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萍:群己权界:儒家现代群治之方——兼论严复自由理论的儒学根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3 次 更新时间:2021-01-11 22: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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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严复通过编译现代西方政治论著率先对中国的现代自由诉求做出了理论阐释,旨在由此解答现代中国的“群治”问题。其基本思路是中国唯有发展个体自由,才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即“国群”),进而才能在现代民族国家竞争中自强自存。据此,严复认为,自由非但不与群治相抵牾,而且是现代中国的群治之方,故他以“群己权界”来概括自由之要旨。这并非简单的中西格义,而是一种现代自由观念的中国式表达,其思想实质是儒家群学原理的现代演绎。就此而言,严复用“以译代著”的方式构建了一套初级版本的儒家现代自由理论。

   【关键词】儒家;国群;自由;群己权界;群治

  

   严复作为中国的现代自由之父,不仅提出了“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思想观点,而且通过编译现代西方社会政治论著对现代自由问题做了系统的理论阐释。然而,严复对现代西方政治学说,尤其是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学说的诠释却是以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特别是荀子群学为主要的思想依托,[①]即如高凤谦所说:“严子所译著,大半言群治。”(《群学肆言•订正群学肆言序》[②])

   对此,人们不免会产生疑问:严复一面“以自由为体”,一面“大半言群治”是否自相矛盾?殊不知,自由正是严复针对当时中国“群治”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其基本思路是中国唯有发展个体自由,才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进而才能在现代的民族国家竞争中自强自存。这实际表明自由非但不与“群治”相抵牾,而且是现代中国的群治之方。

  

   一、国群:荀子“群”概念的现代诠释

   “群”作为严复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乃是他运用荀子的“群”概念对英文“society”(今译:社会)一词的格义。其理由是“荀卿子有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凡民之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兵刑礼乐之事,皆自能群之性以生。”[③]因此,“群”就是与禽兽相区别的人类社会,并且正与英文“society”相当,故也有学者直言:“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的本质规定性就是‘群’或‘群体’。”[④]

   但是,严复对“群”的理解绝不限于此,而是进一步将“群”解释为与“小己”相对待又相依存的“国群”(或曰“国”),[⑤]而且他强调的“国群”乃“函社会国家在内”。[⑥]也就是说,“国群”内在的包涵两层涵义,即作为政治法律共同体的国家和作为伦理生活共同体的社会。[⑦]尽管在严复的解释中,这两层涵义往往相互重叠、合而为一,即“国家之为社会”,[⑧]但是基于当时中国的时局,严复更加侧重从国家的意义上解释社会,强调“国家为最大最尊之社会”。[⑨]因此,严复的“国群”概念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味,这其实也是他通过诠释荀子“群”概念着意凸显的内容。他解释说:

  

   荀卿曰:“民生有群。”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尝考六书文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何以言之?西学社会之界说曰:“民聚而有所部勒,祈向者,曰社会。”而字书曰:“邑,人聚会之称也;从口,有区域也;从卪,有法度也。” 西学国之界说曰:“有土地之区域、而其民任战守者,曰国。”而字书曰:“国古文或,从一,地也,从口以戈守之。”观此可知中西字义之冥合矣。(《群学肄言·译者赘语》[⑩])

  

   由此可以看出,严复所谓“国群”与荀子的“群”概念不乏一致之处:其一,荀子认为,人类社会就是“有法之群”。其所谓“法”就是社会规范,属于儒家广义的“礼”,因此,荀子也说,凡是“群”,“不可少顷舍礼义”(《荀子·王制》)。同样,严复也认为,“国群”作为社会,是“人聚会”“有法度”“民聚而有所部勒”。就此而言,二者都是指有制度、有组织的人类社会。其二,严复指出“国群”深具国家特质,而且有意表明国家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一种存在形态,所谓“最重之义,极于成国”,其与社会的不同在于“有土地之区域、而其民任战守者”。而荀子基于“群”概念所解答的也都是“王制”“王霸”“富国”“强国”等问题,其实质正是一种关于国家的政治伦理学说,因此可以说,荀子“群”概念也蕴涵着某种国家的含义。

   尽管如此,严复所谓“国群”仍然与荀子的“群”概念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这是因为,严复在以荀子“群”概念来格义现代西方的社会、国家概念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不论是社会形态,还是国家形态,都是随着历史发展不断演变的,而绝非一成不变。对此,他基于经验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进化理论,指出:

  

   夫天下之群,众矣,夷考进化之阶级,莫不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11]

   世之有政治,乃五洲不谋而合之一事。其不谋而合者,以民生有群故。群之所始,《社会通诠》所言,已成不易之说。最始是图腾社会,……其次乃入宗法社会,……而文化之进,如俄国、如中国,皆未悉去宗法形式者也。最后乃有军国社会。……宇宙有至大公例,曰“万化皆渐而无顿”。[12]

   故稽诸生民历史,社会之形式有三:曰蛮夷社会(亦称图腾社会——译者注),曰宗法社会,曰国家社会(亦称军国社会——译者注)。[13]

  

   照其说法,人类社会发展是从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不断演变进化的过程,其中相较于西方国家,中国进入“宗法社会”最早且维持的时间最长,以至今日“未悉去宗法形式”,但不论中国,还是西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普遍一致性,即在经历“宗法社会”之后,必然进入“国家社会”,即便当前中国比西方后进,也终究不会例外,因此他称之为宇宙“至大公例”。

