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与现实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1 次 更新时间:2021-05-20 15: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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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  

   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是中国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伴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而逐渐凝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团结之根本,是民族复兴的时代要求,更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现实驱动力。以中华民族发展的纵向脉络来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以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及社会心理基础来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基础,并从现实出发来探讨其行动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历程基础上,提出民族“自为”的发展阶段,其特征为现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共知共觉基础上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进步。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在;自觉;自为;历史;现实

   基金项目:202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专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VMZ011)

   作者简介:李静,女,兰州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基地首席专家,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青海师范大学高科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民族学与民族心理学研究。

   古老的中华文明、丰厚的中华优秀文化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近代以来,由于外族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在保家卫国的斗争中中华民族团结一致、休戚与共、共御外敌,由此唤醒了中华民族意识、激发了民族自觉。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华民族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社会记忆,时空境遇的不同,并没有让中华民族失去它屹立千年的品格,从历史到现实,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相互吸纳、共同发展的历史结果。随着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同为一的整体观正在越来越显现出其重要性。尤其是现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无时无刻不在撩动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新的世界形势下,中华民族扬帆起航,开启了民族复兴之路。各民族在前所未有的高度团结统一之下,积极投身于新的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在时代的感召下,习近平总书记统时代理论与实际发展于一体,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这一思想是对中华民族的全新认识,也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新思想,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创造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新时期民族工作的顺利开展指明了方向、做出了指导。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学术话语到政治话语

   “共同体”这个概念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其1877年的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首先提出的,其意是指在血缘关系或自然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人类社会有机体[1]52。按照滕尼斯的观点,共同体和社会是有所区别的,共同体更加强调其群体成员的共同归属感,而社会则更加强调群体成员之间的契约关系,是一种目的的联合体;共同体是古老的,社会是新的;在社会生活的表现形式上,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表现为由“共同体的时代”向“社会的时代”演进[1]4。滕尼斯在此基础上将共同体分为三个,即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在他看来,“理想的社会类型”是从血缘共同体出发,发展为地缘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最终对共同居住地有了认同感和归属感。按照滕尼斯的理论来分析,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融合了血缘、发展了地缘,更扩充了精神要素,最终凝聚成有着共同血缘、地缘和精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斯大林曾对民族的含义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民族即是一种共享语言、地域、经济生活方式和心理素质的人们共同体[2]。中华民族就是从漫长的历史中走来的人们共同体,更是体现在共同文化基础之上的具有共同心理的稳定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所衍生出来的概念,源自于近代以来人们对“民族概念”、对“中华民族概念”的不断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词最早出现于考古学家夏鼐于1962年发表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他谈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现今我国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构成的,正是他们在悠久历史过程中,彼此不分你我的密切互动交往,才促成今日合同一家的团结和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3]。从此开始,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词被频繁使用,历史学家黎澍认为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主要依靠暴力、战争征服等形式完成[4],周维衍认为战争仅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扩大起到了催化作用[5]。费孝通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论述道,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随着国家的进一步巩固、确立,中国在古代就已经形成了整体的中华民族[6],费孝通的观点和思想蕴涵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意。欧潮泉也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共同体[7]。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同域外民族进行交往及文化交流。中华民族曾在漫漫丝路留下驼铃叮当的浩瀚赞歌,也在长安见证了万朝来贺的盛世辉煌,这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使得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能屹立世界五千载而未见衰落。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这种不分地域、不分民族、有容乃大的“东方品格”势必在历史的呼应下砥砺前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是保证民族团结的根本,是共建中华民族之共有精神家园的灵魂所在,更是祖国统一和繁荣富强的基本保障。只有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携手共进,方能再次振兴中华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复兴与繁荣中华民族的根本和动因。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2015年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干部群众代表时指出,中华民族是同呼吸共命运的56个民族,是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互动中,形成的团结平等的大家庭[8],在同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涵义进行了系统阐释。在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9],并将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表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式进入党章,其从学术话语上升为政治话语。

