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猛:自然状态为什么是战争状态? ——霍布斯的两个证明与对人性的重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5 次 更新时间:2021-10-28 10: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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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 (进入专栏)  

  

   一、引论:“没有人到达那里”

   “考察过社会基础的哲学家们,全都觉得有必要上溯直至自然状态,但却还没有人到达那里”——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前言”中这句著名的论断,似乎轻率而冒犯。为现代政治哲学奠基的现代自然法学派,几乎全都从自然状态学说出发阐述政治社会的起源、目的与基础。“自然状态”不仅是现代自然法学说的内在组成部分,更在根本上构成了整个现代政治哲学的人性出发点。但卢梭却认为,现代自然法哲学家“没有人”到达他们“全都觉得有必要上溯”的自然状态。卢梭的严厉批评,既适用于认为在自然状态下有正义和不正义之分的格劳修斯,也针对主张在自然状态中存在财产权的普芬多夫和洛克,同样没有放过从普遍敌意的角度理解自然状态的霍布斯。也就是说,无论是认定自然状态是战争状态的霍布斯,还是坚持人能够在自然状态中和平相处的自然社会性学派,在卢梭眼中,都未曾真正“到达”自然状态。他们的共同弱点在于,“所有这些哲学家,不断地讲需要、贪婪、压迫、欲望和骄傲这些他们从社会带到自然状态的概念。他们说的是野蛮人,但描述的却是政治人(l'homme Civil)”。自然法哲学家将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状态下的人混淆在一起的做法,清楚地表明他们对“自然状态”的描述并没有真正到达所谓“纯粹的自然状态”(le pur état de Nature)

   卢梭的批评虽然涵盖了整个现代自然法学派,但霍布斯仍然是他检讨和改造自然法政治哲学的焦点。卢梭不厌其烦地考察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他自己的自然状态理论可以说是明确针对霍布斯的这一著名学说建立起来的。表面上,卢梭对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评价甚低。在卢梭看来,霍布斯虽然属于“存在过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最卓越的天才”之列,但他的整个体系或根本原则却“危险”、“疯狂”、“荒谬”、“可怕”、“残忍”、“令人愤慨”、“不合情理”。然而,仔细推敲卢梭自己的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些分析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之间存在着复杂而深刻的关联,而且更重要的是,卢梭对霍布斯思想的考察,提供了厘清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的重要线索。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卢梭几乎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最基本的原则,即自我保存的人性前提和自然权利的基本主张。考虑到现代政治哲学家几乎都接受自我保存的根本原则,卢梭认定自我保存“几乎是”自然人唯一关注的问题,似乎并无任何出奇之处。或许更能体现卢梭理解自然状态的根本倾向的,是他对自然状态下是否存在私有财产问题的看法。卢梭在这个问题上,选择站在霍布斯一边,反对格劳修斯-洛克传统对自然状态下财产关系形成的分析。卢梭采用了霍布斯的著名说法来描述自然状态下人与物的关系:Natura dedit omnia omnibus。在卢梭的自然状态下,“人也许没有什么东西属于他,但他可以拥有(appartienne)一切”,“没有丝毫你的和我的想法”。

   不过,从霍布斯描述自然状态的基本原则出发,卢梭并没有像霍布斯一样得出自然状态是战争状态的著名结论。尽管自然状态下的人发展最快的就是那些主要在攻守方面起作用的能力,但卢梭却坚持认为,相互攻击、自相毁灭,并非人的自然倾向,野蛮人的自然倾向毋宁说是和平甚至胆怯的。但卢梭不仅没有因此接受霍布斯的批评者对自然社会性的倡导,相反,比起后者而言,卢梭似乎更加欣赏霍布斯对人性的描述。卢梭著名的“自尊”(amour-propre)概念听起来几乎就是对霍布斯自然状态理论的精要概括:“自尊——与自爱这样一种自然情感不同——只是一种在社会中产生的相对的、人为的情感,它使每个个人都把自己看得比任何别人更重要,驱使人相互作恶,这是荣誉的真正根源”。

