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鲁迅《伤逝》——“五四”爱情小说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6 次 更新时间:2021-11-18 08: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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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  

   1925年,鲁迅(1881—1936)在北京教书同时任职教育部,一边支持女师大学运并与学生许广平恋爱,一边创作了他唯一一篇爱情小说《伤逝》,而且以悲剧结局。

  

   《伤逝》代表了“五四”爱情小说的基本模式,而且也是较早反省“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作品。在20世纪60—70年代,《伤逝》几乎是中国唯一的“恋爱教科书”,不仅影响着青年人的文学趣味,影响青年人的三观,还直接影响到青年人谈恋爱的具体言行方式。这样的小说在文学史上非常罕见。

  

   一 《伤逝》中的爱情模式

   青年男主角涓生在会馆里租了一个偏僻的破屋,非常空虚,他是一个文员。

  

   子君不在我这破屋里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在百无聊赖中,随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翻了十多页了,但是毫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 [1]

  

   百无聊赖,无聊,这是鲁迅非常喜欢用的词。《在酒楼上》《孤独者》里,这个词都重复了很多次。

  

   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里穷极潦倒的文人,租一个没窗的阁楼,也是整天看书,不知在看什么。但就是因为看书的样子,隔壁的女工对他产生好感。书中自有颜如玉,看不进去没关系。涓生书看不进去,耳朵却分外灵,他在听有没有子君的脚步。“蓦然,她的鞋声近来了,一步响于一步,迎出去时,却已经走过紫藤棚下,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

  

   小说并没有交代两个人最初怎么认识,也没有记载两人拍拖时有没有出去散步、看戏、吃饭等,所有的恋爱过程好像都在涓生的破屋里。在破屋里做什么呢?不做什么,“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

  

   这就是《伤逝》影响后来很多年轻读书人的最基本的恋爱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第一,主要男的在说,女的基本在听;第二,男的不讲楼不讲车,也不直接讲政治经济,而是讲文学谈文化,讲伊孛生、泰戈尔、雪莱,基本上就是外国文学课。有人刻薄总结过这种恋爱方式,说现今社会男追女,有三个武器,晒身体,用钱砸,文化洗脑(话糙理不糙)。我们年轻时代没有那么复杂的爱情策略,但也懂得拍拖一开始就谈莫扎特、海明威、莫奈、屠格涅夫等。现在想起来,都是《伤逝》教的。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这是我们交际了半年,又谈起她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时,她默想了一会之后,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了出来的话。

  

   这是阶段性的胜利。男人很兴奋,但不单是为了恋爱成功。

  

   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这话听来有点奇怪,如果一个北京人,和一个法国人拍拖成功,会说在法国女性身上看到了辉煌的曙光吗?显然涓生在这个破屋里,他不只是在谈恋爱,作家安排男主角同时做三件事情:第一,一个男青年追求一个女青年(恋爱)。第二,一个老师在给学生上课(教育)。第三,一个文人试图唤醒被礼教束缚的中国女性,或者更广义的象征,男性知识分子,试图唤醒女性代表的沉睡的、弱势的大众(启蒙)。

  

   “五四”爱情小说的这种基本模式,在20世纪可以上溯到老残替翠环改名,往后则在很多现代小说里重复: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叶圣陶《倪焕之》、柔石《二月》、茅盾《创造》、巴金《家》等。男的都是读书人,女的地位弱势可怜,恋爱过程像启蒙,目的在于拯救对方。女的必须玉洁冰清,玉洁就是相貌好看(值得拯救),冰清就是内心善良(可以拯救)。当然,这样“男爱女—男教女—男救女”的故事常常不太顺利,最后也会导致悲剧。

  

   二 爱情、教育、启蒙三位一体

   从文学史上看,《伤逝》等“五四”爱情小说,第一是爱情小说,第二是教育小说,第三是启蒙小说。大部分的时候男的做启蒙者,女的被启蒙,直到后来女作家丁玲、萧红、张爱玲等出现,才挑战、颠覆了这么一个爱情、教育、启蒙三合一的小说模式。

  

   子君说自己决定命运,离家出走,和涓生同居。同居自然面临压力,涓生、子君常被邻居窥探,而且闲言碎语会转化成社会惩罚。好不容易涓生、子君在吉兆胡同找到了一个简单住所,不久涓生就被局里辞退。这对热恋男女,并没有马上退却。经济出了问题,涓生就准备写作、登广告、翻译、卖文为生。小说里这样写,“‘说做,就做罢!来开一条新的路!’我立刻转身向了书案,推开盛香油的瓶子和醋碟……”这个细节极有象征性,说明至少涓生觉得,文学工作、爱情理想,与代表日常生活的香油瓶子、醋碟有矛盾对立关系。

