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个体的政治技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1 次 更新时间:2017-10-10 08: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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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  

   我叫作“自我技术”的总框架,是在18世纪末出现的问题,它势必要变成现代哲学的一极。这一问题大相径庭于我们称之为传统哲学的问题:世界是什么?人是什么?知识是什么?我们如何认识事物?等等。在我看来,出现在18世纪末的问题是:我们实际上是什么?在康德的一篇文章中,可以找到对这个问题的系统阐发。但我也并不矫称先前的有关真理、知识等诸问题,就必须搁置不论;相反,它们自始至终地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分析场域,我愿将此称作真理的形式本体论。不过,对于哲学化的活动而言,我认为已经形成了新的一极,而这一极又是以“我们当下是什么?”这样一个永恒的、永远变动不居的问题为特征的。我认为,这就是历史地反思我们自身的那个场域。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尼采、马克斯·韦伯、胡塞尔、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都试图回答过这个问题。谈到这一传统,我想做的是,通过思想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通过对于西方社会中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实践关系所做的历史分析,对这一问题给予某些非常局部而且是临时性的答案。

   简短地说,通过对癫狂和精神病,犯罪和惩罚的研究,我曾经试图表明,我们是怎样凭借把某些他者,如罪犯、疯子等排除在外,来间接地建构我们自身的。现在,我目前的工作就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怎样通过自古至今发展起来的某些伦理学的自我技术,啦直接建构我们自身的身份?这就是我们这个研讨班拟研究的东西。

   不过,我想研究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通过某些个体的政治技术,我们是如何逐渐认识到我们自身就是社会,我们自身就是社会实体的一部分,就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一部分?现在,我想扼要给你们解释的,不是自我技术,而是个体的政治技术。

   诚然,对于一个所谓的公开演讲来说,我担心我要讨论的这些材料可能过于历史化和技术化了。我并不是一个公开的演讲者,而且我知道这些材料若用于研讨班的话,是非常方便省事的。尽管这些材料可能过于技术化,但我还是有两个有力的理由把它们推荐给你们。首先,我认为,用一种多少有些预言式的方式来呈现人们不得不去思考的东西,总是不无矫揉造作之嫌。我在分析具体的历史材料过程中总是试图提出各种各样的质疑,我宁可让他们从我这些置疑中自己得出结论,或者推断出普遍观念。我认为,这是对大家自由的尊重,这也是我的方式。我给你们这些相当技术化材料的第二个理由是,我不明白,在公开演讲中,人们何以不如在课堂上那样聪明、灵光、敏锐。下面,我们就从个人政治技术这一问题入手。

   1779年,德国作者约·彼·弗朗克题为《公共卫生政策大系》一书第一卷出版,嗣后又出版了另外五卷。最后一卷于1790年问世时,法国大革命已经风起云涌。我为什么要把法国大革命这一著名事件同一本默默无闻的书放在一起呢?原因很简单:弗朗克的著作是现代国家公共卫生的第一部伟大系统纲领。它巨细无遗地表明,一个政府必须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提供卫生食品、良好住房、卫生保健和医疗机构,从而确保人口的健康,简言之,就是确保个体的生活。通过这本书可以看出,关注个体的生命在当时正在变成一项国家义务。

   与此同时,法国大革命也为我们时代的国际大战发出了信号。它与国家军队有关,这些军队的结局或者高潮就是大屠杀。我认为,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看到类似的现象。在全部的历史当中,很难找到二战那样的杀戮,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这一时刻,重大的福利、公共卫生和医疗救护纲领才被激发出来。《贝弗里计划》如果不是在这一时代酝酿的,至少也是在这一时代出版的。这样一种巧合可以用一句口号加以表述:去杀戮吧,我们承诺给你们一个长久的幸福生活。生命保险与死亡命令联系在一起。

   庞大的毁灭性机制,旨在关注个人生命的诸多机构,这二者在政治结构中共存,这颇令人迷惑不解,需要对此做些研究。这是我们政治理性中主要的二律悖反之一。我拟考虑的也正是我们政治合理性的那种二律悖反。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大屠杀就是我们理性的效果、结果、逻辑后果;也不是说,既然国家有权利杀死千千万万的人,那么它就有义务来照顾个人。我也不想否认,大屠杀或者社会关怀,都有其经济原因,或者情感动机。

