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西南联大的“想象误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7 次 更新时间:2021-01-26 15: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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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曼菱  

  

   西南联大这些年来成为社会热点,“以文学想象写史”的作品大量流行,网络时代的“段子”具有传播优势,催生很多与历史脱节的任意发挥,是谓“想象的误区”。比如,“刘文典踢蒋介石”的事,并没有发生过(石慧庐《记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被蒋介石扣押》)。但此类想象,很受网民青睐,因为凸显文人与政坛的矛盾,满足某种社会情绪。但是经不起推敲,一个饱学之士,先下脚踢人,这损坏的其实是刘文典的形象,而蒋介石居然容忍,也不符合其性格,美化了当局。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但我以为,最值得关注的是对“三校联合办学”的想象误区,这涉及西南联大形成的一部大历史。

   现在有种流行的说法是,张伯苓对梅贻琦说“我的表你戴着”,三校的合作从此亲密无间。这种交代轻描淡写,有点“软文”的风格,轻巧逗趣,可是与这段厚重的历史实情不相称,不能以此来涵盖长达九年的联合办学的过程。

   我深信,一切学风乃至“人格”都植根于体制之中,所以有必要深究其奥。

   三校都是名校,进入成熟期,有自己的学术高度和风格。抗战风烟陡起,而“联合”办学,共同利用社会资源与学校资源,但并非“合并”。其中很多差异与鸿沟,需要弥合,绝不只是“校长个人关系”那么简单的事情。

   联合的过程就是一场“战火中的人文整合”,其中多少心血、智慧与承当。有些事情我是在采访中逐渐感知的。如,当年的“湘黔滇旅行团”,简称“步行团”,由三校组成,计有教师十一人,学生两百八十四人。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日离开长沙,至四月二十八日抵达昆明。在穿越山野的路途中,学生分成了小队,但带队的黄师岳团长并不要求师生们列队而行,都是按其体力,散漫而行,赶到目的地即可。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三校的师生们应该发生很多的结识交往,然而在采访中我发现,步行团里的人们各守学校的界限,相互间是“不搭理”的。

   采访吴征镒时,他回忆了与老师李继侗同行,采集植物标本。有时路遇闻一多等人,这三个清华教授是一起走的,在路边一同休息,也有照片。吴是清华助教,他没有谈到与学生或其他人的接触交往,显然活动范畴只在清华教师圈内。采访北大哲学系的任继愈与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的冯钟豫时,我发现他们彼此根本没有留下印象。到昆明以后,任继愈与冯钟豫之妹冯钟芸恋爱结合,但两人都没有提及步行团时有过接触。

   其他步行团成员,采访中也没有涉及与别校的老师同学“交叉接触”的事。可见当时“步行”中,不仅师生有别,学校更是各有“门槛”。当年那些学人们的癖性与清高,三校之间,人与人的关系,远不是我们后人想象的那样粗放简单。

   任继愈对我说过,当时三校学生,一望便知是哪个学校的。北大学生很显眼,就是那种不修边幅,散散漫漫,高谈阔论的脾气;张伯苓校长要求南开人谦让,所以不会出头。而采访没有“名人之累”的校友,更真切入微。滇南余树声学长讲起一个细节:

   我们在长沙上课,清华北大的按系别合并了。有一天,突然来了一批南开中学的直升生,大家都很惊愕,下来后就发牢骚了。

   南开是一个体系,中学生直接升入大学,是它的惯例。但进入了长沙临时大学,在学历的资质认证上就发生了歧问。于是北大清华的学生不满意,担心他们的“学历认证”发生混淆。学历的问题,到昆明后正式解决了。合情合理,足见管理者的智慧与原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

   发放不同的文凭,认定三校学生不同的“学历”。一九三八年六月十日成立“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度招考委员会”,正式统一招生,统一考试,录取的学生毕业可得到国立西南联大的文凭,如此完成了“学历与文凭的统一”。

   可见在战火中坚持与打造一段文化教育的历史,是一个非常细致和理性的工程。

   三校的联合,并非是“合并”,是合中有分的。“联大”的结构是奇特的,体现了三校的创新精神: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三日,常委会决定:自一九三九年度起,本校各学系教授会主席一律改称系主任,关于各学系设备及课程之支配,均由系主任主持。常委会同时决定: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现有教师、设备为基础,依照分工合作原则,酌行恢复各校原有的研究院及所属的研究所、部,研究生奖学金等费用亦由三校自行拨发。

