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佳明:汤鹏与嘉道经世思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761 次 更新时间:2023-06-03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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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明 (进入专栏)  

 

我们这次活动主题是“汤鹏与湖湘学风”。讲学风,讲汤鹏,在汤鹏的家乡讲汤鹏,是班门弄斧。对汤鹏这个人,过去学界研究得不多,研究得不够。汤鹏是嘉道时期经世思潮的重要人物,研究他,对于我们了解经世致用的思想和嘉道经世思潮很有意义,对于了解湖湘文化的特点和湖南人的个性也很有意思。对其家乡益阳的人们而言,意义更为不同。我今天讲的只是一个概况,对其中几个理论问题做了点研讨。在座各位领导不是搞学术的,我会尽量讲通俗一点。

汤鹏(1801-1844年),字海秋,自号浮邱子,清嘉庆五年(1800年)生于益阳县。他自幼聪敏好学、才智杰出,22岁中举,23岁进士及第。初任礼部主事,因文章“震烁奇特”,被选为军机章京,后任户部贵州清吏司员外郎,山东道监察御史,因弹劾工部尚书、宗亲戴铨被罢职,回户部转任郎中。他目睹外敌入侵,鸦片肆虐,朝廷无能,吏治腐败,很希望以自己的才干济世救国,刚涉仕途便“未逾月三上章”,向朝廷进献治国良策。此外,他做过陕甘正考官、记名知府等闲官,逝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年仅44岁。

我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一下嘉道危机与经世思想,就是汤鹏所处的时代背景;第二个问题谈一下汤鹏与嘉道经世派,讲一讲汤鹏和他的群体的关系;第三个问题讲一下汤鹏经世思想的特点。

一、嘉道危机与经世思想

1、嘉道时期是近代历史大变局的开端。从1644年清军入关,到嘉庆、道光这段时间加起来差不多是两百年。嘉道时期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个特点,就是盛世之后。乾隆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呢?1799年他死了,他的死不仅仅是一个人生命的结束,而且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就是所谓康雍乾盛世的结束。综观历史上的“盛世”,“盛世”过后都有大问题。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也是当权最久的皇帝。到了乾隆的后期,政治、经济、社会的各种问题就积累起来了。吏治腐败,养成了和珅那样的巨贪。他留下问题积重难返,政局江河日下。乾隆去世以后,他后面的人比他矮小,比他能力差,解决不了面临的问题,造成一个巨大的历史漩涡。

第二个特点就是嘉道时期有一种守成的思想,要守住文治武功的成果,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仅仅半个世纪,清王朝就摇摇欲坠,所以才有后来的鸦片战争失败和太平天国起义。

第三个特点,危机四伏。最大的危机是朝廷没钱了。财政危机源于军事、水利、盐业、漕运、灾荒之靡耗。镇压嘉庆年间湖北和四川之间的苗民起义,耗掉了二亿两银子,那个时候朝廷一年的收入是白银5000万两左右,一场仗就打掉了四年的财政,他怎么不缺钱呢?年年水患,朝廷下拨救灾和修水利的钱被层层地盘剥,最后真正用到救灾和水利建设上的所剩无几,出现了大量的豆腐渣工程。盐税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不但收入越来越少,而且窟窿越来越大。漕运更是伤脑筋。这些问题加到一起,危机的总病根是吏治腐败,治理无能无效,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锐。西方列强完成工业革命之后,殖民主义者的矛头指向了中国,鸦片贸易猖獗,内忧外患接踵而来。

2、“经世思潮”兴起。什么是“经世致用”?“经世致用”的意思就是说经邦济世的理论要有用管用,要从实际出发,要解决实际问题。“经世致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实事求是”。这既是个认识论的问题,也是个方法论的问题,而且还是个价值观的问题。它的对立面是“脱离实际”“空谈误国”。脱离实际虽然是方法问题,但是一旦成为官场积习,成为朝野集体无意识时,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明朝的倾覆,与思想文化的调节功能失效有关。所以王夫之反思说,“六经责我开生面”。嘉道时期明末衰败现象再现,也跟思想学术作风有关。

