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修平:隋唐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其学术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9 次 更新时间:2021-11-02 20:4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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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修平  

  

   摘要:儒佛道三教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汉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的特点及其发展走向。隋唐三教鼎立的思想学术新局面的出现,是三教各自的发展与三教关系长期互动的结果,而从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也是隋唐帝国强盛的文化表现;其本身又对隋唐的儒学、佛学和道学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为唐宋之际形成绵延千年之久的三教合一思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中国思想学术发展到隋唐,出现了鼎盛的局面,儒学、经学、佛学和道学等都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与以往不同的特点。隋唐思想文化中一个令人瞩目的重要特点就是以佛教兴盛为标志的儒佛道三教鼎立。有学者称“从三教鼎立佛教为首,到三教融合儒教为主,是唐宋哲学发展的总脉络”[1](p.2),这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对隋唐思想学术特点的一种看法。隋唐时期三足鼎立的儒佛道三教关系,既是汉魏以来三教关系演变发展的延续,也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政治经济、边疆开拓、民族交往等因素密切相关,而这种三教关系新局面的出现,对包括儒佛道三教各自在内的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

   一、隋唐三教鼎立的思想学术新局面的出现

   佛教自两汉之际经西域传到中国内地,就与以儒、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碰撞中冲突融合,互渗互补,从而构成了所谓的儒佛道三教关系。三教关系在不同时期的演变发展以及三教地位的消长变化,对整个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影响巨大,甚至可以说,儒佛道三教关系不仅构成了汉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整个中华思想学术和文化的特点及其发展的走向。而隋唐作为三教关系转折的重要时期,三教鼎立新格局的形成及其所产生的学术影响就格外值得注意。

   在汉代,初传的佛教主要依附黄老道术而在社会上流传,并通过汉译佛经而表现出了道化和儒化的倾向。儒家则从佛教出家修行有违孝道等方面对之加以排斥,而正处于初创阶段的道教却往往借助佛教这一比较成熟的宗教来发展自己。这个时期的佛教对儒和道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由于儒家名教是中国封建制度的重要思想支柱,因而佛教对儒学基本上以妥协调和为主,有时甚至采取积极迎合的态度。对道教,佛教则把道教与道家作了区分,引老子与老子之道来为自己辩护,同时既借助神仙方术来传播佛教,又对道教推祟的避谷长生等进行了抨击。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虽然失去了两汉经学独尊的地位,但在社会生活和文化各领域仍然发挥着实际的主导作用,这个时期儒家的反佛,主要还是从社会经济、王道政治和伦理纲常等方面来排斥佛教,但也开始出现从哲学理论的层面来对佛教加以批判。佛教在与儒、道的关系中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通过依附魏晋玄学而“因风易行”,迅速传播。由于玄学本质上是儒和道的融合,因而玄佛合流实际上也就表现出了三教融合的重要意义。由沙门敬不敬王者引发的佛法与名教之辨和由老子化胡说引发的佛道之争等,反映了这个时期儒佛道三教在并存共进中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往往也从反面促进了三教各自的发展。随着三教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佛道二教的成熟,南北朝时期三教关系得到了全面的展开,儒佛道三教之间曾有过夷夏之辨、神灭与神不灭等争论,而三教之间的融合也进一步加深,“三教虽殊,劝善义一,涂迹诚异,理会则同”[2]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看法。汉魏以来三教之间的长期冲突与融合使各家都清楚地认识到消灭他方的不可能以及借鉴吸取他方的长处来发展自身的重要性,因而到了隋唐时期,三教虽然矛盾依然不断,三教优劣高下的争论有时还相当激烈,但从总体上看,三教基于各自的立场而在理论上相互融摄成为这个时期三教关系的最重要特点。(注:关于汉代以来的儒佛道三教关系,请参阅拙文《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载《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三教关系终于迎来了隋唐时期三教鼎立的思想学术新局面,而这种新局面也正成为隋唐思想学术得到长足发展的重要思想文化背景。

   隋唐三教鼎立的思想学术新局面的出现,是汉魏以来儒佛道三教关系历史演变的延续,是三教各自的发展与三教关系长期互动的结果,而从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则也是隋唐帝国强盛的文化表现,它与隋唐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和边疆开拓、民族交往等都密切相关。隋唐结束了中国数百年分裂动荡的局面,实现了天下的统一。经过数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唐代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经济发展,国势强盛,社会安定,文化繁荣。从政治上看,隋唐时期的政治在总体上较为稳定,特别是唐朝前期政治清明,君主明智,行政运作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监督与制约机制,决策往往能在众臣的讨论和权衡下作出,不同的阶层,不同的集团,甚至佛道人士也有机会参与政治。这种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在文化上则表现出了一种包容与开放的心态,从而为各种思想学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隋唐时期的帝王虽然出于个人的好恶而会表现出对儒佛道三教的不同态度,但基于现实的考虑,他们基本上都采取了三教并用的文化政策。正是顺应大一统社会政治的需要,同时在帝王三教并用的宗教文化政策的推动下,隋唐时期出现了儒佛道三教鼎立和三教共同发展的思想学术新局面。

