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静宁:当年我在咸宁堤坝上巧遇罗荣渠——纪念著名历史学家罗荣渠先生逝世25周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62 次 更新时间:2021-10-05 21:5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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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静宁 (进入专栏)  

  

   人的记忆有时是非常奇怪的。在我漫长的生命历程中,一次偶然而极其短暂的相遇,却让我难以忘怀,而且还引发无尽的思绪。半个世纪前的1970年5月的文革期间,我与杨祖陶(杨工、笔者爱人)的挚友罗荣渠(荣渠兄)居然在湖北咸宁的堤坝上巧遇,这实在是一件太罕见的事!我,可能只有我鲜明地见证了他在相遇的那个特定时刻的意气风发与信念坚定的纯粹与坦荡。刹那间,好像已经进行了5年、正在进行的文革从来没有发生过,好像一切苦难、混乱与残酷离我们很远很远……

   令人心碎的是,历尽磨难,时年69岁的荣渠兄正处在学术研究的最佳状态、大展宏图的关键时刻,因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于1996年4月4日匆匆告别人世,给学术界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弹指一挥间,荣渠兄离世距今已是25个年头了!记得当时我与杨工从美国儿子家刚回国,闻此噩耗,如晴天霹雳!悲从心来!扼腕叹息,老泪纵横……

   此刻,我独自坐在电脑旁,一切好像就在昨天,仿彿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力量要我写出当年堤垻巧遇时的感受,以表达我对极不寻常的荣渠兄的缅怀和敬意!

  

   一、未名湖畔“才斋”的不速之客

  

   显然,我来写大学者荣渠兄是有极大的局限性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只是他的挚友的家属,年龄与他们相差七、八岁,学识经历境界都不在一个层面上。我想,我的唯一优势也许就是文革中咸宁堤坝上的巧遇吧!

   荣渠兄与杨工是四川籍的同龄人。在成都上中学时虽不同校(前者在树德中学,后者在石室中学)却成为挚友,亲密无间;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虽不同系(一个学历史,一个学哲学)却志同道合,莫逆之交。毕业后荣渠兄分配到中苏友协工作,杨工留校在哲学系任教,彼此交往就少了。以至我与杨工在汤用彤先师家(也是汤一介、乐黛云挚友家)的“平生第一邂逅”及其发展荣渠兄毫不知情。

   我与荣渠兄的初次相见是在未名湖畔“才斋”杨工的单人宿舍里,时间恰好是1957年初我们准备婚礼的前夕,我那时还在北京医学院就读,正面临紧张的期末考试,我好不容易急急忙忙骑车来北大要商量一些事。那天我来到才斋,见到一位戴眼镜的个子较高的客人正与杨工交谈,杨工介绍这是他的挚友罗荣渠,我连忙说“久仰,久仰!”并说我在相册上见过你们年青时的照片。他们好像在谈一件重要的事,见我来了停顿下来。荣渠兄环视一下我们的房间,见斩新的窗帘,被面都是淡雅的绿色花布,点点头说看来女主人喜欢绿色调。我以为荣渠兄寒喧一下会告辞,谁知他们继续聊,深入而具体,把我凉在一边,初次见面略显尴尬,我心里想这真是一个不速之客。

   原来他们谈的事,实在是太重要了。荣渠兄说在中苏友协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干,他渴望归队,回到北大历史系,杨工坚决支持,并说尽可能地促成此事。荣渠兄终于如愿以偿,在1957年夏季以前办完了调动手续。此刻回想起来,这个时机把握得太好了,过了这个时段,反右暴风雨来临,还谈什么调动啊!的确,重回北大历史系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这为荣渠兄日后成为一个事业辉煌的历史学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荣渠兄知道我们要办婚礼了,由衷地高兴。后来他特地送给我们一个很喜气的保留至今的大果盘。他对我自己设计制作的开合自如的漂亮窗帘颇为欣赏。时光流逝,命运莫测。在荣渠兄驾鹤西去21年之后,2017年1月22日,我的挚爱亲人杨工突发重症肺炎在ICU抢救无效告别人世,抛下孤独的我。我常常在想,荣渠兄与杨工这一对莫逆之交50载的挚友,他们能在天堂相会吗?

