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光逐云:新媒体时代下的“娱乐至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2 次 更新时间:2016-02-02 23: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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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光逐云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似乎用狄更斯的这句话作为开头来评论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再合适不过了。技术改变生活,让社会进步,但我们在得到一些东西的同时,也必然失去了一些东西,遇到了一些麻烦。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从印刷机时代讲到了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时代,从以文字为中心的信息传递讲到了以图像为中心的传播。作为一个技术悲观主义者,他在不断地歌颂技术的伟大,只不过歌颂的是过去的技术,而非未来的技术。

   其实,从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来看,从机械时代到电子时代这种技术解放人类的进步无可厚非。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始终是我们的刚性需求,无论是基于图形交互的Windows取代DOS,还是如今微信的成功,无不验证着这一必然的趋势。

   只是波兹曼在批判电视文化的同时,在更深层次上提出了一个问题——技术在给人的生活做减法的同时,是不是也给人的思维能力做了减法。

   而在这样一个新媒体时代里,这样的问题似乎更是亟待我们去思考。

  

   连续性的缺失

   波兹曼觉着电视播音员说“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新闻”是残忍的,因为这让信息的表述不具有连续性,但是他没有想到,几十年后微博将这种残忍做到了极致。

   或许我们上一条看到的是自然灾害带来的惨状,下一条就是让人笑得前仰后合的糗事百科。

   传统媒体是在“盖棺定论”似的传递信息,而微博传递信息则是渐进的。我们很难在微博上看到一个事件的全貌,在不断地刷新中,或许我们一不小心,就有可能错过什么。而且这种不小心的可能性是极高的,因为我们接收的信息是过量的。更何况,即便是我们掌握了事情的全部,也很难用140个字把事情说清楚,哪怕我们用的是精炼的古文。

   而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信息的不确定性更加严重。

  

   不确定性的增加

   信息的基本作用就在于消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认识的不确定性,但电子媒介却让一切背道而驰。

   波兹曼认为电子媒介创造出了一种“假信息”,从而改变了“得到信息”的含义。他所说的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

   现在看来,似乎这一切用来形容如今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似乎更为合适。

   信息不确定性增加的另一方面,其实就是信息的真实性受到冲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们很容易将事件的一部分当做事件的全部,结果就成了盲人摸象,管中窥豹。

   而且,新媒体即时传递信息的特点,更是让很多真假莫辨的信息没有经过把关,就直接传递给了公众。最终错误地设置了社会议程,刺激了公众舆论情绪化的一面。

  

   逻辑思维的沦陷,情绪化的泛滥

   电子媒介环境下思维能力的丧失是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最担心的事情,他认为电报是机械时代与电子时代最为显著的分水岭,因为“电报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它的传播能力,而不是收集信息、解释信息或分析信息”,“对于电报来说,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东西,而不是理解他们”。

   如果说电报只是一个开始,电视是一个发展阶段,那么如今依托于互联网的新媒体们则是整个浪潮的一个高峰。

   我们获取了大量的信息,但是却并不愿意、也没有时间去理解它们,因为时间都用在了获取所谓的海量资讯上了。

   而缺乏具有逻辑性的思考,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情绪战胜了理性。我们很少去思考我们赞同或反对的东西究竟合不合理,只是觉着某句话或某个观点很符合自己的想法,于是就去转发,去评论,去顶贴。

   在新媒体这个平台上,逻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找到情绪的引爆点。无论是常见的“仇视X二代”,还是最近利用网民怀旧情绪大搞社会化营销的《致青春》,都是利用了某个群体、或是大多数公众最容易被调动的情绪点。

   这些如果做得好,或许我们可以走进电影院看一部不错的电影。但更多的时候,波兹曼的担心还是应验了,这种缺乏思考的信息传播用错了地方,于是乎,群众就变成了群氓。

   最近新京报记者躺枪成为“表弟”的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先是“红会工作人员疑似戴名表”的微博发出,大家一看到“红十字会”这几个字眼,神经立马兴奋了起来,一时间群情激奋,不遗余力地将红十字会给痛骂一番。最后真相大白,照片中的人是新京报的记者,而那块表更是仅仅花400元买的。只是著名微博鉴表人花总前面推波助澜的微博和后面道歉微博的转发数对比(16万对1万),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

  

   严肃性的解构

   真不知道如果波兹曼看到如今社交网络上的那些信息时,到底会作何感想。

   似乎正如波兹曼所言,电子媒介技术本身就不具备严肃性,而这种技术的内在偏向导致了信息严肃性的解构。

   《娱乐至死》在第一章就提到“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文化的内容”。尽管这样的论断似乎有点犯了技术决定论的错误,忽视了文化生成过程中很多社会性的原因,但是一样值得我们去深思。

   当复旦投毒案在社交网络上演化成一股“感谢舍友不杀之恩”的调侃时,互联网这一媒介似乎已经改变了原有信息的内容。

   原本对于事件本身更为深层次的思考,也被这种戏谑给轻易地冲淡,任何看似严肃的东西被放在网上,或多或少都有些“跑偏”。几十年前,波兹曼批判那些电视辩论类节目,认为他们让严肃的问题娱乐化,而我们如今遇到的问题似乎更加严重。因为话题的讨论者已经不仅局限于电视屏幕上的嘉宾了,而是延伸到了所有的社会公众。

   在现在这样一个新媒体时代,再读波兹曼这本《娱乐至死》或许依旧没有过时,因为书中提出的很多问题并没有解决,反倒是更加的严重。

   最后就把波兹曼在书尾的那段话放在这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时刻感受到头顶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吧。

   “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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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钛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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