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69 次 更新时间:2007-01-11 01: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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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进入专栏)  

  

  科学概念的广泛运用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在晚清以降的中国思想氛围中,科学不仅是解放的象征和召唤,而且也是从事各类社会文化事务的客观根据。它不仅证明了新文化人物所期望的变革的必要性,而且也提供了这种变革的目标和模式,成为一种替代性的公理世界观。例如在实用主义的影响下,胡适把科学等同于方法论,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当他把这种方法运用于政治、道德和人文学术时,其中已经蕴含了一种认识世界的框架。陈独秀、胡适、吴稚晖、丁文江等人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激进派,他们的“科学兴趣”源自对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关怀。“科学”概念作为一种对客观真理的理解,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社会历史变革的“必然性”,从而我们无法认定这种客观真理是事实的真理还是价值的真理。 1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科学”概念成为以“反传统”为特征的文化运动的意识形态支柱之一。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前,没有人怀疑科学及其价值观在现代中国历史中的持久的解放作用,但在随后的岁月中,约瑟夫·本-戴维(JosephBen-David)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The Scientist's Role inSociety)、郭颖颐 (D. W.Kwok)的《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Scientism inChinese Thought1900-1905)相继于1988和1989年译为中文,他们对“科学主义”及其社会特征的描述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近代、特别是“五四”以来倡导科学的社会文化运动的看法。在这种“科学主义”的解释视野中,很多人开始认为中国现代思想具有与欧洲历史中的“科学主义运动”相似的特征,科学概念的社会运用不再被诠释为一种解放的力量,而是一种专制的根源。

  科学主义概念带有浓厚的英美自由主义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对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传统的批判。但同时,这一概念也为那些研究科学史的学者所接受。例如,戴维曾对17世纪法国的科学主义运动(ScientisticMovement)进行研究,他认为Scientistic Movement这一概念较之ScienticMovement更准确地揭示了科学主义运动的本质及其与专门科学家的活动的区别。这一运动是“那些在一般意义上与科学有关系的人的行为”:

  科学主义运动的参加者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相信科学是求得真理和有效地控制自然界以及解答个人及其所在社会中问题的一种正确途径,即使这些人可能并不懂得科学。在这种观点中,经验科学和数学科学是解决普遍问题的一种模式,也是世界无限完美的一个象征。“运动”这个词的含义是指该集团努力奋斗以传播自己的观点,并使其成员作为一个整体而被社会接受。当运动达到了它的目标,并且社会实际上采纳了它的价值观时,体制化就开始了。 2

  这一描述预设了一种与社会过程无关的“科学”实践,从而得以在理论上把科学主义与科学区分开来。在我看来,戴维的通俗表达并未致力于揭示“科学主义”理论流行一时的更深刻的历史内涵,即在西方知识界由新康德主义激发的有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差异的讨论,以及这一方法论讨中深藏的政治内涵。3他从科学史的角度提供了科学主义运动与科学的差别,却没有真正深入地分析特定的历史氛围、社会条件与科学发现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国现代思想与戴维描述的科学主义运动之间是存在相似性的,但这种相似性不足以解释“科学”观念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意蕴,科学主义范畴也无法解释现代思想人物各不相同的政治理念。现代中国思想呈现了将科学及其方法运用于政治、道德等领域的现象,产生了极为深远的解放作用。即使有关科学的信念最终产生了相反的历史后果,那也不能就此认为科学方法的社会运用本身就是专制的起源,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科学及其精神和方法在历史过程中曾经具有的那种解放作用。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国思想对科学概念及其方法的广泛运用植根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完全不同的文化原理,并不是单纯追随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后果。4现代中国思想和政治经济实践当然都与“科学的历史观”相关,但是,如果不能从更为复杂的、多重的历史情境中解释这种历史实践,在历史写作上也极有可能陷入另一种目的论的泥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是一个二元论世界观复兴的时代,现代新儒学和康德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兴起都是这一思想潮流的反映。那些最敏感的知识分子把专制主义理解为一元论世界观的结果,并进而在理论上划分出实然与应然、主体与客体的界限,建立一种二元论的世界图式。正是在这种二元论的视野中,近代中国思想中的科学概念及其运用呈现了一元论的特点,它没有恪守认知与规范的严格分界,并经常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社会文化领域。“科学主义”概念为这一现象提供了最好的说明。然而,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现代中国思想中的科学概念不断地跨越事实与价值、描述与判断、科学与批判、理论与实践的严格分界,它专注于具体的历史问题,而并不关心如何处理认知与规范的关系这一休谟式的哲学问题。因此,近代中国思想的真正问题与其说是如何处理认知与规范的关系问题,不如说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基于什么理由,认知与规范的关系没有成为问题?或者,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基于什么理由,这一问题构成了问题?换言之,我们需要处理的不是休谟和康德的普遍命题,而是这一命题与它的背景条件的关系。

