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涛:文化建设与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924 次 更新时间:2024-05-06 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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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春涛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对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新探索新经验的科学总结,以及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战略思考和部署。因此,学习、研究、阐释、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要提到战略高度来认识,不能单纯地就文化论文化。其核心要义之一,就是深刻领悟文化建设、文化自信对坚持独立自主的战略意义。

一、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文化建设关乎民族气质、民族精神,关乎能否形成文化认同及内部凝聚力,而文化自信是文化建设的精髓。所谓文化自信,其核心要义是指基于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坚持走自己的路。没有文化建设,文化自信就无从谈起,一个民族或国家也就不可能走出别具特色、切合实际的发展道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持续发展至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都是激发文化自信的优秀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以古代中国为例,自汉武帝始,儒学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和文化主脉,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其影响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方面。无论王朝如何兴替,儒学的权威地位始终没有动摇,由此形成牢不可破的文化认同。钱穆认为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因为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里面起决定作用的正是文化认同与传承,儒学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纽带。而罗马帝国单纯靠军事力量来维持,缺乏作为精神纽带的文化认同,分崩离析在所难免。儒学宣扬纲常伦理、严判上下尊卑,无疑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同时也要看到,儒学重视修身养性、推崇“内圣外王”,在此氛围下浸染成长的人有家国情怀、人文关怀,有使命担当、操守气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贯穿漫长历史,支撑着中华民族始终自强不息、踔厉奋发。美国已故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由衷感叹道:“如同几百年来前往中国的众多访客一样,我日益钦佩中国人民,钦佩他们的坚忍不拔、含蓄缜密、家庭意识和他们展现出的中华文化。”独树一帜的中华文化确保了古代中国发展的独立性,催生出璀璨的中华文明,对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革命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文化,形成、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革命”为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核。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包括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该文深刻阐释了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又强调:“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着民族文化的灾难。……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土地革命时期的红色根据地建设,抗战时期的抗日根据地建设,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建设,均涵盖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文化建设,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广为传播,进一步促成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全面觉醒。党和人民军队内部充溢着崇高理想、优良作风和严明纪律,孕育出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诸多革命精神,诸如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这种新文化、新精神折射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进行革命的艰巨复杂性,同时也成为党带领人民不懈探索、走出中国革命新路的强大精神支撑。

相对于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是富有活力的先进文化。按照党的既定方略,新中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其文化建设必然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伴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新中国兴起一个文化建设高潮,除扫除文盲、大力发展教育、着力改变文化落后状况外,主要是在思想文化领域破旧立新,即进行思想改造、文化创新,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刷干净。翻身做主的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掀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工人阶级以主人翁姿态积极投身建设,“铁人”王进喜矢志“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是旧中国绝无可能出现的情形。广大农村也发生亘古未有的沧桑巨变,集体主义、无私奉献等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移风易俗蔚然成风,演绎出以大寨和红旗渠为代表的改造山河的壮举。总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卓有成效,为新中国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伟大建设成就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倡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标志,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在经历挫折后转入正轨,逐渐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共十五大报告首次将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建设并列论述,其第七部分标题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不同于以往隔绝、对峙状态下的文化建设,新时期文化建设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展开的,中外思想文化的交流碰撞,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强势传播,使我们压力骤增。中共十五大报告在分析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时,便谈到综合国力剧烈竞争、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等因素。进入21世纪,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2001年12月,即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际,江泽民在中国文联七大、中国作协六大会议上敏锐指出:“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上面临严峻挑战,在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挑战。”中共十六大报告也强调:“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长期战略目标,意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增强抵御风险能力,在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赢得主动。总之,新时期文化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应对西方挑战的迫切需要。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均前所未有,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显得尤为紧要。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代中国在治国安邦上颇有建树,长期保持繁盛;依托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党带领人民分别走出中国革命和建设新路,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最新形态,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强大精神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都是通过文化建设推出的别具一格的优秀文化,由此催生出精神层面的文化自信。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表示“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有了文化自信,才能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进而树立实践层面的道路自信。“自信”之“自”字,即以我为主,所烘托的正是独立性、创新性。习近平总书记主持起草的党史上第三个历史决议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其一是“坚持独立自主”,郑重指出:“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他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更明确指出:“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基于对历史的科学总结和对现实的战略思考,习近平总书记将“三个自信”扩展为“四个自信”,深刻揭示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之间的关系,深刻阐释了文化自信的战略意义,强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三个“更”字,生动诠释了文化自信的地位与作用,标志着党对文化自信重要性及紧迫性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二、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个完整概念,“社会主义”四字是定性的,其标志之一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统领文化建设。中共十九大报告在阐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时,首先宣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对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制度建设着手,首次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确立为我们必须始终遵循的一项根本制度。中共二十大报告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主旨概括为15个字,即“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举旗帜”排在第一位,指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鲜明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报告从五个方面论述文化建设,首先谈“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

所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即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所以能成为起精神支撑作用的新文化,助推我们独立自主走出革命和建设的新路,关键在于有党的创新理论的指导。中共二十大报告有句画龙点睛的话:“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光辉历程中接续探索,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历史性飞跃,分别形成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角度讲,党的百年奋斗史可概括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历史性飞跃,引领走出两条新路——中国革命新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文化思想围绕文化建设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指引新时代文化建设取得新成就。《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从13个方面概括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第七方面专论文化建设,其结语着重阐释了意识形态对文化建设的引领作用,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理论创新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文化自信的最鲜明标志,同时也是文化建设、文化自信的最根本保证。

