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性科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1 次 更新时间:2021-05-14 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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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   佘碧平  

如果大家同意以上两点,我想大家也会说三个世纪以来关于性的话语不是稀少了,而是增多了;如果说它自身带有禁令和忌讳,那么它还从根本上确保对一切性倒错的强化和引进。这一切在本质上只是起到了一种防卫作用。大家这样谈论性话语,发现在引入性倒错的同时它已经释放缓解、分离开来,其实这只是在掩饰性:用话语作掩护,在回避性的同时传播性。至少在弗洛伊德之前,关于性的话语——包括学者和理论家关于性的话语——也是一再对自己谈论的对象遮遮掩掩。我们可以利用所有这些言谈的对象、细小的设防和详尽的分析,从中一步步地勾勒出难以忍受的和非常危险的性真相。大家要求根据纯洁的和中立的科学观点谈论性,这一事实本身就很有意思。事实上,这是一门懂得如何规避的科学,因为在无法或拒绝谈论性本身时,它特别关注性的偏差、倒错、特殊的反常、病理学无法对付的障碍和严重的病态。这同样是一门本质上服从于道德律令的科学,它是以医学规范的形式重复了这些道德律令的。它以说真话为借口,它到处引起恐惧。它把影响一代代人的臆想出来的罪恶王朝归因于性的些微波动。它向全社会证实羞怯的人的偷偷摸摸的性习惯和最冷僻的小小性怪癖都是危险的。它还认为在享受奇特的性快感之后就是死亡:个体的死亡、一代代人的死亡和人类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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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因此与一种立场坚定却又会泄露真情的医学实践联系在一起,不停地表白自己的厌恶之情,急于得到法律和舆论的支持,它宁愿听命于秩序的权威,而不顺从于真实的要求。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不由自主地表现出率真,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甘愿自欺欺人,与自己斥责的对象沆瀣一气,既不可一世,又卖弄风情。它留下了一整套病态的淫猥话语,这是19世纪末的特点。像伽尔尼耶、布耶、拉杜塞特这些法国医生都是没有名气的淫猥话语的记录者,而罗里纳则是色情诗人。但是,在这些暧昧的快感之外,它还要其他权力。它把自己打扮成健康律令的最高权威,在新的防菌话题下,重提过去对性病的恐惧,同时收集进化论者的伟大神话,把它们与最近的公共卫生制度扯在一起。它声称要确保社会团体的物质活力和道德特性,许诺淘汰有性缺陷的人、变性的人和性退化的人群。它还借口生物学的和历史的迫切要求,证明国家种族主义是正当的和迫在眉睫之事,并且把它们植根于“真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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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比较这些人类性经验的话语和同时代的有关动物或植物繁衍的生理学,我们会立即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它们在基本理性方面显得单薄,谈不上有什么科学性。在知识的历史发展中,它们被单列出来。它们形成了一个混乱的奇特区域。在整个19世纪里,性内在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知识记载中:一类是有关生物繁衍的生物学,它依据普遍的科学规范不断地向前发展;另一类是性医学,它服从的是与前者完全不同的构成规则。在这两类知识之间,没有任何交流和相互建构。与第二类知识相比,第一类知识只是扮演着虚幻的遥控角色:一种整体担保。在这种整体担保的庇护下,各种道德障碍、经济的或政治的抉择和传统的恐惧都能够再次被写入统一和科学的词汇之中。这一切就好像存在着一种对有关人类的性及其相互关系和影响的理性话语的根本抵制。这种水平差意味着这种话语的目的不是说出真相,而只是阻止真相在此出现。对于生物繁衍的生理学与性医学之间的差异,我们不能仅限于认识到一种科学不平等的发展或一种理性形式的水平差,还必须看到另一点。