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立河 金嵌雯:西方历史哲学研究在中国:70年回顾与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 次 更新时间:2021-01-09 13: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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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立河   金嵌雯  

   内容提要:历史哲学是一门关于历史的哲学。西方历史哲学研究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学习苏联、对旧的唯心史观及西欧中心论进行批判而开始的初步研究,到改革开放之后对历史哲学概念、研究范围及重要流派和人物进行探讨,从而建立起基本的研究体系,再到21世纪以来对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及其新趋向的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应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源远流长的民族史学为根基,同时也不应拒绝西方历史哲学的参与。

   关 键 词:西方历史哲学/中国/70年/回顾/反思

   作者简介:董立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金嵌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历史哲学,简单说来,是一门关于历史的哲学。由于“历史”一词一般有两种含义,它既可指发生在人类身上的各种事件,也可指有关这些事件的叙述或知识,所以“历史哲学”通常指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对于历史事件进程的概观,二是对于历史思维过程的反思。历史哲学对史学实践具有一种必要的甚或根本性的和构成性的作用。就第一个方向而言,它能够为历史学家讲述一个有意义的故事提供必要的理论框架;就第二个方向而言,它能够帮助历史学家构建一种可意的史学范型以指导自身的历史写作。因此,历史哲学研究对当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重要作用。本文试就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我国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状况做一梳理,勾勒其大致的发展脉络,最后进行简单的盘点和反思。作为一种个性化概述,文章走马观花,挂一漏万,粗疏不当之处,尚祈学界同仁鉴谅。

   一、1949-1977:对西方历史哲学的初步研究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一些学人便已对西方历史哲学有所了解。朱谦之和李大钊是其中的两位代表人物。在20世纪20-40年代,朱谦之出版了《历史哲学》(泰东书局,1926)、《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36)、《孔德的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41)等一系列有关历史哲学的著作,这些著作基本触及了西方历史哲学牵涉的主要议题,如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历史书写的内容、史学的性质以及史学的致用功能等。李大钊则在讲义《史学思想史》中强调了历史观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与“过去的陈编”不同,像康德、维柯这类思想家所表达的历史观是对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的解释,是“有关史实的知识和解喻”,“实为人生的准据”。①李大钊尤其推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是因为,在史学上,唯物史观是对全体人民及其生活、制度和理想之进步的研究,它的目的是“得到全部的真实”;在人生问题上,唯物史观“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推动和指导“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②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人更加关注唯物史观。1951年7月,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郭沫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史学界初步转变方向的六大表现,其中第一条即为,“大多数的历史研究者已经逐渐从旧的唯心史观转向新的唯物史观”。③这一转变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学习苏联史家有关唯物史观的阐释以及对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批判实现的。20世纪50年代,《学习译丛》刊发了一系列探讨历史唯物主义及辩证唯物主义的译文,包括《论抓住历史事变链条中的基本一环》(1952年第9期)、《列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1954年第5期)、《规律的属性和概念》(1956年第7期)、《论历史的和逻辑的范畴》(1956年第9期)、《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1958年第2期)等。这些译文通过对历史规律、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研究的对象等问题进行阐释和说明,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主要观点。同时,译文也包含了对诸如克罗齐“历史主义”、比尔德“相对主义”等所谓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批判④。国内对旧的唯心史观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对胡适“多元史观”等的批判上。这种批判指明,首先,对于考察历史现象,一定有一种根本的“看法”,抛弃如“唯物”或“唯心”这类根本问题的史观只会“弊于‘末’,而不知‘本’”。其次,社会历史是合规律的、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它以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史学家的任务,是要在复杂多样的历史现象中,透视它们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以阐明历史事件或思想文化的前因后果。⑤这实际上是在说,史学家的科学研究不可能脱离历史观的指导,而唯物史观能够帮助史学家科学地把握历史变化的过程以及历史运动的整体。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应用也鲜明地体现在职业史学家对史学议题的选择上。随着史学家逐渐展开对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及汉民族形成等问题的大讨论⑥,我国史学界加深了对唯物史观的认识。

