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清值:行政处罚规范的合宪性解释——基于66个行政处罚案例的实证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 次 更新时间:2021-10-30 07: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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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清值  

   摘要:  在行政处罚案例的审判实践中,已经形成“援宪说理”的四种具体方式:公民附带违宪、政府附带违宪、基本权利限制以及单纯合宪认定。尽管此种援引宪法活动与规范主义的法律方法、宪法理论存在诸多扜格之处,但亦十分生动地展示了一幅行政处罚规范合宪性解释的“中国式图景”。在规范层面,行政处罚规范的合宪性解释应遵循一套符合既有法学方法论并逻辑严谨的方法,特别是在选择正当的宪法规范面临原则(价值)冲突时,应经由个案中之法益衡量加以解决;至于运用界限,解释者应对行政处罚规范的文义限度有充分自觉,其运用亦不得与行政处罚法定原则相抵牾。

   关键词:  行政处罚;援宪说理;合宪性解释;案例分析

   一、以往研究的局限与转向

  

   围绕2001年齐玉苓案及其批复的“宪法司法化”讨论,无论各界的纷争有多大,所达成的实质共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认真对待宪法”。[1]2008年最高法院废止了齐玉苓案批复,[2]但是学界对于宪法在司法中如何适用的探讨并没有停滞,合宪性解释则可以理解为“宪法司法化”争论的续篇。合宪性解释理论经历了渐次探入的三波讨论,从最初的理论引介、意义阐释和方法概述,到丰富细化合宪性解释的内涵与外延(主要是制度层面与原理技术层面的区分,宪法方法与法律方法的区分),而后在吸收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对合宪性解释中包含的宪法解释进行正当性论证并获得大致共识:蕴藏“依据宪法而解释法律”理念的合宪性解释在“八二”宪法下有其存适空间。合宪性解释的宪制正当性研究进路实有必要,因为没有正当性层面的证立,后续研究也不免因法理基础欠缺而底气不足。但是这一进路可能因为缺乏对中国司法实践的关注,更多停留于宪法学圈内的“自娱自乐”,致使合宪性解释理论的研究难以有实质性突破。

  

   如果要使合宪性解释理论在真正意义上走向具体的司法实践,而不是被司法者置若罔闻,同时确定合宪性解释在当前宪制下合理的限度,当前的研究需面临一个转向:从宏大的宪制正当性研究到具体部门法层次的实证研析,特别是注重在具体、鲜活的个案中诠释合宪性解释理论。晚近有学者从合宪性解释角度对司法实践予以关注,但是其所援引案例并没有顾涉宪法,而是全凭学者“猜测”是否发生合宪性解释,这便步入了合宪性解释与法的续造混为一谈的误区;[3]亦有学者实证研究法院援引宪法,其中对司法实践中合宪性解释有零星的揭示,但缺少体系性的阐释与论证。[4]部分刑法学者似乎对此转向有深入的认识,2015年伊始在刑法领域开展合宪性解释研究并取得可观成果。[5]不过,刑法学领域的讨论也处于起步阶段,多集中在理论的阐述而缺少具有司法技艺性质的实证研究。民法学界对合宪性解释研究主要限于抽象的法学方法论理论层面,个案研究亦为少见。[6]至于行政法层面合宪性解释之研究,近年来土地行政法领域有较多论涉,[7]不过结合案例的研究仍属罕见。[8]综上,当前学界对合宪性解释研究的转向有所意识,但相关成果尚显贫乏,有待更为深入的推进。

  

   面对这一转向之需要,本文尝试从行政诉讼实践中的行政处罚规范切入,开展行政法领域的合宪性解释探讨。因为中国现行法制中的诸多行政处罚设置,大凡涉及宪法基本权利限制或者关涉基本权利与其他重大法益之间的权衡,这为法官在司法审查中援引宪法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提供了可能性;本文通过对行政处罚案件裁判文书较为全面的考察,发现了为数不菲的法官在形式或实质上援引宪法作为说理依据,并对之进行适当阐释的案例,尽管这种援引宪法活动与规范意义上的合宪性解释技术并不完全吻合,但亦十分生动地展示了一幅合宪性解释的“中国式图景”。在对这些案件进行梳理、分类与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揭示或“提炼”出合宪性解释在中国行政诉讼司法审判中的实然状态与存在的问题;而后结合我国当前宪制,探讨规范意义上合宪性解释的运用及其界限。

  

   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无谓争执,有必要简要阐明本文中合宪性解释的内涵。[9]作为单纯解释规则的合宪性解释,是将宪法的规范意旨注入一般法律的解释;另一种是作为冲突规则的合宪性解释,即在多种解释方案中优先选择与宪法内容相符者。另外,还有在违宪审查层面作为保全规则的合宪性解释,即有违宪疑虑的法律存在数种解释时,应选择其中不违宪的解释。[10]违宪审查层面的合宪性解释并不能为我国当下宪制所容许,我国学者通过对合宪性解释持续近十年的探讨,基本上对这一解释方法可适用于普通法律层面取得了共识;[11]而在本文所考察案例中,法官对宪法的援引与阐释亦接近于这一层面,即作为单纯解释规则和冲突规则的合宪性解释。因此,本文在此两种规则的意义上运用合宪性解释的概念。基于法律适用和违宪审查两个层面的区分,本文所涉及行政处罚规范的合宪性解释可能对法律适用过程中的行政处罚权构成挑战,而无关行政处罚立法权的合宪性。

  

   二、行政处罚案中援宪说理的实践方式

  

