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性经验的机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55 次 更新时间:2021-05-14 09:20

进入专题: 性经验  

福柯   佘碧平  

一、目标

二、方法

三、范围

四、分期



这一系列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呢?这就是把《泄露内情的首饰》的寓言写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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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舌的性是我们社会的众多标志之一。性既受到约束,又急于表白,一旦我们碰上它和拷问它,它的回答就会滔滔不绝。终于有一天,一种有着美妙隐身法的机制逮住了这个多嘴多舌的性。它让性在快感与强制、赞同与审查的混同中说出了自我和他人的真相。长久以来,我们大家都生活在芒戈古勒君主的王国里:深受一种对性的巨大好奇心的折磨,执著于质询它,不知满足地倾听和敦促性的自我表白,并且善于发明一切可以强迫它保密的魔戒。好像最根本的是,我们能够从我们自己身上获取这小不点儿,不仅包括快感,而且还有认知,以及二者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快感的认知、认知快感的快感和快感—认知。好像我们寄居其中的这个异想天开的动物有着非常好奇的耳朵、非常犀利的眼睛。能说会道的舌头和敏捷的思想,就是为了慢慢地认识性,一旦我们稍微挑逗一下性,它就完全能够说出性来。西方世界要求不停地探询我们每个人与我们的性之间的真相:因为我们的性无法把握真相,所以我们要从它身上获得它的真相;此外,因为我们的性把我们的真相藏在暗处,所以要让它向我们说出我们的真相。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性是被隐藏起来了?它是否被花样翻新的羞耻感回避了?或者是被资产阶级社会的阴暗要求掩盖了?相反,它是活泼的。几百年来,它已经占据了伟大的“认知意志”的中心。认知意志是双重的,因为一方面我们被迫从我们的性中认识它究竟是什么,而另一方面从我们身上认识性究竟是什么,这又是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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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个世纪中,我们喜欢向性提出我们是什么的问题。但是这不是向性—自然(生物机体的要素、生物学的对象),而是向性历史、性意义或性话语探询。我们置身于性的影响之下,但不是在“物理学”的影响之下,而是在“性逻辑”的影响之下。这里,我们一定不要弄错:在一系列二元对立(身与心、肉体与精神、本能与理性、冲动与意识)的支配下,性似乎被传递到一个毫无理性的纯粹机制之中,但是西方世界不仅把性纳入理性领域之中,因为性是不起眼的,从希腊人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这些“战利品”了,而且还几乎让我们的一切(我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我们的个体性、我们的历史)在色欲逻辑的影响下自行其是。既然其目的在于了解我们是谁,那么这种色欲逻辑对我们就是万能钥匙。数十年来,遗传学家们不再把生命理解为一个天生具有奇特的自我繁衍能力的组织。他们在生育机制中发现了这种与生物学有关的组织:它不仅仅是生物的母体,而且是生命的母体。然而,许多世纪以来,无数研究肉体的理论家和实践家都是用非“科学的”方法把人塑造成为既专横又明智的性的产物。这样,性成了理解一切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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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提出以下问题:为什么性是如此秘密的东西?是什么力量如此长久地让我们对性三缄其口,最近才勉强松松紧箍咒,允许我们从性压抑出发质疑性?事实上,这个在当代经常重复的问题,只是用最新的形式重复了确认性和规范性这个重要的和古老的问题:真相就在那儿,请你们去那儿发现它。它在滚滚的冥河(Acheronta movebo)之中:这是古老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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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聪明、学问高深,

你们知道万事万物

何时、何地、怎样联为一体

……你们这些伟大的智者,请告诉我它究竟是什么

请告诉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请告诉我何时、何地和怎样

为什么相似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1)

因此,最好先问:这一命令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大费周折地追逐性真相呢?

在狄德罗的笔下,好精灵居居发从口袋里的几个小玩意(圣谷、小铅塔和发霉的糖果仁)之间摸出一个小小的银戒指,转动它的宝石镶框,就会让我们碰到的性说话。他把这个银戒指给了一位好奇的苏丹。我们想知道什么奇妙的戒指给我们带来了同样一种力量,它被戴在哪位主人的手指上;还有,它允许或要求什么样的权力游戏,对自己的性和其他人的性而言,我们每个人又怎样能够成为一个既好奇又冒失的苏丹呢。只有当这个魔戒、这个首饰让别人说话时,它才会泄露真情的,但是对自己的机制却是口风甚紧的,因而最好是让它说起来没完。我们必须谈论它。我们必须写出这一求真意志、认知意志的历史,很多世纪以来,它现在才让性反映出来:这是有关固执和顽强的历史。因为我们是这样执著,我们在可能的性快感之外又向性要求什么呢?是什么耐心或贪欲促使我们把性变成秘密、无所不能的原因、被掩盖的秘密和连续的恐惧呢?为什么发现这一艰难真相的任务最终又会反过来要求我们解除禁忌和松开羁绊呢?是不是这一工作太过艰难,以致我们必须顽强地坚持这一承诺呢?或者,是不是性知识的获得是要付出高昂的政治的、经济的和伦理的代价,所以为了征服每个人,我们必须自相矛盾地让他确信已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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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为了明确以后的研究,让我们先就目标、方法、范围以及大家暂时会同意的分期作一般的说明。

一、目标

为什么要进行这些研究呢?我深知在上面的分析中尚有不明确之处。它很可能会否定我提出的十分详细的研究计划。我多次说过,西方社会最近几个世纪的历史没有表明权力的作用本质上是压抑性的。我已经强调过要把压抑概念排除在外,而且对别处在欲望理论的层面上对性压抑的更彻底的批判假装不知道。性没有遭受“压抑”,这其实不是一个新看法。很久以前,心理分析学家们就说过这种话。他们拒绝人们谈起压抑时就情不自禁地想象出那个简单的小型机制;对于他们来说,一种必须被控制的反抗能量的观念不适于用来解释权力与性欲相互连接的方式。他们认为权力与欲望相互联系的方式,比一种不断地从下面升腾上来的野蛮的、自然的、活泼的能量与一个力图从上面阻碍它的秩序之间的相互作用要更加复杂和根本。因此,他们认为不要以为欲望之所以被压抑,就是因为法律是由性欲与确立性欲的匮乏构成的。只要有性欲的地方,那里就会有权力关系,因此,要在权力关系确立之后出现的压抑中揭示权力关系,只是一种幻想;而探寻权力之外的性欲,则是虚荣心在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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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一直用一种混乱的方式来说明问题,一会儿谈“压抑”,一会儿说“法律”、禁忌或检查,好像它们是同等的概念似的。因为固执或马虎,我没有认识到所有可能区分出它们的理论内涵或实践内涵的东西。而且,我认为人们有理由对我说:当你不断地谈及积极的权力技术时,你是在两头讨好;你把你的对手们都当成最软弱的人了,而且,在讨论惟一的压抑时,你一再想让别人相信你已经摆脱了法律问题;然而,你却从权力—法律的原则中得到了关键的实践结果,也就是说,人们回避不了权力,它一直存在着,构成了人们企图用来反对它的东西。为了批评权力—压抑,你从这一观念中保留了最脆弱的理论要素;为了保存权力—法律供自己使用,你从这一观念中保留了最缺乏意义的政治后果。

以下进行的一些研究不是要提出一套有关权力的“理论”,而是对权力的一种“分析”:我指的是,界定权力关系形成的特殊领域,确定用来分析它的各种工具。然而,我认为,只有界定清楚权力关系的领域,摆脱一种被我称作“司法的—推理的”——等一下,大家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这样称呼它——权力表现,这种分析才能够形成。正是这一“司法的—推理的”权力概念决定了压抑主题和法律是构成欲望的要素的理论。换言之,根据本能压抑做出的分析和根据欲望法律做出的分析的不同之处,一定在于它们是怎样看待冲动的本能和动力,而不是在于它们看待权力的方式。它们各自诉诸一种共同的权力表现,后者根据人们对它的用法和它相对于欲望的位置,导致了两种相反的结果:若是权力是外在地控制了欲望,那么就导出了“解放”欲望的承诺;若是权力是欲望的构成要素,那么就会得出你已经落入陷阱之中的结论。此外,我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这一权力表现只属于那些提出权力与性的关系问题的人。事实上,它更为普遍;我们经常在各种对权力的政治分析中发现它,而且,毫无疑问,它是深深地扎根在西方历史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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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它的几个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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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否定的关系。它只是以否定的方式建立起权力与性之间的关系。抛弃、排斥、拒绝、阻碍、掩饰或伪装。权力除了对性与快感说不外,对它们“无能为力”;若是它产生了什么,那么就是缺席或空白;它省略了各个要素,引入了断裂,把相互连接的东西分离开来,划定边界。其结果带有限定与匮乏的一般形式。

2.法规的权威。权力本质上就是向性颁布它的法律。这首先意味着性被它纳入一个二元体制之下:合法的与非法的、允许的与禁止的。其次,权力为性规定了一个“秩序”,这一秩序的作用同时是可以理解的形式:对性的解释根据的是它与法律的关系。最后,权力是通过宣布法规来起作用的:权力是通过语言来控制性的,或者说是通过一种创造法律状态的话语行为来控制性的,因为权力是被说出来的。它说出的话就是法规。我们发现,纯粹的权力形式出现在立法者的作用中,而且,它的行为方式对于性来说是司法—推理型的。

