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铭 张路曦:新媒体时代青年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53 次 更新时间:2021-01-21 16:03

进入专题: 新媒体时代   青年发展   去中心化   平台化   算法推荐  

张耀铭 (进入专栏)   张路曦  

摘    要: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 新媒体时代具有去中心化、平台化和算法化三大特征, 这导致了信息资源的重新分配。新媒体时代给青年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平台经济将赋能于有才华的青年, 共享经济改变了青年人的生活, 内容经济迎来了青年创作者的春天。当然, 新媒体时代也给青年发展带来了无与伦比的挑战:互联网平台是天使还是魔鬼?从解构严肃到娱乐至死, 工具理性对人文精神的消解。从某种意义上说, 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网络治理的关键节点。互联网平台如何治理?一是线上线下同步治理, 二是政府和企业协同治理, 三是立法与技术并重治理。总之, 只有用好新媒体, 才能凝聚新青年。

关键词: 新媒体时代; 青年发展; 去中心化; 平台化; 算法推荐; 

作者简介: 张耀铭, 《新华文摘》杂志社编审, 主要研究方向:学术期刊与媒介融合。; 张路曦, 《中国社会报》第一采编部记者, 主要研究方向:报纸与新媒体。;


早在2009年, 美国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就指出:信息技术呈指数级增长, 基本上每年翻一番。曾安置在一栋建筑内的设备现在可放进你的口袋里, 而今天可放进你口袋里的在25年之后将可以放进血液细胞中。这些预言并非危言耸听, 有的早已变成现实。1993年最强大的超级电脑由富士通为日本航空局建造, 成本大约是当年的3400万美元, 然而三星公司2015年推出的一款Galaxy S6智能手机轻而易举地就可以超越它。这款智能手机比美国银行在1985年所拥有的所有计算机强大30~40倍。微软的第2代家用游戏主机Xbox360, 其计算能力比航天飞机的第一台飞行计算机强大100倍。[1]当今世界, 新媒体迅猛发展, 甚至已经超越媒体的范畴而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2]新媒体时代呈现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它对青年将改变什么?还能带来什么?笔者将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新媒体时代的特征

自1967年, 美国人戈尔德马克 (P.Goldmark) 提出“新媒体” (New Media) 以来一直存在争议, 并没有达成共识。一般将“新媒体”这一概念, 作广义与狭义两种界定。广义界定为:“‘新媒体’主要指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及其他现代信息技术或通信技术的, 具有互动性、融合性的媒介形态和平台。在现阶段, 新媒体主要包括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及其两者融合形成的移动互联网, 以及其他具有互动性的数字媒体形式。”[3]换言之, 新媒体的核心要素是终端、内容、关系与服务四者的交织。狭义界定为:新新媒介是指互联网的第二代媒介, 兴起于世纪之交, 如博客网、聚友网、脸谱网、播客网、推特网、维基百科等, 其主要特征是没有自上而下的控制, 信息的消费者也是其生产者。[4]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有何不同?又具有怎样的特点?笔者认为:“新媒体具有三个最核心的基本特征:一是传播媒介由传统媒体转移到了互联网和手机媒体;二是内容导向、平台导向、算法导向三种模式, 组成了新媒体的组织架构;三是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崛起, 未来新媒体的定义仍将持续改写。”[5]新媒体时代已经来临, 正在全面刷新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并以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惊人速度和无法估量的变革潜能在不断推出其最新形态。新媒体时代的典型特征, 具体表现在去中心化、平台化和算法化。

1. 新媒体时代的去中心化

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 互联网上半场的博弈都集中在入口和流量之争, 是一个不断中心化的过程。Web1.0时代, 门户网站的勃兴拉开了流量之争的号角, 催生了新浪、搜狐、网易、腾讯四大互联网公司;Web2.0时代, 百度搜索的一骑绝尘, 让人与信息的联系更加紧密, 使其与腾讯、阿里并肩而立成为BAT巨头;Web3.0时代, 流量集中在了微信与淘宝、天猫、京东等电商交易平台上, 入口出现了新的霸主。这边是新媒体巨头们的跑马圈地、开疆扩土, 得流量者得天下;那边是传统媒体丢盔弃甲、自乱阵脚, 一次又一次地邂逅历史机遇, 但一次又一次地失之交臂。

互联网进入下半场, 随着新媒体、个性化技术、IP、视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涌现, 入口随时随地, 微信是社交入口, 百度是搜索入口, 阿里巴巴和京东是购物入口。谁掌握了入口, 谁就掌握了未来。面对这样的语境, 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当下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去中心化”的时代, 自媒体张扬的个性与独立的价值是去中心化时代来临的标志。所谓自媒体 (We Media) , 是以各种新媒体为载体的统称, 主要包括博客、微博、微信、个人视频等。美国《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凯文·凯利就曾公开表示, 去中心化是未来20年的三大主要趋势之一。新媒体研究专家杰罗姆认为, 博客解决了有没有便捷工具的问题, 微博解决了高效传播的问题, 而微信则把自媒体推向了高潮。中国的自媒体是互联网技术把几乎所有的媒体进入门槛都推倒之后, 出现的一场集体狂欢。中国的自媒体热, 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平台商们转型与拓展过程中所渴求的UGC (用户生成内容) 所促成的, 是平台的阳谋, 是一种生意。[6]

(1) 媒体的去中心化

传统媒体的传播形式, 从某种程度上说, 始终是一种以机构为元素构造起来的传播系统。这种机构的运行模式, 必然要受到社会强力者的操控和把握, 无论是政治的强力者还是资本的强力者。这是一种中心化的传播模式, 少数人把传播工具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自上而下地发布内容, 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 没有评论的权力。“它说到底只是少数人玩的‘游戏’, 是一种少数人为大多数人定义世界、展示世界和诠释世界的传统方式。”[7]新媒体恰恰激活了比机构更为基本的要素——个人, 使每个人都成为传播系统中的一个元素、一个基本单位。换句话说, “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中心, 每个人都可以连接并影响其他节点, 各种各样的自媒体开始有了自己的声音, 张扬着个性, 表达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意见, 这种扁平化、开源化、平等化的现象或结构, 构成了“去中心化”的本质。自媒体不是说小团队运作, 就一定是自媒体。新媒体学者魏武挥的定义:“由一个人 (或者非常有限的几个人) 来运维的彰显出强烈个人风格特征的数字化媒体。”[8]如果以2005年作为中国自媒体发展的元年, 我国自媒体已经有13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期间, 新的自媒体平台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出来, 按内容呈现形式可以分为文字流、照片流、视频流、图文流、语音文字流等类型。文字流、照片流以论坛为代表, 视频流以快手和搜狐视频为代表, 图文流以微信、QQ空间、微博为代表, 语音流以微信、百度贴吧为代表。目前的自媒体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 呈现三个基本特征:第一, 自媒体平台由一至众, 平台不断增多;第二, 自媒体的发展进入了稳定期, 增长速度不断减缓, 逐步形成了以微信、微博为主导的、多种自媒体共存的发展现状;第三, 自媒体开始进入商业变现的时期。新浪微博实施了自媒体激励计划, 微信开发了微信钱包等, 这些都让自媒体的商业变现成为可能。[9]

(2) 内容的去中心化

中国传统媒体大多属于“中心化媒介”, 从内容的生产、制作、分发以及流通渠道上, 自成体系, 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划延长线。为了做好PGC (专业生产内容) 包打天下, 传统媒体招兵买马、占山为王, 招募专业记者、撰稿人、编辑、出版、发行以及营销人才, 这就导致机构体量庞大, 分工细致, 部门众多, 互相牵制, 等级化严重。新媒体时代, 许多传统媒体推出新闻APP, 或免费吸引用户, 或付费阅读以实现商业价值。然而, 这不过是燃放的几朵烟花, 并不能够持续照亮夜空!于是, “媒体与作者同时陷入了一种西西弗斯困境:既要生产内容, 又要内容免费;既要招徕粉丝, 又不能让粉丝消费。这对于内容采购、运营成本更高的传统媒体, 伤害尤大”[10]。

在去中心化趋势下, 自媒体的价值和作用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开始依托于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 去做UGC (用户生产内容) 。互联网平台作为连接者、匹配者、市场设计者的角色, 决定了它在连接用户与管道之后, 要持续地为海量用户提供更多、更优、更独特的内容产品和服务。所以, 很多平台如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百度百家、贴吧等都是采用UGC运营模式。内容的去中心化,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从专业媒体机构生产转向众包生产。美联社记者乔纳森认为, “构成新闻业的方方面面的工作既可在编辑部内部完成, 也可在编辑部外部完成, 可是专业人士, 也可以是业余人士, 甚至民众自己也可以通过自己生成和分析数据的方式来提高对于政治事务的参与”[11]。英国《卫报》的“数据博客”里的很多调查性报道都是采用“众包”形式完成的, 比如报道伦敦骚乱、奥运会的开支、英国政府财政支出情况等。美国体育媒体Bleacher Report, 就采用了用户撰稿加专业编辑的众包模式, 他们选出了在申请作家的用户中排名前15的人, 对其进行支持, 然后依靠这些“半职业撰稿人”来生产内容。众包新闻降低了新闻写作的门槛, 打破了传统的新闻写作模式, 赋予新闻生产新的社会意义, 推动了新闻生产的外部化。第二, 内容生产模式从组织化转向社会化 (用户生成内容) 。在国内, 以UGC为基本模式的内容平台十分红火, 百度百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百度百家是个用户生成内容的平台, 它虽然没有专职的记者、作家、分析师, 但可以组织他人在平台上进行内容生产。百度则利用其知名品牌与强大流量, 负责营销这个平台上生成与出版的内容。为了保证百度百家内容的总体质量, 平台编辑除了邀请名家入驻开设专栏外, 还对投稿进行“把关”, 自媒体人只有成功发稿3篇之后, 才有资格申请开设专栏。去中心化之后的平台运营, 一是明确规则, 引导用户自发产出合适的内容;二是维护符合网站平台价值观的内容氛围;三是网站的运营管理人员对用户进行协调和维持秩序。

