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涌豪:游侠的人格特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9 次 更新时间:2021-05-21 16: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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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涌豪  

   由上述对游侠发生发展历史及主要社会关系、活动方式的介绍,可知这一特殊人群具有难用简单是非标准评价的复杂特性。在学界,已有论者试图对此作出归纳,但各家除论说角度与着眼点不同外,大多仅停留在对游侠言行作外相的静态分析上,而于切入其基本精神构造方面做得不够。

  

   游侠的人格十分复杂,夹杂着崇高、伟大和悍顽,这种复杂性是置身在一定社会与文化的关系中产生的,作为个人身心和行为特质的综合体现,它包涵着道德、信仰及作为社会成员所习得的所有才能和习惯的内容,只有从此入手,由其精神构造的分析进入到对其人格特征及社会属性的界定,才能真正把握其行为在道德意蕴上之所以存在巨大反差的原因,并最终终结上述各执一端各主其是的淆乱局面。

  

   慕义感分临难不苟的忠勇

   中唐李德裕在所作《豪侠论》中说:“夫侠者,盖非常之人也。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气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这段话道出了游侠有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慕义。它不仅是游侠一切行为的准则,也反映了作为道义责任的积极承担者,他们基本的人格取向。他又说:“士之任气而不知义,皆可谓之盗矣”,可知他之所谓“节气为本”是偏义复指,意即侠者当以志节为本,以志帅气,而这种志节在他看来,又必须以“义”为基础。所以他表彰“孟轲之勇”,即孟子能宣导一种“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这种精神的特征正在于如确知正义在我,便能勇往直前,所谓“舍生而取义者也”。他称拥有这种“义”的游侠为“真侠”。

  

   那么“义”是什么?依孔子的解释,“义者,宜也,尊贤为大”[1]。孟子从人性论角度释义,以之为人固有的四种善端之一,指出:“义,人路也”[2],“义,人之正路也”[3],“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4]。显然,儒家所谓“义”是指一种合乎道德礼仪的行为节操。以后《吕氏春秋》称“义也者,万事之经也,君臣、上下、亲疏之所由起也”,《礼记·礼运》提出“十义”,将父慈、子孝等传统伦理规范均纳入其中,便是对孔孟之说的直接贯彻。宋代朱熹《四书集注》以“宜”释义,称“宜者,分别事物,各有所宜也”,一直到近人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谓“宜即是应该,凡是应该如此做的,便是义”,也都是对上述论说的衍申。

  

   然而,正如近人冯友兰《新事论》中指出的,游侠所理解并执守的“义”并不仅限于常人所以为宜,“在有些地方,都比社会道德所规定者高”[5]。通俗地解释冯氏的意思,无非是说游侠对“义”的理解要比常人为苛严绝对,由此,他们执义施行的侠举往往具有超道德的特征,是古人所谓真正的“至行过人”者[6]。事实确乎如此,本着自己独到的道德视境,游侠所谓的“义”虽不能说与孔孟学说毫不相涉,但就其内核而言似比“义者宜也”要小得多,自然也比儒家所谓的“义”更集中,更纯粹。譬如说,它基本上不理会、或干脆排拒儒家及一切正统人士那种好将“义”与“仁”挂连,并用中庸恕让、等级有差等观念来限定所宜之事的做法,也不取管子将孝悌慈惠、恭敬忠信、中正比宜、整齐撙诎、纤啬省用、敦蒙纯固、和协辑睦均揽入“义”内的做法[7],而独取其见宜当行无所规避的一面,并将之推向极致,所谓“义死天亦许,利生鬼亦嗔”(刘叉《烈士咏》)。对此冯氏引《儿女英雄传》中安老爷的话以为说明:凡侠义者流,都是“一团至性,一副奇才,作事要比圣贤还高一层”。

  

   墨家巨子在这方面可说做出了绝好的榜样。[8]墨家本主张“万事莫贵于义……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9]。当楚阳城君国被人收没,为其守国的孟胜认为自己有责任,不可不死,弟子徐弱劝以如此死法于事无补,但为维护墨家的信义,他还是毅然赴死。受其感召,徐弱先自以死除路,其他一百八十三个弟子也在此后相继自杀。以惯常的道德标准判断,孟胜之死不能说尽出无谓,徐弱和众弟子死则显非其宜,但墨侠看来这却是理之当然,所谓义之所在即身之所在,非这么做不行。义在他们眼中已不仅指人的思想行为应该遵循的一般社会原则,乃或人判断是非的一般评价能力,更指行动中必须崇奉的不计功利的纯道德乃或超道德的根本性准则。