   本文通过“北大法宝”检索这类“援宪说理”的行政处罚案件,截至2018年8月9日共整理出91个案例。[12]通过考察可以发现,这些案件中法院对宪法的援用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实质上并未出现将宪法作为裁判依据的案件,法院只是在裁判理由中援用有关宪法条文;第二,法院在裁判理由中对宪法的援用并不注重说理、论证的充分性,其中有52个案件甚至只是简单地罗列相关宪法条文而并未展开进一步的阐释,39个案件仅对宪法条文与相关法律规范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简单说明,且与规范的法律方法多有扜格。本文将这种适用宪法的方式称为“援宪说理”,即法院的意图在于通过对宪法条文的援引以增强裁判说理的“力度”或“正确性”,但大多又未达至规范的法律解释方法、司法论证之要求。这主要还是从功能主义角度对法院援用宪法作为理由依据的一个总体描画。不可否认,在“援宪说理”过程中,法院所作的试图将宪法条文的意旨与具体法律关系发生勾连之努力,使得这种宪法适用方式与合宪性解释存在契合之处,但面对驳杂多样的案件事实,法官对宪法条文的“简单化处理”,似乎又折射出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的适用宪法的司法逻辑。以下将通过这些案例提供的法律材料,实证考察“援宪说理”的具体进路。

  

   在本文所考察的91个行政处罚诉讼案件中,基于案件事实的不同,法院的“援宪说理”呈现为不同的进路。以不同的论证思路作为标准,可以归纳出四种“援宪说理”方式。

  

   (一)“公民附带违宪”方式

  

   在此种方式中,法院援用宪法的相关规范,得出被处罚当事人一方的行为违反宪法之结论,以此“反向”论证行政机关所作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其潜在的逻辑为—既然当事人的行为已经违反宪法,对其施以处罚自然具有充分的合法性。该方式中案件所涉及的行政处罚规范旨在保障的权利指向宪法基本权利,此类规范可以视为特定的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在行政法秩序中的具体化。该类案件共有15个:一部分涉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0条第3项,其规定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行为,处拘留及相应罚款。该条旨在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是《宪法》第37条(人身自由)与第39条(居住自由)的具体化。而一部分涉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2项,其规定对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行为,施以相当的行政处罚。该条旨在保护公民的名誉权等人格权益,相关的《宪法》条文则为第38条(人格尊严)。另外,尚有一部分涉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5项,其规定破坏依法进行的选举秩序的,将被处以相应处罚。该条与《宪法》第34条(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相关联。

  

   例如,在“王贵华诉南阳市公安局宛城分局治安行政处罚案(2010.10)”中,法院认为:《宪法》特别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剥夺和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王贵华通知其亲属多人到现场强行拖拽姜书建离开南阳市工商局专业分局,致使姜书建的人身自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其行为主观上表现为故意,客观上实施了非法限制姜书建的活动区域和人身自由行为,侵犯了其人身自由权,应当受到法律追究。[13]这实际上是以《宪法》第37条第3款为依据,做出了上诉人王贵华的行为违反宪法的判断,以此论证被上诉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0条第3项对其做出行政处罚的合法性。而在“刘登晓诉紫阳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案(2015.10)”中,法院则基于“上诉人刘登晓进入他人住宅后长期滞留,多次经住宅权利人要求退出而拒不退出”“危害他人住宅安宁权益和生活秩序”之事实认定,直接指出其行为“触犯”了《宪法》。[14]

  

   而“姜跃春诉滦平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案(2014.08)”则关涉《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2项的适用。法院援引《宪法》第38条“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和《民法通则》第101条“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之规定,认定原告“指使姜某将‘老赖徐军’字样的广告在公众场合进行张贴的行为”,“客观上亦给他人名誉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构成公然侮辱他人”,[15]旨在论证姜跃春的行为不仅违反《民法通则》第101条,同时也违反《宪法》第38条之规定。

  

   (二)“政府附带违宪”方式

  

   在“政府附带违宪”方式中,法院以普通法规范为依据认定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违法,同时在裁判理由中援引相关宪法条文意指该行为亦构成违宪,旨在为其做出不利于行政机关的裁判提供支持。符合该方式的行政处罚案例共有7个。例如,在“林丹娟诉漳州师范学院开除学籍案(2007.05)”中,法院认为:《教育法》第42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以下权利……(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上诉人对林丹娟做出开除学籍的处分决定,系剥夺了林丹娟的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受教育权,此实际上也包括对受教育者已投入的学费等财产权的侵犯。[16]法院认定上诉人对林丹娟的处分违反了《教育法》第42条、《宪法》第46条之规定,旨在论证该行为不属于内部管理行为而应纳入受案范围。

  

如果说在上述案件中法官只是简单地“陈述”了有关宪法条文,但在以下2个案件中则对宪法条文作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在“王红军诉阆中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案(1999.08)”中,法院认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马信云(王红军之父)代表其家人参加乡人大代表选举未得到选票,马信云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主持选举大会的人员要自己的选票是合法的。虽言辞过激,但并不是无理取闹,且没有影响选举村委会干部工作的进行,不属于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17]本案中,法官实质上援用了《宪法》第34条,并结合个案事实对该条规定选举权的行使进行了一定的解释—选举权人向选举大会索要选票的行为属于行使选举权的合法范围,认为马信云的行为属于维护自己选举权的合法行为,因此行政处罚决定不仅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4年)第19条,[18]也构成对《宪法》第34条的违背。而在“邵宏升诉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治安行政处罚案(2003.(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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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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