2. 新媒体时代的平台化

2017年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大互联网公司分别是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腾讯、Facebook、阿里巴巴、普利斯林、百度、赛富时, 中国独占三席。他们不仅是高科技公司, 也是互联网平台型公司。他们的快速崛起, 以及在商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功, 让平台模式声名鹊起, 其产生的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传统产业所认知并重视。

(1) 互联网平台的内涵

近年来, “平台”这个词已是商业、经济和互联网领域最常用的词, 有平台崛起、平台竞争、平台模式、平台经济、平台时代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在不同的语境中, 使用时所指的内涵亦有很大差异。

在欧美国家, 早在2003年就有学者开始研究双边市场、平台、反垄断问题。“双边市场”包括三个参与主体, 平台企业和两方不同的用户群体, 双边市场区别于单边市场最重要的特点是平台两边用户群体之间的关系。2006年, Armstrong通过模型构建根据对双边市场的特征分析, 从网络外部性角度重新定义了双边市场, “两侧用户需要通过中间平台进行撮合交易, 并且一方的收益取决于另一方参与者数量的多寡”。2007年美国学者戴维·S.埃文斯与理查德·施马兰西出版《触媒密码:世界最具活力公司的战略》, 他们认为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 正使得世界各地的相异群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联结成触媒社区。这就是为什么双面企业, 或说触媒, 充当了权力经纪人的原因。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评价:本书是对平台商业模式重要性的一种极好的描述。通过将经营实践理念与经济学分析相结合, 该书提供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清晰图画。已使如微软这样的公司把两个或更多的顾客群体聚拢在一起, 并为双方提供价值, 从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产业战略。此后戴维·S.埃文斯又出版了《匹配者:多边平台的新经济学》, 提出了“多边平台”概念, 认为传统经济学和商业战略的很多规则不再适用于平台。2015年美国学者桑基特·保罗·邱达利出版《平台扩张》专著, 深入分析了互联网平台的运作机理。2016年美国学者杰奥夫雷G.帕克、马歇尔W.范·埃尔斯泰恩等出版《平台革命: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 他们预言, 互联网让商业设计从“管道模式”正向“平台模式”转变。时下, 许多增长最快的变革性大公司的成功都在为平台模式背书, 如谷歌、亚马逊、微软、优步。同时, 平台模式正在颠覆其他的经济和社会领域, 如购物、出行、饮食、教育、咨询或者政府服务。在中国, 互联网平台连接着人的线上线下生活, 融合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 正成为经济与社会的新主角。

(2) 互联网平台的类型

第一, 电商交易平台。电子商务平台即是一个为企业或个人提供网上交易洽谈的平台。企业、商家可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提供的网络基础设施、支付平台、安全平台、管理平台等共享资源, 有效地、低成本地开展自己的商业活动。阿里研究院政策研究专家郝建彬将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工具阶段 (1995—2003年) 、渠道阶段 (2003—2008年) 、基础设施阶段 (2008—2013年) 、经济体阶段 (2013年以后) 。工具阶段是互联网进入中国的探索期、启蒙期, 中国电子商务以企业间电子商务模式探索和发展为主;渠道阶段是网民和电子商务交易的迅速增长时期, 电子商务成为众多企业和个人的新的交易渠道;基础设施阶段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通过以电子商务平台为核心的新商业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共享商业资源、创新商业服务, 也极大地促进了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经济体阶段随着网络零售井喷式的爆发, 促进了云计算、IT外包、网络第三方支付、网络营销、网店运营、物流快递、咨询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促进和带动经济整体转型升级, 电子商务经济体开始兴起。[12]新媒体时代的网络零售逐渐转变成几大电商交易平台占主导的态势, 大体包括垂直电商、开放给第三方卖家的电商平台、大型B2C电商平台、独立品牌电商, 流量一直是零售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所以, “电商平台竞争一直在围绕流量展开:电商平台获取流量, 平台上的零售商获取流量, 电商平台与其他平台之间争夺流量”[13]。

第二, 社交媒体平台。社交媒体是指互联网上基于用户关系的内容生产与交换平台。人数众多和自发传播是构成社交媒体的两大要素, 是人们彼此之间用来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 现阶段主要包括社交网站、微博、微信、博客、论坛、音视频等。目前社交媒体已形成多种传播形态和运营模式:一是平台型, 其功能是聚合资源、响应需求、创造价值。微博、微信就属于典型的平台型社交媒体, 从一个好产品转变为一个基础性平台, 真正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通信工具”。二是社群型, 是有共同爱好、需求的人组成的群体, 有内容、有互动, 由多种形式组成。微信和豆瓣、知乎等垂直化的社交媒体都属于社群型媒体。三是工具型, 把社交作为互联网产品中的重要元素而不是主导元素, 即用社交的思维做工具产品。滴滴出行、网易云音乐、虎扑体育等就属于这种类型, 社交只是工具, 服务才是目的。四是泛在型, 是以社交属性的内容和服务“嵌入”各类媒体形态中, 既可以被新媒体所应用, 也可以被传统媒体所吸纳。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二维码”、智能手机上的“扫一扫”、时下火爆的网络直播等, 都是一种带有媒介属性的社交行为, 目的在于将多个用户群体连接到一起, 促成各方的价值交换。泛在不是一种独立形态的媒体, 却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社交连接。[14]

第三, 生活服务平台。生活服务平台是指从信息或交易的角度, 提供一站式全方位覆盖人们本地日常生活所需服务的平台级服务商。新媒体连接了一切, 但最终都是将服务和资源与人连接, 而这样的连接使我们的生活便捷程度发生了质的变化。艾瑞发布《2017中国本地生活O2O行业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O2O市场规模接近1万亿, 可见新媒体时代的最大机会在生活服务领域。生活服务领域的切入点较多, 涉及人们的衣食住行、教育培训、健康医疗、洗衣家政、休闲娱乐等各个方面。即使BAT这样的互联网巨头, 也开始在生活服务领域破门而入, 分食大饼。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这几年, 也是生活服务平台爆发性成长的几年, 出现了滴滴出行、美团点评、58同城、百度外卖、饿了么、摩拜单车、携程旅行、房天下、智联招聘、世纪佳缘、平安好医生、兼职猫、闪送等一系列大型互联网生活服务平台。从商业模式看, 目前生活服务类电商主要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垂直运营商。基本立足于一个细分行业, 然后针对这个领域消费者的痛点加以深入解决, 从而成为生活服务细分行业的一个专业化服务商。例如当当网 (图书音像) 、凡客诚品 (流行服装) 、红孩子 (婴幼用品) 、天天购物网 (化妆用品) 、河狸家 (美甲、美容) 、携程旅行网 (旅游票务) 、零食达 (休闲零食) 等, 他们本身并不经营这些具体业务, 只是将细分行业内广泛的经营者有效地整合起来为消费者服务。二是综合平台商。这是目前生活服务类电商的一种主流形态, 最大特点就是将餐饮、娱乐、租房、买房、工作、旅游、教育等整合在同一个电商平台上, 为消费者提供所有生活方面的中介服务。如今的综合生活服务平台大体分为三类, 一类是从团购或信息分类网站发展而来, 形成综合类的生活服务平台, 如58同城、赶集网、美团等;另一类则是在原有平台上进行工具、业务的扩展, 如支付宝、微信、淘宝、地图类App以及各家手机浏览器;还有一类是基于本地或社区的服务平台, 如小区无忧、易城市、蜗牛小区等。三是自主运营商。是由品牌商自主建立的生活服务类电商网站, 例如餐饮行业的品牌商必胜客、肯德基等, 租车行业的神州租车、一嗨租车等, 他们通常都是自己经营具体的业务。不过, 越来越多从垂直领域起步的O2O服务也暗藏着未来打造“通吃”平台的野心。在经历了美团、大众点评、百度糯米团购大战 (2014年) 、美团与大众点评合并 (2015年10月) 、饿了么并购百度外卖 (2017年8月) 、阿里巴巴全资收购饿了么 (2018年4月) 等餐饮行业大事件后, 2018年国内本地生活服务O2O的平台竞争格局已经初步确立, 从三足鼎立变成美团与饿了么双雄争霸。阿里巴巴买断科技巨头百度等其他投资者持有的饿了么股权, 意在构建新零售大生态圈, 这将有助于改进其送货上门的服务, 同时与美团—大众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第四, 内容分发平台。内容分发从广义上理解, 就是内容分发平台以互联网工具作为媒介, 对内容 (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 进行处理, 并通过互联网工具向用户传递的一系列过程。中国内容分发平台的发展, 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博客时代 (2002—2013年) , 以2002年8月方兴东、王俊秀开通博客中国网站为标志, 中国互联网内容分发开始进入“博客时代”。这个时期的博客发展主要有四大类型:一是博客网站, 代表性平台有博客中国、新浪博客、搜狐博客、网易博客、腾讯播客等, 与此同时出现了韩寒、徐静蕾等博客大V;二是社区类博客, 代表性平台有豆瓣小组、QQ空间、百度空间、天涯、猫扑等, 与此同时也造就了芙蓉姐姐、奶茶MM、犀利哥、乞丐萝莉等中国互联网的第一代网络红人;三是个人博客网站, 代表性平台有月光博客、牟长青博客、卢松松博客等, 主要以IT、科技、互联网、SEO、电子商务等方面的内容为主;四是轻博客, 代表性平台有点点网络、LOFTER、人人小站、新浪Qing等。轻博客是介于博客与微博之间的一种网络服务, 几乎清一色以图片内容为主打, 格调以清新为主。[15]第二阶段是移动互联时代 (2014—) 以微信的爆发、移动支付的兴起、4G的火热为标志, 中国互联网内容分发开始进入了“移动互联时代”。这个阶段的内容分发, 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媒体型。媒体型内容分发平台主要包括传统媒体新闻客户端和门户网站类新闻客户端, 内容来源主要有两大板块:首先是自身媒体的“中央厨房”为新闻客户端量身打造的实时性资讯;其次是大量转载、聚合政府机构、社会组织网站以及其他媒体的内容资源。二是算法型。2012年, “今日头条”率先涉足基于技术算法的信息抓取和内容分发, 此后天天快报、一点资讯、企鹅媒体平台、大鱼号等纷纷跟进, 大大提高了用户获取内容的便利性和效率。视频类的内容分发, 目前主要集中在五大主流视频平台 (合一、爱奇艺、腾讯视频、乐视、搜狐视频) 和两大短视频平台 (美拍、秒拍) 。三是关系型。关系型内容分发平台以微博、微信、知乎等社交媒体为代表, 内容由自媒体以及普通用户生产, 通过用户之间的关系链来传播信息。

