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转型东北:突破“三重锈带”,实现“三个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4152 次 更新时间:2023-04-17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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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 (进入专栏)  


当前,东北振兴正处在“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广受全国关注。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东三省包揽人口流出前三强,关于东北的话题再次引起了全网热烈讨论。

近日,辽宁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常修泽先生的新书《中国东北转型通论》。该书凝结作者40年80余次东北深度调查的心血,用四年时间潜心写作完成,是一部试图以21世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战略思维,探讨和阐述中国东北全面转型、寻求“新变局”的学术巨著。

常修泽教授在对现实的审视和未来探索基础上,系统地梳理了东北的历史起伏、现实处境与优劣条件,开创性地提出了“东北转型新思维”的“三重锈带突破”说,并进一步指出,东北要真正实现振兴,必先实现“三个转型”,即体制转型、结构转型、文明方式转型。

为帮助暂时看不到书的朋友尽快领会书中精髓,一乘文化视频专访了常修泽教授。本文为根据视频整理的采访实录,爱思想受权发布。


一乘:十四五提出“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您觉得最需要突破的是什么?实现这个“突破”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常修泽:“十四五”规划对东北作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决策,一共11个字——“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东北振兴”;第二,“新突破”,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推动”。这里面值得研究的就是 :“突破什么” “怎么新突破”?我们应该把这个“突破点”精准聚焦,好像“打靶”一样,“靶心”瞄得精准。

我个人对东北有特殊的感情。东北人当中有很多是山东人“闯关东”的后裔,我去东北调研的时候,有些当年“闯关东”的后人还保留着齐鲁人的口音,因为我是山东滨州人,所以听到乡音很亲切。

我第一次去东北,是1979年参加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东北调查组”,冰天雪地调查了70天。此后四十年当中,因为工作的需要,我大约去了八十余次,对东北做比较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最近这8年,我季节性住在长白山脚下一小镇,扎下根来,隐居在那里写书,包括用了四年的时间完成这部《中国东北转型通论》。

这部书,在“东北”前面为什么加“中国”呢?因为要从整个全球格局来着眼。中国要应对国际的挑战,东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而且要考虑国外的读者视点,所以是“中国东北”。关键是“转型”,要害是“转型”。至于“通论”是否把这个事情搞通了,争取吧,为鞭策自己,叫“通论”。

这本书从开始写作到编辑出版历经四年,前不久刚刚正式出版问世。问世后,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包括新华社所属的《经济参考报》,在2021年6月8日发了一篇比较重要的阐述文章。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看,题目是《用新思维推进东北转型取得新突破》,也就是您问的这个题目。

东北转型取得新突破,突破什么?按照我个人多年持续的调查研究、探讨,我认为应主要突破三个点。为了让读者能够比较形象地把握我的理论观点,我把它比喻成东北现在外边裹着“三重锈带”,“生锈”的“锈带”。

“锈带”这个词是国际上通用的术语,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本意指的是衰落的资源性城市或老工业基地,叫作铁锈地带,像美国的底特律、英国的伯明翰、德国的鲁尔以及法国的洛林地区,这些都曾被称过“铁锈地带”,这个地方生锈了,不转了,简称为“锈带”。

中国的东北,有一些问题和国际上这些“锈带”的特征差不多,但是我深入研究后发现还有一些独特的特征。因为国际上现在通用的“锈带”指的是“经济增长的锈带”,意思是它增长乏力了,资源枯竭了,产业接续跟不上去了。但,中国的东北,除大家熟知的“增长的锈带”以外,我在这本《中国东北转型通论》提出另外三重锈带,总的观点是——“三重锈带突破说”。

具体来说,第一,体制的锈带;第二,结构的锈带(包括内部结构和对外结构);第三,文明方式的锈带。最需要突破的就是以上这三个锈带。这是我的一个独立探索,是个人的“一家之言”。愿与大家共同讨论。

一乘:实现这个突破面临的最大障碍体现在哪里?

常修泽:最大的障碍在哪里?问得好。我也在书中一再的追问。有些问题,比如体制的问题,结构的问题,为什么一直生“锈”,转不起来呢?尽管大家探讨了多年,可能未触及深层,我个人认为掣肘的因素,或者说更深层的东西,是一种旧的文明方式在支撑。

我用“旧的文明方式在支撑”要表达一个什么东西?是想说,这里面残存着一些跟人类现代文明不相符的地方,比如说:

第一个,“官本位”。这点在东北体会比较深,“官本位”比较严重。注意:在《中国东北转型通论》一书中,我用了一个“比较级”——“比较严重”。因为中国整个社会当中,都残留着这种“官本位”的意识和行为,根深蒂固,到今天还在作祟,东北只是“比较严重”而已。这是第一个文明方式中的问题:“官本位”。

第二个,我书中提出自己的一个词,叫做“契约精神淡薄”。因为人类现代社会文明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讲究契约——搞现代市场经济,要遵守契约规则,要有一种契约精神,这样才能打造一个诚信社会,整个社会这方面有欠缺,东北也只是“比较严重”而已。

第三个,旧的文明思维方式,恐怕更多的还停留在传统的工业文明这么一个思想阶段。而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比工业文明要更高一级,但是现在普遍还是在工业文明思维,即蒸汽机以后的文明。鉴于现在人类已经进入到生态文明阶段,中国在研究怎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一类的情况。

总之,文明的问题,思想的问题,依然是今天的一个障碍,这个问题要是不克服的话,前面我们讲的“三个锈带”难以突破。

一乘:您提出的“三重锈带”,体制、结构和文明方式各自所占的权重是多少?是体制决定了后两者吗?

