 《新唐书·高适传》。

[42] 李颀:《赠别高三十五》,《全唐诗》卷一三二。

[43] 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

[44] 《杜诗胥钞·大凡》。

[45] 魏颢:《李翰林集序》,《李翰林集》卷首。

[46]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全唐文》卷六一四。

[47] 《上安州裴长史书》,《全唐文》卷三四八。

[48] 《赠从兄襄阳少府皓》,《全唐诗》卷一六八。

[49] 杨天惠:《彰明逸事》,《唐诗纪事》卷一八引。

[50] 《与韩荆州书》,《全唐文》卷三四八。

[51] 苏颋:《荐西蜀人才疏》,《丹铅总录》引。

[52] 《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全唐诗》卷一七二。

[53] 《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论》。又《十国世家序》谓:“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时,黥髠盗贩,衮冕峨巍,吴暨南唐,奸雄窃攘”,可并为参看。

[54] 《旧五代史·史弘肇传》。

[55] 《宋史·熊本萧注陶弼林广传论》。

[56] 《宋史·刘福传论》。

[57] 《宋史·焦继勋传》。

[58] 《宋史·李穀传》。

[59] 《宋史·杨美传》。

[60] 《宋史·郭进传》。

[61] 《宋史·元达传》。

[62] 陈泰:《所安遗集补遗·江南曲序》。

[63] 文莹:《湘山野录》卷下。

[64] 《宋史·王伦传》。

[65] 高启:《书博鸡者事》,《凫藻集》卷五。

[66] 《元史·良吏传》。

[67] 《元史·张桢传》。

[68] 归有光:《封奉政大夫南京兵部东驾司郎中王君墓表》,《震川先生集》卷二三。

[69] 《明史·郭子兴传》。

[70] 《明太祖实录》卷二九。

[71] 高岱:《鸿猷录》卷九。

[72] 屠隆:《全椒令宗汉先生传》,《薛荔园诗集》卷首。

[73] 汪道昆:《许本善传》,《太函集》卷四〇。

[74] 《明处士兖山汪长公配孙需人合葬墓志铭》,《太函集》卷五五。

[75] 王寅:《新都秀运集》卷一《郑作》。

[76] 《明史·杜槐传》。

[77] 《福建通志》卷四九。

[78] 《明史·李成梁传》。

[79]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五。

[80] 《养民》,《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八。

[81] 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6页。

[82] 《孙积生传》,《望溪集》卷八。

[83] 李维均:《奏报访拿匪类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四辑。

[84] 丁日昌:《抚吴公牍·札饬禁毁淫词小说》。

[85] 《经史问答》卷十。

[86] 夏晓虹:《〈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87] 《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1页。

[88] 时人之所以推崇俄日无政府主义者,以为“今世界各国中破坏之精神,最强盛者莫如俄国之无政府党”,有一重要原因是因其鼓吹暗杀,见杨笃生《新湖南》一文。而暗杀与游侠刺客的壮举相等,易为国人效仿或信从。又,其时一些革命党人还曾以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卢梭自励,1905年《民报》创刊号卷首即将其肖像与黄帝、墨子并列登载,以示革命前进的方向,于此可见他们取径之广与取法心诚。

[89] 《仁学自叙》,《谭嗣同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9页。

[90] 康有为:《唐烈士才常墓志铭》,《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6页。

[91] 唐才质:《回忆家兄唐才常》,《文史资料选辑》第7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92] 秋瑾:《致王时泽书》,《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页。

[93] 田野榴次:《哥老会巨魁唐才常》,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06页。

[94] 冯自由:《民国前之李登同》,《革命逸史》第二集,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

[95] 冯自由:《杨卓霖事略》,《革命逸史》第二集。

[96] 冯自由:《东军都督许雪秋》,《革命逸史》第二集。

[97] 冯自由:《南军都督王和顺》,《革命逸史》第二集。

[98] 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革命逸史》第二集。

[99] 冯自由:《滇西军都督张文光》,《革命逸史》第五集。

[100] 冯自由:《炸清五大臣者吴樾》,《革命逸史》第三集。

[101] 冯自由:《邝佐治事略》,《革命逸史》第二集。

[102] 《清稗类钞·义侠类》。

[103] 《香艳丛书》五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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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侠的人格与世界/汪涌豪 陈广宏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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