3.禁忌的循环。你不要接近,你不要接触,你不要消费,你不要体验快感,你不要说话,你不要露面;说到底,除非躲在阴影与秘密之中,你不要存在。对于性,权力使用的只是禁止法律。它的目标是让性否定自己。它的手段则是威胁对性进行压制和处罚。否定自己,否则就会受到压抑;若是你不愿销声匿迹,那么就不要露面。你存在的代价是消灭你。权力就是通过玩弄这种在两种不存在之间作出抉择的禁忌来约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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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审查的逻辑。这一禁忌应该有三种形式:断定性是不被允许的,阻止它被说出来,否定它是存在的。表面上看,这是一些很难相互调和的形式。但是,人们从此设想出了一种体现了审查机制的特征的关系逻辑:它把不存在的、非法的和无法表述的这三者以互为因果的方式联系了起来。人们不应该谈论被禁止的东西,直至它从现实中消失掉;不存在的东西不应该表现出来,即使是在陈述它不存在的说话范围内也是如此;人们必须保持沉默的东西作为特别要被禁止的东西,是被排除在现实之外的。权力对待性的逻辑是一种法律的悖论逻辑,这种法律只能把自己表述为不存在、不表现和沉默的命令。

5.机制的统一性。权力对性的作用在所有层面上都是一样的。从上到下,无论是在它的全局决策中,还是在它的微观干预中,不管它依赖的机制或制度怎样,它都是以统一的和大量的方式起作用的;而且,它是根据那些简单的和无限再生的法律、禁忌和审查的机制来起作用的:从国家到家庭,从君主到父亲,从法庭到日常零碎的处罚,从社会的统治当局到构成臣民的各种结构,人们在不同的范围内发现了权力的一种普遍形式。这一形式就是法律,以及合法的与非法的、违法与处罚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们赋予它的形式有制定法律的君主、发布禁令的父亲、让人沉默的检察官,或者是颁布法律的主人,总之,人们把权力图式化为一种司法形式;而且,人们把它的后果界定为驯从。面对作为法律的权力,被塑造成臣民——被“驯服了”——的人是驯从的臣民。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权力的形式同一性在它所约束的人——指的是面对君主的臣民、面对国家的公民、面对父母的孩子、面对老师的学生——那里,对应的是驯从的一般形式。一边是作为立法者的权力,另一边是驯服的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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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力压抑性这一一般主题之下,就如同在构成性欲的法律观念之下,人们重新发现了同一个权力机制。它是以一种奇特的限制方式被界定的。首先,因为这是一个资源匮乏、步骤简单、手法单调的权力,它没有创新能力,注定是一直自我重复。其次,因为这是一个只能说“不”的权力;它不会生产什么,只会划定界限,本质上是反能量的;这是权力效能的悖论:除了让它压制的对象做它允许的事情外,像它一样,无所事事。最后,因为这一权力本质上是以法律为模型、以法律的表述与禁忌的作用为中心的。一切统治、服从和驯服的方式最终都是要达到让对象服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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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们轻易地就接受了这种权力的法律观呢?而且,为什么从此忽略权力中一切可能带来有效的生产、丰富的战略和肯定性的东西呢?在当代社会中,权力机制是如此众多,它的仪式显而易见,使用的工具又十分有效;在这样一个在灵活的权力机制方面比其他社会更有创造性的社会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只以否定的和虚弱的禁忌形式来认识权力的趋向呢?为什么要把统治机制归结为禁忌法律的手段呢?

权力只有掩盖自己的一个重要部分,才是人们可以容忍的。这种一般的和策略性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权力的成功是与它是否掩藏了自己的机制成正比的。若是权力完全厚颜无耻的话,它会被接受吗?对于权力来说,秘密并不过分,而是权力运作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这不仅是因为权力强迫受它统治的人接受它,也许还因为它对于他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若是他们没有看到对他们的性欲的简单的限制,还有一部分未受限制的自由(即使自由度减少了),他们还会接受权力吗?权力作为给自由划定的纯粹界限,至少在当今社会中是它可以被人们接受的一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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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有历史的原因。中世纪发展起来的那些庞大的权力制度——君主制、国家及其机构——依靠先前多样性的权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且达到了反对它们的地步。这些先前的多样化的权力包括密集交错的和互相冲突的权力、直接地或间接地与控制土地、掌握军队、农奴制、宗主制与藩臣制相关的权力。若是这些庞大的权力制度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知道怎样通过一系列的策略联盟被接受,那么这是因为它们是作为调节、裁决、限制的权威机构出现的,它们给这些权力带来了秩序,确定了按照各种界限和既定的等级制来缓和与分配这些权力的原则。这些庞大的权力形式面对的是众多的、相互冲撞的力量,超越了所有那些作为法律原则的不同性质的权利,表现出了把自己构成为单一的整体、把自己的意志等同于法律和通过禁止与惩罚的机制来行事的三重特性。它标榜“和平”(pax)和“正义”(justitia)。根据它的要求,和平是指禁止封建的或私人的战争,正义是指中止诉讼的私下规则。毫无疑问,在这些庞大的君主制度的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不是一种纯粹的和简单的法律建设。但是,权力的语言就是如此,这就是它对自身的再现,而且,中世纪建立起来的或根据罗马法重建的所有公法理论都见证了这一点。法律不仅仅是一件被君主灵活使用的武器,它还是君主制表现自身的方式和可以被人接受的形式。在西方社会里,自中世纪以降,权力的运作总是表现在法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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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源自18或19世纪的传统让我们习惯于认为绝对的君主权力属于非法一类:独裁、滥用权力、反复无常、刚愎自用、享用特权、不受法律约束、因循守旧。但是,这却遗忘了一个根本的历史特征,即西方的君主制是作为法律体系被建立起来的,是通过各种法律理论来反思自身的,而且是通过法律的形式启动自己的权力机制的。布兰维叶对法国君主制的陈旧指责——即法国君主制利用法律和法学家来剥夺人们的权利和贬低贵族阶层——大体上是有根据的。这一法律的—政治的向度在君主制及其机构的发展过程中被建立了起来。当然,它不足以说明权力过去和现在的运作方式;但是,它是权力展现自身和规定我们认识权力所依据的法则。君主制的历史和通过法律的—政治的话语来恢复权力的事实与做法是成双成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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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人们一再努力让法律摆脱君主制和把政治从法律中解放出来,权力的表现仍然局限在这一体系之中,试举两个例子。在18世纪的法国,对君主体制的批评不是针对法律—君主制的体系,而是以纯粹严格的法律体系(其中,所有权力机制都可以既不过分、又有规则地运作起来)的名义反对一种口头上遵守法律而实际上不断地绕过法律的界限、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君主制。于是,政治批评就利用了伴随君主制发展的一切法律思想,以便谴责君主制。但是,它却没有质疑这一原则,即法律必须是权力的形式和权力应该总是以法律的形式行事。另一种对政治制度的批评出现在19世纪。这是一种更加彻底的批评,因为它不仅仅要指出现实的权力避开了各种法律规则,还要表明法律体系本身只是实施暴力、为少数人的利益而使用暴力,以及打着普遍法律的招牌实施一种不对称的和不公正的统治方式。但是,这一对法律的批评还依靠这一前提,即权力本质上和理想上应该根据一种基本法来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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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尽管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目标,但是权力的表现仍然受到君主制的纠缠。在政治思想与分析中,人们一直没有砍去国王的脑袋,因此,在权力理论中,人们还是认为有关法律与暴力、合法与非法、意志与自由、国家与君权(即使主权不再作为君主个人所有,而是作为一种集体的存在受到质疑)的问题是重要的。从这些问题出发来思考权力,就是从当今社会特有的一种历史形式——法律的君主制——出发来思考它们。这一法律的君主制是独特的,而且是短暂的。因为它许许多多的形式过去存在过,现在仍然存在,各种崭新的权力机制渐渐地渗透其中,它们也许无法归结为法律的再现。以后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权力机制至少部分是那些从18世纪开始就管理着作为活生生肉体的人的生命的权力机制。而且,若是法律真的可以以不尽周详的方式表现一种本质上以收税与死亡为中心的权力,那么它在性质上绝对不同于那些新的权力步骤,因为这些新的权力步骤不是凭借权利、法律和惩罚,而是根据技术、规范化和控制来实施的,而且其运作的层面与形式都逾越了国家及其机构的范围。经过数世纪,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法律愈来愈少地规范权力或充当它的表现体系的社会中。这一惯性让我们愈来愈远离了法律统治。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宪法与法典时代,似乎许诺过法律的统治不久将会实现,但是,就是在这个时代里,法律统治已经开始后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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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法律表现在当代有关权力与性的关系的分析中仍然起作用。然而,问题不是去了解性欲是否不同于权力,它是否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先于法律,或者构成权力的是否不是法律。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无论性欲如何,人们总是不断地参照一种法律的和推论的权力(它在法律表述中找到了自己的中心)来设想它。人们仍然倾向于一种由法律理论家和君主制所描绘的权力—法律、权力—君权的形象。但是,人们必须要摆脱的,正是这一形象。这也就是说,若是想分析权力及其具体的和历史的运作,人们必须摆脱法律和君权的理论特权。为此,人们必须建立起一种不再以法律为模型和法则的权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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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一性经验史,或者说这一系列有关权力与性话语的历史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循环的计划,因为它涉及两个相关的意图。首先,我们试图让自己摆脱一种对权力的法律的与否定的表现,拒绝根据法律、禁忌、自由和君权来思考权力。但是,我们如何分析在最近的历史上有关性经验(它似乎是我们的生活和身体中最忌讳的东西)所发生的一切呢?若是不使用禁止和阻碍的方式,那么权力又怎样靠近性呢?它借助的是什么机制、策略或装置呢?但是,我们反过来也同意,只要进行稍微细心的考察,就可以发现在现代社会中,权力其实不是以法律与君权的方式管理性经验的。假定历史的分析表明了存在一种真正的性“技术”,它比单一的“禁止”效果更加复杂,也更加肯定,那么,这一例证——我们必须把它视为特例,因为权力在这里似乎比在其他地方更好地作为禁令起作用——没有促使人们去发现各项不属于法律体系和法律形式的权力分析的原则吗?因此,这就是要在提出另一种权力理论时形成另一种历史解释的框架;与此同时,在仔细研究历史材料时逐渐地提出另一种权力观。这就是说,不通过法律来思考性,与此同时,不通过国王来思考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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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