   然而,自爱与自尊的区分,清晰地标识出卢梭与霍布斯在理解人性上的分歧。虽然卢梭既接受霍布斯理解自然状态的自我保存前提和自然权利学说,也同样认可霍布斯有关人性的战争状态心理学,但他却不像霍布斯那样,将这两个原则同时当作对自然状态下人性的基本描述,而是将霍布斯政治哲学的这两个基本原则分解开,视为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相区别的关键。也就是说,卢梭认为,纯粹的自然状态并不是战争状态,战争状态并不“自然”。“我们的智者”霍布斯正因为没能认清这一点,才将自然状态下的人与社会状态下的人(卢梭所谓“我们眼前的人”)混为一谈。卢梭对于霍布斯乃至整个现代自然法学派的评判,就浓缩在下面这句多少有些“时代错置”的论述中:

   霍布斯非常清楚地看出了自然权利的全部现代定义中的缺陷:但他从自己的定义中得出的结论却表明他对此的理解同样错误。但如果根据霍布斯建立的原则来推想,他应该说,既然自然状态是我们对保存的关切最少危及他人保存的状态,那么,这一状态就是最有助于和平,也是最适于人类的状态。但他的说法恰恰相反,因为霍布斯在野蛮人对保存的关切中不恰当地加入了要满足许多激情的需要,而这些激情都是社会的产物,从而使法律成为必不可少的。

   在卢梭看来,从霍布斯自己建立的自然权利原则出发,恰恰可以得出与战争状态完全相反的结论。自然人的需要非常简单,并没有必然导致彼此竞争的欲望,更谈不上超过别人的野心;而且即使承认人心中存在这一不可控制的占有一切的欲望,这种贪婪也与毁灭所有同伴的欲望不相容,毕竟最终杀死所有对手的胜利者,孤零零地一个人在世界上,即使拥有一切,也会因此不能享有任何东西。而霍布斯之所以会得出这一荒谬的结论,正如卢梭不惮冗赘反复强调的,是将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混为一谈的结果。卢梭强调,自然状态作为战争状态之所以难以成立,就在于战争并不是偶尔的争吵,甚至突发性的暴力冲突,真正的战争意味着一个人是以他人生存为代价来保存自己的生命,而这一战争如果不仅仅是偶发性的事件,而要成为一种永久状态,就要假定在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存在持久稳定的关系,但根据霍布斯及整个现代自然法学派对人的自然政治性前提的颠覆,这种人与人之间稳定持久的关系在没有人为制度支持或约束的自然状态下,恰恰是非常罕见的。和平胆怯的自然人成为霍布斯笔下彼此抱有永久敌意的战争人,并非出自自然之手,而只可能是习惯和经验的社会产物。从战争的社会性根源来看,自然状态作为战争状态的学说,是现代自然法学派混淆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从而未能真正到达“纯粹的自然状态”的突出标志。

   从卢梭的分析看,霍布斯之所以得出这一荒谬的结论,其实并不在于自我保存的人性前提和自然权利(ius in omnia)的基本假设,而在于未能澄清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中人性的“自然前进”(la marche de la nature),从而勾画出人的激情从“自爱”这种自然单纯的情感演变成“自尊”这种复杂的社会激情所经历的“人的情感的自然阶梯”(la gradation naturelle de ses sentimens)。而现代自然法学派,只分析他们眼前的人的理性和情感,根本没有办法把握这种人的激情的发展。以霍布斯为代表的现代自然法学派,在自然状态理解上的迷误,源于他们的“分析方法”(cette method analytique)。

   那么,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作为战争状态的学说是如何通过卢梭所谓的“分析方法”构成的呢?卢梭通过“人的情感的自然阶梯”建立的简单情感向复杂情感发展的自然历史,在霍布斯笔下又是如何“混为一谈”的呢?更进一步说,卢梭赞同霍布斯对自然状态下自然权利的主张,却反对他对自然状态下的人性心理学的描述,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中,二者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关系呢?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帮助我们厘清霍布斯有关自然状态的著名主张的内在理路。

   二、什么是自然状态?