   从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与语言调查,再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也就是笔者前面提到的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再到“自为”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发展成为我们的国家意识,并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旋律[10],也成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重要心理基础[11]71,而这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基于共同历史记忆,以共同利益为纽带、以共同价值追求为目标所形成的同发展共命运的人们共同体。

  

   二、历史基础:各民族共创中华民族

   写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事实的中华民族史卷,是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见证。费孝通先生指出,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各民族自然结成的“自在”中华民族,直到近百年来,在与西方世界的不断对话中,才逐渐成为“自觉”的中华民族。作为多元统一的社会存在,中华民族则是在上述“自在”“自觉”的文化积淀之下,从共同体内部各成员的根本利益出发,在当今日益联系紧密的全球化趋势之下,形成既符合历史文化规律,又呼应现实发展需求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式。马戎教授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原因有三:首先是各民族人自古以来就长期生存在东亚这一“相对独立的地理生态系统”[12]1;其次是他们长久以来“相互之间非常密切的交往、交融”[12]1;最后是“围绕着一个核心族群,形成了具有强大向心凝聚力的政治、经济、文化实体”[12]1。纵观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的研究,可以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华民族。作为世界文明史中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之所以在世界历史上散发着永恒的光芒,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中华民族在政治文化上的大一统思想。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就为后世留下了对这一最高理想的诉求:诗经《小雅•北山》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文光和徐媛媛通过对中国史前文明的整理发现,这些不同的史前文明一方面有自己的特点,另一方面不同文化之间也有借鉴与共通之处[13]。西北地区、云贵高原、四川盆地的区域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华北地区、东南沿海和江淮平原等文化的影响,如在西北腹地的甘肃省临潭县有些地方还有着浓郁的江淮文化遗风,这实际上就是不同地域民族之间的互动往来、文化习俗交流和交融的表现。商周时期出现了华夷的民族之分,华又称夏,在当时主要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在现今即指中国;夷指生活在华夏部族周边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部族。此时的华夷之分实际上是一种较为模糊的民族观。学者关健英认为,华夷构成了一个民族共同体[14],因为华夷首先是在地理上、空间上的部分重合,没有明显的地域界限;其次是在血缘意义上逐渐交融并形成汉人,有了汉族的称谓;最后形成了由华夏文化与夷狄文化共同构成的夷夏文化体系。通过地域、血缘和文化上的互动,华夷民族共同体确立了以中华文化为主流的文化观念,形成并维护了多民族共创的华夏文化,同时也表现出了华夏民族的爱国精神和家国情怀。

   到了秦汉时期,秦王嬴政灭了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并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实行“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修秦律”[15]。秦朝建立所实现的列国统一,在西汉得到了继续加强:大一统思想的政治目标、建构边疆朝贡制度、尝试将众多“蛮夷戎狄”的“四海地区”纳入王朝大一统的范围[16]。国家的统一及推行的一系列文化措施,使得国家有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加强了华夏民族的稳定性,增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秦汉、隋唐两次统一中国,推行在政治上的大一统制度,元清的大一统局面则促成了全国不同区域内的社会沟通与经济互联。政治文化上的大一统局面在维护中央王朝稳定的同时,也使得大一统局面本身就成了一种正常状态而得到了全国各民族的认同[19]。

   中国在经历了历朝历代的更迭,最终开拓了稳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有了相对稳定的疆域,形成了互补互需的不同经济类型,这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同时,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亦形成了一种“自在”状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因为生存空间的稳定、经济类型的多样以及“自在”共同体的形成,加强了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往来、互动,形成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

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近代“自觉”。近代之前,中华民族还处于“自在”的状态。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由一个“自在”的民族发展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1902年,梁启超首次将中华、民族合并,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概念[18],他认为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合,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融汇化合,逐步形成为数千年来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将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国家建构与作为社会实体的民族一体化建设结合起来,将中华民族作为国家建设的民族基石”[19],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各族人民从对族类、王朝的认同转向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20]。从1931年开始到1945年,中华民族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并取得了最终胜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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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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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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