因此,分析某种性知识的形成,不能根据压抑或法律,而要从权力出发。但是“权力”一词有着引起许多误解的危险,包括对它的身份、形式和统一性的误解。我不想把权力说成是“特定的权力”(le pouvoir),即确保公民们被束缚在现有国家的一整套制度和机构之中。我也不想把权力理解成一种奴役的方式,具有与暴力不同的规则形式。最后,我还不把它理解成一套普遍的控制系统,其中一个要素或一个组织控制另一个要素或组织,并且依次影响到整个社会。从权力出发来分析,不应该把国家主权、法律形式或统治体系视为原始的所予,因为国家主权之类只是权力的终极形式,我认为,我们必须首先把权力理解成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它们内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它们的组织。它们之间永不停止的相互斗争和冲撞改变了它们、增强了它们、颠覆了它们。这些力量关系相互扶持,形成了锁链或系统,或者相反,形成了相互隔离的差距和矛盾。它们还具有发挥影响的策略,在国家机构、法律陈述和社会霸权中都体现着对它们的策略的一般描述或制度结晶。权力可能的条件就是使得权力的运作及其无远弗届的影响易于理解的视点,它还允许把权力的机制当作理解社会领域的格式。不过,千万不要在某一中心点的原初存在中、在惟一的最高权力中心(其他派生的和次要的权力都是从它衍生出来)中寻找它。正是各种力量关系的旋转柱石永不停歇地通过它们不平等的关系引出各种局部的和不稳定的权力形态。权力无所不在:这不是因为它有着把一切都整合到自己万能的统一体之中的特权,而是因为它在每一时刻、在一切地点,或者在不同地点的相互关系之中都会生产出来。权力到处都有,这不是说它囊括一切,而是指它来自各处。而“特定的”权力,在这一永恒的、重复的、惯性的和自生的力量关系中,也只是整体的结果,是从这些变动中归纳出来的;这些变动构成了锁链,它一方面求助于每一次变动,另一方面又回过头来努力确定这些变动。因而,我们必须是唯名论者:权力不是一种制度,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某些人天生就有的某种力量,它是大家在既定社会中给予一个复杂的策略性处境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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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改变权力的定义,而说政治是用其他手段进行的战争呢?如果我们想坚持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差异,那么我们也许应该更进一步地说,权力关系的多样性可以部分地(决不会是完全地)被解释成“战争”形式,或者是“政治”形式。这是整合这些不平衡的、异质的、不稳定的和紧张的力量关系的两种不同的策略。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命题:

1.权力不是获得的、取得的或分享的某个东西,也不是我们保护或回避的某个东西,它从数不清的角度出发在各种不平等的和变动的关系的相互作用中运作着。

2.权力关系并不外在于其他形式的关系(经济过程、认识关系和性关系),相反,它们内在于其他形式的关系之中。它们是在此产生出来的差别、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直接结果。它们彼此是这些差异化的内在条件。权力关系也不是高高在上的结构,只有简单的禁止或继续的作用。相反,它们在运作时有着一种直接生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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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权力来自下层。这就是说权力关系的原则和普遍基础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整体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是自上而下发生影响的,愈到社会下层,限制愈多。相反,我们必须认为在生产设备、家庭、纪律组织、机构之中形成和运作的力量的多样关系极大地支持了贯穿于整个社会的对立。它们形成了一条贯穿和连接各个局部冲突的一般力量轨迹。当然,它们又会反过来重新分配、排列、同化、整理和混合这一系列的力量关系。各种规模庞大的统治都是得到所有这些剧烈冲突持续支持的霸权结果。

4.权力关系既是有意向性的,又是非主观的。如果它们事实上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不是因为它们与另一个权威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后者是“解释”它们的原因。相反,它们一部分一部分地受到一种计划的渗透:如果没有一系列的对象和目标,那么就不会有权力的运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主体个人选择或决定的后果。我们不要寻找主导权力合理性的领导部门。既不是统治阶层、控制国家机构的集团,也不是手握最重要的经济决策大权的人控制着在社会中起作用的整套权力网络(并且让它起作用)。权力的合理性是各种策略运用的合理性,这些策略在它们运作的有限层面上常常是非常清楚的(权力的局部运作是厚颜无耻的),它们相互连接、相互激发和相互推广,它们还在别处发现了对它们的支持和它们的条件,最后勾勒出整体的机制:在此,推理极为清晰,对象可以辨认;然而,不再有人理解它们,也不再有人能够说出它们:这就是各种宏大的匿名策略的隐含特征。这些匿名策略几乎是默不作声的,它们协调着各种饶舌的策略,而且这些饶舌策略的“发明者”或负责人经常是不虚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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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制。但是,抵制决不是外在于权力的。我们是否必须说我们“处于”权力之中是必然的,无人可以避开它,对它而言,没有绝对的外在,因为我们必然受到法律的支配?或者,历史是理性的诡计,而权力则是历史的诡计,它总是赢家?这是没有认识到权力关系严格的相对性特征。它们只有依靠大量的抵抗点才能存在:后者在权力关系中起着对手、靶子、支点、把手的作用。这些抵抗点在权力网络中到处都有。在此,对于权力来说,不存在一个大拒绝的地点——造反的精神、所有反叛的中心、纯粹的革命法则。但是,存在着各种抵抗,它们在不同的情况下是可能的、必要的、不可能的、自发的、野蛮的、孤立的、协调的、低调的、粗暴的、不可妥协的、善于交易的、有利害关系的或是奋不顾身的。从定义上看,它们只能存在于权力关系的战略范围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只是对权力关系的反弹和虚以应付,或者对主流统治来说,只是一个总是被动的和注定失败的反面。这些抵抗不从属于一些不同性质的原则;但是,它们并不因此一定是让人失望的诱饵或许诺。它们是权力关系中的另一极,是权力关系不可消除的对立面。因此,它分布的方式是不规则的:抵抗的各个点、结、中心以强度不等的方式散布在时间和空间中,有时以一种明确的方式挑动团体或个人,激发某些身体部位、某些生命时刻、某些行为类型。那么,是否存在重大的根本断裂、大量的二元分割呢?有时会有。但是,人们最经常打交道的是一些变动的和暂时的抵抗点,它们把各种变动不定的划分引入社会之中,打破一个个团体,让其重新组合;它们还对个人进行划分,把他们分解之后再重新塑造他们,在他们的身体和灵魂中划出一些不可还原的区域。如同权力关系的网络最终形成了一个贯穿各个机制和制度、却又不局限其中的稠密的网络一样,大量的抵抗点也贯穿了各个社会阶层和由个人组成的团体。毫无疑问,这些抵抗点的战略规范使得革命成为可能,这有点像国家取决于对权力关系的制度整合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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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力量关系的领域里,我们必须试图对权力机制进行分析。这样,我们将会避开长久以来迷惑政治思想的君主—法律体系。而且,若是马基雅维利真的是根据力量关系思考君主权力的极少数人之一——这正是他的“犬儒主义”臭名昭著之处,那么也许我们必须再向前迈出一步,绕过君主这个人物,从内在于力量关系之中的一种战略出发破译权力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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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到性和看护性的真实话语上,那么要解决的不应该是这样的问题:在一个既定的国家结构中,权力是怎样和为什么需要建构一种性知识呢?也不会是这样的问题:从18世纪以来,对真实性话语的生产的关心是为哪种集权统治服务的呢?也不是这一问题:哪种法律同时主管对性行为的调节和让人们口径一致地谈论性呢?而是这类问题:在特定的性话语中,在对历史地出现在一些特定地点(以儿童的身体为中心,有关女人的性,在限制生育的实践中,等等)的真相探究的形式中,哪些是正在起作用的最直接的和最局部的权力关系?它们是怎样让这些话语成为可能的呢?反过来说,这些话语是怎样来支持它们的?这些权力关系的互动是怎样被它们的运作改变的——加强一些关系,削弱另一些关系,加上抵抗的作用和反控制,以致不存在一种一劳永逸的稳定类型的驯服?这些权力关系是怎样根据类似一种单一的和唯意志的性政治的整体战略的逻辑相互联系起来?总之,不要把一切针对性的微不足道的暴力、一切盯住性的困惑的目光和一切妨碍可能认识性的掩饰手段纳入巨大权力的统一形式之中,而是把性话语的大量生产纳入多样的和变动的权力关系的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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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就促使我们要预先提出四项原则。但是,它们不是方法律令,最多只是审慎的规范。