  科学主义范畴的流行并非基于某种认识论理由,相反,这一范畴所包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内含才是促使人们使用这一概念的根本原因。首先,科学主义总是被理解为导致国家极权和总体计划的经济模式的思想方法根源,这是自由主义者和某些左翼理论家的共同看法。因此,我们不得不去追溯这一概念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和更为基本的理论根源,而不是简单地在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的关系中谈论这一问题。哈耶克(F.A.Hayek)等人把科学主义与一种整体主义的思想方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他的影响下,中国思想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批判整体主义思想方法的声势浩大的运动。有人把中国思想的整体论特征与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中国现代思想的“西方源泉”相比较,结论是:中国思想未能真正理解这些西方先贤的经济自由的概念和社会/国家的理论,最终导致了国家至上论。这种整体主义的认识论就是科学主义的表现。这些思想史家忘记了,当斯宾塞、亚当·斯密在谈到一个“社会”(society)时,主要是指他们熟悉的民族-国家的社会,因此,社会(society)、民族(nation)和国家(country)这些词是可以互换的,5而中国近代思想家在阐述国家和社会这样的范畴时,不是谈论某种他们身在其中、十分熟悉的社会,而是试图用这些概念推动和组织现代民族-国家、现代社会和市场的形成。换句话说,“民族-国家”、“社会”以及“市场”并不是一种熟悉的自然存在,也不是已经定义得很好的、界线非常明确的实体,它们是社会变革的主要目标,也只能在与外部的、同样没有得到清晰界定的力量的关系中获得把握。因此,中国近代思想的整体论和目的论特征产生于近代历史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特定形势,而不能被简化为某种思想方法的结果。在我看来,与其用科学主义范畴批评近代思想的历史解释方式,不如把问题转向对“民族-国家”、“市场社会”及其动力的追问:它们是一种自然进化的产物,还是在外部压力之下、由某些社会力量进行主导和建构的结果?

  换言之,问题隐含在命题的背后:当人们把市民社会、自由市场以及个人权利的范畴作为与“国家”及其极权主义对立的范畴运用时,没有追问“社会”、“市场”和“个人”是否像“国家”一样也是一种“科学规划”的结果,没有相应地考虑“国家建设”与“社会建设”(society building)、“市场建设”(market building)和“个人建设”(individual building)是不是一个连续的、相互支撑的过程,也没有研究“国家”是否具有不同层次的功能、是否真的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铁板一块。这些理论家通过批判近代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重申传统自由主义的国家/社会、计划/市场二元论(即认为国家是规划的结果,而社会和个人是自然的存在),却没有了解,即使在他们最喜欢援引的哈耶克那里,自由也“不是一种自然的状态,而是一种文明的造物。”6

  关于哈耶克的科学主义概念,我在下文将作详细的分析。我在这里愿意约略提及的是, 哈耶克社会理论的主要目标是重构存在于社会世界中的各种自生自发秩序。这一主要目标说明:自生自发秩序存在于社会事务之中,但却不能等同于社会事务或社会世界。7哈耶克所反对的“设计”(design)可以被归结为一种科学主义的认识论谬误,却不能被理解为对于各种有意识行为和制度创制的否定。由于哈耶克没有明确地区分“自生自发秩序”与“社会”范畴以及“市场”范畴的差别,没有在作为历史演化范畴的“自由”与近代的“社会”范畴之间给出理论上的划分,从而他的许多追随者把“市场”和“社会”范畴直接等同于自生自发的秩序。8然而,如果市场和社会范畴可以等同于“自生自发秩序”,那么,就没有必要发明这一含混的概念;如果“自生自发秩序”可以等同于某种特定的社会形态,那么,“自生自发”的含义就极为可疑。这一理论上的暧昧导致了明显庸俗化的意识形态后果,这就是:把现实或历史中的“市场”、“社会”范畴看作是与“国家”范畴截然对立的、自由的和自发的范畴,从而掩盖了近代“市场”、“社会”与近代“国家”同时生长、相互交错的历史过程。出于同样的原因,科学主义概念一般也限制在描述思想方法的谬误及其在“国家”实践中的后果,却很少被用于分析“市场”和“社会”的活动。然而,我的看法与此完全相反:现代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有意识的创制;现代市场社会也不能被自明地看作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相反,它是对“自生自发秩序”(包括旧有的市场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规约、控制和垄断,从而“市场”和“社会”本身同样隐伏着专制的根源。

  其次,西方思想界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是和休谟提出的那种事实与价值、描述与评价、科学和批判的截然划分的传统直接相关的,经验主义的哲学和社会思想传统把这一划分看作是第一原则。在认识论层面,科学主义被看作是一种实证主义的错误,它严重违背了上述第一原则,即把有关事实的陈述直接地转换成为价值的判断。然而,从事实中无法引申出价值这一判断究竟是一个普遍的命题,还是一个历史的命题呢?回答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是重新分析“事实”概念的历史谱系。“事实”概念具有古老的根源,但在古典时代,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了评价的内含。麦金太尔因此断定,只是在这一概念从产生它的背景条件中分离出来的时候,“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才成为一个“普遍的”哲学命题。9这一判断的含义是:近代思想把“事实”从一切评价中分离出来、建构成为一个中性的、客观的领域的过程,因而这一概念是实证主义的现代建构。自胡塞尔以来,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反思这种建立在实证主义基础上的事实/价值的分裂,进而试图克服经验/规范的断裂,弥合由此派生的理论与实践的分离。这一努力集中于哲学的层面,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和方向,但核心问题是清楚的,即重新构思理论真理的概念,建立真理与自由之间的内在的关系。10 在晚近西方社会思想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中,认知、规范与判断之间的悖论关系一直是各派别的理论关注的焦点,而重新沟通认知与规范、理论与实践的目的之一,就是克服科学主义及其社会后果。遗憾的是,这一理论实践主要停留在理论领域,而缺少更为详尽的历史研究。中国知识界没有来得及深入地研究这一问题在西方思想中的渊源脉络及其历史含义,也没有考虑中国近代思想及其文化渊源的现代意义,便根据中国思想与经验主义传统的差异展开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历史批判。在那个历史时期里,中国思想和学术界接触到西方思想中有关“科学主义”的讨论,一些敏感的学者由此开始对“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进行检讨。11科学主义成为中国知识界重新描述中国历史的最为重要的理论视野之一。

  中国当代思想对科学主义的检讨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文化氛围紧密相关,它主要地不是有关“知识”的检讨,而是关于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反思。这是一个孕育着巨大的历史变动的时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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