   1961年,苏联学者И.C.康恩所著《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中译本出版,次年,包括康恩在内的多位学者的作品集《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中译本出版,这两部著作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学者了解西方历史哲学的最主要文本。在前面这部以“帝国主义时代历史哲学批判纲要”为副标题的著作中,康恩将历史哲学看作“唯心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科学之间的一个连接的环节”。⑦他从“历史主义的危机”谈起,试图说明在这种危机中如何产生出“反动的”历史哲学,并对这种历史哲学的主要流派及其对职业史家理论思维的影响进行批判分析,进而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提出最为迫切的理论问题。这部书所批判的历史哲学流派,包括德国的新康德主义(文德尔班、李凯尔特、马克斯·韦伯)、非理性主义(以狄尔泰为代表的“生命哲学”、以斯宾格勒为代表的“文化形态学”、美国实用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克罗齐、柯林武德)、新实证主义(罗素、波普尔、加登纳)和宗教的历史哲学。康恩将这些流派归于“批判的历史哲学”,他认为,“‘历史主义’的问题归结为首先是对历史知识的批判、对历史知识的理论前提的分析。而从哲学的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的立场对历史知识进行的这种‘批判’,其结果不仅是导致完全否认历史科学的客观性,而且也导致否认历史过程本身的客观性”。⑧康恩认为,由于这些理论无法解决史学家所面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西方史学家就在表面上抛弃了历史哲学,而以自己“科学的”经验主义为豪,由此造成历史和哲学之间的分裂更加扩大的局面。但事实上,康恩指出,不管史学家“是否愿意这样做,但他们总不能躲开哲学”,在研究复杂方法论问题的时候,史学家便又马上陷入历史哲学中去,产生了与这些“资产阶级”历史哲学不谋而合的结论。⑨康恩敏锐地指出了历史哲学与实践史家之间的关系,也阐明了这些历史哲学流派及思想家的一些最主要观点。但康恩也将这些历史哲学流派简单地归于“资产阶级”或“反动的”历史哲学,将其置于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立场上,认为他们一味地反对历史科学,否认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否认人类历史的统一性,从而否定了这些流派看待历史本体和历史认识的可取之处,以及他们对实践史家反思历史的推促作用。合集《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则可以看作对《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的扩展和补充。这两部作品为中国学者间接了解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历史哲学提供了重要渠道。但不可否认,这两部著作行文中所表现出的简单化和公式化也影响了中国学界,造成史学界和哲学界对西方历史哲学在一定程度上的拒斥。对此,张广智评价说,学者们从中得到的西方历史哲学知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往往是走了样的”。⑩

   西欧中心论是这一阶段批判西方历史哲学的另一重心。1956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王造时根据西布利(J.Sibree)英译本翻译的黑格尔《历史哲学》。1959-1966年,汤因比的三卷本《历史研究》(索麦维尔节录本)的中译本陆续出版。1963年,斯宾格勒(当时译作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节译本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三部著作是这一阶段除苏联人的作品外为数不多的被直接译为中文的西方历史哲学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黑格尔的作品受到了较多关注。而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作品,则多被作为“主观唯心主义”和“西欧中心论”的代表受到批判。一些作者指出,虽然斯宾格勒或汤因比的作品以支持文化多样性而著称,但在这种观点背后,实际上隐藏着“西方文化优于一切”的思想,其试图“通过强调西方文化的特殊精神和特殊使命来宣扬一种改头换面的‘西欧中心论’”。(11)这种对“西欧中心论”的批判,实际上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建设世界史新体系的需要。1961年,周谷城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了当时所有的世界史教科书“几乎都以欧洲为中心,俨然欧洲史一样”的问题,由此呼吁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应当建立起一个新体系,书写具有世界性的世界整体的历史。(12)这篇文章在当时引发了很大反响,世界史学界随即展开了有关如何重新构造这一体系的讨论,吴廷璆、吴于廑等学者做出了重要论述。(13)这一时期对西方历史哲学中体现的“西欧中心论”的批判虽较为朴素,但对世界史新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史研究兴起的今天,有关这一议题的讨论仍然有其价值。

   可以说,到1961年前后,随着政治氛围的缓和,国内学界形成了展开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一定条件。1961年,国内史学界就中西史学史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一次大讨论,这次讨论提到,史学思想,特别是历史观,是贯穿史学史的红线(14),从而将对历史观的研究放在了重要位置,而历史观正是历史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时的学者依然对历史哲学有所误解,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将其定性为一种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立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同年底,为贯彻高教部有关编写文科教材的精神,在上海召开了一次编写外国史学史教材的会议,会议决定由田汝康负责编译一本有关西方史学流派的教材,翻译参与者包括王造时、王养冲、雷海宗、陈铨等人。该书至1964年基本完工,但随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出版计划被束之高阁。直到1982年,金重远对这部书进行重新校订和补译,最终以《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15)之名出版。这部译文集涵盖的历史哲学流派范围甚广,涉及如狄尔泰、梅尼克、雷蒙·阿隆、波普尔、比尔德、克罗齐等思想家的重要篇章,在今天依然具有较高的参阅价值。

   二、1978-2000年前后:西方历史哲学研究内容体系的基本建立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全国各学科领域学术研究的全面复兴,我国的西方历史哲学研究开始真正起步,进入建立学科基本研究体系的阶段。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证明历史哲学研究的合法性,其次是确定历史哲学研究的范围,最后是在前两者基础上展开对重要议题的探讨以及对各流派和人物的全面研究。

   这一时期的历史哲学研究是从重新认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开始的。1980年,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学生徐勇发表文章,认为应该改变之前完全否定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态度,批判继承其中的有益成分。(16)1981年,纪念黑格尔逝世150周年学术讨论会召开,与会者系统地证明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虽然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但它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17)这种重新认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观点也催生了几部有关西方历史哲学的早期专著,如侯鸿勋的《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薛华的《黑格尔对历史终点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和陈乐民的《“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东方出版社,1988)等。

很快,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重新探讨拓展到了对“历史哲学”整体概念的讨论上。1984年,张文杰撰文指出,现代西方历史哲学通常可以分为两大流派,“一个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另一个是批判的历史哲学。前者一般着重研究过去的模式、历史变化的性质和历史的价值、目的与意义等问题;后者则着重讨论历史的解释、历史的个体和历史的客观性等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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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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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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