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涌豪:游侠的社会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 次 更新时间:2021-05-21 16: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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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涌豪  

   在中国历史上,游侠秉持独特的原则,以自己的方式仗义行侠屡见于史。当他们处身民间,游于江湖,大多能葆有自由的天性,并为更广大的人群所认同。然而经由上面的论述也可看到,他们终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异人,作为坚持独特理想的社会人群,他们生活在一定的时代,必也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甚至与之有更复杂深彻的纠葛,如清人何焯所言,“既为侠,则其交必杂”。[1]正是在对这种复杂社会关系的处理中,游侠向人展示了其神秘外相包裹下,真实的思想情感和复杂人格的多个侧面。

  

   与公侯权贵相馈赠

   游侠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布衣匹夫之侠,也有暴豪卿相之侠已如前述。鉴于卿相之侠本身就是权贵,这里想着重探讨一下布衣之侠、暴豪之侠与权贵的关系。

  

   可以说,游侠自崛起之初,即与公侯权贵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鲁迅《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一文说:“汉代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来做护符之用了”。其实,早在战国之时,那些作客四公子门下的游侠已与权贵交通,并为其所用了。故陶希圣说:“战国至西汉所谓侠,是养客或结客的人的名词”[2]。《史记·孟尝君列传》“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即可证明。信陵君“能急人之困”,大有侠风,所倾心结交的夷门监者侯嬴和屠夫朱亥也都是侠。

  

   其时,秦昭王攻打赵国,魏王应平原君之请,派晋鄙率军前往救援,后因惧秦强大,暗中命晋鄙毋急发兵。信陵君在无法说服魏王情况下,自己约请宾客,率百余车马前去救援,发誓与赵共存亡。临行前,侯嬴授以窃符救赵之计,并荐朋友朱亥同去。当信陵君去请朱亥,他慷然允诺,“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亲数存之,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再去和侯嬴道别。侯嬴说:“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后信陵君依计去夺兵权,晋鄙不服,被朱亥袖锥击毙,然后以八万精军与秦交战,终于解了赵国之围。在信陵君到达晋鄙军时,侯嬴真的面北自刎而死。后世论者多以为侯嬴此举过当。其实,他是深知窃符之计真得施行,晋鄙必不能活命,晋为魏宿将,实在没理由就这么死了,为此他心有不忍,大感不安,所以才决定以死相谢。数信陵君至军之日,而不是送别时就死,即为此故,此其一。其二,他行此举又意在坚定信陵君矫诏夺军的信念,激励他临时不得手软。因他初出此计时,信陵君就因念晋鄙无辜,流泪涕泣,倘不施加压力,很可能贻误大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此举与田光为助成荆轲刺秦,先自杀明志用意相同,纯然是出于对信陵君的忠于,实在是死得壮烈。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因战国时期的门客已摆脱了春秋时家臣、徒属和庶子的宗法色彩,他们在行动上还是有相当大的自由度的。如齐王毁废孟尝君后,诸客就纷纷离开。廉颇免归失势时,故客也尽数别去。有一客见廉颇多有怨言,甚至说:“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基于这样的背景,游侠因以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人格也基本能得主人的尊重。

  

   如前及信陵君,听说侯嬴是位贤士,便亲往访请,还执缰绳替其赶车,长时间地在市朝等候。侯嬴有意延宕以察其反应,他非但没被激怒,神色反更恭敬。市朝中人人都骂侯嬴无礼,他似充耳未闻。以后赴难救赵,行前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的情由,侯嬴只淡淡地答以“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对此他也只能顺其抉择,不作强求。至于朱亥请往,也非出于他的命令,而有你遇我以礼、我报之以力的色彩。他还听说有处士毛公、薛公隐身博徒卖浆者中,很想一见。毛、薛两人是异士,知后不再露面,他亲往求见,引为朋友。他的姐夫平原君就此在夫人面前嘲笑说:“始吾闻夫人弟公子天下无双,今吾闻之,乃妄从博徒卖浆者游,公子妄人耳”。他听说后十分气愤,对姐姐说:“始吾闻平原君贤,故负魏王而救赵,以称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举耳,不求士也。无忌自在大梁时,常闻此两人贤,至赵,恐不得见。以无忌从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为羞,其不足从游。”夫人将这番话转告,平原君大感惭愧,免冠道歉。门客听说此事,有一半人转投到信陵君门下,天下士人更是远悦近来,信陵君的门客自此压倒平原君。这些门客中,有不少就是游侠。由此一事,可见当时游侠与公侯权贵的关系,虽不能构成事实上的绝对平等,但至少在养与被养双方的意识里,是有平等两字存在的。