前者属于一种支持西方科学话语体制的宏大的认知意志,而后者属于一种非认知的僵化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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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事实是,19世纪有关性的学术性话语不仅浸透了天真和轻信,还有一贯的盲目:拒绝睁眼看和倾耳听。但是,它拒绝去看、去听的东西其实已经被大家展现出来了,或者已经被我们说出来了。因为它只是没有认识到与真理的根本关系的基础。规避、阻止进入真理以及遮掩真理:这许多局部的策略通过遮遮掩掩和最后关头的迂回,给予了认知的本质意志一种吊诡的形式。不愿认识,这也是求真意志的一次变故。夏尔科的萨尔佩特里耶精神病院是一个例证:这是一部庞大的观察装置,有检查、询问和实验的功能,但是它还是一台煽情设备,可以当众表演,有着小心借助乙醚或戊基硝酸盐来表演病态发作仪式的场所,有着对白、接触、抚摸和医生用一个手势或一句话所引发或抹去的姿势之间的相互作用。它还有着一套等级森严的人马,他们窥伺、组织、倡导、记录和报告,累积了一个金字塔般的庞大的观察记录与文件库。然而,误解机制正是在这一走向话语和真理的煽情基础上起作用的。因此,一旦在公开咨询中碰上“那个”问题,夏尔科就用手势打断谈话;而且,顺着那些记录病人们对性的叙述和演示,以及医生对性的观察、探询和诱导的卷宗,我们经常会发现有关性的内容逐渐被抹去,那些公开发表的观察记录更是完全略去了有关性的内容。(1) 在这一历史中,重要的不是这些人对性视而不见或充耳不闻,也不是他们诊断错误,而是他们围绕着性和针对性建立起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展示真相的机器,尽管它在最后关头又会掩盖真相。换言之,重要的是,性不仅仅是有关感受和快感、法律或禁忌的事情,还是有关真实与虚假的事情。性的真相成了本质的、有用的或危险的、珍贵的或可怕的东西。简言之,性已经被构成为一种真相赌注。因此,需要弄清楚的不是弗洛伊德或其他某个人发现的新的理性入门,而是19世纪留给我们的这一“真相与性的相互作用”的逐渐成形(和转型),虽然我们对它有所改变,但是这丝毫不能证明我们已经摆脱了它。误解、规避和迂回只在这一说出性真相的奇特事业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这一事业不是起始于19世纪,尽管那时的“科学”规划已经赋予它一种独特的形式。相反,这一事业是一切变态的、天真的和狡黠的话语的柱石。长久以来,性知识似乎一直陷在这些话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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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存在着两种展示性真相的宏大程序。

一方面,像中国、日本、印度、罗马、阿拉伯—穆斯林等许多社会,都有一套“性爱艺术”(ars erotica)。根据性爱艺术,真相是从快感中抽象出来的,它被理解成实践和经验。理解快感不是从一种允许和禁止的绝对法律出发,也不是以有用性为标准的,而是首先对快感自身而言,根据快感的程度、特别的质量、延续的时间和在身心中的影响来认识快感。为了从内部煽动性和扩大它的影响,这一知识最好应该逐渐地返回到性实践中。因此,这就构成了一种必须保密的知识,不过,它保守秘密不是因为对其对象不名誉的猜忌,而是出于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必要,因为根据传统,一旦泄密,它就会失去影响和价值。这样,与保密大师的关系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事情了;只有他才能够用秘密传授的方式引导弟子逐步接受性知识及其严肃性。这一传授艺术所产生的功效比起让弟子照着他的单调乏味的秘诀去做要大得多,它应该会让弟子恍然大悟,从而获得老师赐予的恩惠:绝对控制肉体、独一无二的愉悦、忘却时间和限制、获取长寿的配剂、驱除死亡及其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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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根据这第一种途径,我们的文明没有“性爱艺术”。相反,它是惟一实行“性科学”(scientia sexualis)的文明。或者,确切地说,为了说出性真相,它在许多世纪中发展出一套套纳入到不同于密授艺术和教授秘密的权力——知识的严格形式之中的程序:它看重的只是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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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中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一直把坦白作为人们期盼真相展现的主要仪式之一。