   经济繁荣与科技文化灿烂对隋唐思想学术的推动也不可忽视。隋唐时期的科技与生产水平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人们在城市规划、水利建设、水稻种植、建筑、丝织、制茶、陶瓷、冶金、造船等各个领域,总结前人的经验,主动与世界各民族相互学习交流,不断开拓积累,发明创新,创造出了令世人瞩目的科技成就,并大大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经济的发展,为社会的安定和思想学术的繁荣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所表现出的民族创造力和丰富想象力等与隋唐思想学术所表现出的精神特征也是非常相吻合的。隋唐时,思想学术的发达表现在许多方面:经学上,出现了王通的新的解经学和融合南北学风的孔颖达等人编撰的《五经正义》以及各种私家注疏;史学上,公私修史都非常盛行,出现了刘知几《史通》这样的中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宗教上,佛道二教当时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佛典翻译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前代,中国僧人的著述更是十分丰富,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印度的佛学思想,而道教理论体系的出现和道教学者的辈出则标示出中国道教走向兴盛;类书编纂此时也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出现了《艺文类聚》等一大批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类书。在文化制度建设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隋唐开始实行了科举制度,它有力地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儒家思想在社会民众中的传播与普及,从而为形成儒学恢复正统地位而又与佛道鼎足而立的隋唐文化格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隋唐思想学术的充分发展和儒佛道三教的鼎立,与当时广泛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多元及社会对多元文化所具有的开放心态也密切相关。隋唐时期,中国周边不断兴起强盛的部族,虽然常对内地造成侵扰,但隋唐王朝以其军事的强大和国力的强盛为基础,在总体上对周边部族采取了宽容、接纳和融合的政策立场。伴随着大一统下的民族融合的进程,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也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其中尤以胡汉文化之间的融合最为显著。除了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之外,隋唐王朝与海外的交流也十分密切。隋唐先进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等在当时世界上享有盛誉,随着海陆通道的建立与完善,隋唐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贸和文化交流也日趋频繁,域外的使臣、僧侣和学者纷纷前来,既学习中国文化,同时也将当地的文化和技术带入了中国。正是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使隋唐时的文化呈现出了鲜明的多元化的特色。表现在宗教上,当时的长安等地除了佛教、道教之外,就还流行着伊斯兰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对多元文化的宽容既表现出了隋唐的盛世气象,也为外来的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鼎足而立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氛围和适宜的文化环境。

   儒佛道三教关系经过长期的演变而在隋唐时期出现三教鼎立的新局面,这与儒佛道各自的特点以及中国思想文化的根本特质也有密切的关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重视现实的社会和人生是其最根本的特质。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流与基础的儒家思想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而道家与道教也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这种充满现实主义情怀的人生论。外来的佛教正是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重现世现生的人文精神的影响下充分拓展了其本身蕴涵却又被整个思想体系窒息的对人和人生的肯定,并以此为契机而与儒、道融合互补,以其独特的人生哲学与儒、道一起入世发挥着作用。正是基于对人及人生问题的探讨,三教鼎足而立的新局面才于隋唐时期得以形成,而隋唐三教鼎立的思想学术新局面,其本身又对隋唐的儒学、佛学和道学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隋唐三教关系与儒学的发展

   从儒佛道三教关系的角度来看,隋唐儒学虽然重新恢复了正统的地位,但其独尊的地位毕竟已让位于三教鼎立的局面。在佛道二教的刺激下,唐代儒学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唤醒人们对儒家所宣扬的圣贤之道的重新关注,让它不仅回到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中心,而且也回到人们精神信仰的中心,同时,佛道二教的充分发展,也促使儒家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唐初颜师古所撰的统一儒家经书文字的《五经定本》和孔颖达等撰的统一对经书义理解释的《五经正义》的出现是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之一,它标志着南北朝时期南北分立的儒学进入了统一的新时代,由此开辟的不仅是唐代儒学的新局面,更奠定了唐以后中国思想学术走向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随着长期分裂局面的结束,重建儒家伦理纲常的迫切性也日益提到了统治者的面前,因而隋唐二朝的统治者大都提倡儒教,这也对儒学的新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由于统治者对儒学的重视,更多的是关注其经邦治国的治术,而儒者所从事的也主要是对传统儒经的考正亡逸、研核异同上,因此,隋唐儒学的新发展更多的是表现在其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的恢复上,以及在思想义理方面对创新之路的探索。但现实的需要与佛道二教的刺激,也使儒学在中唐以后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突破。

   从历史上看,隋代就出现了刘焯、刘炫二大儒,他们学贯南北,博通古今,所撰《五经义疏》影响很大。隋末又有大儒王通出现,王通志在提出一个成系统的区别于传统经学的新经学,在解经方法上也转向注重内在义理,其“三教合一”的提倡,显示出其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开始正面回应佛、道的挑战并融会佛、道以求自新的努力。中唐以后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翱等人正是由此而进一步推进了复兴儒学的进程。

   中唐以后的儒学新突破,首先表现在释经方法的变化上,即舍传求经,在经学里注入新思想,这种变化使得自由创造儒学新说成为可能。在此之前,汉代以来形成的儒学的经学化传统,已成为儒学变革创新的重要滞碍。甚至在致力于改变经学大意的刘焯、刘炫、王通等人那里,也没有突破经学的形式,他们并没有提出要改变经学是表达儒学的适当形式的观念,他们想改变的只是经学的内容,倡导一种对经学的新的解释方法,不再对训诂名物感兴趣,而强调经典内在的义理,这种以经破传的方式所昭示的儒学发展的另一路向,到了韩愈等人那里,却进一步发展为甚至可以从根本上丢开经学。这种对经学的态度是入宋以后疑经、非经与重义理思潮兴起的重要前提,“开启宋代新儒家治经之途径”[3](p.286)。正是经学上对传统观念的反思及其所导致的思想解放,以及重义理轻章句的取向在经学中的地位日益显著,才有了日后宋明新儒学的兴起。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儒士虽然试图振兴儒学,但对什么是儒学往往缺乏确定的观念,故他们往往只是从某些侧面来强调儒学,例如柳宗元、刘禹锡关心的是儒家的人本理念,而韩愈、李翱等人则坚信儒家应占据中华文化的中心与主流地位。韩愈“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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