  

   两汉养士之风并未消歇,游侠与王公权贵的关系在相当长时间里变得更加密切。班固《汉书·游侠传》在记述了此前四公子“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后,接着指出:

  

   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

  

   汉时,诸侯王皆自行治民聘贤,他们仿效四公子,多养宾客,其中有许多确如班固所说,为任侠之徒[3]。如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有邹阳、枚乘、严忌等一班文学之士纷纷应赴。又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一时“山东奸猾,咸聚吴国”[4],这些“奸猾”中就不乏游侠。他们积极参与主人的谋反活动,“诸宾客皆得为将、校尉、侯、司马”。周丘亡命入吴,酤酒无行,也是闾巷之侠一类人物,他向吴王求得一符节,深夜驰马赶回家乡下邳,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吴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过食顷。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并四处散布消息,下邳城于是不攻自破,周丘一夜之间,得军三万。淮南王刘安的父亲、淮南厉王刘长为人“刚直而勇”,生前“收聚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5]。至安时,“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6],“招致英隽以百数”[7],其中高才者有八人,号曰“八公”。伍被在这些“英隽”中最为特出,知淮南王必反,便进计:“当今诸侯无异心,百姓无怨气。朔方之郡土地广美,民徙者不足以实其地。可为丞相、御史请书,徙郡国豪桀及耐罪以上,以赦令除,家产五十万以上者,皆徙其家属朔方之郡,益发甲卒,急其会日。”[8]他让刘安伪造官书,迁徙人群,依靠的基本力量仍是“郡国豪桀”,也即游侠。以后谋反失败,“吏因捕太子、王后,围王宫,尽捕王宾客在国中者,索得反具以闻。上下公卿治,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9],与事的游侠几乎无一幸免。还有如梁孝王武“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东游士莫不至”[10],因不得立太子,遂遣刺客谋害大臣爰盎等人,这里所谓“豪桀”和刺客也皆游侠之属。可以说,其时诸侯王的谋反活动都可以找到游侠参与的踪迹。东汉建立之初,禁网尚疏,诸王皆在京师,竞修名誉,争礼四方宾客,楚王刘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则可知尽管前朝教训俱在,这种交往在主客双方仍被看作是相当体面的事情。

  

   有的游侠依附王公贵权,在谋夺皇位的争斗中陷得还很深。如隋末李建成、李世民兄弟都好“结纳豪杰”[11]。李渊登基后,两人为争夺皇位闹得不可开交。建成虽有太子之尊,但才能功劳均不及兄弟,手下谋臣也远不如弟得力,为保住东宫地位进而顺利接班,他“私招四方骁勇,并募长安恶少年二千余人,畜为宫甲,分屯左右长林门,号“长林军”[12],“所从皆博徒大侠”[13]。这些人依附建成谋取皇位,想必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搭了进去。他另外一个弟弟元吉与他交好,也“募壮士,多匿罪人”[14],“多匿亡命壮士,厚赐之,为使用”。记室参军荣九思看不过,每有劝谏,其中有“丹青饰成庆,玉帛礼专诸”之句,言之凿凿,以刺其不该蓄养豪侠和刺客[15]。

  