常修泽:各自所占的权重是多少?我没有计算过。关于“三重锈带”之间,是不是体制“锈带”决定了后两者的问题,我要展开分析一下。

第一个锈带,我称为“体制锈带”,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所有制结构之“锈”,一个是资源配置方式之“锈”(或叫运行机制之“锈”)。这两个,一个是所有制,一个是运行方式。

所有制表现在两部分:一个是国有企业,一个是民营经济。国有里面主要问题是“国有企业活力不足”,说“活力不足”根据在哪里?《中国东北转型通论》第一篇第一章第一节,就用了18张表(是正式报给财政部门的),来反映东北近年来国有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就不详细的说了,值得关注的点是什么?东北的国有企业数量比较多,资产量也比较大,地位也很重要,都是事实,但是有一个很令人忧虑的问题:“效益太差,活力不足”。

活力不足有什么根据呢?我写书的时候是2017年,2017年以前我掌握的是2016年的《中国会计年鉴》向国家财政部门报的会计财务报表,这个东西是比较扎实的,能反映盈利情况怎么样,我从那里边查阅了相关资料,在我写书的前几年,整个东北有多少国有企业?有几个重要的数据:

第一,整个东三省,国有企业是7076家,有多少资产?这些企业自己所有的净资产(自有的资产)1万个亿左右,同时另有银行贷款,或找其他单位借的款等债务(以信贷为主要的债务)是1.8万亿元。自有1万亿元的企业自有资产,另加1.8万亿元的银行贷款和其他负债,合起来的总资产是2.8万亿元。

我专门追踪这2.8万亿元的“总资产”经营一年效果如何?我告诉大家,总的是亏损的,没有利润,或者是说得好听点叫“负利润”,负利润多少?负52.7亿元。从这个数据就可以明显的看到效益不好,活力不够,有点“生锈”。要是民营企业的话,就不会导致亏损。是啊,民营企业亏了后,谁给你补贴?这是2015和2016年的情况。

后来我又追踪2017、2018年的情况,一直追踪到去年2020年。我看到最新的情况是,去年(2020年7月份)的一份数据,东三省其中的一个省,调查的国有企业数是159户,这159户中,亏损户是112户,亏损面占70%,从而形成一个概念,到去年(2020年),十个企业七个亏,当然,这不是东三省的全部,只是一个区域的情况。其中省直属的国有企业集团(就是省政府国资委直接投资的一级企业集团)据资料,这个省是17个省级的国有企业集团,其中亏损9户,占53%,这个数是2020年7月份的数据。

我想用这些数据说明什么?从2015年开始看《会计报表》,一直到去年的情况都不太理想,我感到所有制结构的“锈蚀度”比较高,或者说经济效益比较差,反映的是企业的“活力不足”,这是国有这一块。

跟它相对应的民营经济这一块,我也给诸位朋友提供一些重要的数据。

先从全局来看。

2020年公布了“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名单。民营企业500强里头,其中,浙江省一个省占96户,接近1/5,东三省比它大的多,任何一个省拿出来都比浙江大(比如说黑龙江省4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浙江省才10万平方公里),浙江96户,黑龙江省只有1户(东方集团)。吉林比黑龙江稍微好一点,有2户(包括修正药业这样的企业)。辽宁比黑龙江和吉林又好一点,有8户,是三个省里最多的。黑龙江1,吉林2,辽宁8,加起来整个东三省是11家民营,而人家浙江一个省就是96家,东三省相当于浙江的1/9。不比不知道,一比真是吓一跳。这是不是能反映东北这个地方民营企业的不发达?

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经过改革开放这40年的实践,民营经济在东北虽然有所萌生,也有一定发展,但是进展不理想。总的评估为民营经济不发达,这是它的所有制结构之“锈”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民营经济的张力不强,民营经济数量少,就难以支撑起经济的大厦。总之,在所有制结构的国有、民营这两方面都存在着各自的问题。

再一个问题就是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指什么?是指资源是靠哪种机制来调节配置的。简言之,是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调控,还是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调控?两只手都需要:政府,市场;看得见的手,看不见的手。问题是,如何摆正“两只手”关系?何者“决定”?何者“辅撑”?如何协调运作?

中共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的资源配置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重要”作用。中央决定是两句话:一个是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第二,政府也要发挥重要作用。这是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要决定,资源配置要向“市场决定论”转型。

转型转得怎么样呢?在这本《中国东北转型通论》里,从引用的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数据可以明显看出,东北的市场化程度比较低,在整个国家居于中下等水平(当然不同指标的位次不一样)书中从五个系列指标来测算市场化程度的,包括到底商品和要素资源怎么分配,劳动者在哪种企业就业(外地的农民工也好,当地的劳动者也好,就业是在国有经济就业,还是在民营经济就业?)一系列市场化的指标等等,今天不细说了。

总的情况就是,东北地区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比较低,或者反过来说,政府控制资源的程度比较高。

以上所有制的“锈带”和资源配置的“锈带”,这俩加起来共同构成体制的生锈,是第一个锈带——“体制的锈带”,严重在这里。

第二个锈带是“结构的锈带”。“结构的锈带”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对外结构:对外开放度低。

具体表现指标是对外依存度。我1979年第一次去东北调研时,根据1978年的统计局数据,整个东三省的对外贸易总额占GDP的百分比是3.56%,比全国低6个百分点。

40年之后再看,2017年整个东三省的对外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是16.74%。注意:经过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东三省自己与自己比,明显进步了,原来只有3.56%嘛,现在到了16.74%,这不是进步吗?但是,我们整个中国是进步的,整个国家的比重明显上去了,人家别的省进步得更快,更突出。因此东三省和全国平均数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更大了。

那么差多少呢?2017年东三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原来比全国落后6个点,40年之后,比全国落后17个百分点,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反映出这个地方的对外结构还有很大的封闭性,或者如我书中说的比较客气一点,叫做“半封闭状态”。在全国跟广东、福建、浙江这些市场化程度高、对外开放度高的地区相比,差距比较大,对外结构上还带有某些封闭的特点。

第二个结构问题,新旧动能转换慢。

中央提出“新旧动能转换”,这个问题是一个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但是没有突出抓“大四新”,而是“小四新”。新动能上来的慢,旧动能升级改造比较困难。

第三个结构,产业结构。还是传统的产业结构发挥作用比较大,新的产业有一些,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新的产业结构格局。

