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叶中 张权:宪法发展:中国现行宪法变动方式的理论言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 次 更新时间:2021-12-22 16: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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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叶中   张权  

   内容提要:在已有的宪法变动理论看来,我国宪法变动存在着单一依赖修宪方式、修宪频率高、政治主导和政策性浓厚等问题,但这些理论立足于形式主义宪法观,主要关注宪法条文的稳定性,难以从整体上解释我国宪法变动全局。因此,我国宪法学应通过新概念和新理论范式来解释现行宪法的变动。而我们用来界定新中国宪法变动的“宪法发展”,以及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提出的“宪法法律发展规律”,则揭示了我国的实质主义宪法观,即更关注宪法的实质内容并兼顾宪法的规范性与发展的规律性,因而是更符合我国宪法观念和实践需要的概念。对这两个概念的阐释将有助于形成一种新的宪法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我国宪法变动所追求的目标是宪法发展;宪法发展是基于主客观条件朝着特定方向前进的、人为的、有形的、体现宪法内在要求和特定趋势的宪法规范的调整和变动;宪法发展必须满足事实、意志、规范和标准等要素,呈现特定趋势与规律。

  

   关 键 词:宪法修改  宪法发展  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  宪法变动  宪法变迁  修宪模式

  

   宪法修改既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也是宪法学理论创新的重要节点。我国现行宪法在2018年进行了第五次修改,宪法修正案的顺利通过表明我国已形成较为稳定和具有鲜明特色的宪法修正模式,并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发展方式。在如何阐释1982年以来中国宪法变动的问题上,选用何种术语和理论来解释宪法变动,仍未形成共识。理论解释的不足和现实中的困惑,要求借助本土概念建立更有效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对中国现行宪法的变动做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和提供更加明确的指引。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提出宪法修正要遵循“宪法法律发展规律”这一全新论断。①因此,界定“宪法发展”与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解释宪法变动方式的中国理论,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一、“宪法发展”概念的提出

  

   作为一个普遍概念(或类概念)的“宪法发展”,是指人类历史上所有宪法的发展。本文使用的则是作为单独概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发展,特指中国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的发展。为将“宪法发展”正式作为学术概念提出,以区别于“宪法变革”“宪法变迁”等相关概念,还须通过观念基础考察和概念辨析以明确其词义。

   (一)实质主义宪法观下的宪法发展

   面对中国的宪法修改,西方理论之所以说服力不够,其表层原因在于宪法变动的机制和主导力量不同,深层原因则在于宪法观念的差异。“宪法发展”与“宪法变革”“宪法变迁”等术语的差异,根源于实质主义宪法观与形式主义宪法观的差异,这也导致了实质主义宪法学与形式主义宪法学的差异。形式主义宪法学强调宪法的法律属性,实质主义宪法学强调宪法背后的社会力量。②例如美国主流的宪法学理论具有明显的形式主义色彩,严格区分正式的(formal)与非正式的(informal)宪法变动;③而阿克曼则基于历史学和社会学提出“人民主权动议”和“活宪法”,建构起二元主义的宪法变革理论,试图消解法律形式主义和法律现实主义的对立。④

   为克服形式主义宪法观对于宪法变动方式解释上的不足,需要采取一种实质主义宪法观。第一,形式主义宪法观固守宪法形式上的稳定性,而实质主义宪法观认为宪法的生命不仅在于形式上的稳定,更在于其内容能适应现实不断发展。第二,形式主义宪法观偏爱宪法解释这种对宪法文本影响最小的宪法变动方式,而实质主义宪法观认为宪法变动方式取决于宪法变动的目的,⑤如果追求宪法发展,则应采取多元化的宪法发展方式。第三,形式主义宪法观认为宪法的变动应基于法律内部的原因,对政治系统的变动导致的宪法变动持怀疑态度,而实质主义宪法观认为政治因素也是影响宪法变动的关键因素,应处理好宪法变动的政治因素与法律因素的关系。第四,形式主义宪法观认为宪法变动方式具有普遍性,而实质主义宪法观认为宪法变动方式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

