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鲁迅《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五四”新文学,到底“新”在哪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8 次 更新时间:2021-11-18 08:47:04

进入专题: 鲁迅  

许子东  

   一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如果我们将“五四”新文学的特点,暂且简单概括成——一、白话文创作;二、相信科学民主,批判礼教吃人;三、忧国忧民,启蒙救亡;四、接受进化论等西方思潮——那么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五四”与晚清文学的关键性区别在哪里?

  

   第一,白话文创作,除了鸳鸯蝴蝶派的《玉梨魂》外,大部分晚清重要的小说都已经在使用白话文,李伯元、刘鹗等人的文学语言,和“五四”小说没有本质区别。第二,启蒙救世,梁启超从理论到实践,早就开始了忧国忧民之路。李伯元想教官场的人怎么做官,老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些文侠姿态,和“五四”以后的启蒙救世精神直接相连。第三,晚清文人也接受西学和“进化论”。《孽海花》状元主角相信声光化电能使中国开放进步,老残想救大船上国人,也需要外国罗盘。所以在白话文、启蒙救国与西学影响这三方面,人们很有理由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好像对待传统礼教的态度,有些差异。谴责小说要“现形”的“怪现状”大都违背儒家礼教人伦,鸳鸯蝴蝶派“痴乎情,止乎礼”,和“五四”激烈批判礼教吃人,有所不同。除此之外,从四大谴责小说,还有早期鸳鸯蝴蝶派,再到鲁迅(1881—1936)和“五四”新文学,还有什么重要的不同之处呢?

  

   晚清“新小说”与五四“现代小说”的差异,学术界也有各种探讨。或曰继承古典传统,晚清注重“史传”,“五四”注重“诗骚” [1] ;面对外来影响,晚清欲拒还迎,“五四”激进模仿;作家生态,从小说谋利,到大学兼职;读者范围,从报刊市民,到青年学生;文化储备,从政治学兴趣,到心理学知识 [2] ……说得都有道理,但是其中至少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不同,小说中心人物(及主题)的转移——官场官员形象在小说中的突然消失或被忽视,却很少有人统计讨论。

  

   顺时序重读世纪初的重要小说,一个显而易见的文学现象是:梁启超和晚清谴责小说不约而同地把官场(“官本位”)视为中国社会问题的焦点。李伯元冷嘲“上上下下,无官不贪”,“不要钱的官员,说书人说实话一个都没见过”。吴趼人热讽社会各界怪现状,各种欺骗无奇不有,最荒唐的也是苟才、叶伯芬等官员。曾朴写即使考出来的文官,有心救国,却也好心办蠢事(重金购买假地图)。刘鹗笔下的贪官不好,清官更坏。如果不是批判,梁启超幻想中国他日富强,关键要素也还是依靠一个党、一个领袖,说到底还是期盼官员救国,并以治国之法治党,改造官场。《新中国未来记》两个主角长篇争议改良或者革命方案,焦点就是:可不可能有好官?民众能不能依靠好官?所以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中那段话,可以代表晚清政治小说的集体的声音:“中国一向是专制政体,普天下的百姓都是怕官的……中国的官,大大小小,何止几千百个;至于他们的坏处,很像是一个先生教出来的……” [3]

  

   从中心人物及文学主题方向重新讨论晚清和“五四”的不同,我们看到,鲁迅关心的重点不只是“官”,也不只是“民”(把“人民”作为中心是50年代以后的事情),要点就是“人”。文学的焦点从“官本位”转向“国民性”,这是“五四”与晚清的关键区别。

  

   “人的文学”和晚清“官场文学”也有逻辑关系。如果李伯元讲得有理,无官不贪,甚至买官是一种“刚需”,那是不是说官员之贪,背后也有人性或国民性理由?如果老残说得有理,贪官不好,清官亦坏,那即使把所有的官都撤了,换一批民众百姓上去,但也还会有贪腐、专制?

  

   鲁迅关于“立人”的想法,是在留学时期接受欧洲人文主义还有日本明治维新影响而逐渐形成。鲁迅和晚清作家们一样觉得中国病了。但他已不认为只是官场病了,只是政治危机导致民族危机。按照钱理群的概括,“民族危机在于文化危机,文化危机在于‘人心’的危机,民族‘精神’的危机:……亡国先亡人,亡人先亡心,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救心,‘第一要着’在‘改变’人与民族的‘精神’。” [4] 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后冷眼旁观,对于新官旧政现象深感失望,“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5] 眼看官场换了新人,社会并没有进步,导致鲁迅与他的同时代作家同样批判社会,却不再(或很少)将官员作为主要的文学人物,也不再把暴露官场黑暗作为唤醒民众的主要方式,而是正视他们觉得是更复杂的问题:到底是贪腐专制官场导致了百姓愚昧奴性,还是百姓愚昧奴性造就了官场的贪腐专制?于是,鲁迅以及以他为方向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学,仍然像《老残游记》那样以文侠姿态批判社会现实,还是像梁启超这样感时忧国、启蒙救亡,但是他们关心的焦点已不再只是中国的官场,而是中国的人,具体说就是人的文学,就是解剖国民性。

  

   当时,人们都觉得“五四”是对晚清的超越,50年代再从“人的文学”发展到“人民文学”又好像是对“五四”的超越。可是今天再想,第一,中国的问题,关键到底是在官场,还是在民众,还是在“人”呢?第二,文学是否一定要(或者说有没有可能)解答中国的问题?“五四”百年,我们必须肯定鲁迅他们的突破意义。但是,鲁迅那一代又是否过于乐观了呢?晚清文学处理的“官本位”问题在中国果然已经不再重要了吗?