(一)内在性的规则

不要认为存在着一个理当属于科学的、中立的和自由的知识的性经验领域,相反,在性经验的领域里,权力的各种经济的或意识形态的要求启动了各种禁忌的机制。若是性经验被构成为认识的领域,那么这是权力关系造成的,权力关系把性经验确定为可能的对象;反过来说,若是权力能够把性经验作为对象,那么这是因为认识的技术和话语的程序有能力控制它。在认识的技术与权力的战略之间,没有外在性,即使它们都有自己专门的作用,并且是立足于它们的差异之上彼此连接起来的。因此,我们将从所谓的权力—知识的各个“局部中心”出发:比如,忏悔者与坦白者之间或信徒与指导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在要被控制的“肉体”的影响下,不同的话语形式——自我检查、拷问、坦白、解释、会谈——在一种不间断的来回运动中承载着各种驯服形式和认识图式。同样,受监视的儿童的身体,在他的摇篮里、床上或房间里,被父母、奶妈、佣人、老师、医生监视和包围,关注他最细微的性表现。这样,尤其是从18世纪开始,儿童的身体成了另一个权力—知识的“局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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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续变化的规则

不要在性经验的领域里寻找谁是掌权的(男人、成人、父母、医生),谁被剥夺了权力(女人、青少年、儿童、病人……);也不要去找谁有认识的权力,谁只配处于无知状态。相反,我们要探寻这些力量关系在其运作中包含的变化图式。“权力分布”和“知识占有”只代表了一些过程中的各个瞬间片断,这些过程要么是最强大的要素累积增强的过程,要么是关系逆转的过程,要么是双方同时增长的过程,权力—知识的关系不是既定的分布形式,而是“转变的母体”。在19世纪围绕着儿童及其性欲由父亲、母亲、教师、医生构成的整体已经处于不断的变化与变迁之中,其中,最惊人的结果之一就是一种奇特的倒置:既然儿童的性经验一开始就在医生与父母的直接关系中遭到了质疑(以提建议、提监视孩子的看法和为了未来威胁父母的方式),那么最终也正是在精神病医生与儿童的关系中,成年人的性经验成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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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双重调节的规则

若是不通过一系列连续的步骤,最终被纳入一个整体战略中,那么任何“局部的中心”和“转变的图式”都无法发挥作用。反过来说,任何战略如果不从那些明确和细微的关系(不是作为这一战略的应用与后果,而是它的支撑与支点)取得支持,那么它就无法确保全盘效果。这两者不是互不关联的,好像分属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微观的,一个是宏观的);而且也不是性质相同的(好像一个只是另一个的放大或微型化的投影);相反,我们应该考虑到战略与策略的双重调节作用,一方面,战略是通过可能采用的特殊策略来调节的,而另一方面,策略则是通过让它们发挥作用的总体战略来调节的。因此,父亲在家庭中不是君主或国家的“代表”;君主或国家也不是父亲在另一个范围内的投影。家庭生产不出社会;反过来,社会也不模仿家庭。但是,家庭机制因为它对其他权力机制的独立性与异态性,可以支持那些为了马尔萨斯式的生育率控制、人口论者的煽动、性的医疗化和它的不育形式的精神病学化而使用的重要“手段”。

边码:132

(四)话语在策略上的多价规则

性话语不应该被作为这些权力机制投射的简单的表面现象来分析。权力与知识就是在话语中相互连接起来的。因此,我们必须把话语理解为一系列非连续的环节,其策略性的功能既不是一律的,也不是稳定的。确切地说,我们不应该设想一个被划分为被接受的话语与被排斥的话语、主流话语与从属话语的话语世界,相反,我们应该想象一个由能够在不同的战略中起作用的大量的话语要素构成的话语世界。我们必须重建这一分布,使用的是它包含的那些说出来的和被隐匿的事物、所要求的和被禁止的陈述,它根据说话者、他的权力地位、所处的制度背景而确定的各种变体和效果,它包含的用于各种相反目标的相同公式的变迁和再利用。如同沉默一样,话语不是一劳永逸地服从于权力或反对它。我们必须承认一种复杂的和不稳定的相互作用,其中话语可能同时既是权力的工具和后果,又是障碍、阻力、抵抗和一个相反的战略的出发点。话语承载着和生产着权力;它加强权力,又损害权力,揭示权力,又削弱和阻碍权力。同样,沉默与隐秘庇护了权力,确立了它的禁忌。但是,它又放松了它的控制,实行多少有点模糊的宽容。比如,让我们考虑一下曾经违反自然的“那个”大罪恶的历史。涉及鸡奸(这一范畴是十分混乱的)的文献都极端审慎,一谈到它时,几乎都三缄其口,长期以来,这就可能造成一种双重作用:一方面是极其严厉的处罚(在18世纪里,仍然使用火刑,在18世纪中叶之前没有出现任何重要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种相当广泛的宽容(这是我们间接地从司法机关极少对鸡奸判刑中推论出来的,而且通过有关存在于军队或学校中的男人社团的一些见证可以更加直接地看出来)。然而,在19世纪的精神病学、法理学、文学中还出现了一系列有关同性恋、性倒错、鸡奸、“心理阴阳人”及其变种的话语,使得这一“反常”领域里的社会控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它还促成了一种“补偿”话语:同性恋开始利用人们在医学上贬低它的用词和范畴来谈论自己,要求人们承认它的合法性或“自然性”。不存在一边是权力的话语,而另一边是与它相对的其他话语。话语是力量关系的领域里的策略要素或原因。在同一个战略中,可能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话语;而且,它们不用改变形式就可以在相互对立的战略之间穿行。我们不必首先向性话语询问它们来自哪一种模糊的理论,或者它们遵循的是哪些道德派别,或者,它们代表的是哪一种意识形态(主流的,还是从属的);而是要在它们的策略生产(它们确保了权力与知识之间哪些互动的效果)与它们的战略整合(在发生的各种冲突的不同时期里,什么样的局势和力量关系使得对它们的利用成为必要的)这两个层面上询问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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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关键在于迎合一种权力概念,它用目的观取代了法律的特权,用策略有效性的观点取代了禁忌的特权,用对多元的和变动的力量关系领域(其中产生出了各种总体的控制效果,但是总体上决不会产生出稳定的控制效果来)的分析取代君主的特权。这就是用战略模式来取代法律模式。而且,这不是出于思辨的选择或理论的偏好,而是因为长期以来出现在所有战争形式中的力量关系及其主要表现形式逐渐地进入了政治权力的领域;其实这是西方社会的根本特征之一。

三、范围

千万不要把性经验描述成本质上与一种竭力驯服它而又往往无法完全控制它的权力毫无关系的一种桀骜不驯的倔强的冲动。相反,它是权力关系中来往特别密集的通道:如在男人与女人之间、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神父与俗人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等关系中。在权力关系中,性经验不是最沉闷的要素,而是手段最高强的要素之一:适用面最广,而且对于各种最具变化性的策略,它也能够提供支撑点和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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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存在对所有社会都重要和对一切性活动都普遍适用的单一的和完整的战略。例如,大家往往想通过不同的方式把所有的性还原到性的生育功能、异性成年人之间的性形式及其合法婚姻,但是这种想法没有考虑到在涉及两种性、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阶级的性政治中所指向的多重目标和所运用的多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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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可以区别出从18世纪以来的四种伟大的战略集合,它们发展出有关性的各种特殊的知识和权力的机制。当然,它们不是全部出现在那个时候,但是从那时起它们之间有了连贯性,它们在权力秩序中运用有效,在知识秩序中更是富有成果,这些使得我们可以描述它们相对自主的本质。

1.女人肉体的歇斯底里化 。这是一个三重过程。首先是女人的肉体被分析——被肯定和被否定——成性饱和的完整肉体;其次是女人的肉体在其本身的病理学的影响下被整合到医学实践的领域之中;最后它被纳入与社会团体(女人的肉体应该确保社会团体具有可以调节的强大繁衍力量)、家庭空间(女人肉体应该是其中一个实体要素和功能要素)和儿童的生活(女人的肉体生育了儿童,它应该承担起教育儿童的生物道德责任,确保他们的生活)之间的交流之中。母亲及其负面形象——“神经质女人”——构成了这种歇斯底里化的最明显的形式。

2.儿童的性的教育学化 。它是一种双重的肯定,认为几乎所有的儿童都沉溺于或可能沉溺于一种性行为之中;而且,这种不正当的性行为同时是“自然的”和“违反自然的”,它自身带有各种身体的和道德的、集体的和个人的危险;儿童们被界定为“原初的”性存在,既在性之外,又已经在其中了,处于一条危险的分界线上;父母、家庭、教师、医生、心理学家们随后必须不断地看护这一既珍贵又可怕、既有害又有危险的性萌芽;这一教育学化尤其体现在反对手淫的战斗中,后者在西方已经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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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育行为的社会化 。它首先是经济社会化,即利用“社会的”或财政的手段,促进或限制夫妇的生育力;其次是政治社会化,即夫妇对整个社会机体(必须限制或强化它)负有责任;最后是医疗社会化,即对个人和种族实行计划生育,从而减少致病的因素。

4.反常快感的精神病学化 。性本能被单独作为生物的和心理的自主本能;人们曾经对它可能被感染上的所有反常形式进行过临床分析;人们赋予它的作用就是使得全部行为都正常化或病理学化;最后,人们为这些反常寻找一种矫正技术。

在整个19世纪对性的担忧中,人们描绘了四种形象,它们是具有优先权的认识对象,是各种认识活动的目标和根据。它们分别是歇斯底里的女人、手淫儿童、马尔萨斯式的夫妇、性倒错的成人。它们分别对应于那些以各自的方式渗透和利用儿童、女人和男人的性欲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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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策略中,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一场反对性经验的斗争吗?还是一种控制性经验的努力呢?是一种很好的管理性经验和掩盖它可能有的轻率、张扬和不听使唤的企图呢?还是一种表达有关性经验的这一部分可以接受的或有用的知识的方式呢?事实上,重要的是性经验的生产。我们不应该把性经验理解成权力试图控制的一种天生之物,或者是知识要一点点地揭示的一个晦暗的领域。人们可以把这个名字送给一种历史的机制:它不是位于性经验之下的难以把握的现实,而是宏大的表面网络,其中刺激身体、强化快感、话语煽动、形成知识、加强控制和抵抗,这些活动根据一些宏大的有关知识与权力的重要策略相互连接。