1215年拉特兰会议颁布的忏悔圣事的管理条例和随后忏悔技术的发展,在刑事审判中诉讼程序的衰落、罪状考验(誓言、决斗和上帝的判决)的取消和审问与调查方法的进步,皇家政府愈来愈多地介入违法案件的审查以致牺牲了私下和解的做法,以及宗教裁判所的建立,这些都促进了坦白在世俗权利和宗教权利的秩序中发挥核心作用。“坦白”一词及其司法作用的演变就表明了这一点:通过“坦白”,其他人就赋予坦白者社会地位、身份和价值,换言之,“坦白”就是一个人确认自己的行为或思想。长久以来,个体是通过其他人和表明与其他人的关系(家庭、忠诚、保护)来证实自己的,然后大家根据他能够或应该谈论他自己的真实情况的话语来确认他。坦白真相已经内在于权力塑造个体的程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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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从各种考验的仪式、传统权威作出的保证、见证以及观察和演示的学究程序来看,坦白在西方已经成为了最受重视的展现真相的技术之一。从此,西方社会成了一个特殊的坦白社会。坦白的影响无处弗届:在法庭上,在医学中,在教学中,在家庭关系中,在恋爱关系中,在最平常的关系中,在最庄重的仪式上。大家坦白自己的罪行,坦白自己的罪恶,坦白自己的思想和欲望,坦白自己的过去和梦想,坦白自己的童年,坦白自己的疾病和不幸。大家还努力准确无误地说出难言之隐,公开地或私下地向自己的父母、教师、医生和爱人坦白。至于无法向他人启齿的快感和痛苦,大家会自我独白,或者写进书中。大家坦白,或者被迫坦白。当坦白不是出自自愿,或者是出于某一内在命令使然,那么它就是被迫的,即大家把它从隐蔽的精神中或肉体中强行驱赶出来。中世纪以来,拷问就像阴影一样伴随着坦白,当坦白者想回避时,拷问就会助其回答:这是一对黑色双胞胎。(2) 像最温柔的慈爱一样,最血腥的权力也需要忏悔。西方人已经变成了坦白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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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这也在文学中引起了某种变化:人们从以英雄叙事或“考验”勇敢和健康的奇迹为中心的叙述和倾听的快感转向了一种以从自我的表白出发无止境地揭示坦白无法达到的真相为任务的文学。由此产生了另一种哲学思考的方式:不仅在自我之中,在某个遭遗忘的知识中,或者在某一原始的踪迹中,而且在对自我的拷问中探寻与真理的根本关系,因为对自我的拷问可以通过许多瞬间印象给出基本可靠的意识,现在,坦白的责任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被传递给我们,从此它与我们深深地混为一体,以致我们不再视之为约束我们的权力所为。相反,我们以为,作为我们自身秘密的真相“要求”的只是展现出来。如果它达不到这一点,那么这是因为有一种压抑约束了它,这种权力以暴力压迫它,它要最终被坦白出来,只能付出一种解放的代价。一旦被坦白出来,权力也就默不作声了。真相并不属于权力秩序,而是处于一种与自由的原始亲缘关系之中。这些都是“真相的政治史”必须推翻的哲学的传统主题。它指出真相本质上不是自由的,错误也不是;真相的展现完全浸透了权力关系。坦白就是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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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对言论和思想的审查和禁止起到基本作用,我们必须用这种坦白的内在技巧来约束自己。为了相信我们自由地谈论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文明中一再被重复的必须说出我们是谁、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记忆所及、我们遗忘的内容、我们掩盖的内容、被掩盖的东西、我们没有考虑到的对象和我们不想思考的对象的重要律令,我们必须形成一种颠倒的权力表象,这是一代代西方人从事的巨大工作,旨在造成——其间,其他形式的工作都是为了确保资本的积累——人们的奴性。我的意思是指,它把人们塑造成具有双重意义的“sujets”(臣民和易患病的人)。我们可以想见,在13世纪初叶,要求全体基督徒遵守每年至少一次的跪下忏悔自己一切错误的律令是多么过分。