最后一个叫文明方式的锈带,这是个人深入研究后的“一家之言”,简单说三条:第一,“官本位”较重,我用了个比较级;第二,契约精神缺乏;第三,现代的生态文明比较缺乏,还停留在传统的工业文明的思维阶段。我把这三条归纳成一个命题,叫做“文明方式的锈带”。

这三个锈带当中,哪个锈带权重更高?这个问题我也调查思索过。这些年我去了几十次东北,一层一层的挖,整个东北我挖了五层。

第一层,直接的问题是增长塌陷,增长上不去,其中有些年份,东北的经济增长率是负值,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是下降的,所以也有人把它比喻成“经济塌陷”,很多朋友注意到这个现象,说是东北问题增长塌陷问题,但是我认为这是表象的问题。须再往下挖。

第二层,是经济的发展方式问题(或者增长方式)有问题,什么问题呢?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这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过的一种增长方式,这是第二层。再往下挖,是什么问题?

第三层,结构问题。它为什么粗放?它的结构不行,外部的结构是对外开放度低,跟世界沟通的贯通力比较弱,还有就是产业结构上的滞后。结构问题再往下挖,是什么问题?

第四层,体制问题。国有经济缺乏活力,民营经济不大不强。到了体制这层,已经够深了。就经济领域而言,体制问题可以说是深层的原因。

至于从整个社会文明层面分析,如朋友们说体制问题是不是最深层的原因?我认为,若从社会文明层面分析,体制也是一种文明方式,叫“体制文明”,与这个体制文明相关的是整个社会的文明方式问题。就是刚才我们大家所议论的“官本位”的问题、“契约精神”的缺乏问题和“非现代性的工业文明”问题。挖到这里,挖到“官本位”,挖到“契约精神”的缺乏,是不是基本上就挖到这个问题的深层之所在?与各位探讨。

所以一、二、三、四,这四个问题是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的,它不是一个百分比的问题,似是一个“由表及里”、逐渐深入的逻辑。我去了东北80多次,对此也有一个认识过程。由增长的塌陷,最后挖到体制的锈带以及文明方式的锈带,触及文明层面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我建议大家从一个更深的层次来思考东北的症结之所在。

一乘:我们老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特别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不能正视中国崛起、而进行全面遏制围堵的当今国际形势下,东北在全国一盘棋中处于什么位置?或者说东北应该怎么定位自己?

常修泽:这个问题提得好。现在国际形势确实比较严峻复杂,在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格局下,中国怎么样应对?这个问题对于中华民族、对于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是很值得思考和讨论的。我个人认为,从这样一个应对国际局势变化的视角来考虑,我们中国需要应对的方面很多,但是其中一个重要而且具体的方面,就是怎么把东北振兴起来。为什么我的书名字叫《中国东北转型通论》?凸显“中国”二字,就是试图从世界大格局来审视这个问题。

怎么看这个事情?或者说,如何给东北定位?首先,我们用什么观念来看,用什么样的“东北观”来看待这个事情?我这本书里,第三章,我提出了个人的“三大观”:第一,大历史观。看东北不能光看眼下这一段,要从一个纵向的历史长河来看。第二,大格局观。横向看不能光看东北,需要把东北放在东北亚这个大盘子里,甚至放在整个世界的大格局里来看。第三,大角色观。东北到底担负着什么样一个战略角色(不是小角色)?一个纵向的大历史观,一个横向的大格局观,一个是东北的大角色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东北怎么定位。

根据大三观(大历史观、大格局观、大角色观),我在书中阐述了这么四句话,即从四个维度来认识:第一,从发展的维度;第二,从改革的维度;第三,从开放的维度;第四,从国家安全的维度。

根据这四个维度,我写了四个角色定位,即书中第三章的第三节——用大角色观审视东北,提出了研究得出的四个结论:第一,从发展看东北,东北是关键,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关键。第二,从改革看东北,东北是难点,这个地方体制转换比较难。第三,从开放看东北,东北是新前沿,它的角色是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前沿,或者说新前沿之一,因为我们国家有老前沿,这是个新前沿。第四,从国家安全看东北,东北是中坚,它担负着很重要的国家安全责任。比如说能源的安全(东三省有大庆油田、吉林油田、辽河油田等,还有很多煤矿,这都属于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方面(黑龙江的北大荒,是大粮仓,吉林也是一个农业大省,辽宁农业也比较发达,这些属于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方面(东北是整个中国的生态屏障,现在随着气候变暖,北冰洋以及北边的北极圈,有些千年甚至更多年头的冰雪融化,多少年埋在冰里的腐烂的动物尸体就暴露出来了,病菌、病毒随着气候的变暖在不断扩散,因此,怎么样挡住这些病毒和病菌的扩散蔓延,我们需要一个生态屏障,这个屏障不光是保护我中国,东北亚的国家都会受益,所以东北的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张广才岭等等这些大山,山上的原始森林以及我们后来栽的人工林,都起到了一个绿色屏障的作用,这个涉及到我们中华民族以及周边国家的生态安全)。此外,还有军事安全,或者我们常说的国防安全等等。

所以,东北这个地方要说角色定位,我建议从发展、改革、开放和安全这四个方面,来寻求东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21世纪新的格局中,它到底担负着什么样的一个战略角色,简称“四个判断”。《中国东北转型通论》一书中对各个的角色都做了分析,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

一乘:从2003年10月中央印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算起,“东北振兴”战略提出已近20年,也有学者做过相关统计,关于“东北振兴”的大大小小的政策有1000多项,东北不缺顶层设计。如何确保指导思想和好的政策落到实处?