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承认,性关系在所有社会中都引发了一种“联姻机制”:婚姻体系、确定与发展亲属关系的体系、继承姓氏与财产的体系。随着各种经济过程的变化,以及政治结构无法在自身中找出适当的手段或充分的支持,这一联姻机制以及确保它的各种约束机制,还有它所要求的复杂知识,失去了自身的重要性。尤其是从18世纪开始,现代西方社会发明和确定了一种新的机制,它与联姻机制相互重叠,不过,它没有放弃联姻机制,而只是削弱了后者的重要性。这就是“性经验的机制”:像联姻机制一样,它是依附在性伴侣之上的;但是,方式完全不同。我们可以将它们逐条对照。联姻机制是围绕一个界定允许与禁止、合法与非法的规则体系建立起来的;而性经验的机制则是根据权力的各种变动的、多态的和见机行事的技术发挥作用的。联姻机制的主要目标就是重新产生性关系的互动,维护管理性关系的法律;而性经验的机制则相反,它永远在扩张各种控制的范围与形式。对于前者来说,它关心的主题是身份明确的伴侣之间的性关系;而对后者来说,它关心的主题却是身体的感受、快感的质量、十分微妙的或不易察觉的印象的本性。最后,若是联姻机制因为它在财富继承或转让中可能起的作用而十分依赖于经济的话,那么性经验的机制则是通过许多微妙的中介而与经济相联系的,而且主要是通过身体,即进行繁衍与消费的身体。简言之,联姻机制被纳入它要维护的社会机体的一种内在稳定性之中。因此,它与法律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而且,对于它来说,重要的时刻是“生育”。性经验机制的存在理由不是生育,而是以日益细致的方式增加、更新、连接、发明、渗透各种身体,以日益周全的方式控制人口。据此,我们必须承认三到四个论点,它们与有关一种被现代社会形式所压抑的性经验的观点不同。它们分别是:性经验是与最近一些权力机制联系在一起的;从17世纪以来,它一直处于不断扩张之中;自此以后,支撑它的机制没有被纳入生育之中;这一机制从一开始就与强化身体——强调身体是知识的对象和权力关系中的要素——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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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性经验的机制取代了联姻机制,这并不正确。我们可以想象有一天它也许会取代后者。但是事实上,在今天,若是它想掩盖联姻机制,那么它既没有取消它,也没有让它毫无用处。而且在历史上,性经验的机制正是以联姻机制为中心并且从它出发建立起来的。忏悔实践,以及后来的良心考验和精神指导,曾是性经验机制形成的核心:然而,我们已经看到(2) ,首先出现在忏悔法庭上的,是作为各种性关系的依托的性;提出的问题是有关应允的或禁止的性交易(通奸、婚外性关系、与有血统禁忌或身份禁忌的人发生的性关系,交媾行为的合法性与非法性);后来,随着新的教士守则的出现以及它在各处讨论班、学校和修道院中的应用,人们渐渐地从对性关系的质疑转向了对“肉体”的质疑,即对身体、感受、快感的本性、最隐秘的色欲活动、微妙的乐趣形式和赞同形式的质疑。这时,“性经验”正在诞生之中,它是从一种源于联姻的权力技术中诞生的。从此,它再没有中断与联姻体系的关系,而且一直从后者获得支持。在18世纪,一直被强调的家庭这一细胞允许性经验机制的主要要素(女人的身体、儿童的早熟、计划生育、在最小范围内规范性倒错者)在两个主要方向——夫妻轴与父母—子女轴——上发展。我们不必把当代家庭形式理解为一种排除性经验或者至少是压制性经验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联姻结构,它尽可能地削弱性经验,只保留其有用的功能。它的作用却相反,是要拴住性经验,然后永久地支持性经验。现代家庭形式还确保与联姻的各种特权性质不同的性经验的生产,允许各个联姻体系被它们原来忽视的一种新的权力策略所渗透。家庭是性经验与联姻的交换器:一方面,它把法律与司法向度带入性经验的机制中;另一方面,它又把快感结构与感受强度带入联姻体制中。

边码:142-143

联姻机制与性经验机制的这一在家庭形式中的相互依附,让我们可以理解许多事实:家庭从18世纪以来成了感情与爱的一个必要场所;家庭是性经验出现的一个特殊场所;为此,性经验一出世就是“乱伦的”。在联姻机制占优势的社会中,乱伦禁忌也许是一种功能上不可或缺的规则。但是,在我们当今社会中,家庭是性经验最活跃的中心,而且,正是性经验的各种要求维持和延长了家庭的存在,因此,乱伦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占据了中心地位。它作为被人萦怀和呼唤的对象、可怕的隐秘和必不可少的关节,不断地被人需要和拒绝。只要家庭是作为联姻机制起作用的,那么乱伦在家庭中就会被严格地禁止。但是,为了让家庭成为煽动性经验的永久中心,它还是不断地被人们需要。若是西方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对乱伦禁忌非常感兴趣,若是大家大致上同意它是一种社会普遍性和通向文化的必经之点,那么人们也许从中发现了一种自卫的手段,它不是用来反对一种乱伦欲望,而是为了反对这一性经验机制的扩张与各种内涵。不过,在性经验机制的各种利益中,其缺陷在于忽视了法律和联姻的各种司法形式。所有社会(包括我们的社会在内)都遵循这一规则中的规则,保证这一性经验的机制(人们已经开始操纵它的各种奇异影响,其中包括对家庭空间的感情强化)无法回避古老的宏大联姻体系。因此,即使在新的权力机制中,法律也是安全的。因为这正是这一社会的悖论,从18世纪以来,这一社会发明了如此众多的不同于法律的权力技术:它害怕这些技术的影响和增多,试图用法律形式来重新规范它们。若是人们承认一切文化的门槛是乱伦禁忌,那么性经验一开始就处于法律的影响之下。民族学长期以来不断地重新阐释跨文化的乱伦禁忌理论,有助于近现代性经验的机制和它所产生的各种理论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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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可以这样来解释:性经验的机制首先是在家庭制度的边界上(在良心指导中,在教育学中)发展起来的,它将逐渐地重新以家庭为中心;它可能为联姻机制提供的奇特的、最终的和危险的东西——对这一危险的意识表现在对导师们的轻率言行的批评和随后有关私人的或公共的、体制的或家庭的儿童教育的论争中——被家庭——一个与它过去在联姻机制中所起的作用相比被重新组织、紧缩和强化的家庭——重新考虑过(3) 。父母、配偶在家庭中成了性经验机制的主要代表。性经验的机制在外面依赖于医生、教师,后来是精神病医师,在内部则让联姻关系双重化、“心理学化”或“精神病学化”。于是,一些新的人物出现了:神经质的女人、性冷淡的妻子、无动于衷的母亲或者受谋杀念头困扰的母亲、性无能的、虐待狂的和性倒错的丈夫、歇斯底里的或神经衰弱的少女、早熟却已虚脱的儿童、不愿结婚或冷落妻子的同性恋男青年。这些是不正当联姻与反常性经验的混合形象;它们把后者的麻烦纳入前者的秩序之中。它们也为联姻体系强调它在性经验的秩序中的权利提供了机会。于是,从家庭中不断地产生出一种要求:要求人们帮助家庭解决性经验与联姻之间这些不幸的冲突;而且,被这一性经验机制(它从外面包围家庭,把它确定为现代形式的家庭)控制的家庭,向医生、教师、精神病医师、教士和牧师,向所有可能的“专家们”没完没了地抱怨它所忍受的性痛苦。这一切好像是,它突然发现了人们让它铭记在心并不断地向它建议的可怕秘密:作为联姻的基石,它是所有性不幸的根源。至少从19世纪中叶开始,家庭就在自身中捕捉性经验的蛛丝马迹,从自身中逼出最艰难的忏悔,要求一切可能了解情况的人长久地倾听,一步步地接受无数的审查。家庭就是性经验机制中的水晶体:它看来是在传播一种实际上被它反射和衍射的性经验。通过它的可渗透性和这一向外界传递的活动,它对于这一机制来说是最珍贵的策略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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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和问题。在这一方面,夏尔科无疑是一位中心人物。在一段时间里,他一直是那些充满这一性经验的家庭向其寻求诊断和照顾的医生中最著名的一个。他曾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地的带孩子来的父母、陪妻子来的丈夫、陪丈夫来的妻子。他经常告诫他的学生们,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把“病人”与他的家属分开。要想好好地观察病人,就要尽可能少地听病人家属的啰嗦(4) 。他试图让性经验领域摆脱联姻体系,从而直接地通过一种医疗实践(其技术和自主性得到了神经学模式的保障)来对付它。于是,医学出于自身的考虑,根据专业知识的各项准则,敦促家庭把性经验作为一项主要任务和一个主要危险来关心。夏尔科多次指出过要让家庭把它带来的病人“交给”医生是多么困难,指出过家属们是如何站在那些把病人隔离开来的医院的周围,以及又是怎样不断地干扰医生的工作。其实,家属们不必为此感到焦虑:医生的治疗只是为了送还给他们一个个在性方面与家庭体系协调一致的个人。而且,这一治疗只是针对性的身体,并不允许病人用清晰的话语来自我表白。人们不应该谈论这些“生殖病因”。这是夏尔科在1887年的一天低声说出的一句话,恰好被我们时代最著名的耳朵无意中听见了。