   请原谅我又回到了同一个论点:我们是思考的存在者。这就是说,即便是我们杀人或者被杀之时,即便我们发动战争,或者作为失业者寻求援助之时,即便我们投票支持或者反对一个削减社会支出、增加防御经费的政府之时,即便是在这些情景之中,我们还是思考的存在者。我们不仅是基于普遍的行为准则,也基于某种特殊的历史理性才做这些事情的。我拟从一些历史的观点加以研究的,也正是这种合理性以及在其中所进行的生死游戏。这种类型的合理性是现代政治合理性的主要特征之一,它是借助“国家理性”这一普遍观念,也是借助一套特定的治理技术,在十七八世纪发展起来的。治理技术,在那个时候,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含义被称为“治安”。

   我们就从“国家理性”开始。我先简要地回顾一下意大利和德国作者的几个定义。16世纪末叶,意大利法学家乔万尼·博泰罗对“国家理性”做了如下界定:“对国家形成、增强自身、长治久安和不断发展的手段的一套完美认知。”17世纪初,另一个意大利作者帕拉佐在他的《论治理与真正的国家理性》一书中写道:“国家理性乃是使我们能够在共和国内发现如何建立和平与秩序的一种准则或艺术。”而17世纪中叶的德国作者开姆尼茨,则在《论国家理性》中做了这样的界定:“一切公共事务、政务和规划都要求有政治上的考量,这种考量的唯一目的只是国家的保全、扩展和幸福。”请注意这些说法:国家的保全、国家的扩展和国家的幸福——“为此达到目的,要使用最容易和最迅速的手段。”

   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些定义的某些共同特征。首先,国家理性被认为是一种“艺术”,也就是,符合某些法则的技术。这些法则不仅属于风俗和传统,也属于某种理性知识。如今,你们都知道,“国家理性”这一说法,可以令人想起强大的独断或暴力;但是在当时,在人们心中,它是一种合理性:一种国家治理艺术所特有的合理性。这种特定的治理艺术从哪里获得它的根据?这个问题是在17世纪初挑出来的,对它的回答,则使新兴的政治思想令人反感。然而,通过对我征引的几个作者进行研究,答案又非常简单。治理人的艺术,如果它遵循着被治理者——即国家本身——的自然本性,那么就是合乎理性。不过,要详细阐发这样一种明显的事实,这样一种老生常谈,实际上就是同时同两种相对立的传统决裂:基督教传统和马基雅维利的理论。基督教传统声言,假如治理本质上是公正合理的话,那么,它就必须尊重一整套法则——人的法则、自然法则和神的法则。

   关于这一点,阿奎那有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他在书中解释到,国王的治理必须仿效上帝的自然治理:国王应该像上帝那样创建城市;他必须引领着人走向自己的终点,正如上帝为自然的存在物所做的那样。人的终点是什么?身体的健康?不,阿奎那回答道。假使身体健康是人的终点,那么,我们需要的就不是一个国王而是一个医生了。是财富吗?不,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管家就够了,不需要国王。是真理吗?不,阿奎那回答到,要找到真理,我们只需要导师,而不是国王。人需要这样一个人:他因为在世上尊奉至善,而能够开启通向天堂的至福之路。国王必须引领着人走向至善,这至善就是人的自然和神圣的终点。

   阿奎那的治理理性治理模式绝对不是一种政治模式。而在16和17世纪,人们试图寻求其他类型的国家理性,即能够对实际治理进行引导的原则。他们关注的是国家的本质,而不是人的自然或神圣的终点。