我们还想到,七个世纪之后,一名不知来历的支持者到深山里投奔塞尔维亚抵抗组织。他们的首领要求他写出自己的生平。当他拿着几页皱巴巴的纸,在黑夜中潦潦草草地写完之后,塞族人连看也没看,只是对他说:“重新开始吧,说出真话。”那么,大家非常强调的著名的语言禁忌真的必须让人们忘掉这一坦白的千年桎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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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从基督教忏悔出现之后,直到今天,性是忏悔的首要内容。也就是有人说的隐秘。但是,它是否就是大家以非常特殊的方式坦白出来的东西呢?是否掩盖性的责任只是坦白性的义务的另一面(愈是精心掩盖性就愈显得坦白性是非常重要的,就愈是要求一种严格的坦白仪式和保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我们的社会里,从近几个世纪的发展来看,性是否就一直处在从未变质的坦白体制之中呢?我们在前面谈到的把性纳入话语之中和性反常的播撒与增强也许是同一机制的两个要素。因为其中心要素坦白是真诚地叙述性的特殊性,所以这两个要素就借助坦白连接起来。在希腊,真相和性是通过身体之间传递重要知识的方式在教学法形式中联系在一起的,性是这些知识传授的工具。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真相和性是通过必须详尽地说出个人隐秘的方式在坦白中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一次,却是真相充当性及其展现的工具。

但是,坦白是一种话语的仪式,其中说话主体与叙述内容的主体是一致的。它也是一种在权力关系中展现自身的仪式,因为我们坦白时至少要有一位说话对象,他不仅是对话者,而且还是督促坦白、强迫坦白、鉴定坦白和介入坦白,以便评价、惩训、原谅、安慰和调和坦白者的权威。在坦白仪式中,真相是从为了表现自己而必须扫除的障碍和抵制中证实自己的。最后,在坦白仪式中,惟一的陈述活动是独立于它的外在后果的,它在陈述主体那里引起了内在的变化:它宣布他是无罪的,它让他赎罪和纯洁了,它让他减少了自己的错误,它让他自由了,它许诺他获得了拯救。在许多世纪里,性的真相至少本质上是处于这一话语形式之中的。它不再处于教育形式之中(性教育局限于各种普遍的原则和审慎的规则),也不再处于知识传授的形式之中(这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对性保持沉默的实践,而且小孩懂事或者少女失去贞操的活动只是让这种沉默成为笑料或者野蛮的东西)。不难看出,这种形式是与管理“性爱艺术”的形式相去甚远的。在内在于自身之中的权力结构的支配下,坦白话语无法像在“性爱艺术”中通过师父的最高意志自上而下,而是来自下面,像一种被迫的交代,听从某个强制性的命令,开启了压抑或者遗忘的封条。话语认定的隐秘与它必须说出的对象的高昂代价、少数安心享用它的人是无关的,而是与话语不为人知的狎昵及其一般的猥淫分不开的。它的真理不是由权威和它所传承的传统来担保的,而是由说话者与说话内容之间的联系和话语属性决定的。相反,控制的权威不是在说话者的一边(因为他是受到限制的),而是在屏息聆听者的一边,不是在知道和作出回答的人的一边,而是在不去了解而去质询对象者的一边。这种真理话语最终不再对接受话语的人,而是对摆脱话语的人产生了影响。我们和这些坦白出来的真相一起远离了有关快感的知识传授及其技术与神秘主义。我们也不再属于一个把性的深奥知识纳入密授之中的社会,而是属于一个围绕着隐秘的缓慢泄露来获得关于性的深奥知识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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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今日,坦白一直是支配真实的性话语生产的基础。不过,它已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长期以来,它一直被紧紧地束缚在忏悔的实践之中。但是从清教主义、反改革运动、18世纪的教学法和19世纪的医学出现以来,它逐渐地摆脱了自身仪式的区域性和专一性,向四处传播。人们把它运用到一系列的关系上:儿童与父母、学生与教师、病人与心理医师、犯人与专家的关系。在大家的眼里,坦白的动机和结果已经多样化了,其形式也是如此:有拷问、咨询、自传、书信等。它们被记录、抄写、收集在文件中,发表和评论。但是坦白如果不是向其他领域敞开,那么至少是向浏览其他领域的新的方式敞开。它不仅仅是要说出性活动是怎么一回事,还要在它之中和围绕着它恢复解释它的思想、伴随它的观念、印象、欲望、内在于它之中的快感变化及其特性。