   有的游侠等而下之,依仗主家权势,横行地方,所作所为已等同宵小。如汉济东王彭离门下的游侠,就常几十人结成一伙,与主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所杀发觉者百余人,国皆知之,莫敢夜行”[16],俨然为主人的帮凶和打手。

  

   除此之外,两汉以来一直到五代以前,一般权臣养客任侠也十分普遍。如为班固提到的魏其侯窦婴为人慷慨有侠性,游侠宾客争相归附,田蚡说他“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画地,辟倪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17],虽有夸大构陷之嫌,但并非尽出诬妄。汲黯、郑当时等人官居九卿,门下皆有客,也不乏游侠或任侠之辈。唐代侠者“承恩惜猎子平津,使气常游中贵人”(吴象之《少年行》),由张九龄以所谓“至于合如市道,廉公之门客虚盈;势比雀罗,廷尉之交情贵贱”,“自君侯职相国之重,持用人之权,而浅中弱植之徒,已延颈企踵而至,滔亲戚以求誉,媚宾客以取容,情结笑言,听机羽翼”上书兵部尚书、同平章事、梁国公姚崇[18],可知此类事仍然不少。但五代以后养客之风渐衰,他们不再像秦汉时这般活跃,与公侯权贵的关系也渐渐疏远起来,更多成为沦落在民间的草莽英雄。

  

   还有一种情况,有的游侠如汉朱家与郭解等人,并不属于哪个王公或权臣的门客,但这不等于说他们与权贵没有往来,相反,关系照样可以很密切。如朱家与汝阴侯滕公交情就非同一般,为请其劝说刘邦放季布,他坐轺车去洛阳求见,对方不仅不冷淡他,还留饮数日,既办妥所托的事,又与他一尽平生之欢。郭解逃避徙茂陵,也能说动权倾一时的大将军卫青为其进言,说他如何家赀不足三百万,不应在当徙之列,若非武帝素厌游侠,出面干预,他很可能就不用搬迁了。西汉以后,类似的情况不同程度还存在,虽然随任侠之风的消歇,游侠地位渐渐降低,他们不可能有朱、郭那样的能耐,“河南朝四姓,关西谒五侯”[19],而沦落于民间,但多少总有可被利用的价值在,赖此,他们与权贵的关系便不会彻底断绝。甚至在某些特殊的关口,还能成为这些人不敢或忘的恩人。如王莽委任的州牧使者,在刘演、刘秀等人起兵后就多赖游侠原涉得活。北魏正光末年,四方云扰,王公蒙难者来投游侠韦祐,也多得全济,这可说是游侠与权贵关系的又一方面。

  

   至于就汉以来王公贵族对游侠的态度而言,则有一个因尊敬而礼遇向为利用而恩结,乃至豢养以为驱使的转化过程。如前面一再提到的,汉代任侠成风,游侠享有隆盛的社会声名,承战国余风,他们的活动还比较自由,主人失势,或自己与主人见解不合,都可以要求离去;主人立下的规矩,也未必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如成帝时大侠楼护,出入外戚王氏家,被奉为上宾。王氏假元后之力,势倾朝野,于汉河平二年(前27年),竟有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五兄弟同日封侯。他们“好士养贤,倾财施予,以相高尚”[20],彼此之间各“不相能,宾客不得来往”,但楼护却能自由穿梭,“传食五侯间,各得其欢心,竞致奇膳,护乃合以为鲭,世称五侯鲭”[21]。有的游侠不为人客,乃或自己养客,更不存在人身依附问题。唐五代后,国家官僚制度日趋完备,官僚特权膨胀与门客向私客、奴客转化互为因果,依人作客的游侠对主人的服从才渐渐变得无条件,游侠的独立性由此日渐流失。当然,与两汉时情形也有相同之处,即不是所有的游侠都依人作客,不过就其与权贵发生关系来说,以此一途为最多,最足以一觇其间发展变化的消息。

  

游侠与权贵交往导致的结果是多重的,它既使游侠赖此背景,做出种种有利贫困孤弱的侠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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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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