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作为时空体的区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5 次 更新时间:2022-06-05 22: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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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进入专栏)  

  

   本文基于汪晖教授在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和《学海》杂志编辑部联合召开的“区域国别学的理路与目标”论坛上的发言,原载《学海》2022年第2期。

  

   三年前,在北京大学筹备区域国别研究项目时,牛可教授曾经邀请我就区域国别研究做过一次访谈,并寄来了录音整理稿;我后来也参加了此后为北大国别区域研究院成立而组织的讨论会,但一直没有能够将这些片段的思考整理成文。今天听钱乘旦教授的发言,北大在国别区域研究领域已经有这么多成果,教育部也在规划将国别区域研究设定为一级学科,这也意味着国别区域研究在中国的再出发已经成功起航。在这一时刻,对于这一重新起航的领域及其发展进行思考和评估很有必要。

   对区域研究的反思和批判

   三十年前,冷战刚刚结束,那时整个美国学术界的一场重要讨论是反思Area Studies,即我们所说的区域研究。这场反思的背景是冷战的落幕:战后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服从于冷战时代的战略需要,伴随苏东解体,冷战的构架不再有效,出现了新的结构、新的问题,这也就是此后大行其道的全球化及其相关研究。美国区域研究是在冷战中应运而生和发展的,现在该怎么走?

   当年的反思主要有两个出发点。首先是一些新理论的出现。这些理论家,如萨义德(Edward Said)、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等等类型略近的人,其知识背景都受到六、七十年代以后形成的法国理论尤其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理论的影响。他们的工作领域多半不是区域研究,而是人文学科不同领域如比较文学、英美文学或某种后哲学思潮影响下的理论领域的学者,但其研究与一些源自非西方世界的研究如印度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相互呼应、激发,迅速波及历史学、人类学等领域,最终对区域研究本身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平行发展的,是七十年代以后兴起的世界体系理论,综合马克思、布罗代尔等社会科学的思考,提出更为全面的针对旧区域研究的批判。这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虽然未必是区域研究学者,但大都有某些非西方区域的背景。萨义德是巴勒斯坦人,后殖民研究源于印度的庶民研究,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的早期背景是非洲研究,阿明(Samir Amin)来自埃及,直接参与过万隆会议的筹备工作等等。沃勒斯坦的非洲研究做得很好,但发生影响是世界体系理论,严格地说,并不能说是区域研究。依附理论涉及第三世界等区域,但方法论也不是一般的区域研究,相反,是世界体系。沃勒斯坦后来发表了一系列他称之为“反思社会科学”和“否思社会科学”的理论论述,他受结构主义理论(布罗代尔)影响更大,但在美国的潮流中,其实与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对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冲击相互呼应。在文学、人类学等领域,俄国文学理论家巴赫金也非常流行,复调和对话理论所内涵的多元性有助于摆脱对西方中心论的依赖。这些在人文领域或社会科学领域产生的新思考逐渐波及区域研究,引发了新一波讨论,又反过来对人文社会科学等主流领域产生冲击。

   虽然区域研究人员规模不小,但在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并不居于主流地位。真正居于主流地位的是社会科学的正统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人文学科的正统学科当然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史哲相关领域。因此,区域研究虽然规模庞大,但没有提供新的理论范式,不能够介入对新条件的追问。它们是不断吸纳一些主流学科的理论而产生出来的。当时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比如说区域研究和人文学科的关系,反映出区域研究的学者力图利用自己的优势介入主流论述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围绕区域问题的讨论伴随着文化研究等新领域的出现,后者为新一代区域研究学者介入主流话题讨论提供了新的空间。

   文化研究源自英国伯明翰学派,起初其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对战后英国社会的研究带有文化唯物主义的倾向,但对美国文化研究影响更大的是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他综合结构主义、符号学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发展出一套编码和解码的理论。他出身于牙买加,对于殖民主义和文化身份等更为敏感,在对美国的媒介研究发生影响的同时,也通过文化研究的扩张而对区域研究发生影响。很多区域研究的学者不满意西方的区域研究,特别是美国的区域研究,而美国人文学术领域对于人文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基本范式的质疑逐渐成为潮流,这两个思潮相互渗透、激荡和影响。对于人文学科而言,中心问题是东方主义或后殖民性的问题,对于社会科学而言,中心问题是现代化理论的框架,后者也同样是西方中心论的。这些讨论与后冷战条件的出现有呼应关系。

   区域研究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我当时就有一个感觉,即区域研究虽然不满意自己的边缘地位,力图挤入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之中,但实际上,伴随着全球化的新格局,区域研究有一定的优势,就是它的先天的跨学科性。人文社会科学谈论跨学科、科际整合已经很多年了,但似乎忘记了区域研究从来都是跨学科的。它的综合性的知识在不同的领域之间徘徊,早已越出了主流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设定的边界。由于区域研究缺乏其清晰界定的学科性,多半以对象国或地区为中心形成学科,故而研究中国文学和历史的学者多半只能在东亚系工作,而难以进入文学系、比较文学系和历史系等人文学科的主流院系,即便能够双聘,也处于相对边缘位置。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这个格局现在已经很大程度地改变了。区域研究一旦发生理论化的导向,就可能产生出新的知识框架。