   根据霍布斯最早阐述“自然状态”学说的《法律要义》中的说法,所谓“自然状态”(the estate of nature),是指“我们的自然将我们置于”的状态,或“人在仅仅考虑其自然”(men considered in mere nature)所处的状态。霍布斯在描述这个“纯粹自然”的状态时,既从正面规定了其基本特征,也明确指出了自然状态中不存在的人类生活方式,这两方面的规定共同构成了霍布斯对人性的自然状况的整体理解。

   1.“自然”是什么:自然能力与经验

   在霍布斯看来,人单纯从自然角度考虑的本性不过是指人在身体和心智方面全部自然能力或力量的总和(the sum of his natural faculties and powers),对于这些“能力”(powers),大家都视为“自然的”,并普遍接受作为人的定义所包括的基本内容。霍布斯最初列举的“自然能力或力量”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亚里士多德传统的经典规定,从营养、运动、生殖到感觉和理性的自然能力来理解人的基本规定性。但实质上,霍布斯不仅彻底排除了亚里士多德在将灵魂界定为“人的自然身体的成全和形式”时对人的自然生活所建立的目的论规定,而且还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大部分灵魂能力——营养、生殖和运动等——都理解为身体的力量,而将知识或理性视为心智的力量。换句话说,在霍布斯对人性的规定中,并没有“灵魂”这一“活着的形式”的位置,而只有分属身体和心智的力量,霍布斯将这二者分别看作人的传统定义中所谓“动物”(animal)和“理性”(rational)的意涵。

   从我们的“卢梭”视角来看,更加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霍布斯对于自然状态中经验的作用的强调。霍布斯在分析构成人的自然状态的“自然能力”时认为,所有这些“身体和心智的自然能力”都可以归纳为四种,即“体力、经验、理性和激情”(strength of body,experience,reason and passion)。这一表面上看来简单的重述,却是对亚里士多德人性的“灵魂”规定的进一步改造。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经验”——人的自然状态并不排除“经验”的存在。当然,从定义上看,经验不过是一种心智的历程(discourse of the mind),是对前后相继——特别是前项伴随后项——的事物或想法的记忆。但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分析表明,经验在构成自然状态时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仅仅是一种受人的欲望所推动的“回忆”或一种心智关联想法的能力。自然状态中的人性也远不仅仅是白板一般的自然能力而已。

   自《法律要义》开始,霍布斯在分析人性时就始终将理性推理与经验看作是理解人性的两种方式。他通过推理建立的“人性为何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what is human nature),不过是“让人们想起他们凭他们自己的经验已经或可能知道的东西”。寻求读者自身的经验,作为对有关理性论证及其原则的印证,在《法律要义》中屡见不鲜。在《利维坦》的“导言”中,霍布斯更明确地诉诸“个人自省”的经验(Read thy self),作为论证无法替代的基础。这是一种在科学方法之外的“明智”或“经验”的途径。这一科学证明与经验印证并行的路径,无疑与霍布斯的哲学体系中对所谓“先天”方法与“后天”方法的区分有关。但我们这里关心的并不是是否所有的知识都始于经验的所谓“知识论”问题,也不是经验本身是否可以构成严格方法的“方法论”问题,而是“经验”对于自然状态中人性的构成意义:

以往大多数讨论公共事务的人或者假定,或者要求,或者立为公设:人是天生适合社会的动物,用希腊语来说,就是图片。他们在此基础上建筑了政治学说的大厦……这条公理,尽管为多数人所接受,却是假的,其错误在于它出自对人的本性过于浅薄的理解。只要深入地省察人为什么要聚集在一起,以及为什么喜欢相互交往的原因,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这种状况的出现不是因为人天性如此……我们天性上不是在寻求同伴,而是从中追求荣誉或好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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