毫无疑问,社会第一次倾向于煽动和理解个体快感的隐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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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坦白的步骤向四处播撒,它们的限定呈多样分布,它们的范围也扩大了:它逐渐地构成了一种性快感的庞大档案馆。长期以来,这个档案馆随着自身的建成不断地被忘却。它不留痕迹(基督教的忏悔就是这样要求的),直到医学、精神病学和教学法出来把它巩固起来为止:先是康帕和萨尔兹曼,随后卡恩、克拉夫特·埃平、塔尔迪厄、摩勒、哈维洛克·埃利斯小心地收集了所有有关性反常的平庸抒情诗。这样,西方社会开始对它们的快感进行没完没了的记录。它们为此建立起各种标本,并且加以分类。它们还把日常缺陷描写成奇怪的现象或者是激化的结果。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当然,嘲笑19世纪的精神病学家并不难,因为在描述“道德犯罪”或“遗传器官的偏差”时,他们又夸张地为自己理应说出的粗话道歉。而我却想向他们的严肃性表示敬意:他们具有历史事件的意义。在这一时期里,最独特的快感都被要求去掌握有关自身的真实话语,后者必须与谈论身体和生命的话语——科学的话语连接在一起,而不再与谈论罪恶和拯救、死亡与永恒的话语连接在一起。于是,发生了语言地震,产生了一种不可能的事物:一种科学—坦白(une scienceaveu),一种依靠坦白仪式及其内容的科学,一种以这种多样的和固执的强迫索取为前提的、以坦白说不出口之事为目标的科学。当然,这是令人难堪的。当科学话语必须承担起所有这些低级话语时,人们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厌恶在19世纪里被高度制度化的科学话语。还有理论上和方法上的悖论:对构成一种主体科学的可能性、内视的有效性、生存的自明性或意识的自我存在的冗长讨论无疑回答了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理话语的功能的内在问题。即我们能够把根据旧的法律的和宗教的坦白模式进口的真理生产和根据科学话语的规则进口的对隐秘的强迫索取连接起来吗?我们同意有些人认为的,性真相在19世纪里通过一种可疑的障碍机制和一种话语的核心缺陷被空前严格地忽略了。这里,缺陷不再是指话语的缺乏,而是指太多的话语,即话语不断的增加与重复,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它都介入到两种真理生产的样式之中:坦白的步骤和科学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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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我们最好是不再统计19世纪使得性真相的话语得以增加的错误、幼稚和道德说教,而是弄清这种对性的认知意志(它规定了现代西方人的特性)让坦白仪式在科学调节的图式里发挥作用的步骤:我们是怎样最终用科学的形式构成了这种巨大的和传统的性坦白的强制要求的呢?

1.通过一种“让人开口说话”的临床规范 :把忏悔与检查连接起来,把自我叙述和一整套可以辨识的符号与症状连接起来,把审讯、严谨的调查表、催眠与重复回忆、自由联想连接起来。这些方法都是把坦白程序纳入到广为接受的科学观察的范围之内。

2.通过一般的和播撒的因果性公设 :必须坦白一切和能够拷问一切,这两者是根据性被赋予一种取之不竭的和多样的因果权力的原则来证实自己的。性行为中最隐秘的事情——意外的或越轨的,匮乏的或过度的——被认为能够在生活中引起各种各样的结果。在19世纪,没有什么疾病或身体不适不被认为与性这个病因有着部分关系。那时的医学从儿童的坏习惯到成人的肺结核,从老年人的中风到神经病和种族的退化,勾勒出了一个性因果性的网络。在我们看来,这可能是奇思怪想。但是,性是“所有事情的原因”,这一原则却是一种技术要求的另一方面:即在一种科学实践中启动坦白的各种手段,而且,这种坦白必须让人小心翼翼地和不断地说出一切。性自身带有的无穷无尽的危险表明了人们应该对它进行详尽的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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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性经验具有潜伏性的原则 。如果必须用坦白的技术来揭示性的真相,那么这不仅因为它难以说出口,或者担心丢了面子,还因为性的作用本身就是缄默的,它的本性是逃避,它的效能与它的机制一样,是避人耳目的。而且,它的诱发能力(son pouvoir causal)部分是秘密的。19世纪在把性整合到一种科学话语的计划之中的同时,对坦白进行了改动。