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走出唯一真理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44 次 更新时间:2021-07-22 15: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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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 (进入专栏)  

   (2016年12月14日为“总学馆”所作学术自述)

  

   一、少年

   这听起来像是在讲我一生的故事。我写过一篇带有点回忆录性质的文章,叫《初识哲学》,讲我怎么走上哲学这条道路,以及后面几年的变化。要是从更早的时间说起,我小时候就像所有爱学习的好奇的孩子一样,喜欢读书,各种书都读,读小说,读古典小说,读科学的书。我们那时候有一套《十万个为什么》,还有《趣味数学》,诸如此类。

  

   我没有受到精英的少年教育,就是一个普通孩子,出身普通家庭,当时也没有什么精英教育。学习的进度很慢,学到的东西很少,不过呢,就我个人来说,也没觉得有特别的缺憾,因为你一直就在那里,当然主要是玩,玩之余读各种各样的书。而且我碰巧有两个哥哥,一个长我两岁,一个长我四岁。哥哥带着你学东西可能是最好的——这是个小小的优势——他们学物理,学俄语,在你面前显摆,教给你一点儿,你会好奇,跟他们学到一点儿,然后自己闷头再学一点儿。实际上我从小就跟我这两个哥哥和他们班里的同学玩得更多,聊得更多,跟自己的同龄人、同班的同学,聊得反而要少一点。

  

   到上了初中的时候,就像当时大多数所谓学习好的学生一样,兴趣基本上完全被数理化吸引住了,开始读那些科普的书,什么直尺圆规作图,什么量子力学、相对论。很浅的,给中学生读的,但是非常有兴趣,然后就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数学家或者物理学家。课堂上没学到很多,成绩也不一定很拔尖,但那点儿功课你肯定一学就会了嘛,就想知道更多,就去读我哥哥的教科书。中学一共上了两年,初二快结束的时候闹“文化大革命”,就失学了。这两年里,我把高一高二的数理化都读完了,就觉得挺好玩的,小孩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这都是史前史了。

  

   然后就来了“文化大革命”,关于“文化大革命”当然有非常多可说的,对于我个人尤其如此。1966年5月16号被认作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时间,对于我个人来说,是6月1号,就是《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社论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早上醒来的时候,家里的收音机、外面的大喇叭都在用那种义正词严、慷慨激扬的语调宣读这么一篇让人吃惊的社论。对我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从那天开始的,我相信对很多人也是。从那一天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day by day(一天接一天)我都记得,记得6月1号、6月2号、6月3号都发生了些什么,大概几个月的时间,每一天都出了什么事情。我不细说了,因为不是今天的主题。但是从心灵的变化来说,那肯定是一个很关键的时点。我当时马上就要满十四岁,我想一个少年,本来就在心灵转变的时期,有这样一个巨大的事件发生,必定会对整个的心路历程产生重大影响。

  

   “文化大革命”开始两个月的时候,8月5号,我父母被当作黑帮揪斗,然后上劳改队,对我们儿女当然是更进一步的刺激。另一方面,现在回想起来,也可以说,在心理上,在各方面,让我们成熟得很快。我要看我女儿现在,跟我当时正差不多大,她还完完全全是个小孩子。但是我们当时就好像已经开始在心理上需要给父母某种支持了,他们被莫名其妙地打成黑帮,突然去过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那种劳改队的日子。

  

   我哥哥陈嘉曜,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个思想非常独特的人,至少在当时是这样。他早在6月中的时候,6月15日,红卫兵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出质疑。7月底的时候,他被打成了我们学校的六大右派之一。当时我在师院附中,师院附中也是一个红卫兵运动闹得很凶的地方,可以说压力非常之大。这个压力包括人身迫害,包括死亡威胁,全都有的。所以,我们在那样一个年龄,我十四岁,嘉曜十六岁,就经历到一些特殊的处境。同时,当然也会思考很多。

  