第五, 第三方支付平台。第三方支付是指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保障的独立机构, 采用与各大银行签约的方式, 通过与银行支付结算系统接口对接而促成交易双方进行交易的网络支付模式。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 广义的在线支付作为一种平台经历了两轮演变、三个场景:在线交易场景、虚拟服务场景与线下交易场景。第一轮演变, 在线支付出现在在线交易或虚拟服务场景下, 新平台 (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Q币等点卡) 比旧平台 (传统银行的网银支付等) 更好地满足了用户的需要。第二轮演变, 随着移动互联网与线下生活的融合, 在线支付由线上走向线下。微信支付、QQ钱包、支付宝、Apple Pay等移动支付平台, 开始在线下生活消费场景中取代过去的“平台”如现金、信用卡、储蓄卡等, 而且更加便捷、高效。移动支付已经成为众多小额支付的界面, 并且正快速发展成为互联网上的基础性平台。[16]

3. 新媒体时代的算法化

算法 (Algorithm) 是计算机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基石之一, 随着新媒体的飞速发展, 算法的重要性不是在日益减小, 而是在日益加强。并行算法是Google的核心优势, 借助这个杀器, Google几乎能无限地增加计算量, 与日新月异的互联网应用一同成长。2002年9月, Google推出谷歌新闻, 这被看作算法与媒体的正式结合, 也是算法新闻真正的起点。此后Google进一步升级了谷歌新闻, 加强了个性化推送, 推出订阅功能, 甚至可以实现AI自动搭建专题。2016年11月9日凌晨, 美国总统选举初步结果揭晓,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战胜民主党候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赢得总统选举, 成为美国第四十五任总统, 大选结果让美国主流媒体深感意外。Facebook作为一家极具影响力的社交网络公司, 在这次大选中被指扮演了民众舆论“搅屎棍”的角色。虽然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一直否认Facebook是一家媒体公司, 也否认Facebook在这次大选中对民众舆论进行过干扰, 但从最终揭出来的内幕证实, Facebook的新闻算法推荐确实对民众舆论造成了极大影响。一家公司改变了美国大选, 算法强势惊的世界出了一身冷汗, 其构成的大规模杀伤力, 决非一般媒体可以比肩。

(1) 算法推荐成为资讯分发的标配

人类的信息分发模式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传统媒体时代, 倚重人工编辑, “信息—编辑—受众”是纸媒传播的基本模式;二是社交媒体时代, 依托社会关系传播, “信息—受众—受众 (N个) ”是社交传播的基本模式;三是智能化时代, 算法成为主流资讯分发产品的标配, “信息—算法—受众”是智能化传播的最新趋势。自2012年今日头条开启算法分发的尝试, 到2016年各大资讯平台开始全面发力算法推荐, 天天资讯、网易号、360浏览器、爱奇艺、一点资讯、百家号等都在强调自己的技术属性和分发优势。与平台合作, 与算法共谋, 这已经成为2016年传媒业界的共识。不仅各大传统门户客户端加入了算法潮流, 而且连用户与流量巨大的微信与微博都开始往自身产品功能添加算法, 甚至大手笔的资本都集中在算法类产品风投逐利。第三方监测机构易观发布了一个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数据:2016年, 在资讯信息分发市场上, 算法推送的内容将超过50%。“这成为一个分水岭。它意味着, 我们以后接触到的信息, 将主要由‘智能机器人’为我们准备, 而以往看似不可或缺的‘人工编辑’角色, 则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17]QuestMobile《移动互联网2017春季报告》显示, 腾讯新闻、今日头条与一点资讯的月活用户分别为2.2亿、1.72亿及1.48亿, 位列前三。可以看出, 它们都是通过算法分发获得一席之地的, 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深入解析、解构的对象。不可否认, 传统的编辑推荐模式正在走向没落, 算法推荐以其精准、高效的特征逐渐成为新闻分发的主流。这不是中国现象, 而是全球现象。不管读者主动还是被动, 乐意还是不乐意,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算法分发新闻的时代。

(2) 新闻不再需要总编辑把关吗?

一般来说, 常见的算法推荐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人口统计学推荐, 它只是简单地根据系统用户的基本信息 (包括兴趣、年龄、职业、手机型号、阅读历史等) 发现用户的相关程度, 然后将相似用户喜爱的新闻资讯推荐给指定用户。二是内容推荐, 计算机挖掘用户喜好与历史浏览关注记录 (包括关键词、主题词、标签、热度、时效性等) , 总结出用户的兴趣图谱, 然后计算新闻资讯与用户画像的相似度, 将相似度最高的新闻资讯推荐给用户。三是协同过滤推荐, 通过分析用户兴趣, 在用户群中找到指定用户的相似 (兴趣) 用户, 综合这些相似用户对某一信息的评价, 形成系统对该指定用户对此信息的喜好程度预测。四是单因子推荐, “即基于新闻资讯的点击量、阅读量、点赞或转发量等单一因子的量值实现对用户的推荐”[18]。不可否认, 算法推荐具有精准、高效的特征, 提高了用户的参与意识, 增强了用户与新闻产品之间的黏性, 也意味着人类可以更加协调、有效、自如地管理自己的社会生活。

凭借着算法推荐, 还有雄厚的资本实力与强烈的企图心, 今日头条才能够杀出重围、摧城拔寨, 在移动资讯领域站稳脚跟并确立优势。因此, 张一鸣在接受《财经》杂志访问时说:今日头条不会也不需要设立传统意义上的总编辑。他说自己最忌讳价值观先行, 不干涉可能是今天他对内容最好的管理。不管他传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与观感, 但这个观点甫一出场, 就立即引发了争议。这是否意味着算法主导的时代, 新闻不再需要总编辑的把关、主导、引领?越来越聪明的机器算法能否取代人类的总编辑?机器算法能否做新闻信息有态度、有理想、有担当的“看门人”?传统媒体从来不是互联网浪潮中稀里糊涂的“病猫”, 相反, 他们是价值理性的坚定捍卫者。面对这样找上门来踢馆的科技高手, 《人民日报》连续发布《不能让算法决定内容》《别被算法困在“信息茧房”》《警惕算法走向创新的反面》评论文章, 予以强硬回击。实际上, 这并不是党媒首次对于算法推荐做出抨击。早在2016年底, 《人民日报》评论文章就指出:“算法主导的时代, 更需要把关、主导、引领的‘总编辑’, 更需要有态度、有理想、有担当的‘看门人’。”[19]算法不能误入歧途, 走向价值理性的反面。智能平台的身上也应流淌“道德的血液”, 不能只为眼前的利益而输掉了未来。这场争论远没有结束, 但它在国内引起的震动, 会使许多人永远铭记在心。

二、新媒体时代青年发展的机遇

李克强总理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要提供全方位创新创业服务, 推进‘双创’示范基地建设, 鼓励大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开放创新资源, 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 形成线上线下结合、产学研用协同、大中小企业融合的创新创业格局, 打造‘双创’升级版。”新媒体时代是当代青年变革发展的最佳机遇, 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内容经济是青年人实现自己梦想的绝好平台, “双创”的提出为青年人提供了无限的商机和施展才华的可能性。

1. 平台经济:新经济的引领者

硅谷著名投资人马克·安德森曾经说过:“软件正在吞食整个世界。”而2017年出版的《平台革命》进一步指出:“平台正在吞食整个世界。”随着新媒体与产业融合的不断加深, 平台的结构日趋复杂, 类型越来越丰富, 融合的范围越来越广, 平台正逐步由一种商业现象发展成为一种经济形态。

(1) 平台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当下的互联网平台, 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孤立产品, 而是由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平台构成的平台集群。比如腾讯的QQ社交平台, 它以QQ为核心, 附以QQ空间、QQ游戏、QQ音乐、QQ轻聊等小平台, 共同构成一个功能丰富的活跃平台集群。“平台同时具有企业和市场的双重性质。一方面, 所有的平台都有员工, 有资产, 在其内部有层级结构, 在市场上也要参与竞争, 这些都和传统的企业是类似的。但另一方面, 平台并不像传统的企业一样直接生产或销售商品——阿里是电商平台, 但它并不直接卖商品;滴滴提供约车服务, 但其平台上的自有车辆却只占很少一部分——平台要做的, 更多是把供给和需求有效匹配起来, 让销售者和消费者找到最适合的彼此。从这点上看, 平台企业更像一个市场, 或者更确切地说, 一个市场的管理者……作为撮合用户进行交易的市场, 平台的最大特征是能够掌握用户的接入权。这让平台企业先天拥有了决定让谁接入市场、让它们与谁交易、怎样进行交易的权利, 还让它们得以掌握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数据和信息。应该说, 如果对于一个单纯的市场管理者, 那么拥有以上这些权利是天经地义、无可争议的。但是由于平台本身也是一个企业, 因此这些权利有时候就会受到质疑。”[20]