边码:148

心理分析进入了这一互动领域之后,极大地改变了令人不安和确保信心的方式。它一开始就会引起怀疑和敌视,因为它把夏尔科的学说推到了极端,开始在家庭控制之外到处观察个体的性经验。它没有把这一性经验涵盖在神经学的模式中就揭示了这一性经验。确切地说,它在对这一性经验的分析中质疑了各种家庭关系。但是,请看,在它的技术模式中把对性经验的坦白置于家庭主权之外的心理分析,在这一性经验的内部找到了作为其构成原则和认识密码的联姻法律、婚礼与亲属关系的混合作用、乱伦。在每个人的性经验的基础上,人们将会重新发现父母—孩子的关系,一旦一切都显示出相反的发展过程,性经验的机制将会被允许依附在联姻机制之上。性经验本性上是与法律相左的,这没有什么危险,因为性经验正是被法律构成的。父母们,你们不要害怕带你们的孩子来接受分析:它会告诉他们,无论如何,他们爱的是你们。孩子们,你们也不要过分抱怨自己不是孤儿,不要抱怨在内心深处总是一再发现母亲是自己的欲望对象,或者是父亲那至高无上的形象。你们只有通过他们才会产生欲望。由此,经过许许多多的迟疑之后,在联姻机制与家庭体系都需要加强的各个社会中出现了进行大量心理分析的消费需求。因为这就是这一性经验机制的历史中的一个基本点:它是与古典基督教中的“肉体”技术一起产生的,依赖的是联姻体系以及管理它的规则;但是,它在今天却起着一个相反的作用;正是它企图支撑古老的联姻机制。从良心指导到心理分析,联姻机制与性经验的机制经过三个多世纪的缓慢历程,相互转化,最终交换了彼此的位置;在基督教的教士守则中,联姻法则规范了正在被人发现之中的这一肉体,一开始就把它强行纳入一个司法架构中;在心理分析出现之后,赋予联姻法则以形式与生命的是性经验,它让联姻法则充满了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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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卷之后的各种研究中,我要分析的领域就是这一性经验的机制:它是根据基督教的肉体观念形成的,然后通过19世纪出现的四大战略发展起来的。这四大战略分别是:儿童的性化、女人的歇斯底里化、性倒错者的分类和人口的调节。所有这些战略都经过家庭,不过,必须看到,家庭不是一种禁忌的力量,而是性化的主要因素。

第一个阶段响应的是提供“劳动力”(因此不要有任何无益的“花费”,不要浪费能量,所有的力量都要用在单一的劳动上)的需要和确保劳动力的繁衍(夫妻、计划生育)。第二阶段对应的是“晚期资本主义”(Spätkapitalismus)时代,其中对工薪劳动者的剥削并不要求像19世纪那样的一些粗暴的身体约束,而且,身体的政治也不需要忽略性了,或者性只限于繁衍这种单一的功能。这一政治通过它的多重管道进入受控制的经济循环之中:一种超压抑的反升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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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是性政治本质上没有实施禁忌法律,而是实施一整套的技术机制,如果这涉及的是“性经验”的生产,而不是性的压抑,那么我们必须抛弃这样一种时代划分,改变对“劳动力”问题的分析,放弃啰嗦的唯能论,后者认为性经验是因为经济原因而受到压抑的。

四、分期

如果说性经验史是以压抑机制为中心的,那么它经历了两次断裂。一次发生在17世纪,那时产生了各种主要的禁忌,人们认为惟有成人的性活动和夫妻的性活动才是有意义的,为人要求体面,必须回避肉体,对于性要三缄其口,用词要有羞耻感。另一次发生在20世纪,它与其说是断裂,不如说是一次曲线弯折的现象:这时,压抑机制开始松懈了,大家不再坚持严格的性禁忌,对于婚前的或婚外的性关系相对容忍;对于“性倒错”的非议也减弱了,法律对它们的定罪也部分取消;而且,大家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压抑男童性活动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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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试图勾勒出这些过程的年表:性技术的发展、手段的变化及其残余。但是还有它们运作的时间表、它们传播和发生影响(顺从与抵抗)的年代表。不过这些多种多样的时间并不符合我们习惯确定在17世纪与20世纪之间的这一宏大的压抑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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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技术的年表可以上溯到很远。我们必须研究它们是如何在中世纪基督教的忏悔实践中形成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是如何在拉特兰会议以及14世纪以来获得长足发展的禁欲主义、精神训练和神秘主义强迫所有信徒进行定期的和毫无保留的坦白之中形成的。宗教改革和随后的特兰托会议的天主教教义标志着“传统的肉体技术”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变动和断裂。但是,这次断裂的深刻性不应该被误解。它并不排除在良心考验的天主教方法和牧师指引的新教方法中的相似之处:各种分析和谈论“色欲”的程序以不同的微妙方式在各处确定下来。这一丰富而精致的技术从16世纪以来经过长期的理论解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最后于18世纪末分别在阿尔芬斯·德·利古奥里的较为缓和的严格主义和维斯勒的教学法中固定下来。

然而,就在18世纪末,由于各种有待确定的原因,产生了一种崭新的性技术。说它是崭新的,这是因为虽然没有摆脱罪恶的论题范畴,但是它却从根本上避开了教会机构。经过教学法、医学和经济这些中介环节,它不仅把性变成一种世俗事务,而且还把它转变成一种国家事务。这也就是说,它使得全社会及其每位成员处于相互监督之中。此外,还因为它是按照三条轴线发展的:以儿童特殊的性为对象的教学法、以妇女性生理学为对象的医学和以自发的或审慎的计划生育为对象的人口学。“年轻人的罪恶”、“神经病”和“伪生育活动”(大家后来称这些为“致命的秘方”)因此代表着这一新技术的三个特殊的领域。毫无疑问,这一新技术在这三个领域里都简单地重复了基督教早已使用的方法:儿童的性在基督教的精神教学法中已经遭到质疑(值得注意的是,在15世纪里,一位叫日尔松的教育家和神秘主义者就写了第一篇讨论“疲软病”的罪恶的文章;到了18世纪,德克尔在《手淫论集》中逐字逐句地分析了英国牧师提出的例证)。到了18世纪,神经医学与头晕医学也开始分析曾经在良心指引和精神考验的“吐露真情”的实践中引起重大危机的中邪现象(神经疾病当然不是中邪的根源;但是研究歇斯底里病的医学却是与古代对“着魔的人”的指引有关的)。有关出生率的运动则以另一种形式和在另一个水平上改变了基督教用忏悔的方式对夫妻性关系的控制。这一可见的连续性并不妨碍主要的转变:从此,性技术从根本上被纳入医疗制度、规范要求之中,即不再涉及死亡和永久惩罚的问题,而是有关生命和疾病的问题。“肉体”突然之间转变成了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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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变动发生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转折期。它还为衍生的其他转变开辟了道路。其中之一就是首先把性医学从一般的肉体医学中分离出来;它把不引起机体变化的、又能够表现出结构畸形、后天偏差、残疾或病理过程的性“本能”独立出来。海因里希·卡恩在1846年发表的《性心理变态》可以视为标志:由此开始了性对肉体的相对自律、医学与“矫形外科学”的相互关联、“性倒错”的医学—心理学这一庞大领域的开放(它取代了有关荒淫或放荡的古代道德范畴)。同时,遗传分析让性(性关系、性病、夫妻性关系、性倒错)承担起对人类的“生物责任”:不仅性可能受到各种性病的影响,而且如果不加控制,它能够传播疾病,或者遗传给子孙后代;它因此成了人类一切病理财富的根源。由此产生了对婚姻、出生和寿命进行国家管理的医疗的和政治的规划,性及其生育力必须受到管制。性倒错的医学和优生主义项目是19世纪下半叶性技术的两大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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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次革新易于相互衔接,因为“变态”理论允许它们永远相互传承;它说明了不同疾病——机体的、功能的或心理的疾病——的深度遗传怎样最终产生出性倒错(在对裸体主义者或同性恋者的谱系学研究中,你们会找出一个古代的偏瘫患者,一个患有肺结核的父亲或母亲,或者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叔父);但是它还解释了性倒错如何使得患者断子绝孙——孩子患上佝偻病,后代得了不育症。性倒错—遗传—变态这一整体构成了新的性技术的内核。而且,它并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性不足和过于道德化的医学理论。它的扩散面是广大的,并且深深地植根于话语之中。精神病学,还有法理学、法医学、社会控制当局、对危险儿童或处于危险之中的儿童的监督,长久以来都是用来对付“性变态”和遗传—性倒错系统的。所有社会实践都赋予这一性技术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和深远的影响,其中国家种族主义是它的夸张的和连贯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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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心理分析在19世纪末中断了与变态的宏大系统的关系,那么它的独特观点就会受到误解。它重新利用了针对性本能的医疗技术的计划,但是它的目的在于让性本能摆脱它与遗传的相互关联,以及它与一切种族主义和优生主义的联系。现在我们可以引证弗洛伊德的规范化意愿。我们还可以揭示心理分析机构许多年来所发挥的作用。在这个有着悠久历史(远远地上溯到西方的基督教统治时期)的性技术的大家族里,以及在那些于19世纪开始性医学化活动的性技术中,心理分析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严格地反对性倒错—遗传—变态系统的政治的和制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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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有关所有这些技术及其变动、让位、连续、断裂的谱系学,并不符合古典时代所肇始的一个伟大的压抑阶段的假说,它在20世纪慢慢地终结了。不过,还存在着一个永恒的创造性和丰富的方法与程序。在这一不断扩散的历史上,有两个内容特别丰富的阶段:大约在16世纪,良心指引和考验的程序得到了发展;在19世纪初叶,出现了性的医学技术。