   到了9月初的时候,虽然家里面是那个样子,但我们还是忍不住随着大串联的浪潮,开始跑向全国各地。一个十四五岁的年轻人,忽然有机会可以免费跑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这个诱惑绝对是没有办法抗拒的。一开始还有一点革命的想法,去了解外地的文化革命,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不过其实,我当时没什么想法,基本上嘉曜有什么思想我就有什么思想。我说了,在当时,嘉曜的思想非常活跃,在这一点上我是沾了很多的光。

  

   第一次是三个人到北京站,人山人海,上车后,发现那个同伴挤丢了,结果在上海、杭州转了一圈就回来了。再出去,另外的一个念头压过了投身革命的念头,那就是去游历更多的地方,去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这个念头让我们做出了不失为明智的决定,就是到祖国最遥远的地方去,比如说到新疆去,到云南去。当时看来,绝大多数的人,恐怕都不大有机会离开自己的村子或者县城,我们北京人当然要好一点,但是谁将来还有机会到新疆、云南去玩啊。当时可想不到以后还有机会去美国去北欧,就想到这样的机会绝对不可错失。这样断断续续往外跑了七八趟,最后一次串联是1967年6月回来的,之后就没有再出去。

  

   到1967年的3、4月份,在北京的中学生里面又兴起了一场大辩论,当时叫做四三派、四四派和老红卫兵这么三大主流。我也算参与其中,仍然是作为嘉曜的跟屁虫,他什么主张,我就什么主张——但你以为是自己在思考。可就在这段时间,现在回过头来看,能看出其实我跟嘉曜的性情并不太一样。4月份有一次我到学校去,进校门之前,两边的墙上贴着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像平常一样,我停下来看大字报,赞赏这个观点,认为那是错的,诸如此类的。就这样看了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完全无可理喻地,就突然觉得非常无聊,觉得这些讨论、这些辩论都非常空疏。这是个忽然莫名其妙涌上来的感觉,一下子就失去了兴趣。然后我调转车头——当然是调转自行车的车头——就骑车回家了。

  

   从此以后我就基本上没有再回过学校。那年秋天,1967年秋天,复课闹革命了,同学们又回到学校去了,我也没回去——回学校复课闹革命是个要求,但并没有人能管你回不回。反正,从那年四月份以后,我就开始了自己独立的读书生活。当时家里堆了很多很多的书,这些书主要来自我另外一个哥哥嘉明的同学,他们前几个月去抄家,抄出来很多书,《杜工部全集》《李太白全集》《资治通鉴》《史记》《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古今中外的这些书吧。我说了我小时候就跟嘉明的同学和嘉曜的同学很熟,他们都知道有那么一个小弟弟,爱读书,他们抄这些书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就送到我这儿来。那么这时候,我就开始了我的读书生涯。各种书都读,手里有什么就读什么,当然也读《鲁迅全集》、读毛泽东。鲁迅的书有很强的吸引力,《鲁迅全集》,我记得是十卷,不敢说翻来覆去地读,但是肯定读了不止一遍,在当时能够读到的中国人的书里,大概只有鲁迅能给一个年轻人这样的一种诱惑吧。

  

   总的说起来,我当时的兴趣在今天如果分类的话是在文学方面。也会读一点历史等等,但是不很多。尤其读得少的,是理论书。我叫做理论书或者哲学的,在当时主要是马恩列斯毛,我也会去读,因为人人都在读。但觉得这些书太高大上了,深入不进去,我不在那个等级上。嘉曜读这些书,这就增加了我对嘉曜的钦佩之情,但我自己到不了那儿。

  

   那个时候,好多人还在学校里面所谓进行“文化大革命”,也有不少到处乱逛乱玩的,我呢,住在一间单独的小屋子里面,从早到晚就是读书,或者思考——如果有思考的话。对,同时也写作。十五岁上下吧,我想那样大的孩子是,只要读哪方面的书,就有自己也写点儿什么的冲动,读小说就想写小说,读诗就想写诗。

  