2016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20万亿元, 网民7.1亿, 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 平台经济已经占据了GDP的10.5%。独角兽企业是新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是新经济爆发式增长的重要标志。长城战略咨询《2016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显示, 在中国131家独角兽企业中, 由平台型企业业务分拆而来的独角兽共31家, 占24%。其中, 阿里巴巴集团孵化的独角兽企业最多, 达到7家, 包括蚂蚁金服、淘票票、阿里云、菜鸟网络等, 估值高达1363.5亿美元, 占中国独角兽总估值的27.9%。2016年独角兽企业估值榜前15名中, 有12家如小米、今日头条、滴滴快的、借贷宝、京东金融等都采用平台模式运营。平台经济的示范效应和竞争压力, 也推动传统产业拥抱平台模式。据IDC预测, 到2018年, 超过50%的大型企业、80%的其他企业都将拥有完善的数字化转型战略, 并由此创建产业平台或与之结为合作伙伴。在中国, 传统企业对平台模式价值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 并开始付诸实践, 在汽车、生活服务、消费电子、金融、能源等产业已经有不少公司开始试水平台模式。从为平台客户创造的价值来看, 目前产业平台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服务接入者。通过平台接入更多第三方的产品和服务, 来满足客户的需求。如宝钢下属的欧冶云商平台, 不仅为宝钢服务, 而且也为钢贸商、物流商、金融服务商等提供全产业链服务的开放式平台。第二类是价值整合者。通过与平台上其他企业的协作, 将各自的产品与服务进行组合打包, 或是整合客户的需求, 提供更具附加值的服务与更完整的用户体验。如中国平安下属的平安万里通平台, 通过将各个商家提供的积分整合成通用积分, 从而打通了消费壁垒。第三类是洞见提供者。通过平台上积累的数据, 挖掘客户洞见, 并据此提供个性化产品与服务。比如车联网服务商将车辆与驾驶员驾驶习惯的数据分享给保险公司, 并助其实现精准的车险费率计算, 进而给车主提供更具个性化的服务。[21]

(2) 平台经济将赋能于有才华的青年

互联网主要是青年人的事业。在青年与互联网的互动当中, 研究者发现了四个80%的规律:80%的网民是青少年;影响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构成的信息80%来自网络;青年创业项目80%是基于网络;庞大的网络运营团队当中80%也是青年。青年是互联网的“原住民”, 他们与互联网有着天然的缘分, 扮演者十分重要的角色——互联网发展新规律的发现、新技术的创造、新应用的使用, 都离不开青年这一最富有开拓意识与创新意识的群体。马化腾在《致信合作伙伴:灰度法则的七个维度》中指出, 对创业者来说, 如何利用好平台开展合作, 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以前做互联网产品, 用户要一个一个地累积, 程序、数据库、设计等经验技巧都要从头摸索。但平台创业的趋势出现之后, 大平台承担起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 创业的成本和负担随之大幅降低, 大家可以把更多精力集中到最核心的创新上来。互联网平台作为一个新的市场、新的空间, 为个体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与去向, 让有想法、有才华、有专业技能的青年, 可以借助平台经济更便捷、更快速地实现自己的价值。

根据阿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 (2017) 》, 2017年, 全国淘宝村数量已达2118个, 淘宝镇达242个, 淘宝村活跃网店超过49万个, 带动直接就业机会超过130万个。在国家级贫困县和省级贫困县, 淘宝村数量快速增长, 电子商务对减少贫困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西部六省区, 淘宝村吸引了大量有学识、有胆识的青年返乡就业创业。这些返乡创业的电商生力军, 成了当地经济的一大发动机。2017年, 在阿里巴巴中国零售平台上, 国家级贫困县的网络销售额超过370亿元, 近400个贫困县网络销售额超过1000万元, 超过60个贫困县网络销售额超过1亿元。数据显示, 目前淘宝村年轻网商 (30岁及30岁以下年龄) 占比达51.8%, 销售额超过万元的店铺商平均年龄34.6岁。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发布的《阿里巴巴零售电商平台就业吸纳与带动能力研究 (2017年度) 》显示, 2017年阿里零售生态总共创造了3681万个就业机会, 为大学生、农民工、弱势群体创造了公平、包容的就业环境, 成为传统就业的有益补充。在阿里带动的电商就业中, 近半数电商商家年增速超过50%, 超过60%的受访商家电商岗位人员月均收入超6000元。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电商的快速发展对于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就业促进会《网络创业就业统计和大学生网络创业就业研究项目报告》显示, 全国大学生创办的网店占总体网店的六成。青年是网络星空最亮的星, 他们正在平台经济崛起中挑战现在, 挑战未来, 更主要的是挑战自己, 讲述中国故事, 当然会有不少传奇。

2. 共享经济:快速崛起的商业新生态

共享经济 (Sharing economy) , 又称协同消费, 是一种快速崛起的商业新生态。在全球共享经济的发展中, 美国罗宾·蔡斯是较早思考和实践的科技创业者之一。在《共享经济:重构未来商业新模式》一书中, 罗宾·蔡斯把共享经济的含义归为三部分:一是可利用的闲置资源;二是共享平台;三是资源供需双方的积极参与。共享经济的基本特征, 就是借助高效的网络作为共享平台, 以闲置资源使用权的暂时性转移为本质, 以物品的重复交易和高效利用为表现形式, 实现生产要素的社会化, 提高存量资产的使用效率以创造更多价值, 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美国《时代周刊》将共享经济称为“未来10年改变世界的十大思想”之一, 这个结论像惊悚的预言, 但是从理论上它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

(1) 共享经济是最活跃的新动能

2015年是中国“共享经济”元年。这一年, 中国出现超过30家的共享型经济企业, 大致可将其划分为四大共享模式:一是空间共享。如租赁业, SOHO中国推出了共享办公空间品牌, 提供办公室甚至办公桌的租赁, 颇受科技、创意企业青睐。易点租免押金办公电脑租赁平台, 更可以随用随租, 随租随还, 这种全新的模式让很多缺乏资金投入的初创企业看到了机会, 纷纷开始尝鲜。二是认知盈余共享。如培训业, 姬十三成立的“在行”就是共享经济下的具体体现。任何一个在某方面有所建树或有所见解的人, 都可以在“在行”注册成为行家。这些行家是自由的, 不依附于任何培训机构。而任何想在某方面获得指点的人, 都可以在“在行”找自己合适的交谈对象。“在行”这个平台, 除了形式上不是培训而是一对一学习交谈外, 在本质上其实是用共享经济, 造一所“社会大学”。三是渠道共享。如物流业车货匹配的共享物流模式。目前在物流领域, 比较著名的物流平台有罗计智慧物流、运满满、云鸟配送、物流小秘、神盾快运、货车帮、车旺、易配货、发哪儿等。共享经济在物流领域的拓展, 大概包含了三个方面:首先是物流资源的共享, 包括车辆运力、货源信息、仓储空间等;其次是物流基础设施的共享;再次是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 企业分工走向协同共享。四是多方共享。如交通业, 尤以摩拜、ofo等共享单车为例, 通过大量的市场投放, 实现了出门有车, 随骑随放的便捷。共享单车成为新的风口, 聚集了数十亿元资金、30多家投资机构。截至2016年底, 全国至少有25个品牌汹涌入局, 摩拜单车、小鸣单车、小蓝单车、智享单车、黑鸟单车、酷骑单车、悠悠单车、熊猫单车、ofo小黄车、优拜单车、小鹿单车、小白单车等, 行业竞争惊心动魄, 每个品牌都在使出浑身解数, 寻找或者打造自己的诺亚方舟。

2017年注定是共享经济的分水岭, 向左是资本泡沫与共享单车的最后疯狂, 向右是2B领域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风口转向, 创业者每一天都在生死关头。在共享单车领域, “互联网马太效应”也开始显现。卡拉单车、悟空单车等跟风小玩家纷纷倒闭, 折戟沉沙。随着腾讯、滴滴和小米分别站队摩拜和ofo, 这意味着, 共享单车竞争从野蛮生长的初期, 进入了巨头争霸的时代。正如硅谷创投教父Peter Thiel所言, “规模”——是互联网商业战争必胜四大法则之一。这一年, 大批像销售易这样的企业级服务提供商, 率先得到了资本的青睐。而以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 对2B企业级服务市场的布局速度也明显加快。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 (2018) 》显示, 截至2017年底, 全球224家独角兽企业中有中国企业60家, 其中具有典型共享经济属性的中国企业31家, 占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的51.7%。2017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4.9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47.2%。中国共享经济平台企业员工数约716万人, 比上年增加131万人, 占当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9.7%, 意味着城镇每100个新增就业人员中, 就有约10人是共享经济企业新雇用员工。中国参与共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7亿人, 比上年增加1亿人左右。中国共享经济融资规模约2160亿元, 比上年增长25.7%。交通出行、生活服务和知识技能领域融资规模位居前三, 分别为1072亿元、512亿元和266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53.2%、57.5%和33.8%。总之, 中国共享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结构继续改善。共享经济拉动就业成效显著, 有力地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共享经济在解决产能过剩行业工人再就业以及贫困地区劳动力就业等方面的作用开始显现, 对去产能和脱贫攻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制造业产能共享悄然崛起, 运营模式创新取得积极进展。共享经济是最活跃的新动能, 集中体现了理念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时间虽然不长, 但在市场规模、创新应用、国际影响力以及制度创新探索等方面都走在了世界前列。[22]

(2) 共享经济改变了青年人的生活

总体而言, 过去的三年是共享经济蓬勃发展的三年。交易平台淘宝、拼车平台滴滴拼车、房屋短租平台蚂蚁短租、餐饮平台大众点评……共享经济的故事, 的确才刚刚开始。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共享经济呈爆炸式增长的时代:城市的道路上出现了小黄车、小蓝车, 甚至是共享汽车;餐厅里、车站里、电影院里出现了充电宝, 共享办公、共享服装、共享车位、共享雨伞等也非常火热。从吃饭到洗衣、从购物到出行、从住宿到金融, 共享经济包揽了我们所有琐碎而又重要的生活细节, 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噱头, 但共享经济不相信眼泪, 只敬畏趋势。我们还是边走边看, 不忙着下结论。