解决历史课题需要解放的思想,开阔的视野,务实的态度,此时的清王朝都不具备。康熙时期的理学,乾嘉时期的考据学,都是专制制度下的产物,失去了理论的锋芒。清王朝的闭关自守和严厉的文化政策,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谁来解决遇到的这些现实问题?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经世派。所谓经世派,就是一批很敏感,很有责任感的官僚和读书人,从解决问题出发,研究历史,研究经典,研究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形成一个改良主义的群体。代表人物有谁呢?官僚方面,代表人物有陶澍、林则徐、贺长龄、贺熙龄等人。学者有龚自珍、汤鹏、魏源、姚莹等人。今文经学、乾嘉汉学、程朱理学、浙东史学、桐城派古文学等多种传统学术为经世思潮提供了思想资源。经世派的思想和作为形成了一股务实改革的思潮,是中国近代改良主义的开端,史称“嘉道经世思潮”。可以说,嘉道以来的经世思想能够勃发成为一种时代思潮,正是中国本土思想传统从多方面回应时代“变局”挑战的必然结果,其中湘籍官僚和读书人成为这一思潮的骨干。

3、经世思潮与湖湘文化。钱基博先生把湖湘文化源头追溯到了周敦颐和王夫之,这两个人给湖南带来了义理和经世的思想。周敦颐讲“无极而太极”,讲的是本体论,这个本体论打通了天道和人道。理学的思想,“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内圣外王”的思想,做君子,做圣人的思想,为士大夫树立了一个价值观,树立了一种信仰。所以后来我们很多湖南先贤,包括近代那些好的官员,都是以圣贤为榜样,这是价值系统。王夫之呢,他所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打通了,他提出“道随器变”“道器同源”,他提出了“行为知先,知为行后”“知行相资”。王夫之的思想影响了湖南士人的方法论、世界观,所以湖湘官员和学人成为嘉道经世思潮的骨干。

4、嘉道经世派有几个标志性的成绩。第一个就是陶澍的三大改革,第二个就是《皇朝经世文编》。贺长龄委托魏源把清朝立国以来那些关系国计民生、务实有用的好文章挑选出来,出了一本文集,叫《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两千多篇。这个书影响很大,很受欢迎,曾国藩日记中多次提到这本书,一直到戊戌变法还有人续编。第三个是《海国图志》。近代湖南“舆地学”发达,新化邹代钧是代表,他们家族认为,“以学之致用,莫地理若。”左宗棠出山前,在家与周夫人研究地理,绘制地图,传为佳话。湘人“经世致用”,可见一斑。林则徐委托魏源著《海国图志》是有眼光的,最重要的是魏源在《海国图志》这本书的《序言》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二、汤鹏与嘉道经世派

汤鹏作为经世派重要成员,与陶澍、林则徐、贺长龄、龚自珍、魏源、姚莹等代表人物过从甚密,互相影响。

1、陶澍对汤鹏高度赞赏。陶澍是中国近代史上,经世致用、务实改革的先驱。史学家孟森说:“嘉道之时,留心时事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善化人,而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湖南政治家之巨擘。”陶澍为官期间,在除恶安民、抗灾救灾、兴修水利、整顿财政、治理漕运,倡办海运,革新盐政,整治治安,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上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陶澍在理学经世思想、改革思想、吏治思想、人才思想、爱国主义思想等方面,对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湘军集团核心成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张佩纶与张之洞议论道光以来人才时,一致认为“当以陶文毅为第一”。