常修泽: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只谈一谈个人的看法。研究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的战略部署和战略方略的问题。我归纳成两句话,跟诸位朋友来切磋。第一句话,战略部署时机,抓得不错;第二句话,所采取的方略选择,需要总结,这是我的个人看法。为什么说这两句话呢?第一句话叫战略时机选择不错,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东北振兴这么一个战略决策,这个时机是不错的,为什么?因为当时2003年前后正是世界经济上升期,全球的经济增长率都比较高;同时,中国在2003年之后也进入工业化的高速成长阶段,特别是重化工业进入新世纪以后迅猛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东北振兴,我认为时机是好的,这个时间节点选的不错,如果那时候方略上正确,一些情况可能就不一定是今天这个样子。

世界经济上升的快速期,中国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期,这个时机挺好,正好给我们大刀阔斧地改革东北的所有制结构、对外结构和产业结构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外部环境,为什么?因为经济是增长的,是向上的,人民的收入也是提高得比较快的,这时候搞改革,我认为时机选的不错,可惜方略,我认为不是很恰当,时机好,方略有问题。

排在第一的方略,是投资,这是一些朋友多年来认为“立竿见影”且“屡试不爽”的 “杀手锏”啊。这些年就是按照这个思路走的。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投资多少?我告诉大家数据,2003年整个东三省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4211亿,到了2014年,整个东三省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45900亿,您看:从2003年的4千多亿,到2014年的4万多亿,十倍多啊。投入这么多钱下去,同志们可以想一想,会不会见效?会不会立竿见影?会不会所谓“火爆”?肯定的,所以有朋友把从2003年提出东北振兴到2014年这十年称之为“黄金十年”,这个所谓黄金十年是怎么来的?主要靠的是“投资拉动”,投资多了,项目多了,经济上去了,显得“很热闹”,显得增长势头很强劲,有关方面也是“走马观花”,急功近利,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但是恰恰这个“人造繁荣”把东北的问题掩盖下来了。

方略上有值得总结的地方,应该干啥?这时候第一位的应该“真刀实砍地搞改革”。不是说国有企业效率很差、国有企业的活力不足吗?那就要集中精力突破国有企业的问题。不是民营经济不大不强吗?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促民营企业上马。不是新旧动能转换慢吗?这时候应该推进新旧都能转换。不是对外开放度低吗?应该怎么开放进入前沿的问题。不是“官本位”严重吗?应该解决“官本位”这个掣肘的问题。不是契约精神淡薄吗?应该增强契约精神,打造诚信社会的问题。不是政府的营商环境差吗?应该去改善营商环境。但是重点却放在了“投资”上,投资这个东西,是任何一个“计划者”都会想到的事情。投了这么多钱下去(如前面所述,2003年投了4000多亿,2014年投了45000多亿),短期效果肯定能出来,但是把那些更深层的问题掩盖下来了。21世纪前十年的东北振兴,我认为这里有值得总结的地方,时机不错,方略有些欠缺。

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讲,实现东北振兴要做好“加减乘除”。以我的理解,应该是既要做加法、减法,也要做乘法、除法,但是在操作的时候,这个顺序怎么执行?不能够机械地来办,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从问题出发,就是中央所讲的“问题导向”,问题在哪里,然后我们有针对性地做。

东北这个地方,它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主要的、第一位的还不是投资的问题。所以操作顺序应该是“乘除加减”:

第一个用“乘法”,乘法是什么:创新,东北真正需要第一个是创新,其中创新里面首位是体制创新、结构创新,创新应该摆在第一位,而不能在体制没变情况下增加投资(做所谓“加法”),我认为早年的这个方略上有问题,就是把所谓“加法”放在第一位。

我研究东北问题,认为第一位的是体制问题,应该对症下药的:它不是体制不行吗?应该治它的体制病呀。它不是结构不行、增长方式不行吗?应该治它的结构病,治它的增长方式病呀。它不是文明方式不行吗?应该治它的文明方式病呀。怎么能病得挺厉害,先把“病”放一边,而去先喂它吃“补药”呢?病没根治,但是却一时显得挺好。为什么说这是教训?因为大量的投资进去了,没有解决实质问题,做的是“表面文章”,所以十年之后“露馅”了,没有解决根本性的深层次问题,我们在浅层次做文章,这个东西教训是很深刻的。

按照我个人的研究所形成的思路,第一位的问题,方略上应该怎么选择?第一,应该抓几个创新,把创新这个“乘法”放在第一位,抓什么创新?在书里写了叫“大四新”(书,第231页):1,新体制。东北缺的是体制创新,所以我们应该把新体制放在第一位。2,新供给。新供给包括啥?包括新的产业、业态和商业模式,我把这三个打一个包概括为新的供给。3,新组合。就是新的要素组合,哪些要素要新组合?资本、土地、技术、劳动力,把这几个要素重新组合叫新组合。4,新主体,东北振兴靠谁给你干这个活?主体是谁?是千千万万个企业家和有创新能力的“工匠”。没有这千千万个企业家,光靠政府一家,怎么能振兴起来?所以我说第一位的应该抓创新,而且创新把它落到实处,比较有抓手的是“大四新”:新体制、新供给、新要素组合、新主体,应该把创新放在头一个,这个就比较深层,就对症下药了。

在“治病”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手抓市场化、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重点是“大四新”;另外一个,也要适当的投资,加法是投资,减法是去产能。实施这个方略,这个“牌”怎么个出法?这个路子怎么个走法?这里头有值得研究和总结的地方。今天我们回过头看这个“出牌”的方式和策略,有值得总结之处。当年把投资作为首位,书中也能看出来,大量的投资,比如4.5万多亿投进以后,确实项目上去了,政府投钱,国有企业投钱,投入显得挺热乎,显得很光鲜啊。那确实是,投那么多钱下去,即使你投到沙漠里去,沙漠也会有变化啊,何况是个东北?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结果是投资一减少,支撑不住了,露馅了。现在增长势头下降,人才流失,那前些年怎么不流失?因为上了项目,所以这个问题很深刻。

说到这个问题,我这本《中国东北转型通论》书里有自己的看法。前几年就主张“大四新”,但是大四新何其难也,干部都有任期制的,都喜欢“短平、现得利的、搞出政绩,假如按照你常修泽的方法,政绩什么时候能出来?所以我说,咱们要下”笨功夫“,我们要打”持久战“,我们要真为人民,为东北老百姓着想,我们要对症下药。