   过去几十年中,比较深刻地批判了主流学科范式的这些人,也多半与区域研究有关。比如说受到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区》(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Epoque de Philippe II)影响所产生的世界体系理论,更多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依附理论,或者是由此衍生出的一些其他的理论,多半产生于研究非洲、拉美及亚洲的学者的成果之中。这些理论家后来又都发表了关于社会科学范式的质疑。布罗代尔研究地中海,沃勒斯坦研究非洲,阿明综合亚非拉,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转向东亚。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是人类学家,同时也可以说是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他研究东南亚,学术脉络与世界体系等学者不同,但同样是受到民族解放运动、解殖民运动和万隆精神影响的一代人。安德森的案例不是孤立的,人类学从其诞生开始,其触角就伴随殖民主义而伸向所谓“边缘”地区,因此人类学与区域研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历史联系。中国研究中的地方史取向及对“费正清模式”的挑战,也属于这一潮流。区域研究的学者试图进入主流话语,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造反,造成了对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的主导范式的攻击,影响深远。此后,这些思路慢慢地也蔓延至全球史的范畴里面,不断地把南亚、阿拉伯和东南亚地区、东亚等纳入全球史框架,这也是区域研究的学者进入全球史领域,成为全球史学者的一个开端或契机。这是一个新的、尚未完成的过程。

   今天重新出发在中国发展区域国别研究也需要考虑这一旧领域在过去数十年中发生的新变化,需要汲取这一轮反思过程当中的经验和教训。比如说当时冲击区域研究的文化研究,在西方人文领域产生出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但问题也很多。当文化研究蔓延至非西方地区时,也改变了人文研究的许多主题,在展开新领域的同时,又遮蔽了一些基础性的课题,例如在将性别、族群问题置于中心位置的同时,相对忽略、甚至遮蔽经济、政治、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等等其他问题。以近年关于新清史的争论为例,大多研究和讨论较少关注经济结构、政治传统、生产方式(以及相关的社会形态)、多重文化和统治方式的阐释,而仅仅聚焦于族群、宗教和认同政治上。族群问题是重要的、不可忽略的课题,但绝非孤立的问题,脱离经济、政治和其他条件是不可能充分地回答何为中国这一问题的。19世纪以降的全球和区域关系的巨变、20世纪中国发生的漫长革命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构造、生产方式和内外关系,今天的中国更不可能仅仅从族群认同的角度加以分析。族群、性别的视角打开了一些观察历史的缺口,但若遮蔽了其他历史条件,在基础性的研究范式上又会产生问题。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区域国别研究诞生于英国、美国的学科领域,区别于早期的欧洲东方学,虽然相互之间存在渗透和影响。实际上,从19世纪的英国,到20世纪的美国,区域国别研究是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驱动下形成的帝国知识的一部分,区域与地缘政治密切相关,国别与全球战略关系密切。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区域国别研究都可以视同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知识,也不能否定这一领域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学术成果,而是说这一领域是在这个大前提下发展起来的。二战结束后,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直接提供支持设立中心、资助项目,许多区域研究的学者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机器,这些今天听起来有些奇怪的现象在当时并不奇怪。

   作为时空体的区域

   在这层意义上,我们确实应该问一问:今天在中国开展区域国别研究,与从英美发端,而后蔓延至欧洲、日本等地区的区域研究,根本性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如果不思考这些问题,除了知识范围扩大之外,似乎又是一轮模仿的过程开始了。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过去三十多年在不同地域产生出来的反思和批判是重要的。此外,在非西方地区,例如19和20世纪的中国,出现过几代为改变中国命运、改造中国社会、反对帝国主义而展开的学术研究,从方法上来说,这部分研究所蕴含的意义在哪里呢?我认为最为重要的就是他们的立场和在全球关系中所居于的位置:他们的研究是为各自社会的生存和改造服务的,其政治取向是与当时帝国主义知识对立的,是通过政治经济或文化的研究而确立新的政治和新的行动密切关系的——这一点非常清晰——我将这种特征概括为有关某一区域和国家的研究中的时间性问题。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研究界定为区域或国别研究,但从另一个方向提出了区域国别研究的意义和方法问题。

   时空体源自巴赫金的概念,稍后我会说明为什么这一在文学理论中诞生的概念在历史学领域里也具有意义,尤其是对区域国别研究具有独特的启发性。为什么呢?过去的区域研究或者地区研究,广义来说形成于19世纪到20世纪,它带有一个主要特征,呈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空间时间化,另一个方面是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在19世纪的历史哲学中是很清楚的,比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提到了东方、希腊、罗马、日耳曼,这些都是空间性的概念,但在目的论的时间性框架下,区域这一空间概念被时间化了,不同的区域从属于欧洲中心的或者日耳曼中心的历史叙述。这不仅是欧洲中心的历史,其实就是欧洲自我陈述的一部分,其形态是普遍主义的。十九世纪的历史哲学并未忽略各种各样的经验知识、人类学问题,例如历史语言学高度重视不同语言和语系的辨别,并以此作为全球历史的相互关联的基础线索;各种各样的考古学和其他学术研究都发展起来,并日益形成了一个世界体系。空间时间化就是这个世界体系的语法,也是萨义德所批判的东方主义的历史哲学基础。空间时间化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是区域或空间的从属性,从而这些区域和空间中的人也是从属性的,不可能与叙述者形成平等对话性的关系。

区域在时间链条上的客体化也意味着它无法构成一个活的、当代性的主体,而只是一个被叙述的对象,服从于自我(西方)的目的,也只能在与西方的关系中获得其变化的意义。在这样的框架下,由于服从于战后美国的全球势力,也可以追溯至早期英帝国的全球霸权,最主要的框架就是现代化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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