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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对法理的研究是当代法理学实现转型的一次重要契机，西方法哲学同样也可以基于法理概念进行思想史梳理和理论重构。根据法理的凝结和提炼程度，可以将西方法哲学发展历程总结为前法理时代、泛法理时代和法理时代。前法理和泛法理时代是法理的孕育和凝结期，法理时代是法理的高度凝结和提炼期。法理的提炼需要释放法理的概念层次和方法论区间，将法理概念建构为一个复杂多层次的命题群，展现出法理的理论、理性、理由和理想四个层次。虽然西方法哲学路径下的法理概念之提炼具有语境性，但也是建构性的普遍智慧，包含着二阶方法论反思意义、凝聚性的实践知识与原理和解决实践疑难的价值方案，对中国法律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关 键 词：法理 西方法哲学 法理时代 方法论 Jurisprudence Western Legal Philosophy Jurisprudence Era Methodology
从当代西方法哲学的发展动态和时代关怀的角度来看，法理(jurisprudence)构成了理解西方法哲学之脉络和线索的一个待挖掘的关键词，也是沟通过往之理论学说与现代法哲学之核心关注的管道。当前国内的法理学研究越来越重视对法理概念进行提炼和凝结，一方面划定法理学研究的核心主题和理论立场，另一方面也为法理学和部门法之间的沟通提供有效的互动机制。①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对西方法哲学中的法理概念进行回顾和梳理，可与中国学界的法理研究进行互鉴，以回应政治和法律实践中的迫切议题。
思想史研究一般将西方独特的政治和法理发展模式称为法理模式，而中国传统的政治与法律实践则为伦理模式。如政治思想家沃特金斯所言：“西方强调政治的核心乃是法理，而不是伦理。”②虽然这一对比过于笼统，但足见法理视角对理解西方法律发展的统摄意义。西方法哲学发展历程可以具体划分为不同阶段，但这些划分更多具有思想史意义，而如果从法理这个概念切入，进行回溯性的观察，可以整理出一条法理之凝结和提炼的思想轨迹。这有助于深入理解当代西方法哲学的发展现状和困境，并探索通过法理概念重建法哲学之理论框架的可能性。
一、西方法哲学的三个阶段
对西方法哲学进行整体性勾勒并非一件易事，正如劳埃德所言，“法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现代学科”。③这意味着当下法理学的核心议题是现代“发明”，过去的理论是应对现代议题的素材，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基于现代法理学的重要主题对古典法律思想进行重新审视，探讨其与现代议题之关联。尽管在当前研究中，法理这个概念的内涵呈现出多元性，不同学者从不同侧重点对法理概念做出了不同的界定，但仍然有望在各种论述中寻找一个最大公约数和框架，对法理的概念面向进行整体建构。郭晔将法理理解为“法理是由人的理性认识所凝练、证成法实践的正当性理由”，强调的是法理的正当性价值基础。④钱继磊将法理视为一种“元范畴”，即对法理学这个学科进行理论反思的元理论。⑤瞿郑龙则突出法理在法理学研究中的知识论内涵，即将法理作为聚焦法理学研究之中心主题的知识对象。⑥
从既有研究来看，法理具有正当性、方法论和知识论等多重维度，虽然暂时无法形成统一的核心问题点，但其问题脉络和知识框架越来越清晰，与部门法进行对话的渠道也越来越通畅。具有深厚历史传统和思想基础的西方法哲学，在法理概念上也呈现出进行提炼和凝结的必要。法理学的知识框架之形成和核心主题之凝练离不开对其发展历程的回顾和总结。本文以法理这个概念为核心线索把西方法哲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前法理时代、泛法理时代和法理时代。这个划分基于两个理由。
第一，区分不同时代的主要考虑在于法理学之理论化的程度，而非时间跨度。无论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古罗马的《学说汇纂》，都提出了诸多关于法律的深邃洞见，在今天读来都令人深受启发，但显然我们不能将这些重要的思想视为独立且完整的法理学主张。所以，这个时代可被视为前法理时代，也就是贡献关于法律之真知灼见并为法理学之出场而预备的阶段。虽然这个阶段历史漫长，有很多关于法律和法理的精彩论述，但法律思想整体上仍然依附于哲学和政治思想，法理学的理论化程度并不足够，仍处于酝酿时期，所以统一划归为一个阶段。
第二，具体的划分依据是法理概念的提炼和凝结程度。西方法哲学的发展线索众多，众说纷纭，而且目前理论体系相对完整。虽然西方法哲学的整体理论框架在当代已经非常成熟，但仍然存在很多疑难问题没有解决。当代法理学家虽然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但推进力度不够。近一二十年以来，有越来越多的法理学家对法理学的方法论立场进行反思，比如反思对法律的概念分析是否应该是法哲学研究的核心任务，以及法哲学是否是一种价值中立的元理论等。⑦如果我们把法理视为一个在法理论和法律实践之间建构出来的呈现法律之独特意义的概念，那么西方法哲学的一些理论困局有望得到化解。在西方法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纳入法理概念，可以发现法哲学的发展呈现出一条法理之凝结和提炼的清晰线索。这条线索提供了一个划分不同理论阶段的可靠标准，同时也为解决当代西方法哲学的发展困境创造新的可能。