   中国现行宪法体现的是一种更关注宪法变动的实质正当性的实质主义宪法观。实质主义宪法观塑造了“宪法发展”概念。同时,唯物辩证法认为发展是有规律的,因而“宪法发展”与“宪法发展规律”紧密联系在一起。“宪法发展”这一概念以长期主导中国的实质主义宪法观为基础,带有法治乐观主义和历史进步主义色彩,同时也是已经觉醒的宪法意识的产物。“宪法发展”一词,可以超越形式主义宪法观下“正式—非正式”的二元对立,通过党领导人民认识宪法发展规律、实现宪法所承诺的美好生活,将宪法变动的正当性寓于历史规律的阐释之中,既关注宪法变动的“形式合法性”,又关注“实质正当性”,兼顾宪法发展的“规范性”和“合规律性”⑥。因此,“宪法发展”这一概念能够为当代中国通过发展完善宪法,进而推动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完善提供理念指引。

   (二)“宪法发展”与相关概念

   “宪法发展”并非全新的术语。从构词上看,这一偏正短语由修饰语“宪法”和中心语“发展”两个词复合而成,因而其有两个维度的上位概念:在“法律—宪法”维度上,其上位概念是法律发展;在“变动—发展”维度上,其上位概念是宪法变动。

   首先,“宪法发展”属于法律发展,是指作为法律的宪法不断完善的过程。“发展”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法律发展”是指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全面发展相适应的、作为整体的法律,在其精神、原则、观念、规范和制度方面以文明进步为导向的变化发展过程,⑦包括法律制度的现代化、法律精神的转换、法律体系的重构等在内的法律进步过程与趋势。⑧宪法发展属于法律发展的一种,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宪法的现代化,即宪法的精神、原则、观念、规范和制度体系都逐渐适应并推动现代文明发展状态的过程。法律发展具有多样性,同样,不同国家宪法发展方式也不尽相同。

   其次,“宪法发展”不同于宪法变动、宪法进化、宪法变迁。第一,宪法变动是一个总概念,指“实在的宪法规范的变动”,⑨但由于“发展”是指有方向的运动,因而并非所有的宪法变动都是宪法发展,只有那些上升的、前进的宪法变动才是“宪法发展”。第二,“宪法发展”不同于宪法进化,成文宪法并非纯自然演化的产物,还带有浓重的人工建构色彩,具有“二象性”。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以进化主义和进步主义为理论根基”的宪制思想,将宪法作为实现富强的工具,亦即认为宪法并非如在西方社会那样是内生的,而是后发国家“为解决国家富强问题而设计的一个制度”⑩。宪法的自然演化特征表明其必须遵循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而宪法的人工建构色彩则表明,可以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促进宪法发展。第三,“宪法发展”不同于狭义上的宪法变迁,前者既包括正式的也包括非正式的宪法变动,且有明确的方向要求;后者仅指非正式的宪法变动即宪法的“无形修改”,且只强调其“变”的方式而未强调“变”的“方向”。(11)可见,宪法发展特指朝着特定方向、遵循一定规律但又有人为干预的宪法变动。

   最后,“宪法发展”必须体现宪法的内在要求和特定趋势。这是一般的宪法变动所不具备的。宪法发展实质上是宪法内在要求的外化。宪法是保障人权之法,宪法的内在要求最主要的就是人权和权利发展的内在要求,根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所形成的权利发展的社会事实。这种内在要求是通过一些特定趋势表现出来的,例如宪法发展中的人权入宪和权利保障扩张的趋势。宪法的内在要求必须通过人的行为才能转化为外在的宪法变动。规律表征必然性,趋势表征可能性。“趋势一方面是能够对人的活动起制约作用的,另一方面则是可能通过人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改变的。”(12)趋势恰恰要借助人的作用来实现,而规律也并不排斥人的作用。遵循宪法发展规律具体体现为以规律指导人的活动,创造或者改变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从而促成特定发展趋势的形成。因此,要实现宪法发展就必须发挥人的能动作用,在宪法发展规律的指导下,及时洞悉宪法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人的理性选择采取特定的宪法发展方式,推动宪法发展趋势的实现。