我这本书里提了一个操作上的“十六字”方针——“人本发展、全面转型、重点突破、精准发力”。这个十六字方针,就是一个振兴方略问题。

—— “人本发展”,为最高诉求,真正从每一个东北人自身的发展角度出发 ,即人本导向。朋友们可能知道,我在2008年出版的《人本体制论》中曾明确提出,“真正的改革,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全面转型”不只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而是全面的,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在内的全面转型,我在2008年《人本体制论》第1页曾开宗明义提出的类似奥运五环样的“五环式”转型。

——“重点突破”,即抓住重点,以“董存瑞炸碉堡”的精神突破刚才说的那三个“锈带”;

——“精准发力”,就是每个待突破的点位,要很精准的发力,就跟上甘岭上的“英雄儿女”王成“为了胜利,向我开炮”那样精准。哪个地方有问题,我们对准哪个地方精准发力(甚至不惜自我牺牲)。恩格斯有一句名言说,研究问题或写作,要讲“这一个”、瞄准“这一个”,翻译的这三个汉字非常好,我们要瞄准“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我们研究的是中国的东北,不是中国的华北,也不是中的西北。现在东北的一些口号是大而无当,对是对,但是缺乏针对性,“朝天开枪”,应付了事,不精准啊。我说的精准发力实际带有某种“私人定制”的色彩,就是给东北特意订制政策(不叫“东北特区”的实质特区)这样才行,东北真的需要私人定制。

要找准东北的问题在哪里,把东北的问题看明白了,看透彻了,然后给它私人定制方略。比如说,东北的国有企业的资产比重较高,这种情况下,重点还是“做大国资比重”吗?它的比重很高了,以工业领域来说,三个省平均的国有资产占整个社会总资产的比重,平均50%多(黑龙江64.89%,吉林54.09%,辽宁45.8%,2003),而整个中国平均比重在23%左右。在这种背景下,应该精准发力、私人定制,不应再提“做大国有企业资产比重”这个口号,是不是?应该放在增强国有企业活力这个基点上,是不是?这就是私人定制。

但是很遗憾,很痛惜,东北没有对准这个问题,走马观花,浅尝辄止,开的是类似“万金油”一样的药方,还美其名为“灵丹妙药”,缺乏这种私人定制(当然,我自己开的也未必是“灵丹妙药”)。作为一个《包容性改革论》作者,我觉得这里边需要很好的总结。所以,这两句话供朋友们参考:战略部署时机不错,方略的选择需要认真总结。

一乘:“人”的因素非常关键。不少人都觉得,东北官员的综合水平和服务意识比长三角、珠三角有较大差距。这个“人”的问题怎么办?东北需要创新官员选拔任用和晋升的机制吗?

常修泽:刚才我们谈到“人”的问题,我到东北去调研次数比较多,后来在东北又生活了7年,我个人对东北人看法,与有些朋友不太一致。我告诉诸位,东北人的能力并不差,胆子也不小,开拓性更不弱。为什么这么说?您研究一下:中国改革开放这40年,31个省中,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是哪里?是广东。多年来广东经济增长的总量、经济实力一直保持在中国第一,从80年代开始,广东改革一直是“一马当先”。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叫傅高义,英文名叫Vogel,我到哈佛去访问交流,见过这位傅高义教授,他去年去世了,傅高义留下了一本书,中文名字叫《先行一步》,副标题是“改革开放中的广东”,说广东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这当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的,但当时是谁在那里当书记?谁在广东主政?谁领导着广东省委带领广东人民改革开放?是任仲夷同志。他是从哪里去的?东北。他自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在东北工作,先在黑龙江哈尔滨,后到辽宁,典型的东北干部嘛。

而在整个广东这个改革开放先行地里边,深圳又是先行地中的先行地,深圳可谓一马当先,是走在前列的特区。特区有好几茬领导,其中有一茬干的有声有色,是谁?厉有为同志,他是哪里人?东北辽宁新民人,现在说话还有东北味呢。还有李子彬,深圳的领导,哪里人?东北辽宁葫芦岛人。等等,还有一些。

总之,别人老说东北人缺乏创新精神,胆子小,能力差,我说您这个话说的不准,我看到好几个东北人在广东干的虎虎有生气,任仲夷、厉有为、李子彬,好几个都是东北人或东北干部,为什么在深圳就能够干的有声有色“像条龙”,而在东北这个地方缩手缩脚“像条虫”呢?是“人”的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

笼统地说东北人开放精神、改革精神不足,我说要分析。我在这本书前言里面实事求是地说了一句话,“若简单说东北人‘思想落后’,也不符合实际,中国东北人,似乎并不缺乏‘冲决罗网的力量’”(冲决罗网,就是比如用罗网把你束缚住,你冲破了,这方面力量不缺,见前言,第6页),缺的是‘冲决罗网力量’所赖以存在的体制、结构和文明方式,缺的是环境。怎么出去就“变成龙“,在这里就成了个“虫”?我认为,这个东西跟外部的环境有瓜葛,人还是这个人,到了广东就成一条“龙”,特别是到了深圳就变成一条“大龙”,为什么在东北这个地方就显示不出来呢?所以这个地方有更深层的体制、结构和文明方式的问题,有个大的环境问题。这是您问的“人”的问题。

那么现在需要解决什么事?坦率说,现在确实“人”思想和观念不如广东,跟广东、浙江等好多地方是不太好比。

如果我们把镜头放得更大一点,就是:中国存在一个严重的“南北问题”。我们过去老说“东西问题”,说东部发达、西部落后,东西问题是存在的,它是个发展的问题。我在1991年3月24日《亚太经济时报》有一篇发表的访谈报道,标题就叫《中国不容忽视的“南北问题”》,就是南方和北方的落差问题,而这个落差主要的不是增长的落差,主要是体制的落差、文明的落差,这是1991年《亚太经济时报》头版头条的访谈文章。

东北问题,应要放在中国“南北问题”这个大格局来审视,来认识。怎么办?如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个“人”解放出来。我2018年到东北调查考察时,正好那时候正搞一个“思想大解放”,我说这个题目抓的不错,后来沈阳有关方面请我在沈北新区做了一个报告,就是《关于东北的思想解放问题》。我聚焦到一个视点,就是从哪里解放出来、到哪里去?