  

   “率义之谓勇”[10],将这种执义不苟的精神施诸国家民族,乃至天下百姓,能为国家、民族和百姓的利益奋起抗争,挽狂澜于既倒,独任天下之重而无所回避,勇与义俱,一无反顾,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这便是游侠的忠勇,便是游侠人格中最为闪光、最值得称道的品格。“忠,质厚也”[11],它是基于“义”体现出的一种专一诚笃的品德,与“义”互为表里。明人李贽曾经说过:“忠臣侠忠,则扶颠持危,九死不悔;志士侠义,则临难自奋,之死靡它”[12],所谓“侠忠”,即此义也。

  

   历代游侠中不乏这样的义士。战国时,作为卿相之侠的信陵君魏无忌能为祖宗之国的根本利益不避艰险,奋起抗击强秦,解救邻国赵国的危难,就可称侠忠。时魏王畏秦强大,不敢发兵,“公子自度终不能得之于王,计不独生而令赵亡,乃请宾客,约车骑百余乘,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他虚己下士,广交博纳,无非是尽众宾客的才力效力国家,所以有夷门监者侯嬴为献奇计,然后北向自刭而送,有勇士朱亥不惜履险犯难,袖铁锥击杀晋鄙。由于功高名重,魏王对他多有猜忌,他不得不滞留赵国十年。期间魏王并无任何和好的表示。秦国听说后欺魏国无人,加紧攻伐,魏王不得已让使臣请他回国。当他心存顾虑意欲回绝,先前被他倾身相接的毛、薛两公即以义相责:“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他听罢“立变色,告车趣驾归救魏”。很快联络诸侯,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黄河以南,并乘胜追击,逐其至函谷关外。

  

   司马迁对他这种深明大义的豪举十分赞赏,所以为孟尝、平原、春申三君立传皆以封邑系,独于他尊以国系,称“魏公子”,又以魏亡缀于传末,以示其虽一身而动关一国之存亡。后世史家就此多有论说。如明人王世贞指出:“三公之好士也,以自张也;信陵君之好士也,以存魏也,乌乎同?”[13]清人洪亮吉也说:“尝读存韩一书,实尽六国之形势,而知信陵君一身攸关六国之存亡,岂若孟尝、平原、春申诸君,竟以食客自喜,略无关国是者哉。”[14]李晚芳《读史管见》说得更为具体:

  

   战国四君,皆以好士称,惟信陵之好,出自中心。观其下交岩穴,深得孟氏不挟之者,盖其质本仁厚,性复聪慧。聪慧则能知人用人,仁厚则待贤自有一段眷慕不尽之真意,非勉强矫饰者可比,此贤士所以乐为用也。余三君,孟尝但营私耳,平原徒豪举耳,黄歇愈不足道,类皆好士以自为,而信陵则好士以为国也。好士为国,故其得士之效,亦动关乃国之奠定。得侯生而救赵之功成,救赵即救魏也;得毛、薛而救魏摈秦之功成,秦天下之仇,而魏则祖宗之国也。以信陵之才,自足以存魏强魏;而所取之士,皆多奇谋卓见,足以赞其存魏强魏之功。故未任事,则天下畏其贤而多客,不敢窥魏;一任事,能使暴秦辄退走不迭,而天下诸侯皆亲魏。

  

   孟尝君并非一无侠行,说其养客营私,是指他一生活动都在谋求一己之利,维护个人的富贵荣辱。当齐湣王灭宋后想罢他相位,他即逃到魏国,任魏昭王相,西合秦、赵、燕三国合纵攻齐,使湣王被迫出逃莒邑并死在那里。他对士人虽多存养重用,但很大程度也未摆脱豢养与利用的考量,以至除一冯谖外,其余纷纷,并鸡鸣狗盗之徒都不如,“养士三千,仅得一士之用”[15]。司马迁对其行颇有不满,故传后赞语微致贬意,称其招致奸人,“好客自喜”。司马光《资治通鉴》更称其为“不恤智愚,不择臧否,盗其君之禄,以立私党,张虚誉,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乌足尚哉”。平原、春申两君虽没有这般一意为己,前者尚知“赵亡则胜为废”之理,后者为相八年,也曾主持北伐灭鲁,为楚国复兴有所贡献。但一者才智平浅未识大体,轻视所谓博徒卖浆之人,“是平日之喜宾客皆成末节”[16];一者但知供给门客以丰美的衣食,听信妇人之言,出于私心,与李园合谋立私生子为太子,为李所忌,临危而无一人出来提醒并解救,又不听朱英言,当断不断,死得糊里糊涂,故“愈不足道”。