坦白的目的不再只是着眼于坦白者想要掩饰的内容,而是揭露连坦白者自己也一无所知的秘密,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只能一点一点地通过审问者与被审问者共同参与的坦白活动。性经验具有潜伏性的这一原则容许人们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确定难以启齿的坦白中的约束力。我们必须尽力把它揭露出来,因为它深藏不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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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解释的方法 。如果必须坦白,这不仅因为听取坦白的人具有原谅、安慰和指导的权力。若是想让揭示真相的工作具有科学可靠性,那么这种工作必须依靠这种坦白的关系。真相并不只存在于独自揭露真相的坦白者之中。真相是从两个方面来构成的:真相存在于坦白者那里,但是不完全,而且自身是盲目的,它只有通过听取坦白的人才能完全表现出来。这就是让听者来说明这种晦涩事实的真相:他必须在坦白所揭露的内容上加上对自己所说的一切的解释。听者不仅仅是宽恕错误的老师和判定有罪或无罪的法官,还是掌握真相的人。他的作用就是解释。对于坦白而言,他的权力不仅仅是在坦白结束之前提出要求或在坦白之后作出评判;他还要通过解释坦白,建立一套真相话语。在19世纪里,人们不再把坦白当作一种考验,而是作为一个符号,而且把性经验当作某种需要解释的东西,从而有可能在有规律地产生科学话语的过程中启用各种坦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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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过坦白效果的医疗化 。获取坦白及其效果还被赋予了治疗形式。这首先是指,性的领域不再仅仅局限在错误与罪恶、过度或违禁的范围之内,而是处在正常与病态的规范体制(这只是次序的改变)之下。人们首次确定了由性引发的疾病的病因。性似乎是一个极易发生病态的领域:它不仅是其他疾病的回音壁,而且还是区分本能、倾向、想象、快感和行为的中心。这还意味着,坦白在各种医疗干预中获得了它的意义和必要性:它是医生所要求的,对于诊断是必要的,而且在治愈疾病中是有效果的。如果让掌握真相的责任人及时地把真相向恰当的人讲清楚,那么真相就把病治好了。

让我们选几个重大的历史标志来看看:我们的社会在与传统的“性爱技巧”(l'ars erotica)决裂后,建立了一门“性科学”(scientia sexualis)。确切地说,它的目的是要产生出各种有关性的真实话语,而且同时艰难地把古代坦白的方法转变成科学话语的规则。从19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性科学”,一反常态地把有关详尽的强制忏悔的独特仪式作为自己的核心,而这一仪式恰恰是在基督教的西方世界中产生性真相的第一个手段。19世纪以降,这一仪式逐渐摆脱了忏悔圣事,而且经过灵魂导向和良心指导——“道德手段”(ars artium)——转向了教育学、成人与儿童的关系、家庭关系、医学和精神病学。总之,一百五十年以来,一种旨在产生各种真实的性话语的复杂机制被建立了起来。这一机制大幅度地横跨历史,因为它把古老的坦白律令与临床听诊的方法连接了起来。而且,正是通过这一机制,“性经验”才可能表现为性及其快感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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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经验”是与“性科学”这一缓慢发展起来的话语实践相关的。这一性经验的各种基本特征并不在于它们说明了一种多少为意识形态歪曲了的表象或一种由禁忌造成的无知;它们对应于各种必须产生性真相的话语的功能性要求。在坦白技术与科学话语的交叉点上——其中,我们必须在两者之间找出某些重要的调整机制(聆听的技术、因果性的公设、潜伏性原则、解释的规则、医疗化的律令)——性经验被界定为“本性上”是一个容易受到各种病理过程感染、因而要求治疗或规范的领域,一个需要解释的意义场,一个被各种专门机制所掩盖的凸点,一个包含各种不确定因果关系的焦点,一种必须揭露和聆听的晦涩言语。这就是话语的“结构”,我指的是它们固有的技术、必要的作用、所使用的策略、依靠它们来承载自己的权力的效果。这并不是一种规定话语内容的基本特征的表象体系。