东北有三个“最”:第一,从苏联引进计划经济体制最早,因为东北解放的早,离苏联也近,当年主要是模仿苏联;第二,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最深;第三,计划经济体制退出最晚。所以,今天东北的干部和群众需要来一场“思想解放”。

从哪里解放出来?

第一,从计划经济体制这个束缚当中解放出来,不但要把干部、老百姓从长年累月所形成的旧的计划体制当中解放出来(这个人民已经听惯了),而且要从计划经济体制 “新的变相部分”解放出来。

第二,从行政依附当中解放出来。东北的“官本位”,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行政依附,底层依附于中层,中层依附于上层,它层层是一种行政依附关系。而不像广东、浙江那样,它是市场经济,一个一个企业都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它依附于谁?谁也不依附,它是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权责利。你工作不好,老板会炒你的“鱿鱼”,但是即使是一个打工仔,你老板对我不好,我也可以炒你的鱿鱼。因为市场经济应该讲究平等(包括机会平等、地位平等、竞争平等),这是市场经济的特征;而计划经济造成一种等级关系,一级压一级,不光是行政依附,还有某种程度的人身依附,所以第二个我说要从行政依附中解放出来。

第三,从封闭或半封闭的格局中解放出来。从开放看东北,东北是前沿,这是2015年我写的一个报告《“再振兴”东北战略思路探讨》中的一个观点。2015年10月中旬正好“爱思想”网站请我在钓鱼台国宾馆作报告,那时候正好开第一届“东北振兴论坛”,我提交了这份研究报告,报告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从开放看东北,东北是前沿”。后来《人民论坛》杂志社看到这篇报告,在《人民论坛》杂志2015年第11期全文刊登,叫作《“再振兴”东北战略探讨》,其中提出,从开放看东北,东北是前沿。后来中央2018年文件说,“东北是新前沿”,加了个“新”字。东北作为新前沿,就要真正承担起前沿这个作用,走出封闭状态。

您问:东北思想解放,应从哪解放出来?我说是不是把干部和群众从三个方面解放出来:第一,从计划体制中解放出来;第二,从行政依附甚是某些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第三、从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下解放出来。

三个解放旨在促使人的思想有一个重大的转变。这涉及“人”的因素,应该激发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特别是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改革,就是给干部、群众每个人身上装上“马达”,改革就是 按“马达”,让每个人自身产生活力,增强其创造性、积极性,而不是行政推一推,动一动,我们需要做一个安装“马达”的工作,这样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就能够发挥出来。在这方面,东北的朋友实际上也已经意识到(比如2018年搞思想解放这么一个活动),可惜的是,思想解放没有完全到位,下一步还得继续努力。

一乘:李克强总理前几天在东北考察,说要“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培育壮大市场主体”,“营商环境过了关,就会有更多投资过山海关”。在您看来,投资圈广为流传的“投资不过山海关”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应该怎么办?

常修泽:我注意到最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到东北去考察,而且,他还强调要激发和保护市场主体。我认为,抓的是对的。这是一种市场的眼光,瞄准千千万万个市场主体的活力,怎么把它激发出来?这确实是东北的一个症结之所在。要激发和保护市场主体的活力,就离不开营商环境。

我在这本书里头链接了一个案例,就是市场主体之一“中诚信”的董事长毛振华先生,2018年1月2日某段视频在东北的“雪地陈情”,即在雪地里面陈述他在东北经商,遇到的那些麻烦和他的不满,有人把他在雪地陈情的画面给录下来,发在朋友圈,先是在自媒体流传,后来上了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一下子引起了舆论的重视,也引起了高层的关注,我知道有关方面对这个事件很重视,并做了批示。

他反映的核心是什么问题?营商环境问题。所以我在书中“营商环境”这一部分,特意搞了一个链接,在这本书的第185页,讲一个具体案例——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于2017年12月31号在亚布力雪地陈情实录。这个事情是个典型案例。

根据我个人的实际调查,我专门写了一节东北《特别要在优化营商环境上下功夫》。投资为什么过不了山海关?从根本上说还是营商环境方面不理想,像毛振华先生雪地陈情这样的事件,可能不是一两件,否则怎么会在中央电视台转播呢?它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好在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重视。

我在《中国东北转型通论》这本新书里,围绕着营商环境问题,写了四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营商环境决定着东北振兴能否成功》,就是营商环境的“决定”作用和意义,它怎么样是决定着东北振兴能不能取得成功的关键。

第二个问题,我写了《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十大指标分析》。什么样的环境叫做良好的营商环境?世界银行专门对营商环境这个命题做过系统的论述,它提出十个指标,按照这十个指标做的话,营商环境就能够得以改善。所以我一个指标一个指标的分析。这里,实际上,我拿出的是一个“规则”——因我们中国的开放要由过去“商品和要素”的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而制度型开放里的一个什么命题最重要?规则、规矩。“规则的开放”是非常重要的,世界银行已经把营商环境这个问题的规则及具体指标列出来了,有十个指标,都是我们需要遵循指标背后的规则,先把标杆立起来。

第三个问题,分析了《辽、吉、黑三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要点》。最近几年,这三个省也看到问题的所在,由辽宁打头,尔后是吉林和黑龙江跟上,三个省在过去这几年相继出台了本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是经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审议批准,由地方立法的。辽宁带头,后来辽宁还搞过一个修正案,不能说各省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都还做了一些努力。

第四,怎么优化营商环境。我提了三个着力点:第一个着力点,首先落实或者推进政府自身的“放管服”改革。创造好的营商环境,政府要带头,要搞自身的改革,自身改革面涉及的方面比较多,我重点说了三个字:“放、管、服”。放就是放权给企业,因为过去集权太多,要放权;“管”,要管理,不能放任自流;“服”要服务,政府的主要功能要转到公共服务上来。