  

   同居后的子君,好像一直在操心油盐酱醋、油鸡小狗,两人的感情,在生活压力下渐渐冷却下来了。涓生常常跑去通俗图书馆,一边看书,一边反省。他觉得“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所以涓生说“我要明告她,但我还没有敢”,虽然不说,但女人很快就感觉到了,男人后来也承认了,“我已经不爱你了”(记得最初读到这里,我自己也陷入深深的困惑)。男人面对同样处境,到底应该坚持诺言——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这是司马迁《史记》写侠客的文字,同时也是千百年古今男子汉的道德标准,还是说应该直面自己的惨淡人生,真实表达自己的想法?明明已经不爱她了,是否应该告诉她?什么最重要?是诺言还是真诚?可见《伤逝》作为爱情教科书,不仅启发我们怎么开始交谈,也警告我们怎么面对难题。So keep your promise, or tell the truth? This is a question.

  

   接下去就是小说中最感人的一幕了。某日涓生回家,房东说子君的父亲今天把她接回去了。“我不信;但是屋子里是异样的寂寞和空虚。我遍看各处,寻觅子君;只见几件破旧而黯淡的家具,都显得极其清疏,在证明着它们毫无隐匿一人一物的能力。我转念寻信或她留下的字迹,也没有;只是盐和干辣椒,面粉,半株白菜,却聚集在一处了,旁边还有几十枚铜圆。这是我们两人生活材料的全副,现在她就郑重地将这留给我一个人,在不言中,教我借此去维持较久的生活。”

  

   初读这个小说场景,我久久难忘,一切尽在不言中。

  

   子君回家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就死了。涓生当然空虚、内疚、自责,肠子都悔青了,“只坐卧在广大的空虚里,一任这死的寂静侵蚀着我的灵魂”,“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三 谁为涓生、子君的爱情悲剧负责?

   究竟有谁应该对涓生、子君的爱情悲剧负责呢?

  

   至少可以有四种不同的读法。

  

   第一种,两个人都有错,年轻人不够成熟,单纯恋爱至上,当然不可能成功。人生在世大部分时间,都必须现实主义,权衡计算,趋利避害。人要是能留百分之一二空间追求浪漫,通常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任性一点。有时候也很难,小说结局,其实就是鲁迅所谓的“娜拉出走”的第一种结局,回家——悲剧(同一时期,鲁迅和许广平的恋爱,却是浪漫成功的,虽然也经过不少波折)。

  

   第二种,两个人都没错,只是社会压力太大,一对青年男女无法抵抗。引申下去的结论,就是单独的个性解放之不可能。按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涓生大概以后就要参加革命了。这是中国内地教科书的主流解读方法,单纯的爱情和个性解放,此路不通。

  

   第三种,主要是女的错,同居以后变庸俗了,双方缺乏共同语言。之前并没真正理解欧洲文学,妇女解放道路漫长且困难。

  

   第四种,主要是男人的错。还不是什么负心汉始乱终弃的问题,而是把人唤醒,许诺自由,一遇困难,就承受不了。按照爱情、教育、启蒙三位一体模式来看,这不是在黑房子里开了窗叫醒了沉睡的人,而是开不了门救不了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鲁迅对“五四”启蒙思潮的一个沉痛反省。

  

   如果说“五四”是一场革命,鲁迅对这场革命贡献最大,但也是他最早怀疑这场革命能不能成功。这种怀疑在《狂人日记》是最后“去某地候补”,在《药》是强调坟上花环是作家加上去的,在《伤逝》则是刻意安排子君回家后死亡。鲁迅想说,人也好,社会也好,好像难免要回到老路。鲁迅又说,但老路终究是条死路。

  

   当然在这四种对《伤逝》的解读以外,也有研究者认为它根本不是一个爱情小说,实际上是写鲁迅跟周作人的友谊。 [2] 这方面的研究,也找出了一些字里行间的蛛丝马迹,有没有可能呢?读者自己去判断了。

  

   [1] 《伤逝:涓生的手记》在收入《彷徨》(北新书局1926年8月版)前从未发表。引文据《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3—134页。以下小说引文同。

  

   [2] 周作人晚年撰写的《知堂回想录·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536页)提道:“《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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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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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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