性经验史——即有关真相的一个专门领域在19世纪发生作用的历史——首先必须从话语历史的角度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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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提出这一研究工作的一般假说。18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我们喜欢称之为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或工业的社会——并没有从根本上拒绝承认性。相反,它使用一套机制来产生有关性的真实话语。它不仅大量谈论性,强迫每个人谈论性,而且有条理地说出性的真相来。好像它怀疑性藏有一个致命的秘密。好像它需要制造这种真相。好像性不仅要被纳入快感结构之中,而且还要整合到秩序井然的知识体制中,而且这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性就逐渐地成为了主要怀疑的对象,成了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贯穿在我们的行为和一生中普遍的和令人不安的观念,成了疾病得以威胁我们的脆弱之处,成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阴暗的部分。性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一般的秘密,它是无所不在的原因,不断地让人恐惧。因此,在这个性“问题”(有两个含义,既要求询问和质疑,又要求坦白和整合到理性的范围内)中,发展出两个总是相互呼应的方法:我们要求性说出真相(但是因为它是秘密,而且对自己都是避之惟恐不及,所以我们准备等到适当的时候再说出终将揭示性真相的真相),而且,我们还要求它说出我们的真相,或者确切地说,我们要求它说出我们自以为立即意识到的、有关我们的真实情况的隐藏得很深的真相。我们在解释它向我们所说的一切的同时,告诉它有关它的真相,而它则在揭露避人耳目的东西的同时,告诉我们有关我们的真实情况。许多世纪以来,从这一相互作用中慢慢地形成了一种主体的知识。这不是有关主体形式的知识,而是有关使主体分裂的东西的知识,即有关规定主体、尤其是让主体规避自身的东西的知识。这也许是始料未及的,但是只要我们一想到基督教和法律所具有的悠久的忏悔历史,以及坦白这个在西方社会中如此重要的知识—权力形式所经历的变迁和转型,那么这就不令人吃惊了。这意味着,一门以性问题为中心的主体科学开始逐渐地缩小了自己的范围。主体之中的因果性、主体的无意识、另一个主体对这个主体的真实情况的了解、主体自身具有自己尚不知晓的知识,所有这些都需要在性话语中展现出来。然而,这不是因为性固有的某种自然属性,而是由于内在于这一话语之中的各种权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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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性科学”是与“性爱技巧”针锋相对的。但是,我们必须指出,“性爱技巧”并没有完全从西方文明中消失,甚至在性科学的形成过程中也不是一直没有出现过。在基督教的忏悔中,尤其是良心指导与考验中,在对性灵结合与上帝之爱的探寻中,存在着一系列类似性爱技巧的方法:在性启蒙的过程中接受老师的指导,强化各种性体验。(甚至达到人体的各个部位,)通过与性体验相伴的话语来提高性爱的效果。毫无疑问,在反对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中经常出现的中魔和入迷现象有着各种无法控制的后果,这些后果超出了这一微妙的肉体科学固有的性爱技术的范围。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追问,19世纪以来,“性科学”——打着体面的实证主义的幌子——是否至少在某些方面作为一种“性爱技巧”起作用的。也许,尽管被科学的方式所吓倒,但是性真相的产生却在不断增加、强化,甚至还创造了它内在的快感。人们经常说我们没有想象欣快感的能力。但是,我们至少发明了另一种快感:有关快感真相的快感,即认识、揭发、发现、热衷于看到、说出它,利用它来迷惑和抓住其他人,把它当作秘密,想方设法地把它揭发出来。这是一种有关真实快感话语的特殊快感。我们不应该在医学许诺的健康性经验的理想中,也不应该在人本主义梦想的一种得到充分发展的完整性经验中,更不要在对性高潮的赞美和对生命力的敬意中寻求与我们的性知识(即如何规范化地使用性)相关的性爱技巧的最重要的要素。相反,我们要在与性真相的产生密切相关的快感增加和强化中寻找它们。人们撰写和阅读有关性的学术著作,对性进行各种诊断和检查,为回答有关性的问题感到焦虑,为自己得到解释而感到快乐。向自己和其他人大量叙述自己的性经验,对性充满了好奇心。而且为了讲真话,人们有点颤抖地说出了大量丑恶的隐私。