   虽然这种线性进化论的分析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但仍需肯定的是,严复由此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古今之变具有不分中西的一般共同性。按他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看,先秦时期的荀子正处于“宗法社会”,其当时相应的国家形态就是传统血缘宗法为基础的诸侯国(vassal state),而这恰恰是严复极力批判的,并主张“悉去”的社会形态,因为在他看来,近代中国已经迫切需要,而且正在走向“国家社会”。

   所谓“国家社会”是严复对英国社会学家甄克思著作A History of Politics(严译《社会通诠》)中“modern(political)society”的中译,也称“军国社会”[14](military society),意思是军事的或现代政治的社会(the military(or “political” in the modern sense)),有时也简称为“军政”,以此表征根本不同于传统宗法社会的近代社会形态。他指出,传统社会“其所以系民,非军政,乃宗法也。”[15]“学者欲求近世国家社会之原,舍兵事之演进,则乌从而求之?”[16]这里他以军政作为近代社会的突出特质,其实正是当时现代民族国家内外交战局面的概括,而国家社会(军国社会)实质就是指现代民族国家(modern nation-state)。对照前文便知,他通过格义诠释荀子“群”概念而提出的“函社会国家在内”的“国群”也就是“国家社会”,即现代民族国家。其实,在中国近代思想家中,除严复之外,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等也经常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上使用传统儒家的“群”概念,而他们实际寄托的也无不是近代中国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和理想,这显然已根本不是荀子“群”概念的涵义了。

   进一步看,作为一个既定的历史事实,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乃是基于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个体主体价值的挺立,这就决定了个体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体。正因如此,现代民族国家也被黑格尔之前的诸多近代学者称为“市民社会”(或译为“公民社会”,英文“civil society”),[17]这也就意味着现代民族国家与传统宗法社会的建构基础及存在意义都发生了时代性的转变。对此,严复指出:

  

   宗法社会,以一族一家为幺匿者也。[18] (“幺匿”译言本位——译者注)

   (宗法社会)若子侄,若妻妾,若奴婢,皆家长之所治也。家长受治于族正,族正受治于大宗。[19]

   (宗法社会)又未尝以小己为本位,此其异于言社会主义者,而又与国家主义殊也。故古之社会,制本于家。……吾人居今日之社会,皆以一身径受国家之约束法制者也。[20]

   (国家社会)以一民之小己为幺匿者,民皆平等,以与其国之治权直接[21]。

   (国家社会)国有宪典,公立而明定之,使吾身不犯其所禁者,固可从吾之所欲。……卖浆者忽酒,种荈者忽烟,无涉于人,皆所自主。[22]

   至于历久之余民,识合群之利,……于是公益之义起焉,保民之责重焉。而其立法也,乃渐去于宗法、神权之初旨,而治权独立,真国家之体制以成。……虽时有迟速,期有长短,而其所经历者,固未尝不同也。[23]

  

   由此表明,传统社会是以群体(宗族、家族)为价值主体,也即宗族、家族等群体是社会中根本性的、目的性的存在者,而个人(person)只是作为群体的一部分而存在,其实质是从属于宗族、家族的附庸,仅仅具有促进宗族、家族利益的价值,而不具有自身独立的主体价值。但现代性的“国群”(国家社会)则是以个体(individual)为社会价值主体,个体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目的性的存在者。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对家庭、社会、国家虽然仍要承担相当的责任和义务,但一切都是以个体权利的保障为前提,或者更明确地说,维护和实现每一个个体的价值正是现代“国群”存在的唯一目的和根本意义。

   因此,我们看到,严复在提出“国群”概念的同时也极力主张发展自利、自由、自治,而且认为发展个性(即“特操”)是民德之本,所谓“行己自繇明特操为民德之本”,“人道民德之最隆,在人人各修其特操,在循异撰而各臻其极。”[24]“民德最隆之日,在在皆有不苟同不侪俗之风。”[25]这无不是在强调个体是具有独立价值的主体。不仅如此,他还指出,国民个体是国群生存与发展的动力,需要大力地培养发展。

  

   教育以栽培特操为鹄,故行己自繇尚焉。[26]

   故一国之中,必其民品不齐,而后殷赈繁殊,而国多生气。……故特操异撰者,兼成己成物之功,明德新民,胥由于此。……自小己而言之,则一人之身,以其特操异撰而生气丰;自国群而言之,以其民生气之丰,其国之生气亦以不啬。[27]

  

   正是基于发展现代“国群”的立场,严复意识到“不自繇则无特操,无特操则其群必衰”,[28]因此才明确提出发展个体自由是现代中国的群治之方。

  

   二、自由:群治之方

   严复所指的自由乃现实层面的“民生所享真实之利益”,而非哲学观念上的精神自由或意志自由。因此,他首先通过晚清中衰西盛,中乱西治的现实分析,论证了自由作为国群治理方案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他指出,中国历代推崇以“大一统”牢笼天下,平争泯乱,最终导致民智日窳,民力日衰,社会长期不进化,由此他强调当时中国的治理之方根本不在于制造坚船利炮,而在于开发民力、民智、民德,而开发民力、民智、民德的根本就是要发展个体自由。

  

第由是而观之,则及今而图自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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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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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载《东岳论丛》202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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