  

   二、难忘的咸宁堤坝巧遇

  

   半个世纪之前的1970年5月,文革已进入第5年,我随武汉医学院留校的部分教师到咸宁农村短期劳动。我清楚地记得,那里有一个水面辽阔的天然湖,我们分别住在湖的东西两侧的村落里,相距一、二里地,其间有3、4米宽20米长的大坝相通,大坝实际上是一个公路式的交通要道。那天我们劳动队要从东头搬一个木匠用的长条板凳到西村去。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不顾自己“支气管扩张”在身(还做过肺叶切除),有点逞能,主动请战,当时试了一下还行。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用厚重的特种木头做的干木工活的板凳,越扛越重,“路远无轻担”,古人的话真是说到我的心坎上去了。一路上,我真是骑虎难下,只好用尽洪荒之力在堤上艰难前行。四周望去没有一个人影,那时社员劳动都是由公社大队集体安排的,不在这一带。

   啊!就在堤坝上,我突然见到一个人迎面走来,哎呀!他竟是荣渠兄!我几乎叫了起来。在杨工受命调来武汉,我研究生毕业后也分配到武汉,我们好些年没有见过面了。在这文革特殊时期的大自然怀抱里,在普遍触及灵魂乃至皮肉的人人自危的时期,我们安然无恙地相逢在这大堤上这真是一个奇特的巧遇。只见他精神抖擞,皮肤黑多了,穿着褪色的旧的发白的蓝色军干服,一双破旧的回力鞋,背着一个旧帆布包,如果摘下眼镜,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乡了。我告诉他,我是短期来劳动的。我问他怎么会来到这里,他容光焕发,有些得意,连珠炮似地说,他参加了北大历史系的教改小分队,要编写党史教材,先到各革命圣地实地考察、接受教育,收集毛主席伟大的革命实践的第一手资料再编写。说时迟,那时快,他一口气说了南昌、长沙、韶山……等十来个地名,说现在马上要到咸宁市区去赶车。不一会我们就立马告别了,我转身望着他急促赶路的背影,我真为他能担负如此神圣的使命而高兴。我很快转头继续扛着那坚实的木工凳前行,谢天谢地终于完成了任务。我算是经历了一次特殊的磨练,也真正体验到什么是“如释重负”!在回校后的学习、生活会上,我谈到这一段经历,有的女教师感到自己没有做什么竟然惭愧不已。

   在堤上巧遇荣渠兄这样不寻常之事,过了很久我才有机会告诉正在武汉大学襄阳分校养猪劳动的杨工,他听了说,这下放心了,说荣渠在文革中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以后的事态证明,杨工的“放心”太过于善良与天真了。这事容后叙。

   1、党史小分队实地考察的出发地——江西鲤鱼洲

   文革进行到第4年,一九六九年秋,北大两千多名教工浩浩荡荡南下到江西省南昌县鲤鱼洲五七干校进行劳动锻炼。鲤鱼洲!多么响亮的地名,听起来很有几分浪漫和联想,如鲤鱼跳龙门什么的。鲤鱼洲,它实际上是一个农场,一片未经垦殖的红壤生荒,地势又极低,低到什么程度呢?毗邻的鄱阳湖,一涨水,水面会高过人们的头顶。湖水全靠一道道湖堤拦在外面,湖堤时时需要巡逻、挑土加堤以防被淹。江西老表说,这个地方长不出庄稼,你们来干什么?老表说话直,真的是这样,干校成员辛苦种了一年庄稼也没有什么收成。整个农场一眼望出去,没有几棵树。

   文革期间真是敢想敢干。这样的鲤鱼洲,不仅是知识分子劳动化基地,上级忽然决定,要在鲤鱼洲办大学,正式招收大学生。谁也不敢说什么,大家都知道,2000多人的干校,没几本图书呀……