人们还花费大量的金钱向那些善于听讲的人低声说出自己大量的见不得人的性幻想。一句话,西方数世纪以来处心积虑煽动起来的这一了不起的“分析的快感”(在此我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分析”一词的),成了悄悄地以坦白和性科学为载体的性爱技巧的变动部分。难道我们应该认为,我们的“性科学”只是“性技巧”的一种特别微妙的形式?而且,它就是这一似乎已经丢失的传统的精致的西方版本吗?或者,难道我们必须认为所有这些快感只不过是性科学的副产品,是对人们无数次探究性的努力的一种奖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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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如果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的初步探讨所揭示的这一系列增强和强化性的活动,那么有关我们的社会出于经济的原因对性施压的权力假说就显得狭隘了。因为小心迎合权力要求的性话语增多了,性反常得到了巩固,各种不仅可以区分性反常,而且可以召唤、激发它、把它构成为人们关注、谈论和快乐的中心的机制建立了起来,还有人们被迫坦白的各种性真相以及由此而建立的合法性知识的体系和多重快感的结构。这决不是一种排除或推斥性的否决机制,而是展现了一个话语、知识、快感与权力相互交织的微妙网络。这也不是一场固执地把放荡的性赶到某个难以接近的阴暗角落去的运动,而是把它撒布在各个事物和人体表面,激励和表现它,让它开口、把它插入现实之中,命令它说出真相的过程,换言之,在众多的性话语、固执的权力和知识—快感的相互作用之间传递着一种闪闪发光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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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难道都是错觉吗?在这个仓促的印象之后,人们经过仔细的观察,是否会发现那个著名的压抑机制呢?我们是否应该在这些光芒之外重新找出总说不的阴暗法则呢?历史研究将会——或者应该会——回答这些问题。这一研究就是要说明三个世纪以来性知识是如何形成的,以性为对象的话语是如何增加的,以及我们为什么会为这些话语自以为揭示的性真相付出惊人的代价。也许,这些历史的分析最终会推翻这一初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但是,我在尽可能长的时期里所要坚持的前提是,这些有关权力与知识、真相与快感的机制,这些迥然不同于压制的机制,不一定是次要的和派生的;而且,无论如何,压抑都不是根本的和优胜的。因此,重要的是认真对待这些机制,转变分析的方向:我们不应该从一种普遍接受的压抑和对我们应该了解的对象的有意忽视出发,而应该根据这些积极的机制(它们是知识的生产者,它们增加话语、诱发快感、产生权力),研究它们产生和运作的条件,探讨与它们相关的禁忌事实或掩饰事实对于它们来说是如何分布的。总之,这就是要界定这一认知意志内在的各种权力战略。就性经验这种具体情况来说,重要的是要建立认知意志的“政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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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参见布尔纳维勒:《萨尔佩特里耶精神病院的图片集》,第110页及以后各页。我们还可以在萨尔佩特里耶精神病院里找到夏尔科未整理的医疗手记,它们比起公开发表的文献,在这一点上要清楚得多。煽情和省略的相互作用在此清晰可见。这里有一段记录1877年11月25日诊治过程的手稿。对象是一个正在挛缩发作的女精神病人,夏尔科先用手、后又拿棍棒的一头顶住她的下部性器官,从而止住了病人的发作。不过,一旦他抽回棍棒,病人又复发作,于是他让病人吸入戊基硝酸盐来加速发作。这样,病人就恳求性棒,言辞间毫无掩饰,她说:“有人把发狂得以继续的阳具拿走了。”

(2) 希腊法律已经把拷问和坦白联成一对,至少对奴隶是如此。罗马帝国的法律扩大了它的应用范围。这些问题将在《真理的权力》中被再次提出。


(法)福柯著 佘碧平译《性经验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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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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