在新媒体时代, 新经济、新现象层出不穷, 80后与90后已经成为共享经济的主要推动者, 越来越多的青年创业者在共享经济中崭露头角。好未来董事长兼CEO张邦鑫、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汪滔、今日头条创始人兼CEO张一鸣、滴滴CEO程维、拼多多董事长黄峥、乐米科技创始人总经理韩振杰、摩拜创始人胡玮炜、转转CEO黄炜、知乎CEO周源、易货嘀CEO秦愉、觅跑CEO毕振、“共享纸巾”创始人郑品、ofo创始人兼CEO戴威、“陪我”APP董事长兼CEO孙宇晨、YOU+国际青年社区创始人刘洋等等, 都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据《2017胡润80后富豪榜》显示, 99位“80”后富豪的个人财富达到20亿元人民币以上, 其中白手起家的比2016年多15位, 达到37位。中国最成功80后创业者来自教育行业, 以400亿元身家排胡润百富榜第48名。胡润表示:“这些80后企业家创造了很大的社会价值, 37位80后成功创业者所创办的企业一共拥有员工近10万人, 他们的企业市值共计超过一万亿, 其中市值最大的是滴滴、今日头条和好未来。”创业者的学历越来越高, 不仅有博士, 还有海归, 他们掌握知识、拥有能力, 已经成为中国第四次创业浪潮中的生力军。比如“牛大坊兰州牛肉拉面”的创始人邓毓博, 本是兰州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博士、计算机专业博士后。2014年, 33岁的邓毓博辞去兰州大学教师工作, 创业在互联网上卖兰州牛肉拉面。他的“研发团队”核心成员有5人, 其中2个硕士、1个博士、2个博士后。“学霸”变身“互联网厨师”, 不仅仅是挣钱养家, 更主要的是想用互联网思维改造兰州拉面, 这才是他们的诗和远方。

“在这个剧烈变迁的时代, 青年逐渐成为创业大军中的主力, 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中的重要一环, 他们在消费互联网带来的渠道、内容、快乐的同时, 也彰显着青年的个性, 塑造着时代的精神, 定义着中国的未来。”[23]80后与90后消费的特点是什么呢?体验、体验, 还是体验。年轻人往往是“不求拥有, 只求使用”, 他们不仅是共享经济的主要体验者, 同时也是共享经济的主要消费者, 由此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2017年中国网民网络外卖服务调查报告》显示, 快食简餐是网络外卖平台用户选择最多的餐饮品类, 占了73.6%;汉堡比萨一类的西式快餐位列第二。相关数据显示, 白领和大学生已然成为在线外卖平台的主力消费人群。周末的订单率要高于工作日, “宅文化”已经成为时下年轻人解压的一种选择。正如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所说, 亚马逊雨林一只蝴蝶翅膀偶而振动, 也许两周后就会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 外卖的兴起直接减少了方便面的销量, 统一集团在2017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下降了26.5%, 方便面正在中国市场失宠。2017年11月共享单车活跃用户总量超过2500万, ofo和摩拜单车的市场渗透率分别为5.34%和5.33%, 意味着每100个中国移动网民中, 有超过5个青年网民安装了ofo, 也有超过5个青年网民安装了摩拜单车。据国内最大的分享经济平台闲鱼提供的数据, 目前闲鱼拥有超过2亿用户, 其中52%是90后;每个月都有5000万用户在闲鱼上寻找好物, 其中20多岁的青年占比最大。选择二手交易的方式, 既可降低开支, 又可获得品质生活, 这成为年轻人的新消费方式之一。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发展, “斜杠青年”在中国职业舞台上悄然崛起,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专一职业”, 而是选择拥有多重职业身份和多元的生活方式。上海一位80后女孩, 同时拥有商务咨询/自由撰稿人/编剧/活动策划/猎头/翻译/记者/自媒体8种身份, 一个活能赚一年的工资。“斜杠青年的职业身份不是天然形成的, 而是青年自适能力增强、自主建构能力凸显、技能反哺能力提升、职业榜样多元的确立、职业价值寻求的彰显等综合归因衍力而成的。”[24]中国“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积极推进, 为“斜杠青年”提供了良好的沃土, 使他们不再需要依赖家庭背景、拼人脉或拼财力, 而是可以完完全全通过自身的实力和才能获得成功。这或许应该归功于新媒体时代的发展, 也是共享经济带给人才的红利。

3. 内容经济:新媒体时代的下一个风口

20世纪90年代, 美国维亚康姆公司总裁雷石东就提出“内容为王”这一概念。他认为:“传媒企业的基石必须而且绝对必须是内容, 内容就是一切!”1996年, 比尔·盖茨在其博客的文章中再次予以强调:“我认为未来互联网上真正赚钱的将是内容, 就如同在电视行业发生的一样。”尽管彼时的互联网还十分贫瘠, 但比尔·盖茨看到了它如万花筒一般繁荣的未来。在传统媒体时代, 媒体生态形式相对简单, 做好内容是基础, 有好的内容才会有大的发行量, 大的发行量意味着更大的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 才能吸引更多的广告。到了新媒体时代, 媒体传播虽然由以往的“一点对多点”变成了“多点对多点”, 但内容资讯仍然是人们在互联网上消费的最主要的东西之一。内容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专业机构或专家生产的内容 (PGC) , 第二类是普通用户生产的内容 (UGC) , 第三类是“高品质专业内容”, 如电影、电视剧、音乐、图书、体育赛事直播以及如金融数据库等, 这类是需要高水平人才和高额的投入所生成的内容。此外, 在各种互联网业务探讨中, 游戏也常被视为内容, 游戏开发商常被称为内容提供商。[25]可以说技术的迭代重塑了传媒业态, 对内容的定义自然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如果从前的‘内容为王’可以理解为内容作为一种消费品, 是一种稀缺资源;那么在如今的内容生态下, 或许要用另一种方式来阐释:能作为连接器的、有社交功能的内容产品正在成为稀缺资源。”[26]

(1) 内容经济的类型

关于经济, 主流经济学家给出的定义通常都是将其视为产品或服务的一个生产、分配和消费系统。但美国复杂性科学奠基人、著名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在其最新著作《技术的本质》中却认为, 经济是某种类似盛放技术的大集装箱, 是一架带有多种模块或零部件的巨型机器, 这些模块或零部件都是技术或生产方式。经济是技术的一种表达, 并随这些技术的进化而进化。沿着布莱恩·阿瑟的思想路径, 我们认为内容就是产品, 内容经济是建构在新媒体技术之上的、由技术作为中介而完成的一系列关于产品和服务的活动、行为或变现模式。

2015年以来, 内容产业风起云涌, 无论是基于内容产业的创业潮, 还是BAT各大平台对内容产品的争夺与生态布局, 都再一次印证:内容经济是新媒体时代的下一个风口。内容经济涉及多个领域, 并驱动着商业模式朝着多元化及差异化的方面不断迈进。

一是IP红利, 泛娱乐化的商业模式。以《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鬼吹灯》《那年花开月正圆》等为代表的热门IP大剧持续火热, 为内容经济的爆发式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由IP衍生的游戏、定制手机及服装等产品也为企业创造了高额的回报。从当前国内的IP产业来看, 小说、漫画、游戏、影视剧、体育、音乐、明星、网红等都是IP内容的表现形式。IP的商业化过程一般分为孵化培育、宣传运营、授权变现三大环节。对于成熟的IP运营来说, 一次成功的改编不等于完成了对IP内涵价值的变现。只有多次完美跨越宣传媒介的界限, IP的商业潜力才不会逐渐僵死。

二是视频直播, 移动化传播模式变革。2016年直播成为全面爆发的现象级风口。熊猫直播、斗鱼直播、虎牙、龙珠、花椒直播、映客、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等, 你方唱罢我登台, 好不热闹。有统计数据显示, 在中国大概有300个左右的直播平台, 规模堪比当年的团购网站火拼时期的“百团大战”, 十分惨烈。在线直播的门槛非常低, 只需一台电脑和一个账号即可进行直播, 手机更是可以随时随地直播如同家常便饭。秀场、演艺、游戏、户外活动、电竞、音乐会、教育、明星等各类主播形态兴起, IP、粉丝、流量等让企业家和资本家兴奋不已, 纷纷试水在线直播, 行业发展鱼龙混杂。未来移动直播的发展将呈现五大趋势:移动直播行业吸引众多企业参与, 直播平台融入更多社交元素, 直播平台向开放性、综合性发展, 直播平台需强化监管、提升质量, VR直播是视频直播的下一代形态。[27]

三是内容电商, 场景革命下的电商新形态。内容电商是通过内容来实现消费者与商品的连接, 并引导消费者在看直播、看自媒体文章、看帖子的过程中购买商品。内容生产者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即达人、职业人士和卖家 (典型者为网红) 。如今的电商平台都开始了全面内容化, 一手抓文字内容, 另一手抓视频直播。电商巨头们也开始纷纷跟风做内容, 淘宝做了微淘, 京东做了发现、聚美优品。好的内容就像一根磁铁, 吸引用户的注意, 留住用户的目光。内容电商很显然可以让用户忘记价格, 非常适合用来推广单价偏高、非刚需的商品, 而且用户的黏性会比较高, 一旦对某种内容或者社区产生感情就会长久信任。从交易型电商转到内容电商, 游戏规则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变化之一, 直播成为电商平台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变化之二, 行业出现电商与泛娱乐直播平台合作;变化之三, 纯粹的电商直播平台正在悄然兴起。

四是知识付费, 新媒体时代的内容变现。知识付费的本质, 就是把知识变成产品或服务, 以实现商业价值。从2016年开始, 一系列标志性的事件让内容付费渐渐成为时尚。2016年3月和4月, 知乎连续推出实时问答互动“知乎Live”与一对一“值乎”两款知识付费产品。5月果壳网上线了新型付费语音问答产品“分答”, 并邀请王思聪、佟大为和冯仑等各行各业大V、网红入驻平台。分答上线42天, 授权用户超过千万, 付费用户多达百万, 产生了50万条语音问答, 交易总额超过1800万。随后, 罗辑思维全力打造“得到APP”, 以罗振宇、李翔、李笑来为代表的意见领袖吸引了海量粉丝, 逐渐搭建起了自主的知识付费体系。喜马拉雅FM创办知识付费节“123知识狂欢节”, 24小时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马东推出的栏目《好好说话》在喜马拉雅上线的第一天, 就突破了500万元的销售额。钛媒体和36氪等垂直媒体也纷纷开设了付费专栏, 豆瓣网推出了首款付费产品“豆瓣时间”, 就连腾讯CEO马化腾也表示, 微信公众号正加快上线付费订阅。仿佛嗅到了远处传来的风信, 许多网络平台和个人准备拎着知识迎风而起。线上知识付费主要有四种内容类型:第一, 低频度使用的知识和内容;第二, 跨界度高的内容和知识;第三, 精粹度高的内容和知识;第四, 高场景度的内容和知识。[28]总之, 知识付费市场的红利吸引了不少玩家进入, 随着资本巨头的相继入场, 知识付费必定成为一个“风口”。正如小米创始人雷军所说:创业就是要找到风口, 赶到风口上, 猪也会飞。