然而,关于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建设的指导意义,国内有人存在模糊甚或错误认识。这主要是受美西方影响。美西方长期对我国实施“西化”战略,借助经济、科技等优势推行文化霸权,加大文化输出及思想价值观念渗透。抛出“文明冲突论”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一语道破天机:“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我们起初从文化视角谈综合国力竞争,正是主要着眼于抵御美西方“西化”图谋,防范对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近年来,美西方更加不遗余力地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鼓吹所谓“普世价值”,一味“唱衰”“妖魔化”中国,肆意诋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此蛊惑下,有人盲目推崇西方文化、西方模式——倘若这么做,我国发展会因为生搬硬套、邯郸学步而遭遇挫折,导致国力受损,甚或沦为别人的附庸,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很显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与斗争将是长期、复杂、尖锐的。这种较量非同小可,关乎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向何处去,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这正是中央号召树立文化自信的主要着眼点。

正确评价党领导的文化建设、坚持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涉及如何看待中国新旧文化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早在1938年就明确表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共七大闭幕词以“愚公移山”为题,毛泽东在重要历史转折关头借用中国古老寓言故事,号召全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极富感染力。作为中华文化的最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个前后衔接、推陈出新而形成的有机整体。但是,某些西方人却别有用心地将之割裂开来。还有人借古讽今、以古非今,对中华传统文化持赞赏态度,却极力否认中国共产党建设新文化的巨大贡献和意义,动辄对我们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其实,对于这种“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以及将中国新旧文化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的不经之谈,就连一些西方学者也不以为然。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派克新近接受采访,便表示赞同老一辈美国学者的看法,认为必须从中国的角度来理解中国,而不仅仅是用美国现实政治思维方式或西方政治学、社会科学的传统来看待中国;认为了解中国独特的历史背景将永远是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援引费正清的话说:“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文化整体,无法用西方标准来评估。”在他看来,年轻一代美国人缺少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思考;美国智库当下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历史性的。新加坡前资深外交官、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马凯硕亦认为,中华文明是历史上最强大、最具韧性的文明之一;如果根据过去2000多年来的实际表现,用一个指数衡量不同人类文明的相对强弱和韧性,那么中华文明可能高踞榜首。谈到中美博弈,他认为:“一个人口只有中国四分之一、历史只有250年的国家,不可能对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进行演变。”这两位学者均关注到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关注到中国古代文化和文明对当代中国的影响,颇有见地。

正确理解中国新旧文化之间传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势必涉及一个深层次问题,即如何看待党的理论创新与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此作了科学解答,在理论创新上取得重大突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两者能否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分析指出,两者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故而能够有机结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有力回应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割裂开来的错误观点。关于“结合”的深层次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结合”不是简单混合或叠加,而是孕育新生命、新事物。习近平总书记解释说,“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文明基因,使之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他进而分析了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自信之间的关系: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通过“两个结合”建立。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通过“第二个结合”说、“文化主体性”说,党的理论创新与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首次得到富有新意的科学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是政治层面居指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同时又具有文化属性,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当代中华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突出的主体性,党的理论创新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有了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也就是说,坚定文化自信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合为一体的。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文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顺理成章、天经地义。倘若背离党的创新理论,就丢掉了文化自信,也就不能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与坚持党的领导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是正确党史观的核心论断。美西方却硬把我们的最大优势说成最大“缺陷”,腆然以其自身政治制度为标准对我们横加指责,肆意诋毁、否定党的领导。其实,美西方金钱政治、“选举民主”的虚伪性已是众所周知;面对国力渐走下坡、国内乱象丛生的窘境,美国自我吹嘘的底气也已大不如前。漫长峥嵘岁月,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勇毅前行、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刻诠释了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党历史发展的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线是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主流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本质是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单就文化建设而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努力培育时代新风、培养时代新人;关于文化建设的思考和部署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一张蓝图绘到底,接续奋斗、久久为功,避免了折腾和倒退。所有这些,都是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绝不可能做到的,充分彰显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也就坚持了正确的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进而确保我们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坚持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坚持让全体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以上是我们的独特优势所在,为我们坚定道路自信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新时代新起点,呼唤我们在文化建设上有更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表现之一便是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歌猛进,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我国发展站在了更高历史起点上,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为人类解决贫困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然而,美西方却处心积虑地诋毁、抹黑、围堵我们,蓄意打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与斗争将是长期、复杂、尖锐的。目前,我们在国际上的声音还不够大,有时仍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尚未根本扭转。从长远看,今后中美之间的文化软实力之争会越发升级,其背后是道路、理论、制度之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郑重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体现了从战略高度对时势的深刻把握和洞察。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坚定文化自信,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与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并不矛盾。我们将继续以开放包容的胸怀熔铸古今、汇通中西,但学习借鉴绝不等同于照抄照搬,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其落脚点是创新。从大历史视角看,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创新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而是推陈出新革故鼎新。这种强大的内生发展驱动力强化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进而决定了中华民族发展的独立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面向未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所谓“新形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古代中国比,二是与当代西方比。今天念兹在兹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复古而是创新,不是简单地再现汉唐雄风、康乾盛世,而是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在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下振兴中华,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辉煌。当代西方文明是资本主义文明,虽在取代封建主义文明上有其进步意义,但其制度本质上同样是剥削制度,代表极少数人利益,无法摆脱两极分化等与生俱来的梦魇,在国际事务中推行“丛林法则”也大失人心,最终必然会走向没落。相比之下,社会主义社会致力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致力于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故而具有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具备的感召力、凝聚力、生命力。归根到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是对以往一切文明和社会形态的超越,这也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伟大”一词的寓意所在。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保持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和从容,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当代中国,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直接以领袖的名字来命名创新理论,进一步凸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新时代”是个大的时间概念,包括到21世纪中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这意味着我们今后的理论创新都是在现有理论框架内进行,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发展。理论创新是对创新理论最好的坚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生动体现。以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新时代文化建设,文化建设便有了科学行动指南,就能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继续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原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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