   国家理性也与另外一种分析针锋相对。在《君主论》一书中,马基雅维利的问题即是去确定,通过承袭或者征服而获得区域或领土,如何能够不顾内外部敌人的反对而保存下来。马基雅维利整个分析的目的,就是去界定什么东西能够强化君主与国家之间的联系。而17世纪初期由国家理性观念所提出的问题,就成了国家本身这一新的实体之生存和性质的问题。论述国家理性的理论家们试图与马基雅维利保持距离,其原因既在于后者那时已臭名昭著,也在于理论家无法在他的问题当中找到他们自己的问题。因为马基雅维利的问题不是国家问题,而是君主—国王—他的领土和臣民的关系问题。尽管存在着有关君主和马基雅维利著述的这一切争吵,在与马基雅维利观念的合理性极为不同的合理性的出现过程中,国家理性仍然是一个里程碑。这种新的治理艺术,恰恰不是为了强化君主的权力,其目的在于强化国家自身。

   简言之,国家理性既不指上帝的智慧,也不指君主的理性或者策略:它所指的是国家,国家的性质以及它自身的合理性。治理的目的在于强化国家本身,这一主题就包含着几种观念,我认为,要追溯现代政治合理性的兴起与发展,略述一下这些观念非常重要。

   第一个观念是,作为实践的政治和作为知识的政治之间的关系。它关涉到特定的政治知识的可能性。按照阿奎那的观点,国王必须德高望重。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城邦领袖,必须是一个哲学家。要在国家框架内来统治别人的人,第一次务必是一个政治家,必须拥有独特的政治能力和知识。

   国家本身即一个存在物。机关法学家试图澄清,国家如何以一种合法的方式建构而成,但它仍然是一个自然客体。国家本身就是万物组成的一种秩序,而政治知识又使国家脱离了司法反思。政治知识,既不是讨论人权,也不是讨论人法和神法,它讨论的是被治理的国家的性质。治理只有在国家力量为人们所知晓时才有可能进行:正是凭借这种知识,国家才能得以维持。国家扩展自身的能力和手段,必须被人们所知晓。其他国家——我们自己国家的对手——的实力与能力,也必须为人们所知晓。一个被治理的国家必须同别国抗衡。因此,一个政府要承担的,不仅只是针对理性、智慧和审慎等普遍原则的贯彻,还必须有某种特殊知识:有关国家力量的具体、精确和可测度的知识。国家理性所特有的治理艺术,是与此时被称为政治“算术”的发展紧密相连的。政治算术是政治能力所蕴含的知识。你们非常清楚,这种政治算术的另外一个名称是统计学,这种统计学根本不是同或然性相关,而是同国家的知识,国家各方面力量的知识相关。

   缘自国家理性观念的第二个要点,是政治与历史之新关系的出现。从这个方面看,国家的真正性质不再设想成仅由一部好法律在几个要素之间所促成和维系的平衡,相反,它被设想为一套力和力量,政府奉行的政治可以强化或者弱化这些力和力量。由于每一国家都与别的地区、别的民族以及别的国家处在一种永久竞争状态,这些力就务必要增加,因此,摆在每一个国家面前的不是别的,而是同类似国家所做的无限期斗争,或至少是无限期竞争。贯穿于整个中世纪的理念,就是恰恰在基督回归尘世之前,尘世所有王国终有一天会统一成一个最后的帝国。这一耳熟能详的理念,在中世纪晚期,是政治思想,或者是历史—政治思想一个主要特征,但从17世纪初叶起,它不过是个梦幻而已。重建罗马帝国的计划永久地消失了。现在,政治不得不去面对不可减约的多种多样的国家,它们在一个有限历史之内彼此争斗和竞技。

我们可以从国家理性概念推导出来的第三个观念则是:由于国家的终极就是它自身,由于政府的唯一目的,是国家力量的保持、增强和发展,那么,十分清楚的是,政府不必担忧个人——或者说,只有当个人与国家力量的增强存在着某种关联时才担忧着他们(他们的所为、他们的生命、死亡、活动、个人行为,工作,等等)。我想说的是,在这样一种对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关系所做的分析当中,个人只有为了国家的强大而有所作为时,才能与国家发生关联。从这个角度看,这里存在着所谓的政治边际主义,因为这里讨论的只是政治效用。而从国家的角度看,个人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他对国家力量的变化,不论是消极的变化还是积极的变化,可以起到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作用。只是由于个人能够导致这种变化,国家才面对他。有些时候,他必须为国家所做的,就是活着、工作、生产、消费;有些时候,他必须做的,就是死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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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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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会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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