(2) 迎接内容创作者的春天

凯文·凯利在《必然》中说:“在信息极大丰富的世界里, 唯一稀缺的资源就是人的时间和注意力。”谁在最短的时间里吸引更多的用户, 谁就是最后的赢家。平台靠什么吸引用户?内容, 内容为王关系平台生死。所以, 互联网巨头对于内容的角逐正在越演越烈。“百度的搜索天然坐拥用户对于内容需求, 因此在此基础之上自然的衍生出了知识与娱乐的内容以及PGC内容+UGC内容的双重布局, 而在此内容基础之上引入了百度联盟实现变现, 是一个有头有尾的生态闭环。阿里基于电商完成了电商内容的自闭环, 但由于电商无法向内容生态进军, 因此其只能借助于投资或收购第三方公司完成内容布局并帮助其变现, 但又由于阿里缺少内容入口支撑, 因此无法为第三方公司提供内容分发, 有尾无头, 电商小闭环成立, 内容大闭环不成立。腾讯以微信和QQ作为绝对的内容容器入口, 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了全面的泛娱乐内容布局, 最终其又以游戏和广告完成了变现, 也是一个完整的闭环生态。”[29]

2015年之后, 内容产业在国内迎来了快速发展期。2016—2017年, 以BAT和今日头条为首的互联网公司, 相继启动自媒体扶植计划, 如百度百家号的“百+计划”、阿里大鱼号的“大鱼计划”、腾讯企鹅号的“芒种计划2.0”与头条号的“千人万元计划”, 各家注入大量资金和资源, 以争抢优质内容和优质自媒体创作人。2018年百度百家号、阿里大鱼号、腾讯企鹅号、今日头条、网易、喜马拉雅FM等各大平台, 对内容创作者的资金扶持总额将达到300亿元。新媒体时代, 内容生产出现三大趋势:一是内容呈现的多终端化, 用户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参与信息交互与传播。二是内容产品的社区化, 网络游戏、娱乐产品、社交产品等都属于内容生产的范畴, 新媒体内容生产已经过渡到内容与关系相结合的生产阶段。三是内容生产主体的多元化, 每个用户都可以作为个体性生产的主体, 通过微博、微信、博客与各种各样的网络论坛和社区传播信息内容, 而且这种传播不会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30]

中国的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年轻一代成为消费的新生力量。随之而来的媒体传播环境的变化, 使许多互联网大平台放下身段, 讨好青年消费者。微信公众号、百度百家、搜狐、今日头条等几乎同时推出了自媒体平台, 帮助年轻的自媒体人来创业, 从而催生了前所未有的“自媒体热”。提供实时发生的一个热点事件、录制一个脱口秀、拍摄一段现场式的视频、上传一张萌萌达的图片, 不用很高的成本, 一部手机就可以搞定。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上传内容, 每个人都可以做网红, 每个人都可以打造属于自己的个人IP, 在自媒体的茫茫人海中, 不去说罗振宇、吴晓波、高晓松、青龙老贼、魏武挥那些成功人士, 即使papi酱、“天才小熊猫”、叫兽易小星、同道大叔、李叫兽、“小小包麻麻”等年青网红, 也都是励志的标杆。papi酱 (姜逸磊) ,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2015年10月, 开始在网上发布原创短视频。2016年初, 一人分饰多角的情景设置、话题观点的犀利表述, 使得“papi酱的个人小剧场”的短视频在2分钟内拿到10w+的超高流量, 让太多的自媒体人望洋兴叹。很快, 她迅速占据各大平台头条和热搜榜首, 先后获得罗辑思维、真格基金、光源资本和星图资本1200万投资, 首个广告合作拍卖出2200万高价, 成立了自己的MCN公司。papi酱完成了由自媒体到创始人的蜕变升级, 看似单薄的身躯却一时风光无限。“天才小熊猫” (张建伟) , 2010年借着3Q大战创作了著名的《右下角的战争》系列一举成名。他坚持内容为王, 擅长将段子巧妙融入创意, 有效地保证了文案的趣味性。在2015年中国网红排行榜上, 位立第三名。如今的天才小熊猫坐拥700万粉丝数, 几乎每条原创微博都会达到2万转发, 这是一般的明星都不能达到的明星效应。叫兽易小星 (易振兴) , 是线上生长起来的一代内容生产者。作为一个制造欢乐的喜剧导演, 他常年盘踞土豆网排行榜前列, 其独具笑点的脱口秀视频一度风靡。其创作风格独具, 作品题材多变, 最擅长抓住时下最IN的受众心理, 把KUSO文化完全巅峰化风格化。同道大叔蔡跃栋, 从2014年7月在微博开始发布一系列星座吐槽漫画。用诙谐幽默的文字及配图, 以吐槽十二星座在恋爱中的不同缺点为主, 吸引了大量“星座控”网友的关注, 至今各平台粉丝总计超过3000万人。2015年创立深圳市同道大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旗下有道仔传媒、同道生活、同道制造、同道影业、同道服饰、同道互动等多家控股子公司。2016年12月美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美盛控股) 以2.175亿元收购同道大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同道文化) 72.5%的股权。“小小包麻麻” (创始人贾万兴) 最早以微信公众号起家, 主打母婴育儿内容, 积累了500万+年轻的父母, 之后基于精准人群开始尝试电商。从2016年到2017年, 短短15个月内就获得三笔融资, 并将自己的整体品牌形象升级为“百宝新媒体”, 由单一的母婴微信公众号拓展为新媒体矩阵, 已经涌现出了像“Michael钱儿频道”“说说咱家娃”“宝宝营养辅食”“小楼老师心理课”这样各自领域中的“大号”, 全矩阵粉丝量超过1000万人。

这是一个内容创作者的春天, 不少青年在春天里演绎着罗曼蒂克, 也演绎着创业艰辛的故事。中国社科院国情调查与大数据研究中心和腾讯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完成的《生活在此处——社交网络与赋能研究报告》显示, 青年人在社交网络相关职业的选择中, 排名前三的分别为微商、公众号写手、电子游戏玩家, 其分别对应的百分比为30.3%、18.6%、16.8%。可见, 以一种虚拟网络平台为基础构建的新型就业模式在青年中有一定的市场。在中国语境的“万众创业大众创新”的浪潮中, 这些成功的黑马, 是一个更可以亲近、更具有借鉴意义的标本。但对大多数人来说, 建构盈利模式只是一个传说。正如新媒体学者杰罗姆所说:“自媒体人在大平台上, 圈下了一块地, 种下自己的菜;而大平台们则让荒凉的西部, 由此变成了传说中的淘金热土。至于这里是不是真的能够出现数不胜数的网络童话, 以后再说。”[31]

三、新媒体时代青年发展面临的挑战

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以便捷、高效、即时、互动等方式推动着社会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 它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深度颠覆着社会秩序, 也对青年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

1. 互联网平台是天使还是魔鬼?

互联网平台是一个新的物种, 它兼具企业和社会的特点和功能, 是双边或多边市场的连接者、价值的整合者, 更是生态圈的主导者。随着以淘宝天猫京东为代表的购物平台、以百度为代表的搜索平台、微信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平台、美团饿了么为代表的外卖平台、支付宝财付通为代表的支付平台的普及, 平台带来了商业模式的创新与产业组织的变革, 正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数字化产业领域取得主导优势。面对如此惊人之变局, 用户与吃瓜群众有褒奖与依赖, 有嘲讽与指责, 也有恐惧与抵制。尤其是近几年, 争议、冲突甚至恶性事件时有发生, 互联网平台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更是引发社会整体质疑和反思。

(1) 互联网平台存在的问题

互联网平台连接人的线上、线下生活, 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成为经济与社会的主角, 正在如火如荼地改变着中国。然而, 我们对平台的前瞻思考、对平台的风险规制, 还方兴未艾。互联网平台运营带来的风险,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虚假信息泛滥, 公信力不足。

互联网平台虚假信息具有四个特点:一是传播速度更快, 地域范围更广;二是发布成本低, 传播主体泛化;三是传播呈散布型网状传播结构, 所有网结生产、发布的信息都能够以非线性方式流入网络之中;四是以猎奇、怪异方式出现, 更具有“传播力”。2016年8月的徐玉玉电信诈骗案, 让一个花季少女转眼间香消玉殒, 折射出的是电信欺诈的恐怖。2017年7月年仅23岁的大学生李文星, 因Boss直聘一则虚假信息误入传销组织, 最终身亡。放眼望去, 虚假信息泛滥引发的案件数不胜数, 这暴露出互联网平台公信力不足、诚信缺乏、审核不严、行业混乱的普遍现状。

第二, 平台垄断, 赢者通吃。

互联网行业的特点是赢者通吃, 只能做老大, 不能做老二, 所以形成了新的市场垄断。比如, 阿里巴巴在电子商务领域、腾讯在社交网络领域、百度在搜索引擎领域等, 都取得绝对主导的市场地位。“特别是近年来, 互联网领域频频发生的合并事件, 比如美团与大众点评、滴滴出行与优步中国、携程与去哪儿、58同城与赶集网、百度外卖与饿了么等, 进一步激起了对于平台垄断议题的广泛讨论。”[32]互联网平台垄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采取捆绑搭售、拒绝交易、价格歧视等方式赤裸裸地获取垄断利润、损害消费者利益;二是互联网行业巨头大肆收购潜在竞争者, 许多有潜力的中小企业在崛起之前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三是山寨抄袭、域名抢注、窃取信息、商业诋毁和流量劫持等手段花样百出, 使互联网平台竞逐的残酷性看起来更加野蛮、兽性。互联网企业的各种合谋、经营者集中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 对中国的创新不利, 对中国发展实体经济不利。