陶澍是汤鹏的同乡、前辈,虽然位高权重,但是他特别留心人才的发现和栽培,十分关心青年和后辈。他对汤鹏的文笔才气十分欣赏:“余与海秋俱生湖南,而洞庭之澎湃,衡岳之岧峣,独海秋为能。以其精神气象,放而之于诗歌文字之间,故其所为今文古文,斐然登作者之堂。而其古今体诗,沉雄浩荡,往复缠绵,上可以续风人、骚人之脉,而下可以包括汉、魏、唐宋之所有。此乃凌轹百代之才,岂直壮我湖南之色而已,甚盛,甚盛。”才华横溢的湖湘青年才俊的形象跃然纸上,陶大人的爱才之心溢于言表。得到陶澍这样的评价,太不容易了。对于陶氏之赞誉,汤鹏则谦逊地说:“公谓我笔力,当于古人求。” 他与汤鹏在经世思想上是相通的。汤鹏作为一个较多理论色彩的思想家,其改革社会的方案较陶澍和贺长龄、贺熙齡更为系统深刻一些。

2、他和林则徐也是忘年交。他们彼此互相尊重,时常有诗文相互唱和、书信往来,“箧箱积书札”,这足以说明两人友情之深厚。林则徐对汤鹏的诗文赞誉颇高,他举了很多例子,最后说一句:“海秋于诗无体不工,尤备古人所不及备,为今人之所不能为,诗至此可谓极天下之大观也矣。”汤鹏对林则徐也很赞赏,他称赞道“海内英奇半来往,民间疾苦独徘徊”,对于林则徐之关心民生疾苦,匡时挽势,汤鹏是十分敬仰和钦佩的。汤鹏也是一个激烈关心民瘼的人,他们两个人惺惺相惜。

3、他与龚自珍意气相投。大家都知道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这首诗很有名。龚自珍和魏源也很好,二人也都是汤鹏的朋友。汤鹏在秉性上和龚自珍有很多相似之处,一样的书生意气,一样的刚直自傲。他将自己和龚自珍两个人都比作孤芳自赏、鹤立鸡群的凤凰。他们两个人的心性志趣,砥砺互勉,友情诚挚。龚自珍他在评汤鹏的诗的时候说:“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跟龚自珍相比,他为人狷介,不甘折腰屈节,趋时媚俗。汤鹏不仅以辛辣的语言对封建社会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批判,而且以深刻的思想提出了兴利除弊的改革方案,从而成为嘉道年间开“慷慨改天下事”之风,提倡“经世致用”之学的重要人物。

汤鹏比曾国藩大十岁,两个人交往很密切。汤鹏英年早逝,曾国藩挽道:“著书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德谤遍九州四海,名亦随之。”

4、汤鹏与魏源相得益彰。钱基博先生讲汤鹏和魏源都是学风转变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二人年龄相仿,志趣见解相距不远,既是同乡又是朋友,而且是孙辈的亲家。汤鹏对魏源协助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十分钦佩:“太息魏夫子,谁为借箸筹”,对此书评价很高,见人就说“是书可传也” 。两个人在京师的时候,经常切磋学问,后来就是书信往来。魏源比汤鹏长六岁,他是1794年生的,汤鹏是1800年生人。但汤鹏学习成绩好,他23岁就中进士,魏源是到了二十年以后进才中进士。当魏源还在忙于仕途和交游时,汤鹏开始悉心关心社会事务了,尤其是他曾担任“小军机”,即军机章京,得见全国奏章,通晓天下情形,能实事求是地根据社会实际情况筹划救时之策,思想比较深刻成熟。

魏源的主要著作像《圣武记》《海国图志》《书古微》等皆成书在汤鹏的《浮邱子》之后。魏源得览《浮邱子》《汤鹏先生书札》评价甚高,所以他的言论中常常能看到汤鹏的影子。魏源的思想尤其是学术和改革思想受汤鹏的影响颇大。魏源虽年长于汤鹏但其思想成熟却晚于汤鹏,所以往往能在借鉴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对一些具体的思想主张进行理论抽象,因此魏源被誉为“集嘉道经世思想之大成”不无道理,齐思和先生认为魏源总领近代经世思潮。正是汤、魏的前呼后应,以及经世大吏的有力支持,才使他们的思想在道光时期大放光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跟魏源相比,汤鹏思想不及魏源开放,没有认识到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交往交流的重要性。虽然汤鹏的影响和声誉不及魏源,但他也应该作为杰出的改革思想家而载于史册。