   二、插队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当然还玩,还做别的,但是咱们不是说读书吗?一年多,到了1968年夏秋之际,开始了上山下乡运动。此前有少数朋友去参军。夏秋开始,我们这些中学生就开始被分配了,去工厂矿山,上山下乡,去建设兵团。内蒙古突泉县的人到学校来宣讲,介绍那边的情况,我去听了,听到在草原上放马,没有电灯,我觉得挺来劲的。当时,很多人想方设法留城里,不得已下乡,很痛苦,我个人不是那样,我从来不是很懂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听了插队,一个社员平均40亩地,海阔天空的,我觉得挺好,那种生活有吸引力。所以,我还挺主动地就报名去呼伦贝尔盟的突泉县。

  

   当时,我两个哥哥都有污点,嘉明是老红卫兵,这是个污点,被审查,嘉曜反红卫兵,也是个污点,所以都没有被正常分配。但若去插队,可以走。他们两个也跟着报名到突泉去。我们家兄弟姐妹一大堆,但我们三个好像是核心,忘了,核心这个词不能乱用,我们三个总在一起玩,结果,插队我们也就一起去了,这是1968年9月20号。

  

   插队呢,当然生活很苦。我从小也没过过饫甘食肥的日子,但是也没过过太苦的日子——没肉吃,甚至好长时间没菜吃,拿北京带来的辣椒面干烤大葱下苞米茬子。经历过一点儿小危险,但不是这种日复一日的辛苦,从早到晚的,大太阳下锄地、割谷子、割苞米、掰苞米,没这么干过。不过我那时候不怎么在意过苦日子,因为当时我们志向高远,想的是要把自己锻炼成杰出人物,将来有一番作为。那时候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这些要求中也包括能够过艰苦的生活。所以,别看生活已经挺艰苦,我们还会找更艰苦的事儿去做,比如说冬天到井台上去洗冰水澡,夏天下暴雨的时候去登山,想着牛虻啊、拉赫美托夫啊什么的,想把自己锻炼成将来无所不能的这么一个人。

  

   当时我们读书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也跟这种心智状态有关,跟当时的志向有关,就是你将来要有一番作为,得饱读诗书。这当然是个糊涂想法,我们都知道刘项原来不读书,可还是以为要有一番大的作为就得读好多书。跟现在相比,那时很难弄到很多书。不过,也够你读的。我从北京带去一些书。另外,很快你就会知道周边几十里都谁是读书人。你会去那里,聊一阵,他会把他的书箱打开,你就会挑你要读的书背走,下次他会到你这里来,在你书箱中挑他要读的书带回去。这是当时爱书青年的交往方式,互相借书,读完了讨论,争论。

  

   说起读书,有一个变化,我开始读哲学书或者说理论书了。怎么开始的,我在“初识哲学”里写过。读起来就一发不可收,可能是我的性情中有某种东西跟这东西还挺投合的。从马克思、恩格斯读到黑格尔,从黑格尔读到康德,从康德一直读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前几天有个比我小上一二十岁的朋友,我们闲聊,他这几年读哲学,着迷,他一向读书甚多,而且很有想法,他以前更多读的是法学、经济学、文学和历史,哲学他也读一点,但是最近几年,越来越迷哲学,跟我说,这几年,觉得其他的书意思都有点不够,读哲学最过瘾。这个呢,肯定是见仁见智的事,但是我跟哲学看来是有点缘分,当时没有任何需要,也没有任何激励,就是被吸引进去了,难解难分。那是1969年,十七岁吧,到现在六十七不到,但是也算半个世纪了。

  

本来,你是在琢磨怎样能过得幸福,或者怎样让你女儿过上幸福生活。想着想着,你开始琢磨什么才叫幸福生活。哲学关心的,大致说来,就是何为幸福、何为正义、何为智慧这一类问题,一般说来什么是幸福,而不是具体地问朝鲜人幸福还是美国人幸福——显然是前者喽。不是具体去琢磨怎么让我女儿过得幸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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