第三, 数据泄密, 网民“裸奔”。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中这样描述:一个孕妇的口味及消费模式等是有一定规律的, 单一一条信息并不足以判定你的状态, 但关于你的不同来源的数据集合一旦与孕妇特型 (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个分析模型的话) 高度相关, 人们便很容易对你的真实状态进行一种准确的判断而不管你自己承认或者不承认。“大数据背后的逻辑是数据积累越多越好, 很多企业都相信有了大量数据资源后, 就能对企业的业务产生更大价值。但人们往往很快就会发现, 除了技术能力之外, 如何妥当地管理、利用这些资源并非易事, 安全合规是一方面, 降低数据使用的阻力及风险也是困难重重。”[33]互联网平台都强调自己建立了一道安全可靠的“护城河”, 但事实上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坚不可摧, 他们也有着自己的软腹。前几年, 当当网、美丽说、蘑菇街等电商平台信息泄露事件就屡屡发生。近来, 互联网平台安全问题一再爆发。弹幕网站AcFun、摩拜、优酷、前程无忧等, 相继被传有上千万用户数据被黑客盗取或内部人员泄露, 包括用户的邮箱、密码、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等被人瞬间摆上“货架”兜售。“互联网, 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也撕碎了人类的遮体布。在网上‘裸奔’的网民, 不仅被‘画了像’, 这些‘画像’甚至还被出售牟利”[34], 这无疑会对个人或企业造成声望与经济利益的损失。

第四, 劳动关系重构, 权益保护成为难点。

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 颠覆了传统的雇佣方式和劳动方式, 消解了集体劳动关系赖以形成的利益基础。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16年中国移动端出行服务市场研究报告》显示, 截至2015年底, 我国从事移动出行服务的司机总数为1871.4万人, 其中顺风车/拼车司机数量达到900万人, 专车 (快车) 司机达到555.5万人, 代驾司机达到259.9万人, 显示出移动端出行服务解决了大量社会劳动力的就业, 也带动了兼职工作及多重雇佣关系的发展。据阿里研究院和菜鸟网络发布的《全国社会化电商物流从业人员研究报告》显示, 截至2016年初, 全国电商物流业的一线从业人员为163.6万人, 以中专、技校、高中学历为主, 近80%来自农村, 每天劳动时间超过8~12小时, 大部分人月收入在2000~4000元之间, 劳动条件与劳动待遇很不理想。以快递从业人员为例, 工作满3年以上者仅为15%。“他们以劳务派遣的方式在各类企业中游走, 成为平台的边缘劳动力, 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这就难以与企业形成稳定的劳动关系, 导致共生性劳动关系发育不足。”[35]总之, 平台经济发展对就业、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等方面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和挑战。一是平台经济发展加剧了用人单位的小微化, 成为劳动保障违法行为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二是平台经济发展加剧了用人单位的非正规化, 给实施劳动合同制度带来了现实困难;三是平台经济发展提高了灵活用工的使用频率, 但也剥夺了部分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权利和职业安全感;四是平台经济降低了劳动关系的稳定性, 极易引发劳动争议甚至群体性事件。[36]北京海淀法院对近年来审理的105件涉互联网平台用工的劳动关系认定案件进行调研, 其中确认互联网平台与从业者直接建立劳动关系的案件为39件, 认定双方未建立劳动关系的案件为58件, 认定双方建立劳务派遣关系的案件为8件。同为互联网平台用工, 部分平台与从业者的关系受到法律承认, 部分则不然, “司法裁判为何会呈现出如此明显的认识性差异?是因为平台的经营模式不同, 还是法院裁判时基于对新生事物的不同认识采取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如何做好劳动者权益保护与鼓励新生事物发展之间的平衡?这些都成为在裁判互联网平台用工案件中不得不思考的真问题”[37]。

(2) 互联网平台要讲成功, 也应讲善恶

互联网平台已经成长为新的经济主体, 聚合了海量的用户, 越来越变得“无所不能”。互联网平台所拥有的权力和承担的职责已经超越了普通企业正常的行为范畴, 可以制定规则, 可以执行权力, 还可以宣称“最终解释权归本平台所有”。这无疑对现有的网络治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挑战表现在:一是平台与商户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如2011年10月的“淘宝十月围城”事件;二是平台与用户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如2016年11月的“徐世平与微信公号”事件;三是平台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如2014年1月的阿里巴巴与工商总局的白皮书之争;四是平台与平台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如2017年4月的苹果与微信的赞赏功能之争;五是平台与传统企业的矛盾与冲突, 如2017年6月阿里菜鸟与顺丰速运的矛盾。[38]

徐晋在《平台经济学》中, 将互联网平台分为三种:纵向平台充当中介的角色, 不参与具体的交易过程, 仅起到促成双方达成交易的作用。横向平台是匹配具有相似特征的不同组成员的相互交流和组合的现实或虚拟空间。受众平台是通过给予观众 (免费) 服务和商品来捕捉目标客户, 而这种 (免费) 服务与商品往往受到商户资助。当下多数的中国互联网平台技术中立, 平台内容并非自主生产, 比如百度提供第三方网站信息, 淘宝只是为生产者或卖家提供店铺, QQ微信的信息主体是亿万用户生产的UGC内容。平台的属性, 使得它们在遭遇危机事件时更具有争议性, 因为普通大众很难界定平台要承担何种责任, 更遑论定性这些平台的主观善与恶。因此在价值观层面, 我们时不时看到平台是一地鸡毛, 诸如流氓软件、病毒木马、欺诈信息、假货仿品等等。互联网往往不涉及人身安全, 这成为平台小恶不断的心理依托, 即使发生“魏则西事件”“空姐夜乘滴滴被害”案件, “技术中立”“技术本身没有错”变成了互联网平台最信手拈来的护身符。“在互联网领域, 有一个‘避风港原则’:技术提供者只要‘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技术被用于侵权, 就可以免于连带处罚。但‘避风港原则’并不涵盖全部情形, 除它之外还有一个‘红旗原则’:如果侵权事实像红旗一样显而易见, 技术提供者就不能装作看不见, 或以不知道侵权为理由推脱责任。由是观之, 司法裁判的关键在于技术背后的责任和意图, 技术本身并不是谁的‘免罪牌’。”[39]技术是天使还是魔鬼?取决于人类自身。技术在天使手里是天使, 在魔鬼手里就是魔鬼。“技术中性”并不等于“价值中性”, 工具理性也不应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技术促进了互联网平台的成长, 但绝不应成为掩其龌龊的遮羞布。因此, 互联网平台影响力有多大, 责任就有多大。巨大的用户群体绝不仅意味着金山银山, 还意味着责任如山。

2. 从解构严肃到“娱乐至死”

当下, 从社交媒体平台到内容平台, 从短视频到直播平台, 无处不在的快餐式文化都在试图抢夺用户的注意力。即使对于经典戏剧和严肃话题的讨论, 有时也变成一种娱乐, 使其成为消费品。这些并非简单的炒作, 其中还存在解构式的戏谑与反叛, 从而能更大程度地实现审丑的快感。处于主导地位的网络话语大体呈现出以下几个典型特征:一是表达主题类型化, 即利用受众业已形成的刻板印象来挑动他们的神经, 如“潜规则”“富二代”;二是表述方式上多采用戏谑方式诉说悲情来打动受众情感, 如“做俯卧撑”“我爸是李刚”;三是表现行为上的反智主义。一方面, 无厘头的恶搞充斥网络, 另一方面, 离经叛道的快感和对权威的蔑视成为全民共识。在隐形的网络上已没有了现实生活中社会地位与身份上的高低贵贱, 被网络盯上的人, 注定难逃“板砖”袭击。[40]

(1) 解构严肃

吐槽明星、解构严肃、躲避崇高, 已经成为中国式脱口秀等娱乐节目的生存法则。流风所及, 近年来从电视、图书、网络平台到手机微信, 所谓的“恶搞”“无厘头”大行其道, 甚至出现了“嘲弄”红色经典的势头。审丑是对审美的反叛, 恶搞是对严肃的解构, 嘲弄是对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消解。对主流价值、红色经典和严肃问题的解构,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编传统名著以娱乐的方式去迎合观众低层次的审美需求和嗜好, 随意地丢弃了经典作品的文化内涵和意义, 而又缺乏有价值的当代解读或新建构。“其实‘恶搞’早已在我们身边泛滥。电视剧、图书中, 《天仙配》拍成了武打戏, 孝子董永成了武林高手。‘大话’‘水煮’‘麻辣’乃至现在‘情蒸’四大名著的图书屡屡出现, 原著中的故事早已被改得面目全非:红脸的关公, 缘自好色害羞;孙悟空偷吃‘伟哥’引发一系列尴尬;‘桃园结义’三兄弟化身营销高手;贾宝玉竟成了‘文革’中的造反派;甚至唐僧也卷入‘三角恋’, 观音和唐僧接吻拥抱……”[41]这股恶搞之风, 已经远远超出了轻松与娱乐的范畴。二是围绕革命先烈或道德楷模进行肆意解构。从“雷锋是因为帮人太多累死的”“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枪眼的”“董存瑞为什么牺牲, 因为被炸药包上的两面胶粘住了”, 到恶搞《黄河大合唱》, 以床单来表现黄河, 以“呼吁年终奖”来替换“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主题, 以“精神病合唱团”来戏谑音乐所表达的严峻形势和奋起抗战的态度。三是把严肃的反腐败报道加以“软化”, 存在过多渲染贪官情色、过细描写贪官作案手段等低俗化倾向, 将严肃的反腐新闻娱乐化, 甚至出现一些失实、虚假报道。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8年初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视听节目传播秩序的通知》, 指出近期一些网络视听节目制作、播出不规范的问题十分突出。“有的节目歪曲、恶搞、丑化经典文艺作品;有的节目擅自截取拼接经典文艺作品、广播影视节目和网络原创视听节目片段, 或者重新配音、重配字幕, 以篡改原意、断章取义、恶搞等方式吸引眼球, 产生了极坏社会影响。”解构很普遍, 但恶搞有底线, 历史从来就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主管部门在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恶搞”“无厘头”之风蔓延的同时, 要反思其产生、盛行的土壤, 对症下药, 疏堵结合, 为主流价值观的建设, 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更为关键的是, 青少年影响的将是未来!