三、汤鹏经世思想的特点

1、既做学术,又论时政,经世致用。汤鹏并不是那种只做学术的人,也不是那种只论时政的人。他是以学术做支撑的,跟近代很多的这些个官僚和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作为湖南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问,别人给他总结了三句话:以程朱为治学津梁,以经世致用为治学宗旨,以“则古”“尚变”为治学特色。

就是说他的学问骨架是程朱理学,我们讲的从周敦颐开始的程朱理学,奠定了他的价值系统,奠定他的人生观、宇宙观。他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就要从“通经致用”,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程朱理学和经世致用的关系,其实经世致用,它是儒家学说本身的属性。儒家学说是干什么的呢?修己安人。就是讲处理日常生活,处理人和人的关系。儒家文化在宋朝以前,不讲天地,不讲无极太极。孔夫子讲:“不能事人,焉能事鬼。”他说“敬鬼神而远之” 。庄子讲:“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儒家要解决具体问题。但是儒家的思想,缺乏形而上的本体论哲学,缺乏信仰的吸引力,所以到了宋朝时产生了理学,理学是儒学的高级阶段。明清专制主义发展,理学日益空疏、脱离实际,理论不能解决历史提出的课题,思想文化不能调节政治和社会,国家治理失范失效,历经几百年,终于崩溃。从明末经世思潮到嘉道经世思潮,内在的问题和规律是相似的。汤鹏他们沿着“三大儒”的思路,展开济世救时的宏愿。

汤鹏著《浮邱子》91篇,讲了政治,讲了学术,讲了军国利弊,吏治优劣,人事任用,内外形势等等,论述精辟,切中时弊。他在政治上的主张是什么呢?他主张用德、理、法整治国家。因为那个时候西方思想没有进来,他的思想武器库里面全部是传统的东西,所以他把德、理、法拿出来,认为应该从道德上、风俗上来改变社会,还要用严刑峻法来整治弊端。他在使用旧的孔孟之道的时候,并没有拘泥于传统,而是有所创新。新在哪里呢?他认为君主是为人民治理国家的,要把人民看作国家的根本,他有民主民本思想,主张利民惠民。这就表现出了他的经世致用、与时俱进。他的学术和政治观点,具有超出时人的实践理性的特征,使他在近代嘉道时期湖湘学者中居于重要地位。

2、既循“则古”,又推“尚变”,返本开新。“则古尚变”这是他的原话。“则古”就是遵循古代的原则,“尚变”就是推崇现代的变革,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返本开新。嘉道时期的社会危机唤醒了有识之士的经世意识,他们从挽救封建社会危机出发,提出了改革更法的主张,有的付诸了实践,有的取得了初步成效。例如刚才讲到的陶澍的三大改革,林则徐的禁烟、经略西北,贺长龄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魏源的《海国图志》。

魏源和汤鹏是倡导改革的思想家和理论家。由于汤鹏他始终没有掌握大的实权,所以他的经世致用没有表现在事功方面,而是表现在学问上。他要求识古、通古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借鉴,他的主要著作《浮邱子》《明林》《七经补疏》都蕴含了经世致用的思想;《明林》的内容主要是以史为鉴指陈前代之得失;《七经补疏》通过阐发经义主张对社会进行变革。这个时代是由经学向致用转变的时期,“通经致用”就是“经世致用”路径。魏源是今文经学的大家,那么受他的影响,汤鹏也搞经学。