2.但是以上只是性技术的年代确定。其他还有它们扩散和应用的历史。如果我们根据压抑来撰写性经验史,并且把性压抑归因于劳动力的使用,那么我们必须假定性控制之所以得到了更多的强化和关心,只是因为它们是针对贫穷阶级而发的。我们还必须认为,它们遵循的是最大的控制和最全面的剥削的路线:只具有生存力量的成熟而年轻的男人应该成为奴役的首要目标,目的在于转移对劳动无用的、追求性快感的能量。然而,事情似乎不是这样进行的。恰恰相反,最严格的性技术是在享有经济特权和政治领导权的阶级中形成的,并且首先最强烈地被应用到这一阶级之中。良心指引、自我考验、一切对肉体罪恶的冗长解释、对色欲的小心探测,许多微妙的程序只能适用于被压抑的组织。阿尔芬斯·德·利古奥里的忏悔方法和维斯勒的规则确保它们更加广泛地传播开去,事实也是如此;但是这是以过分简单化为代价的。我们可以说作为控制当局和处于性饱和状态的家庭情况也是如此:在“资产阶级的”或“贵族的”家庭里,儿童的性或青少年的性首先受到质疑,女人的性被医学化。这些家庭首先被告诫注意可能的性病理学、监督性的迫切性和发明一种矫正技术的必要性。因而,家庭首先成为性精神病学化的地方。它第一个进入性亢奋,然后表现出恐惧,发明对付性亢奋的药方,求助于理论技术,以及在重复这些技术和方法过程中,引发了无数的话语。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认为自己的性是重要的事,它是脆弱的财富和不能公开的秘密。首先被性经验的机制塑造的人是最早被“性化”的人之一,千万不要忘了这就是“游手好闲的”女人,她在“世界”中总是必须表现出有价值,在家庭中,她又被授予一份新的婚姻责任和父母责任:由此而产生了“神经质的”女人、患有“头晕症”的女人。女人的歇斯底里化在此找到了立足点。至于在秘密的性快感中浪费未来资本的青少年,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医生们和教育者们都很关心手淫儿童,他们不是平民的后代和必须被教会如何规范身体的未来工人,而是中学生,被仆人、家庭教师和督导包围的孩子,他们危害的不是身体的力量,而是理智能力和为自己的家庭和阶级保存一个健康后代的道德义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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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下层人民长期以来避开了“性经验”的机制。当然,他们以各种特殊的样式服从于“联姻”的机制:对合法婚姻和生育力的强调、对近亲联姻的拒斥和对当地的社会内婚制的规范。相反,基督教的肉体技术对它没有什么重要性。至于性化的机制,它们缓慢地渗透到下层人民之中,经历了三个连续的阶段。首先是关于出生率问题。在18世纪末,人们发现愚弄自然的艺术不是市民和淫荡者的特权,而是由那些接近自然本身、又比其他人更加厌恶愚弄自然的人摆弄。随后,“奉宗教法典为准绳”的家庭组织在1830年左右成为一个支配城市无产阶级必不可少的政治控制和经济管理的工具:即“让贫穷阶级道德化”的伟大运动。最后是19世纪末发展出来的以保护社会和种族为名的对性倒错的司法的和医学的控制。我们可以说特权阶级所阐释的具有最复杂的和最强烈的形式的“性经验”的机制传播到全社会的各个部分。但是,它在各处表现出来的形式并不相同,而且在各处使用的工具也不相同(医学当局和司法当局各自的作用在不同的情况下也不相同,而且有关性经验的医学运作的方式也是如此)。

边码:161

这些有关各种技术发明或者它们传播的时间表的年代学回顾有其重要性。它们非常怀疑一种压抑周期的观念,这种压抑周期有始有终,而且至少用自身变化的拐点勾勒出了一条曲线。它们认为很可能并不存在一个性压制的时代,它们还让人怀疑在社会的所有层面上和所有阶级中存在着相同的过程: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性政治。但是,它们特别让这一过程的意义及其存在的根据成了问题:性经验的机制并不是被传统惯称的“领导阶级”确立为限制其他人快感的原则。相反,这些“领导阶级”首先限制自己的快感。这是不是资产阶级禁欲主义的新化身呢?这种禁欲主义曾多次被人们从宗教改革、新的工作伦理和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方面描述过。恰当地说,这与一种摒弃快感或贬低肉体的禁欲主义无关,而是要强化身体、质疑健康及其作用的条件;它涉及一些用来最大限度地延长生命的新技术。首先,问题不是有关如何压抑被剥削阶级的性欲,而是涉及身体、精力、寿命、生育和“统治”阶级的后代。性经验的机制最初就是这样被确立为有关快感、话语、真理和权力的新分布。在此,我们必须怀疑的是一个阶级的自我肯定,而不是对另一个阶级的奴役:一种防卫、一种保护、一种强化和一种夸奖,它们后来——在经过了一些不同的变化之后——被延伸到了其他阶级身上,作为经济控制与政治约束的手段。在通过自己发明的一种权力的和知识的技术建立起自己的性欲过程中,资产阶级强调它的身体、感受、快感、健康、寿命在政治上的重要价值。在所有这些程序中,我们不要孤立地看待其中可能有的限制、羞耻、躲闪或沉默,以便把它们归咎于某个基本禁忌、抑制或死亡的本能。这是对生命的一种政治安排,它不是在对其他人的奴役中,而是在自我肯定中被建立起来的。既然性不是只用来生育的,在18世纪占据霸主地位的资产阶级不相信一定要把无用的、浪费的和危险的性从自己的身体上剔除掉。与此相反,我们可以说,资产阶级热衷于关心、保护、培养身体,预防它遭受任何危险,避免任何接触,为了让它保持自身特殊的价值,还把它与其他东西隔离开来。为此,资产阶级特别使用了一种性技术。

边码:162-163

性不是资产阶级为了让它统治的人们从事工作应该贬低或取消的身体的一部分,而是资产阶级自身的一个要素。比起其他阶级来,资产阶级更加关心性、担忧性,一方面,性激发和获得了资产阶级的关心,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又带着恐惧、好奇、快乐和狂热的复杂心情培养性。它让性与它的身体融为一体,或者至少让它的身体听命于自己,为此,它赋予性一种凌驾于自己身体之上的神秘的和无限的权力。它还让性为它未来的健康负责,从而把自己的生死与性连接在一起。它把自己的未来托付给了性,认定性对自己的后代必然会产生影响。它让自己的灵魂服从性,认为性构成了其灵魂中最隐秘和关键的要素。我们不要以为资产阶级是为了很好地拒绝其他人享有性欲和随意地享用它的权利而象征性地自我阉割。相反,我们应该看到,从18世纪中叶开始,资产阶级努力地给出一种性经验,并且从中塑造出一种特殊的身体,一种有着健康、卫生、后代和种族的“阶级”的身体:它的身体的自我性化(autosexualisation)、性在其身体中的体现、性与身体的结合。毫无疑问,原因很多。

边码:164

首先,贵族为了标明和维护自己独特的等级所使用的各种方法发生了一种转换(une transpositon),转变成了其他形式。因为贵族阶级曾证明了其身体的特殊性;但是,这是以“血统”的方式出现的,即直系亲属和联姻要追溯到远古时代。资产阶级则相反,为了给出一个身体,它是从它的后代和自己的机体健康方面着眼的。资产阶级的“血统”就是它的性。这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尽管许多贵族等级特有的方式的主题在19世纪的资产阶级那里重新出现过,但却是以生物学的、医学的或优生学的戒律的名目出现的。谱系学的担忧变成了对遗传的关注。在婚姻中,人们考虑的不仅是经济律令和社会同质性的规则,不仅是有关遗产的承诺,而且是遗传的威胁。一些家庭带有和隐藏一种倒置的和灰暗的徽章,其中有一些不光彩的地方,它们是亲属关系中的疾病或缺陷——祖父的综合麻痹症、母亲的神经衰弱、小妹的肺结核、患有歇斯底里症或色情狂症的姑姑或阿姨们、道德败坏的堂兄弟或表兄弟们。但是,在这一对性欲肉身的关注中,不仅仅有从各种贵族主题向以自我肯定为目的的资产阶级的转变。它还与另一个规划有关:即力量、精力、健康和生命的一种无止境的扩张。强调身体必须与建立和增强资产阶级霸权联系起来。然而,这不是由于劳动力所具有的商业价值,而是因为有关资产阶级的身体的“教化”。在政治、经济和历史方面对资产阶级的现在和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资产阶级的统治部分地取决于它。这不仅是经济或意识形态方面的事,而且是“身体”方面的事。可资佐证的是,18世纪末出版了大量有关身体保健、长寿艺术、让孩子健康并尽可能地延长生命的方法、改进人类后代的方式的著作,它们证明了这一对身体和性的关注是与一种“种族主义”有关系的。但是,这种种族主义与贵族主要出于保守目的所表现出来的种族主义相当不同。这是一种动态的种族主义,一种扩张的种族主义,即使它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而且,它也许要等到19世纪下半叶才可以长出我们现在已经品尝过的果实来。