这几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不断召开“放管服”会议,这条我觉得东北需要努力。我在浙江考察中,浙江的政府领导包括基层的领导都有这样的理念,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他们归纳为八字方针,叫做“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我觉得很好,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企业怎么发展、怎么进步,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我们有些地方政府错把企业看成是自己的一个附属物,似乎离开了我“你们就长不大”,所以经常倒背着手去视察,一个领导出去,他底下那些下级也跟着一大帮,你懂得企业的运营吗?去视察这,视察那,给企业添多少麻烦啊?浙江说,企业不叫我,我绝不去,绝不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绝不给企业添麻烦,相信企业家能够把自己的企业经营好。李克强总理强调要保护市场主体,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相信他们能把这个事办好,所以浙江的同志贯彻“不叫不到”的理念。第二句话,“随叫随到”。企业遇到困难,自己协调不下来,涉及到这个部门,那个部门,随叫随到,浙江政府朋友说,我们就是要当企业的“店小二”,这就叫服务。“放管服”的核心是服务,政府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千千万万个政府如果都能把自己当成“店小二”,这个营商环境何愁不能改善?还会是现在这样趾高气扬吗?所以第一条是放管服的改革。

第二条,为所有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营商环境贵在公平竞争,外地到东北投资的企业有多种经济成分,大体上可以分成四大类:第一,央企到东北投资;第二,外省的地方国有企业去投资;第三,外省的民营企业去投资;第四,外商以及我们中国自己的港澳台商去投资。如果把前面央企和地方国企合并,那就成了“国、民、外”三大类型。三种类型到东北投资,好的营商环境应该一视同仁、平等竞争。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东北首先看重的是央企,大央企财大气粗,但是在竞争的时候要一视同仁,如果对央企如此礼遇,那民营企业怎么想?对于国有、民营和外资,我书中提了八字方略:“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在这一过程当中,应该公平对待,我认为这是营商环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能让民营企业感到自己属于二等公民,属于“后娘养的”,这是第二点。

第三条,也是最后一个要点,一定要推进产业的开放。首先整个心态要开放,因为要吸引外地的资本到东北投资,要过山海关,就要用开放的心态。有一些地方的做法我觉得挺好——刚才我们说到南北问题,怎么样缩小南北的差距?怎么样弥合南北的矛盾?怎么促进南北的协调发展?我去年到黑龙江哈尔滨调查,我发现了一个好的案例,哈尔滨北边有一个新区叫松北新区,也叫哈尔滨新区,新区里有一块地,叫做深哈产业园:深是深圳,哈是哈尔滨,这个地儿是哈尔滨的地儿,划出来叫做深哈产业园,然后完全委托深圳来独家开发经营,由深圳去负责招商引资。从某种程度上说,相当于深圳在哈尔滨北岸的一片“飞地”。当然税收问题两家商量解决。去年的八月和九月我两次去考察,这个产业园现在已经布上了一些点,包括著名的华为大楼也在那已经起来。这个案例说明什么?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来推进产业的发展,划出一片地来,欢迎外地投资,不是说投资不过山海关吗?我们就让它过山海关,干脆这个地方你来谋划,你来招商引资,深哈合作产业园模式值得研究。

我在书中专门介绍了深哈产业园模式,它实际上是个飞地模式,是一个在优化营商结构、解决投资问题上的一个好案例,可以促进国、民、外三股力量都到东北投资。问题是东北自己要有招。

归纳我这里提的三条建议:1,政府自身的放管服改革;2,所有来的客商一视同仁、公平竞争;3,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这些投资者,能不能采取像深圳的飞地这种模式?这样的话,投资者就会踊跃,深哈产业园给我一个深刻的启示,我书中专门写了这个案例(第210页),可供有关朋友参考。

一乘: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东三省包揽人口流出前三强,其中黑龙江10年流出人口646万,吉林337万,辽宁115万,东北人都不愿回东北了,这种趋势是不可逆的吗?有没有办法扭转这种趋势?

常修泽:这个问题很沉重。我也看了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有关数据,对东北三省大体看出一个什么态势呢?由辽宁(东北的南部)往北推到吉林,再由吉林往北推到黑龙江,人口净流出是一个省比一个省多,辽宁10年净流出是115万,吉林净流出337万,相当于辽宁的近三倍,再往北推,黑龙江流失最多,10年净流出646万,相当于吉林的近两倍,翻一番,成为一个“136”的格局:100多万、300多万、600多万。这个问题引起我很深的思考,为什么同是东北好一点的是辽宁,问题比较沉重的是黑龙江?

这里边的原因比较复杂。首先也跟体制结构、民营经济有着某种联系。刚才我说到三个省的民营企业在整个中国民企500强的数据。一个很有意思的内在联系:进入500强的数量是由南向北越来越少,辽宁是8家,吉林2家,黑龙江1家;而人口流失是由南向北则是越来越多。民营企业由南向北是8:2:1,人口流失由南向北是1:3:6。我们研究这里边内在的联系,人口的流入跟经济的发展程度、市场化的程度是紧密相连的。我认为这应从体制上找原因,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人口流失的少,市场化程度低的地方流失的多。

当然跟自然环境有没有关系呢?我们不是自然环境决定论者,不是说自然环境决定了这个格局,但是有没有某些影响因素?因为由南向北是越来越冷,尤其到黑龙江,我到过瑷珲,到过黑河,对面就是现在俄罗斯的城市,到了冬天确实是冰天雪地,所以这对地方不太有利,如冬天不易施工,不易操作,这都是因素;但是反过来我又想,世界上冷的地方也不少,欧洲北部比我们这还冷的有芬兰,我到芬兰的赫尔辛基参观过,那是当今世界幸福指数排在前列的国家之一,芬兰创新也搞的挺好,一些大的集团公司在芬兰产生,他的创新在世界上都是比较领先的,他那个地理位置都到北冰洋附近喽;另外,日本北海道冬天也是冰天雪地,美洲的加拿大也是靠北的,冷地方也有发展得好的。