   (三)“宪法发展”的五个理论前提

   不同于宪法变革理论“宪法时刻—日常政治”“正式—非正式”变革方式的区分和宪法变迁理论“事实规范效力”(13)的假设,宪法发展理论的提出是基于下列理论前提。

   前提一:宪法变动应以维护宪法权威为目的,而非单纯追求宪法形式上的稳定性。“宪法规范的稳定性与社会现实的恒动性”(14)之间的矛盾是宪法变动的首要原因,也是宪法发展的起点。“宪法就是在规范与现实既相统一又相矛盾的过程中存在并不断得到完善。”(15)我国的修宪若结合当代中国改革阶段的“时间压缩性”考虑,频率并不算高,事实上却给人过于频繁的感觉。修宪频率的背后是宪法权威的“隐忧”,“问题的关键,不在宪法修改的次数,而在于宪法的权威。”(16)从实质主义的宪法发展观来看,宪法变动降低了宪法的稳定性,但构成宪法实质内容发展的宪法变动则提升了宪法的适应性,因而这样的宪法发展不仅无损于宪法权威,反而增强和维护宪法权威。(17)进而言之,判断宪法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矛盾是否得到缓解,不能只看修宪频率高低,而要看宪法权威是否得到维护。为了维护宪法权威,宪法不能一味趋附现实而频繁变化,但也不应单纯追求形式稳定而脱离现实。(18)

   前提二:宪法“是政治属性和法律属性相结合、相统一的产物”(19),因而影响宪法发展的因素是多样的,除法律的和客观的因素外,还有政治的和主观的因素。宪法发展的动力既有来自法律系统的内因,也有来自政治系统的外因。中国宪法发展的成功之处在于重视宪法政治性的一面,通过政治话语输入宪法文本和充分发挥宪法确认作用,强化全社会的政治共识,从而为改革提供稳定的环境。中国宪法发展的成功之处在于重视宪法政治性的一面,通过政治话语输入宪法文本和充分发挥宪法确认作用,强化全社会的政治共识,从而为改革提供稳定的环境。这是通过在修宪中始终贯彻既定的修宪原则实现的。坚持政治原则是宪法发展的外部要求,坚持科学原则是宪法发展的内部要求。“进行任何与宪法有关的活动,都应当坚持讲政治与讲法律相统一。”(20)宪法发展一方面要着眼于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要求其尽可能与政治系统形成“制度耦合”,来自政治系统的“激扰”(21)引导宪法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着眼于宪法所处的法律系统内部各方面之间的关系,要求其必须体现法律科学性,符合法律自身所要求的科学方式发展,即坚持科学原则指导宪法发展。

   前提三:宪法发展以宪法变动的合宪性为首要前提和形式要求,以合规律性为实质要求和终极追求。宪法发展是遵循客观规律与发挥人的能动性的有机统一。这就必须正视人民与政党促进宪法发展的作用。宪法发展理论注重宪法变动过程中发挥人的积极能动性与遵循客观规律的统一,党领导下的人民能够洞悉宪法发展规律并进行理性选择,这是党领导人民发展宪法的内在逻辑。

   前提四:作为对宪法变动的一种评价,宪法发展预设了特定的评判标准。(22)宪法变动多种多样,其中符合价值评判标准的才能构成“宪法发展”。若评价为负,就构成“宪法发展”的对立面即“宪法失败”(constitutional failure)。

   前提五:宪法发展往往表现出一定趋势和规律。世界各国宪法发展不可能有统一模式,但现代宪法以人的发展为终极目的并普遍承认人类共同价值。在实现这些目的和价值的方式上,各国宪法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借鉴。

综上所述,“宪法发展”是指基于主客观条件,朝着特定方向前进的、人为的、有形的、体现宪法内在要求和特定趋势的宪法规范的调整和变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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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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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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