边码:165-166

但愿那些认为资产阶级忽略身体和压抑性经验的人,那些认为阶级斗争隐含着为解除这一压抑而斗争的人会原谅我。也许,资产阶级的“自发哲学”不是人们所说的理想主义的,也不是让人丧失精力的。总之,它首先关心的是给自己一个身体和一种性经验——通过组织一种性经验的机制来确保这一身体的力量、耐力和长久的生殖力。而且,这一过程是与资产阶级用来确证它的独特和霸权的运动分不开的。毫无疑问,必须承认,阶级意识的初始形式之一就是对身体的肯定;至少,对于18世纪的资产阶级来说,情况就是这样。它把贵族们的贵族血统改变成了一个强壮的机体和健康的性经验。由此,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它在如此长的时期里对于承认其他阶级(即被它剥削的阶级)也有身体和性,有相当多的保留。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在19世纪的上半叶,表明了人们还没有关心起它的身体和性(5) :这些人是死是活,并不重要,总之,他们会独自地繁衍自己。为了给无产阶级提供一个身体和性经验,为了让它的健康、性欲和生育成为问题,一定会发生各种冲突(特别在城市空间方面:共同居住、拥挤、污染、流行病,如1832年的霍乱,或者还有卖淫和性病);一定会有各种经济要求(重工业的发展必然需要一批稳定的和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必须控制人口流动和使用人口统计法);最后,还必须确立一种控制技术,它让人可以监督资产阶级最终承认的无产阶级的身体和性经验(学校、居住政策、公共卫生、各种救济与保险制度、人口的普遍医疗化,简言之,一整套的行政与技术机构可以让人不冒风险就把性经验的机制带入被剥削的阶级之中;当然,它不会冒险在资产阶级面前发挥一种阶级肯定的作用。它仍然是资产阶级霸权的工具)。因此,无产阶级是有保留地接受了这一机制的;而且,它会说这一套性经验是资产阶级的事,与它无关。

边码:167-168

有些人以为自己可以同时斥责两种彼此对称的虚伪:一种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虚伪,它否定自身的性经验,另一种是派生的无产阶级的虚伪,它通过接受对方的意识形态而摒弃了自己的性经验。其实这误解了资产阶级在一种傲慢的政治肯定中被赋予一种饶舌的性经验的过程,而且,因为这一性经验随后是出于奴役的目的被强加给无产阶级的,所以无产阶级曾长期拒绝接受它。如果“性经验”真的是在身体、行为、社会关系中由一种属于复杂的政治技术的机制产生的效果总和,那么必须承认,这一机制在不同的地方,运作的方式是不对称的,因此,它产生的效果也各不相同。由此,我们应当回到长期以来被指责的一些说法上去;必须指出,存在着一种资产阶级的性经验,存在着各种阶级的性经验。或者毋宁说,性经验在历史上最初是资产阶级的,它在自身的连续变动和转换中派生出了各种特殊的阶级效果。

再说一点。在整个19世纪里,从霸权中心开始,出现了性经验机制的普遍化。尽管使用了不同的工具,最终社会机体以某种方式被赋予了一种“性的身体”。这是性经验的普遍性吗?在此,我们发现其中引入了一种新的异化要素。这有点像资产阶级在18世纪末把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珍贵的性经验与贵族们的高贵血统对立起来,直到19世纪末,它才试图面对其他人的性经验,重新界定自身性经验的特殊性,以不同的方式重新把握自己的性经验,划出一条保护和使自己的身体与众不同的分界线。这条线不是为了恢复性经验,而是阻碍它。这是制造差异的禁忌,或者至少是实施禁忌的方式和强加给它的严格性。这里是压抑理论的源头,它渐渐地涵盖了整个性经验的机制,赋予它一种普遍化禁忌的意义。它在历史上是与性经验机制的扩散相关的。一方面,它要证明它的扩张是有权威和约束力的,提出了所有的性经验必须服从法律的原则,确切地说,这一原则就是,性经验之所以是性经验,只有用法律的效果来确定:不仅应该让你的性经验服从法律,而且除非你受法律的约束,否则你不会有一种性经验。但是,另一方面,压抑理论将会通过对各种禁忌的异化活动的分析,根据各个社会阶级来补偿性经验机制的这一普遍扩散。18世纪末的话语是这么说的:“在我们之中有一个有价值的要素,若是我们不想让它产生出无数的罪恶来,那么我们必须害怕它、容忍它,尽可能关心它。”后来又转变成了这样一套话语:“我们的性经验不同于其他人的性经验,它服从于一个十分强烈的压抑体制,以致从此其中就有了危险;性不仅成了一个可怕的秘密,像那些精神导师、道德家、教育者和医生们不断地告诫前几代人一样,我们也不仅要揭示它的真相,而且,若是它自身就有这么多的危险,那么无论出于审慎、对罪恶的过分敏感,还是虚伪,我们都让它沉默得太久了。”从此,社会的差异化不再是通过身体的“性欲”质量,而是借助强化对它的压抑来自我肯定了。

边码:169-170

心理分析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它同时既是法律与欲望相互从属的理论,又是用来消除各种禁忌效果的技术(其中,它的严厉性让禁忌成了致病的原因)。当心理分析在历史上出现时,它是无法与性经验机制的普遍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区分化的次级机制分割开的。由此观之,乱伦问题还是有意义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乱伦禁忌是作为绝对普遍的原则被提出的,它使人可以同时思考联姻体系和性经验机制。这一禁忌,无论方式如何,对于所有社会和个人都是有价值的。但是,心理分析在实践中赋予自身的任务是给那些能够求助于它的人消除它可能引发的各种压抑后果。它允许他们说出他们的乱伦欲望。然而,与此同时,在农村或某些心理分析尚未涉足的城市地区,出现了有组织的驱除乱伦行为的运动:为了终止乱伦行为,在行政与司法上进行了严密的布置。一切有关保护儿童或让“处于危险之中”的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人的保护的政策,其目的部分是让他们脱离那些被怀疑有乱伦行为的家庭——即看他们是否缺少地位、是否有可疑的亲近行为、荒唐的习惯、野蛮的“原始性”或变态。虽然性经验的机制从18世纪开始就加强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关系和身体的亲近,虽然在资产阶级的家庭中一直存在着乱伦煽动,但是,被应用到那些下层阶级身上的性经验机制却包含着对各种乱伦行为的排斥,或者至少是它们的方式发生了变换。当乱伦一方面被作为行为驱除时,另一方面,心理分析却努力让它作为欲望呈现出来,并且为那些受其折磨的人消除压抑欲望的严厉性。我们不要忘记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发现是与确立父权失势的司法制度(在法国,它是通过1889年和1898年的法律而被确立的)同时的,当弗洛伊德发现朵拉(Dora)的欲望并且让她说出来时,人们使用各种手段在其他一些社会阶层里消除所有这些受谴责的亲近行为。一方面,父亲被树立为强制性的爱恋对象,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他是一位求爱者,那么他就会被法律判定为堕落的人。因此,作为审慎的治疗实践,心理分析在当今普遍化的性经验机制中,与其他方法相比,起着一种区分的作用。那些曾失去关心自身性经验的独一无二的特权的人,从此以后就有了比其他人更多地体验到性禁忌的特权,有了可能解除压抑的方法。

边码:171-172

从古典时代发展起来的性经验机制的历史,对于对心理分析的考古学研究可能是有价值的。其实,我们已经发现,它在这一机制中同时起着许多作用:它是性经验依附在联姻体系之上的机制;它处在与变态理论相反的位置上;它在性的一般技术中是作为区分要素起作用的。围绕着它,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忏悔的重大要求获得了一个旨在消除压抑的命令的新意义。揭示真相的任务现在就与质疑性禁忌联系在一起了。

边码:173

然而,这开启了重大的策略变化的可能性:根据普遍化的压抑重新解释全部性经验的机制;把这一压抑与各种统治的和剥削的普遍机制联系起来;把那些使人得以摆脱统治和剥削的过程相互联系起来。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赖希为中心形成了对性压抑的历史—政治的批评。这一批评的价值及其效果在现实中是巨大的。但是,其成功的可能性是与如下事实相关的,即它总是展现在性经验的机制中,而不是外在于它或反对它。在西方社会的性行为中,许多事情都可能改变,而赖希在此所做的许诺或政治条件却没有一个得到实现,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所有这类性“革命”,所有这种“反压抑的”斗争只是代表了性经验的主要机制中的一次策略变换和转向,既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这一点已经是相当重要的了。但是,我们还明白了为什么无法要求这一批评成为这一机制历史的标准,也不能要求它成为解除这一机制的原则。

(1) G.-A.比尔热,转引自叔本华的《爱情形而上学》。

(2) 参见边码第51页。

(3) 虽然莫里哀的《伪君子》和兰茨的《家庭教师》相隔一个多世纪,但是它们都描写了性经验的机制对家庭机制的干预。前者有关精神引导,而后者涉及教育。

(4) 夏尔科的《星期二门诊课》,1888年1月7日:“为了好好地治疗一个歇斯底里的女孩,不应该让她和父母呆在一起;必须把她送到一家医院……你可知道被娇惯的女孩在离开母亲后哭着要母亲达多长时间?……如果你愿意,让我们取个平均数,半小时,这还不算很长呢。”

1888年2月21日:“在男孩的歇斯底里病例中,我们必须把他们与母亲分开。只要他们与母亲在一起,那么什么事也做不成……父亲有时与母亲一样令人难以忍受;因此,最好是把他们两个都摆脱掉。”

(5) 参见卡尔·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十章,第二节“贪求剩余劳动的资本”。


(法)福柯著 佘碧平译《性经验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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