(2) 娱乐至死

1985年, 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著作中这样写道:“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 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 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 毫无怨言, 无声无息, 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33年过去了, 曾经在美国社会泛滥的娱乐至死闹剧, 却不断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演, 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悲剧。表现之一, 边缘游走, 格调低俗。碎片化娱乐时代, 一批网络社交、视听平台正处于热门风口。快手、抖音、火山、西瓜等一系列短视频APP人气高涨, 已然成为当前网络流行文化的热门, 它们共同的特点都是主打娱乐性, 逐渐形成了一种青年流行文化。根据企鹅智酷日前发布的《抖音&快手用户研究报告》显示, 目前快手的月活跃用户超过2亿, 抖音APP月活跃用户也已经过亿。可以说, 娱乐类短视频已经是一个覆盖面非常广大的市场。这当中虽然有不少极具创意的内容给人们带来了欢乐, 但是也有一些内容边缘游走、格调低下, 凸显了当前视频监管之殇。有些内容创作者为了“博出位”, 将庸俗化、媚俗化、恶俗化进行到底;但很多时候面对问题, 互联网平台选择沉默, 尤其是沉默与利益休戚与共的关口。典型的案例, 前有快播公司“传播淫秽视频”, 公司CEO王欣被判刑;后有“内涵段子”导向不正、内容低俗, 被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责令今日头条永久关停其客户端及公众号。这些“辣眼睛”“毁三观”的内容, 不仅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 甚至有些走向了违法犯罪边缘, 成为互联网平台中的精神毒瘤。表现之二, 冷血麻木, 集体狂欢。“在社会日趋多元化和媒介市场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 一些媒介为单纯吸引受众眼球和追求利益最大化, 在社会事件传播中严重偏离正常轨道和价值标准, 有意无意地过滤了事件本身的启发性及严肃性, 使社会事件高度娱乐化, 或者将其包装成彻底的极端娱乐事件, 甚至对一些社会变态行为和事件过度追逐并放大为极端娱乐事件的现象层出不穷, 使娱乐变态泛滥。与此同时, 部分公众对媒介制造的一些极端娱乐事件和话题不仅不表示反感, 反而以一种狂欢的心态去追逐和消费, 从而表现为变态的娱乐。”[42]典型案例如2018年6月20日傍晚, 甘肃庆阳19岁女孩挣脱了消防队员的手, 从丽晶百货8层跳了下去。自女孩爬出窗外到最终坠亡的4个多小时里, 除了消防员的营救, 几百名仰着头的看客, 没有悲悯, 没有劝说, 有的只是嘲讽, 是催促。一个遭受侮辱的女孩, 在一群看客冷血麻木的嘲讽之下,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看客们, 或高举手机拍摄女孩跳楼进行直播, 或发朋友圈起哄, 消费脆弱者的生命与鲜血。狄德曼说, 如果道德败坏了, 趣味也必然会堕落。消费苦难, 无底线娱乐, 无异于是在受害者的伤口上撒盐, 也是对大众集体良知的挑战, 当然应该受到谴责。特别要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是:祥林嫂死了, 但鲁迅笔下的看客们至今还活着。

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写道:“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 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娱乐至死”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娱乐本身, 而在于“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在大众传播领域的不断上演, 使人们除了感官刺激和情绪宣泄之外, 日渐失去对社会事务进行严肃思考和理智判断的能力, 在于被轻佻的文化环境培养成了既无知且无畏失去严肃能力的文盲而不自知。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势必让我们民族与国家的文化精神枯萎, 这并非危言耸听!

3. 工具理性对人文精神的消解

工具理性的概念来自马克斯·韦伯, 他将人类的理性分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种。为使人的功利欲望得到满足, 工具理性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考虑实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的合适性与有效性。价值理性则是以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为取向, 强调行为不计后果地遵从价值信念, 不管是否取得成就。

(1) 价值理性消退

工具理性膨胀, 价值理性消退, 人们把理性当作实现物质欲望最大满足的工具, 因而泯灭了对于文化的渴望和对于理想的追求。“只讲目的, 不择手段;只要赚钱, 不讲良心”的工具理性, 已对公众道德和审美底线构成重大挑战与考验。“面对近年来拜金主义艺术家在竭力抹杀艺术与审美的崇高与渺小、优美与卑劣、隽永与平庸的天壤之别, 有良知的人们实在应该有所警惕;艺术作品越来越缺乏人格力量和艺术良心, 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就极有可能成为必然;‘颠狂柳絮随风舞, 轻薄桃花逐水流’, 若放任粗糙低级庸俗的作品一路狂歌, 无异于坐视那些来到这个世界只是为了天下苍生的艺术家及其作品自生自灭, 高贵的人性光辉难免日趋暗淡。”[43]

媚俗的、消费主义的、金钱至上、娱乐至死的文化, 不光一点点侵蚀着社会的肌体, 甚至在胁迫和消解着青年的人文精神。青年人开始对富有人文精神与关怀的深刻作品提不起兴趣, 对宏大叙事表示拒绝, 对不良现象仅有焦虑与泄愤, 对现实社会充满了嘲讽与戏谑;取而代之的是道德功利化、幸福物质化、生活虚拟化、人生游戏化, 等等。更为可怕的是, “人们对于对新媒体工具的过分依赖, 削弱了人作为‘智者’的思辨能力和批判精神”[44]。

(2) 不能被算法推荐遮蔽了我们的双眼

毋庸置疑, 我们已经进入算法时代。从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到内容的高效传播, 算法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同时, 我们不能被算法推荐遮蔽了双眼, 也应该看到其伤害价值理性的一面。算法推荐正一步步把人带向许多扭曲和异化的境地, 用户在不经意间落入了私人订制的无形圈套。一是工具奴隶圈套:你是他的奴隶。算法推荐的内容占用了用户原本用于工作、学习、休息、发展其他爱好等的时间, 令用户失去自主意识, 成为算法推荐的奴隶。二是圆形监狱圈套:你干什么他都知道。算法推荐系统拥有所有可能获得的用户个人信息, 仿佛置身于圆形监狱当中, 成为被不断监视下的囚徒。三是信息茧房圈套:你只会收到这些信息。算法推荐通过精准的过滤帮助用户建构具有单一信息脉络的内容体系, 无疑会令用户越来越沉溺于自己的回音, 在信息茧房中越陷越深。四是价值迷失圈套:你可能被坏内容影响。仅以用户兴趣为内容衡量标准, 往往会造成含负面价值取向的内容被大量推送由此陷入恶性循环, 带坏社会空气, 令越来越多的人迷失了正确的价值追求。[45]

今日头条的成功崛起, 主要得益于背后的个性化算法推荐。据官方描述, 今日头条可以在0.1秒内计算出推荐结果, 3秒完成文章提取、挖掘、消重、分类, 5秒计算出新用户兴趣分配, 根据社交行为、阅读行为、地理位置10秒内可以更新用户模型。通过这个很厉害的杀器, 今日头条获得了巨大的流量和收益, 正以让世人目瞪口呆的速度一路狂飙。但成也算法, 败也算法。因为流量至上带来的低俗化和价值观的抗拒, 也给今日头条带来了饱受社会质疑的负面影响。在算法时代, 如何抵御流量的诱惑, 真正赢得用户的口碑;如何保持后现代的忧思, 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 才是今日头条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四、结语:用好新媒体凝聚新青年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对于新媒体时代的青年来说, 狄更斯的这句名言或许有着更为深刻的共鸣。新媒体是互联网新兴媒体的基本架构, 是“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网络传播平台”。从互联网平台成长、演变和竞争的探索来看, 互联网平台本身恰好也蕴含了最好和最坏的实践和体验。因此, 互联网平台对“恶”是技术中立还是守土有责?互联网平台应如何处理好准公共性质与运营企业的商业性质之间的矛盾, 平台开放性与安全性、创新性与规范性之间的矛盾?政府应如何治理互联网平台?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严肃课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 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网络治理的关键节点。平台治理应着力于治理理念、治理思维、治理路径的创新。具体而言, 互联网平台治理需要坚持三个基本原则:“一是线上和线下同步治理。互联网平台经济的问题不仅体现在线上, 更多的是线下问题向线上的延伸或转化, 必须坚持线上线下统一规范, 同步治理。二是政府和企业协同治理。互联网平台经济是一个复杂生态系统, 其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依靠政府监管或企业自律, 应在政府监管下充分发挥企业自主能动作用, 开展政企协同治理。三是立法和技术并重治理。既要根据平台经济发展趋势, 加快互联网立法建设依法监管, 同时又要加强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开展科学监管, 提高企业违法违规成本。”[46]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17年12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 以10~39岁为主, 占比73%, 达5.64亿。其中, 10~19岁占比19.6%, 20~29岁占比30%, 30~39岁占比23.5%;网民中, 学生群体规模最大, 占25.4%。据统计, 目前互联网从业者平均年龄为27.5岁, 85后和95后占互联网从业者80%以上。可见, 青年是互联网的使用主体, 也是互联网行业的创业就业主体。他们通过互联网平台对现实进行了解构和去中心化, 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在这一虚拟世界中得到了承认。“但是, 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的处境和焦虑却仍然存在着, 因为狂欢感受及泄愤心态、戏谑心态仍将是网络流行语背后的情绪基调。也许, 青年的意义危机是无法短时间或不必要根除的, 但导致青年社会处境恶化和内心焦虑不安的结构僵化, 则是必须予以面对和解决的社会问题。”[47]

用好新媒体, 凝聚新青年。网络的事情, 就是青年的事情。我们每天忙忙碌碌地做的事情, 除了让我们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 还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生存其间的社会变得更好一些?在新媒体时代, 这个问题应该是对许多青年人的严峻拷问。互联网平台治理就提供了这样的成长机会, 青年要成为价值的追求者、倡导者、践行者和承担者。

阳光洒落在每一代人身上, 每一代人都能看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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