自然环境无疑是一个掣肘因素,但是也不能把它绝对化。所以这个情况比较复杂,有制度原因,也有自然原因,但是我们不能陷入自然环境决定论,尤其是当今世界的那些寒冷地带的国家和地区,那些先进的典型值得我们借鉴,比如说欧洲北部的一些国家,像芬兰、瑞典、挪威、冰岛,他们有些做法非常值得借鉴。我也到瑞典斯德哥尔摩考察过,相当有启发。

我在东北调查中也发现,东北的整体人口流出,但是也有关内的人口向他那流入,这点引起我的关注。2021年4月上旬,我到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开发区去调查企业,我发现这里有一个重工业企业车间的主任,听口音不是东北口音,也不是北方口音,我一问是四川人,由打工者升到车间主任,引起我的好奇。因为我看到的现象是东北外流,这个等于是从内地流入,他们企业是怎么把这个人留住的?这个案例我做了解剖,我在微信朋友圈详细谈了这个人的情况。

接着我又在辽阳太子河区发现了一个博仕科技公司,是一个高新技术企业,有一批年轻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在这里抱团创业,平均年龄26.1岁,大家不愿意离开。这些案例虽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也有东北年轻一代不走的,在这里抱团创业。

我就研究靠什么留住人,靠什么机制把这些创业者吸引到东北来,一是东北人留在东北,二是外地人吸引来东北,靠什么?总结他们的实践做法,我理出了四个头绪:

一是靠感情留人。人是讲感情的,企业的领导人对留下的青年人和吸引来的外地人,是真感情还是假感情?我把这个放在头一条

二是,靠待遇留人。因为年轻人现在生活压力也比较大,房子、孩子这些都需要点财力支撑,应该给他们适当增加报酬,我问了问那个工厂里做车间主任的四川人的待遇,还真不错,这里不方便说具体的数字,还真得满足人家的物质需求。

三是靠荣誉留人。博仕团队里面有好多创新者,他的业绩出来以后,曾给其授予创新者、先进工作者的称号,因为年轻人有一股向上的力量,要靠工资、福利、奖金去激励,但还要靠精神去激励,年轻人很希望能够得到自己的价值实现。

四是靠事业留人。你得给他提供一个施展自己才华和抱负的岗位和平台,让他有一种事业的成就感。

我总结了实地考察的这些地方,怎么能吸引外地人,怎么能留住东北人,尽管吸引人还不是主流,还是走的多,进的少,但是我已经看到了一些另外的人流,当有人离开东北的时候,也有人从关内到东北,两个”流“都有(当然,现在看来,还是流出的水流大,流入的水流小)。因此要在感情方面、待遇方面、精神激励方面、事业发展方面给年轻人创造更好的条件,得有实实在在的办法。

人才是第一资源。本来东北是中国的人才基地,那里有很多好大学,比如哈军工、吉林大学、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海事大学、辽宁大学、黑龙江大学等,其中就有985或者211大学,还有很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的自动化所、光机所、生化所等等。人才是东北的一个优势,现在需要有切实可行的人口战略和人才战略,这是两个层面,一个是人口,人口里面的精华是人才,我特别关注基础的人口变动和其中精华部分的人才的流入流出。所以,必须树立这样一个理念:人才是东北的第一资源(一说东北资源的时候,往往说的是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等等)自然资源,固然重要,但更应该看重人才资源。

中共中央国务院2020年4月9号发布了一个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文件,题为《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里面提了七个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我把这七大要素分成两组,一组属于“物本类”的要素,像土地、资本,还有数据(大部分也是跟物有关系);另外一部分是“人本类”要素:知识、技术、管理和劳动力(特别是劳动力中的工匠),我对这个七个要素做了多年研究,我非常关注人本要素。2004年有一本书叫《转型中国》,是个学者访谈录,里面有我1万多字的长篇访谈,题目叫做《常修泽:在改革中要让人民群众拥有自己的产权》,我提了“人本产权”,包括四大类:第一,知识产权,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第二,技术产权,技术人员应该拥有自己的技术产权(这俩多少有些差别,知识更多的是在基础理论方面,技术更多的是在实际应用方面,当然这俩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三,劳动力产权,尤其是大国工匠应该有自己的产权;第四,管理产权,指的是企业家,企业家应该有自己的一种产权,职业经理人会管理,管理是有产权的。

2004年我提出四种“人本产权”,因为涉及到人才问题,人才的核心是人本产权。怎么能让人本产权价值化、经济化、实用化、显性化,人本产权在每个人的身上,怎么能把它表现出来?从2019年开始,我参与了在山东济南高新区搞的一个“人才有价”系统的实验,通过四采模型给每个人的身价进行评估、作价,并且把这种评估作价的结果与金融挂钩,如果你是一个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要到银行贷款,在没有土地、厂房做抵押的情况下贷款,拿什么来作为授信的担保根据?这个实验可以用企业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身价作为一个贷款授信的依据,身价可以类似土地和资本等等。

2020年6月1日,李克强总理在山东讲“要研究人力资本作为银行授信额度的重要依据”,这就意味着把身价和金融挂钩,现在这个研究实验正在深入,我上个月(2021年5月)五月十八出席了中国济南人力资本产业发展大会,在会上作了一个《再论人本产权》的报告。

我之所以探讨这个问题,就是力求把人才的价值给挖掘出来,而这个挖掘是要有新的思维、新的维度、新的模式。其中这个“身价系统”就是一种探索。你问到“人”的问题,特别是人的价值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金矿,而且是个富矿,需好好地挖这里的人才价值。

非常感谢《爱思想》网站转发了我那篇《山东产权三亮点》的文章,其中第一个亮点就是人本产权的价值怎么实现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千千万万个人才的自身利益和他的价值落地问题。我个人觉得这方面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特别是东北怎么把现有的人力资本、人本产权给挖掘出来,需要我们一起来努力。

好吧。就谈这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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