  

   相比之下,信陵君任侠好士是为国,而非用以自壮,这正是“义”,正是以节气为本的侠者人格的绝好体现。日人渡边秀方《中国国民性格》一文认为,中日两国所持之忠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是计君恩轻重而报之以忠,日本武士则是不论君恩有无皆报之以忠。其实他的这个判断只对一部分中国人适用,他的知识域里,可能只将重名嗜利的古代士大夫作为中国人的代表,而没有包括进全体中国人,更没有包括进具有忠勇人格的烈士和游侠。

  

   忠勇的游侠在战国后仍不时可见到。如李德裕《豪侠论》就提出过一个气义相兼的理想人物,汉武帝时大臣汲黯。汲黯为人“性倨,少礼”,以此不被士人亲附。但他“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洁,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在任主爵都尉列位九卿前,就因数切谏不为朝廷所容,外放为东海太守。在东海,他抚爱百姓,大有政绩。再度入朝后仍不易故性,每持大节,无丝毫苟且。武帝尝招聚文学儒者以示崇礼,刚说到“吾欲”两字即被他打断,直言“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武帝想说什么,《史记》未载,但荀悦《汉纪》有载,“帝问汲黯曰:吾欲兴治,法尧舜,如何?”他竟一言斥退,说得武帝变色罢朝。群臣责其无礼,他却认为:“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他对武帝征伐四夷、盐铁官营、任用酷吏等也有意见,对为其亲用的儒臣公孙弘、酷吏张汤等人不但无丝毫巴结之态,相反,伉厉守高,面触前者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后者实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网。武帝虽多不耐,尚知他为人伉直,视为“社稷之臣”。卫青是皇后卫子夫同母弟,伐匈奴有功封大将军,当其宫内侍应,武帝可随便坐在床沿召见;公孙弘有事求见,间或连帽子都不戴,“至如黯见,上不冠不见也”,甚至有未及穿戴,只好躲入武帐,让身边人传话准奏之事,对他敬重如此。淮南王刘长为人张狂,于汉廷公卿也独惧其一人,为此深藏奸谋,不敢轻易谋反,又每称其“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至如说丞相弘,如发蒙振落耳。”[17]如此以纯刚至正之气卓然立于汉廷,自天子以下皆敬惧之。为人又内行修洁,几无私欲,高出弘、汤之辈许多自不说,较之后世士大夫为利禄所汨,外饰仁义至于累千万言,也显属特卓不群之士。特别是究其品节,按其人格,于君诚戆,于民忳恳,于忤奸处峭直无私,“不畏威,不惧祸,不知君之怒,不知人之忌,断断然独岳立于如狂如沸之朝而不少挠,令百世下读之……可以兴廉,可以立懦”[18],正体现了游侠忠勇的人格力量。

  

前及宋靖康年间李彦仙、孙益,宋末助文天祥抗元诸死难烈士,明嘉靖年间杜槐、谢介夫等人,虽身任微职,或仅是布衣之侠,但当国家民族危难之时,能不苟为趋避,临大节而意气不屈,以一腔热血,求一场好死,从广义上说也称得上是“侠忠”。明末,节义之志多聚集在袁崇焕身边,乃或入其幕,即在其家乡,就有黎遂球[19]、欧必元[20]、李云龙等,为人皆耿介有侠气。如李云龙后为袁崇焕参将,镇守三边。为人负奇气,慷慨重义,大有侠风,所作《少年行》诗,有“万里辞家出塞垣,五原兄弟竟交欢。吴钩上有仇人血,解向樽前笑共看”的豪迈之句,《留别梁非馨》诗,又有“长缨君合请,短剑我羞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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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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