《浮邱子》这个书涉及当时各个方面,论述社会进行全面改革的思考,其中《则古三篇》是针对时弊而发,《十弊》《尚变》《左评》等篇把改革政治革新思想的主张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大声呼号:“变之时义大矣哉!”强调变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为他参加过军机处的工作,他自己也做过官员,虽然级别并不很高,对于改革的必要性有切身的认识,由于他有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他提出的方案超过了陶和贺。他根据“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思想,以及历史进化论,提出了自己的变易观,主张随着世道的演进和现实的变化,兴利除弊的改革。他总结前代经验针对社会弊端提出了“四十变”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气诸方面,在经济方面他提出了“六变”,这是他的经世致用思想的一个大的特征。

3、既讲政治,又讲经济,富民强国。他继承儒家“民为邦本”和“重农”经济思想,针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提出了重民、恤民,以及农业经济的改革。

第一点,他认为农民问题是国家的根本问题,既是民生问题又是国家安定问题。他主张解决农民问题以促进农业生产,建议以“力农”来解决“浮民”和“常民”的问题。这里头他创造了两个概念,“浮民”就是没有地的农民,“常民”就是有地自己耕种的农民。同时为什么出现这么多“浮民”呢?皇族勋贵、官僚大户搞土地兼并,和珅一个人就拥有几百万亩土地。在整个清朝后期,土地兼并是成为社会最大的腐败,造成农民失地,流离失所,社会动荡。国家的税收是跟着土地走的,土地到了权贵手里,千方百计逃税,国家财政问题就突出出来了。汤鹏提出用“限田”的办法来抑制土地兼并,提出的四点主张:力农、勤织、屯田、实边。

第二点,他的财政思想相当丰富,他强调开源节流,以整顿国家财政,他强调禁奢从简,把它说成是“医贫”的一个重要药方。

第三点,他对已经发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和日益活跃的商业有一个超前的认识。他提出来要去掉重复的关卡,以利通行,“宽偷漏之禁以厌小察”,不要对那个小摊、小商、小贩那么严厉。“罢无名之税以说商旅”,他主张自由贸易,利商、便商、利民。他主张统一货币,应对“钱贱银贵”的变化。钱贱银贵是嘉道时期一个大的内政和外交的问题,因大量白银在鸦片贸易中流失了,银价上涨,而政府规定纳税要交银子,百姓不堪重负。汤鹏看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法。

第四点,消费思想在汤鹏的经济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内容呈现出了较为完备的体系。他不只是注意到了消费本身,也不只是单纯地考察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或者消费对生产的制约,而且将消费这一问题放在整个国家的范围里加以探讨,注意到了消费同经济、消费同国家管理,以及消费同军事之间的联系,这就是他的思想的精彩之处。汤鹏是我国最先研究中国近代经济问题的思想家之一,他的经济思想既有近代启蒙时期的某些特征,又有封建社会衰朽期的鲜明烙印,具有过渡的意义。

4、既通义理,又善词章,文以载道。他的这个特点很有意思。我们一开始我们就讲到汤鹏的时候,讲到陶澍也好,讲到魏源也好,讲到龚自珍也好,都在赞扬他的诗。他不仅仅写思想理论的文章,时政文章,他有全面的诗才。他既是一个深刻的政治思想家,而且他是一个优秀的文学家!他以“《经史子集》的文笔为古,皆诗骚辞赋的造采,为文恣意汪洋,焕乎其有而又无影不达。”为什么大家喜欢他的诗文呢?他的诗题材严肃、凝重深沉,无论叙事抒情,悲喜怒骂,都能显示他博大的胸怀,也有对时弊的针砭,还有对他自己人生的不幸,愤世嫉俗,沉郁悲壮的心情都有。在他的诗里面有不少讴歌祖国大好河山的诗篇,如:“九州气势似星岁,万古熊湘一浩歌。衡岳乾刊低仄岱,深庭风雨挟黄河。荧荧圣骨九疑穴,霭霭骚魂二水波。”写的多好啊!从道光九年到十七年(1829—1837年),“和诗三千余首,删存二千余首”,辑之为《海秋诗集》前后集。在旧官场你有诗联做得好,你的威信就很高。汤鹏这方面为他增色很多,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和文学修养才有思想的深度、广度和传播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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