  

   二 没有“五四”,何来晚清?

   晚清作家谴责中国官场,其实有个安全距离。李伯元在租界,梁启超在横滨,老残行医也要和器重他的昏官搞好关系。鲁迅设身处地想象他的小说人物——本来有仕途,可是生病时看破礼教,不仅鄙视官场质疑庸众,更看出官民相通之处:欺软怕硬,自欺欺人。不仅骂主子,也怨奴才,要挑战整个主奴关系秩序。但是这个主人公既不能躲在租界,也不认识大官,那么,具体结果会是怎样?显然,结果就是得罪所有人,众人都过来围观、嘲笑,连小孩也表示鄙视,甚至家人也要可怜、禁锢这个病人——于是《狂人日记》就出现了。

  

   你说大家都病了,结果大家为了证明自己没病,一定说是你病了,而且最后真的把你医好了,也就是说你必须跟大家一起病下去——鲁迅的深刻,就像下棋比其他人多想了好几步、好几个层次。

  

   《狂人日记》写于1918年4月,初次发表在5月15号第4卷第5号的《新青年》月刊,后来收入小说集《呐喊》。钱理群等人解读鲁迅的关键词组之一就是“看”与“被看”。 [6] 小说正文长短13段,长的有一至两页,短的一至两行,写的就是“我”看到自己被别人看。“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教我纳罕而且伤心。” [7] 看到自己被看,有两种可能,一是神经过敏,被迫害妄想,这是小说的写实层面,从医生角度解剖病人。二是思维敏捷,看穿别人的好奇、关心、照顾后面,其实是窥探、干涉与管制,这也是写实,但可以是象征。“看”与“被看”,可以引申到另一组关键词,“独异”与“庸众”。很多人围观一个人,这是鲁迅小说后来反复出现的基本格局。这是鲁迅与很多其他作家不同的地方,也是“五四”文学与晚清以及后来“人民文学”不同的地方。

  

   晚清小说假设多数民众(包括租界读者)对少数贪官有道德批判优势。延安以后写革命战争农村土改,更代表多数穷人声讨地主反动派。20世纪中国小说只有“五四”这个时期,只有在鲁迅等少数作家笔下,才会出现以少数甚至个别对抗多数的场面。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而“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8]

  

   鲁迅为什么支持个人独异,来批判庸众(今天叫“吃瓜群众”)?一是强调“个人的自大”“少数的天才”愤世嫉俗的价值,二是狂人知道围观他的众人,并不是官府爪牙,“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换言之,这些包围他迫害他的人们,本身也是被侮辱、被损害者,他们不是主子,也是奴隶,可他们却帮着官场迫害精神独异者,这使鲁迅十分困惑。只是批判官场,庸众怎么办?

  

   从“看”与“被看”的情节、“独异”与“庸众”的格局,自然引出更严重的主题:“吃人”与“被吃”。吃人可以象征某种物理生理伤害,比如说裹小脚、女人守节,包括鲁迅自己和朱安的无性婚姻等。小说中的吃人,又有更写实的所指:“狼子村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意思是历史上确有饥荒食人现象。还有爹娘或君主生病,儿臣割肉煮食,也是中国道德传统,甚至于食敌心肝、胎盘养生等。

  

   从《狂人日记》开始,鲁迅的小说总有象征/写实两个层面并行。吃人主题更深一步,就是狂人怀疑自己是否也吃过人,被吃的人也参与吃人。这是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一种比较深刻的忏悔意识,之前少见,之后也不多。

  

   看到社会环境腐败,官场在危害百姓,导致民不聊生,这是晚清四大名著的共识。看到不仅官府富人,而且自身被欺的庸众看客,也是这黑暗中国的一个有机部分,这是“五四”文学的发现。看到肉体压迫吃人,礼教牢笼也吃人,鸳鸯蝴蝶派也会抗议。但是看到害怕被吃的人们,甚至大胆反抗的狂人,可能自己也曾有意、无意参与过吃人,这是鲁迅独特的忏悔意识。

  

   一个短篇这么多不同层次,这么复杂的容量,一起步,就把现代新文学提高到很高的水平,难怪后来几乎成为鲁迅创作的大纲,在某种意义上,《狂人日记》也是整个现代中国文学的总纲。

  

   如果说《狂人日记》是鲁迅全部作品的总提纲,那么《药》几乎可以说是20世纪全部中国小说的总标题(直到90年代,另一部畅销的严肃小说《活着》标志后半个世纪的中国故事)。以文学诊断社会的病,希望提供某种药物使中国富强,这是鲁迅小说的愿望,某种程度上,也是20世纪中国小说的集体愿望。

  

   鲁迅的创作,当然跟他的衰落家境、少年经历、留学日本、教育部做官等个人经验有关,这些经验中的关键词就是“屈辱”。这些屈辱又常常和医和药有关。周家祖上原是大户望族,祖父因为科举作弊被判死缓,每年秋天都要等待宣布是否处死。父亲生病,鲁迅后来一直记得药铺的柜台和他身体一样高,药引要原配的蟋蟀。鲁迅最早的白话文章《我之节烈观》,就是批判对女性身体的公共管理。“原配蟋蟀”极为讽刺——可以想象十来岁的周树人和周作人,两个日后的文豪,在百草园里翻石头并且分头追逐各奔东西的蟋蟀,谁知道它们到底是正宗夫妻,还是小三,或者一夜情?

  

给父亲买药,是说得出的屈辱;被亲戚乡邻污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鲁迅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9725.html
文章来源:《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