   现在一些作品把西南联大写成了“大锅饭”,用现在的学校状况和人物关系来想象当年,有点想当然。

   当一九九八年我开始采访时,西南联大的高层管理与策划人早已离世。几位参与者,施嘉炀院长是参与清华物资撤离的,中风不能言语。董树屏是亲自转移物资的,把他那一路说清楚了。杨业治是校歌委员会成员,把“校歌”说清楚了。被采访的其余教师没有参与校务。

   在对大量学子的采访中,得到的信息都是“联合”的一面。统一招生,统一授课、考试与毕业,在学生眼中,这是一个大学,一个校园。但学生们是“联合”的受益者,不晓得其中的纷争。在教师与管理者的眼中,始终是三校。所以,观察西南联大的历史,一定要注意到这样的两面性。

   我们今天对“分”的一面甚少了解: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昆明各自设立办事处,保留着各校原有的某些行政和教学系统,负责处理各校自身的事务。参加联大工作的三校教职员,除由各校仍发给该校的聘书外,另由联大加聘。三校的组织管理机构,诸如学校经费、租房子、教师薪水等,都是独立的,三校各自的编制九年来一直存在。

   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以下简称“《日记》”)中,就记载了很多“合中有分”的情形。如,几次写发薪水时,清华总在前面,薪水也高于北大(清华有庚款,资金占优势),搞得北大教师也不稳,于是只有提薪。《日记》虽然没有写南开如何,但作为私立学校、没有政府拨款的南开,其实更困难。

   西南联大作为一个实体运转,必须构建一个很重要的框架,联合成立“教授资格论证会”。这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到昆明后,北大教员出于傲慢,鼓动郑天挺不参加这个联合性的资格论证会。但郑先生深知此为联合大局的重要环节,力挽狂澜,终于说服诸公,顺利成立教授资格论证会,保证了统一聘请教员的联大体制。教授议会,也是学校运转的一个重要机制。这些议会的记录现存于北大档案馆,是西南联大实行“教授治校”的一个重要程序。

   抗战胜利之后,三个学校势必重新回到原来的体例,在学术上进行平等的竞争,各自必须保持住学术的优势,类似今天高校竞争的“博士点”。大家都明白,一朝北回,各还是各的学校。所以在“联合”中,各校都要保持自己的学术水平、学术制高点,这是心照不宣的。傅斯年就叮嘱再三,北大一定要保持住学术力量,在战后依然要占有领先的地位。郑天挺一直不肯就任西南联大总务长,也是要继续自己的明清史研究,不愿意因为战时干杂事而耽误学术。

   今天人们津津乐道,认为西南联大在同一个校园里实现了学术的多样化。几位老师同时讲一门课,各说不一,结果是学生得到了最大的益处。他们不光是接受学问,也见识了“原来学问可以是多元的”,开阔眼界胸襟。这是古今中外都罕见的大课堂,昙花一现,一去不返。

   造成这个奇观的原因,虽然出于校长教师们的民主思想,但“联合讲课,分而治校”机制才是保障。这种罕见的课堂民主,一门课程有多位教师开课,不同的讲课风格与学术路径,是三个学校实体竞争造成的格局。

   《日记》中有一段记录,闻一多要讲《楚辞》,罗庸也提出来要讲这门课。郑天挺与罗常培商议了这个事。后来就同意让他们同时开课了。闻、罗二人的研究方向、路径不一样。闻是“闯进来”的,他将考察到的民间方言和神巫大典纳入了对古代诗歌的诠释中,有新的思想活力。而罗庸一直在讲的,是从中国古代语言文学的发展史出发,有传统文化的厚度。此二人的背后分别是清华与北大,这种各据一方的背景,就决定了不能将他们中的一人取代另一人。联合办学的“背景”,决定了学风与讲课必须取“兼容并包”的格局。

   理科也是如此。沈克琦回忆,在物理课中,各位先生有的偏重热力学,有的偏重电学,有的偏重粒子,都开出很多的参考书,让学生去深挖,这就叫作“开窗户”,可以各自发挥,各有倚重,并不是按照教学大纲照本宣科。

   因为每一个系的主任由北大、清华轮流担任,所以不会只容许某一种讲授重点或方式出现在课堂上。教员们依然故我,所以体现的风格也五彩纷呈。

   冯友兰在“碑文”里所说:“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外,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这是有着深刻的不可复制的历史条件的。待到一九四五年西南联大结束使命,没有读完的学生则随校北归,相同院系的,可以在北大、清华中选择,而南开宣布不接收学生。至此,那种热气腾腾的学术态势就此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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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杂志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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