   2、党史小分队实地考察的路径与结果

   一天,领导突如其来的宣布要抽调6个教师组成“党史小分队”。荣渠兄万万没有想到他在列,起初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如上述,北京大学要在鲤鱼洲干校办一所北大分校,党史就列为课程的首位。没有教材,于是敢紧抽调人员编写。编写的方针是就地取材,编出江西红色根据地的特色,办法是编写者先到各革命圣地接受教育,同时收集资料,以此为纲编成教材。荣渠兄在《北大岁月》)中写道:“感谢党对自己的高度信任和培养,使自己能参加这次小分队,参加这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当年堤坝上的荣渠兄那发自内心的兴高采烈、生龙活虎露于言表的神情被我捕捉到了,一直烙在我的脑海之中。

   小分队走出鲤鱼洲直奔预定的长沙、韶山、安源、井冈山、瑞金、古田等地,再折返南昌,回到鲤鱼洲。“党史小分队”的活动历时半个月,行程总计达5000里,足迹遍及湘、贑、闽三省。沿着毛主席和老红军战斗过的地方,进行参观、访问、学习,收集素材,荣渠兄表现的格外认真仔细记录。小分队还带回一大迭革命纪念馆的说明书。回到南昌,荣渠兄一马当先以最快的速度日夜兼程整理出采访资料,详细的编写出“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活动大事记(1893--1935)”,以此为根据就动笔编写起来了。可是,编到一半,北京大学总校寄来了党史教材,荣渠兄和小分队的工作奉命停笔,并没有发挥原先计划的作用。

  

   三、荣渠兄在“反右倾回潮”中身陷绝境

  

   荣渠兄挺过文革初期已经非常不易,1970年5月受信任参加“党史小分队”意气风发,换了人间!风云骤变!荣渠兄在两年以后的1972年的文革“反右倾回潮”的汹涌浪潮中几乎走上不归路。杨工与我是两年后在北京亲自听荣渠兄说到的,当时我们的心情异常沉重,我几乎吓出一身冷汗!

   先说杨工所在的武汉大学文科从1968年就到湖北襄阳办分校,搞“斗、批、改”。我带着两个孩子在武汉医学院,杨工一年有一次探亲假回武汉。考虑到女儿1975年高中毕业就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1974年我请求武汉医学院人事处允许我到北京度探亲假获得批准(与报销有关),杨工也经分校同意去北京。这样可以让孩子们到首都,真实地看到心中热爱的雄伟的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还有从未去过的天文馆、动物园,以及美丽的西山、颐和园、故宫、长城……。感谢挚友、偶像、恩人乐黛云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并安排我们一家4口住在她妹妹(出差)的铁道部宿舍,那是那个时代典型的筒子楼,在过道里烧饭。最后几天,主人要回京了,我们就转到荣渠兄、颖如姐北大的家挤一挤。那几天荣渠兄与杨工形影不离,说个不完,我也听到一些。天呀,这样往死里整的遭遇除了向挚友杨工、还能向谁倾诉啊?!

   我至今不明白,极左下“反右倾回潮”与他一个党外教师有什么关系啊?他不是刚加入党史小分队吗?灾难怎么会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荣渠兄说,他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反右倾回潮在历史系一打响,就认定挖出了一个以荣渠兄为首的“小集团”,荣渠兄就成为历史系头号打击对象,来势极为猛烈,批斗不断升级。当时的口号是“罗荣渠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当我听到荣渠兄好几次几乎走上不归路,几次都处在生死搏斗的边缘,差一点就同大家永别了时,当时听到都感到后怕。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困境中不能自甘沉沦,不想苟且偷生,潦倒度日,要认真思考一些问题,重新走自己的路,努力做对人民有益的事,努力写出对人民有益的作品。

   值得庆幸的是,从生死边缘挣扎过来的荣渠兄,1976年终于迎来了10年文革的结束。1978年反右倾回潮对他的错误批判乃至政治迫害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他作为一个教师应有清白和尊严。经过这样的磨难他对人生,对现实的认识更加清醒和深刻,走自己的路更加坚定。

   荣渠兄从青年时代就是一个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在西南联大参加“一·二一”学生运动中,被国民党特务殴打在地,眼镜都打碎了。由于联大在学术上奉行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张奚若教授开设了马克思主义课程,荣渠兄没有机会选修,就在教室窗户外墙边充当旁听生坚持听课,他称自己接受了一次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洗礼。

  

   四、荣渠兄父亲的冤案平反的漫漫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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