西方法哲学的三个发展阶段可总结如下：(1)前法理时代：自古希腊至启蒙时代，思想家们在关于政治、道德与法律的论述中，对法律的本质和价值做出了大量的探讨。但在这个漫长过程中，法律并不具有独立性，而是政治或道德的构成部分，法理实际是伦理或者政理的反映，因此不具有独立性，也没有独立的法理学立场和流派。这个漫长的阶段可以视为法理的初期凝结阶段，为法理的形塑和提炼奠定思想基础，也储备了丰富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资源。(2)泛法理时代：在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和康德等启蒙时代伟大思想家的推进下，前法理阶段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过渡，进入了泛法理阶段。在这个阶段，法理学逐渐独立，法理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法理概念进入后期凝结阶段。泛法理时代的开创者是边沁和奥斯丁，其他思想家虽然没有做出类似于二者的理论贡献，但仍然推进了法理概念的凝结，比如布莱克斯通、霍姆斯和施塔姆勒等。(3)法理时代：法理时代意味着法理成为法哲学争论的核心议题，法理学的知识结构基本成熟，法理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限也相对清晰，并在法理学内部产生了立场各异的法理学流派，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理论争论是哈特与德沃金之争，及围绕这一争论所产生的一系列议题，比如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律推理的本质以及法理论的性质等。⑧
(一)前法理时代
西方经典著作中包含着大量关于法律之价值和实践原理的探讨，卷帙浩繁，时间跨度大，涵盖的具体阶段包括：古希腊哲学、古罗马法学、经院哲学、近代启蒙思想(格劳修斯、普芬道夫、霍布斯、卢梭等)，因此难以以简短篇幅加以概括。但以法理概念作为整理线索，可以发现前法理时代的几个关键特征。
首先，前法理时代是自然法时代。这意味着尽管思想家们的具体立场存在差异，他们多数人共享着自然法这一哲学立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最早的代表。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提出：“我们说过，我们立法的每个细节都应围绕着一个单一的目标，用来称谓它的恰如其分的名字，我想我们都同意，叫做“美德”……那么，对法律的制定者和维护者以及实际上任何自认为自己的美德不同凡响并因此而获得荣誉的人来说，有什么比我们正在讨论的四种性质，勇敢、节制、正义和智慧更重要的事情呢？”⑨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主张“崇尚法治的人可以说是唯独崇尚神和理智的统治的人……法律是摒绝了欲望的理智”。⑩
其次，前法理时代的法律学说是政治理论或道德理论的组成部分，因此关于法律的很多主张实际上是关于政治和道德的原理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作品中表现明显。亚里士多德将法律纳入政体讨论的一部分，法律是城邦生活的必然产物。阿奎那则将法律视为理性的体现：“如果理性是人的行为的一个原则，理性本身之中即存在着关于其他一切事物的原则。因此，法律必定主要地涉及这一原则。实践事物的首要原则是实践理性的对象，它来自最终目的：如我们已经表明的，人生的最终目的是幸福或至福。因此，法律一定首要地承载着至福的安排。”(11)
第三，前法理时代的法律学说与法律实践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分离和张力。无论是在古希腊还是在中世纪，都会存在日常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但这些著作中的主要观点很难与实践中的法律运行状况直接对应，而且这些思想家的理论意图也并非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法律难题。因此，前法理时代的法律学说不能被视为实践理论，并不具备法理的实践姿态。当然，不能否认其中的一些哲学主张对于解决当下法律实践中的疑难，比如亚里士多德的矫正正义理论对理解当代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泛法理时代
在漫长的思想酝酿之后，西方法哲学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进入了泛法理时代。在这中间存在着一个过渡期，由普芬道夫、孟德斯鸠、黑格尔、康德等人所推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全面地探讨了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对法律实践进行了细致的人类学考察。康德在其著作中提出了理解法律中之权利的系统主张，很显然这种权利观不只是道德意义上的，更主要的是法律意义上的，可以直接用于对法律实践的分析。而且，康德的观念影响了后世对法律实践背后之价值原则的追寻，无论选择功利论还是非功利论。但除非对过渡时期的思想家进行更多诠释，否则不宜将他们视为拥有独立的法理学立场，而只能作为进入法理时代的过渡。
泛法理时代的真正开启者是边沁和奥斯丁，二者致力于将法学“去神秘化”，也就是把法律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探讨法律的本质。从这个时代开始，法理学成为了一门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且与法律实践深深相契，直到二十世纪中期，法理学实现了更为实质性的跃升。纵览这两个世纪的法理思想变迁，大致可以总结出泛法理时代的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泛法理时代的主要意义在于，法理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并且法理本身呈现出理论层次，但仍然没有提炼出成熟的、具有理论竞争意义的法理。边沁和奥斯丁在其著作中都把“法理学范围之限定”作为理论追求，也即二者都主张将法律问题的研究区别于政治和伦理，要对法律进行定义，或揭示法律的一般本质。但是，二者的理论事业并未成功。边沁和奥斯丁都将法律视为主权者的命令，这与传统的自然法主张立场迥异，但“主权者命令”这一关于法律本质的探讨，虽然在逻辑和语言学上具有表面的合理性，因为法律的确是以祈使语气发布指令，但正如哈特所批判的，这个定义过度简化了法律的概念结构。虽然我们可以把边沁和奥斯丁视为法律实证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但他们并没有提供有力的法律实证主义观点。
其次，泛法理时代的法律理论虽然具有了一定的独立空间和地位，但仍然需要借助于特定的伦理学或哲学主张和立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