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佳:西方史学如何完成其近代转型?

————四个方面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6 次 更新时间:2020-04-19 18: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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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佳  

   摘要:

   自文艺复兴之后,历史写作在西方经历一个显著的转变,其影响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地,渐渐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历史写作的一个普遍的范式。西方史学的这一转型,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有些因素在其他文明中也曾出现。大致而言,促成西方史学完成其近代转型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文艺复兴催生的博古学研究,让史家不但重视实物史料,更助长了研究的风气;第二,17世纪以来研究方法的改进,特别对历史文献学的重视,滋生了对传统史学的不满和批判;第三,科学技术的长足进展,让不少哲人希求总结历史演进的规律,由此诞生了历史哲学;第四,上述史学方法和历史观念的变更,特别是脚注方法的运用,让历史写作不但能叙述史实,而且展现研究成果和历史解释,自吉本开始,逐步演变为现代史学的基本写作模式。

   关键词:史学的近代化 博古学 史学方法 历史哲学 伏尔泰 历史注释 吉本

  

   毋庸讳言,当代世界的史学著述,已经呈现一种划一的趋势,无论是在原来便有丰厚史学传统的中国,还是被人原来视为“没有历史的民族”非洲和拉美等地区,历史研究和写作的模式,基本都参照欧洲近代史学的模式(进步观念、章节体裁和注释引证等)。但有趣的是,在欧洲近代以前,抑或文艺复兴之前,欧洲历史的写作与其他地区(譬如中国),在观念、方法和形式上,均有一些可比之处。欧洲史学的近代化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关于这一课题,在中文学界已经有不少论述,但似乎仍有加以全面整理和概括的必要。笔者不揣浅陋,将在下面从四个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供读者方家指正。此文的写作意图,不是为了称颂欧洲文化之高人一头。相反,笔者认同印裔学者迪皮希·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的看法,我们有必要将欧洲的文化模式“区域化”①,而如何区域化便需要针对欧洲文化和史学在近代的转型,从事较为详细的个案研究。这是本文写作的一个主要目的。

  

   一、博古学与历史学

   长期任教于牛津大学的现代意大利学者阿诺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曾经这样写道:“我一生都对一种人特别好奇:他们与我的职业相近;我可以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志趣,也能分享他们的热诚,可他们的最终目标,又让我感到神秘莫测。这一种人对历史的事实充满兴趣,但对历史学却兴味索然。”莫米利亚诺所描述的,正是近代欧洲早期的博古学者(antiquaries)。他指出,到了18世纪之后,这类博古学者已经几乎不见踪影了。而他们消失的原因,是因为学科分化的结果;他们在近代或许成了收藏家或者人类学家。莫米利亚诺由此而感叹:博古学本身成了一个历史问题,而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历史的变化。但吊诡的是,探讨这种历史的变动,又会让博古学家深感无趣。②

   博古研究,并非史无前例;古罗马的“博学之士”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公元前116-27),就以研究古物、古书而著名。甚至“博古”(antiquarius/antiquitates)之名,也来自瓦罗。像人文主义一样,博古运动其实是欧洲人重拾、重建古典文化的一个产物。如果说人文主义以探究古典文献为主业,那么博古学则还收集、研究各种古董、古物。但人文主义者和博古学家,往往又重合于一人,譬如比昂多(Flavio Biondo,1392-1463)就是一位,而与比昂多同时的伯吉奥·布拉乔利尼(Poggio Brocciolini,1380-1459)亦是如此。布拉乔利尼的例子,最能看出人文主义与博古运动的内在联系。布拉乔利尼热衷收集古书,也即前世留下的各种手抄的稿本。为此目的,他几乎走访了欧洲各地的修道院图书馆,然后对各种手稿本进行核对、整理和校订。通过他的努力,许多古典著作得以重见天日。但同时布拉乔利尼又对名胜古迹充满兴趣,所以他的多次出游,并不只是为了收集文献,也为了欣赏和研究古代的建筑,然后与书本知识加以对照。他曾经在罗马城的旧址徘徊,发出类似“逝者如斯夫”的感叹。(后面将要讲到,18世纪的伟大史家爱德华·吉本在走访罗马古迹的时候,也想到了布拉乔利尼,并表达了相似的思古之情。)③布拉乔利尼试图用考古的手段,补充和纠正书本知识,这种寻找“二重证据”的手段,体现了博古研究的特色。

   博古研究的目的是收集各种古物,因此其研究手段是多学科的。如用现代的学科区分法,博古研究综合了考古学、民族学、古文献学、比较语言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的方法。采用这一多学科的研究手段,是因为研究对象的需要。古代的文物,种类繁多。除了古代殿堂、纪念碑、功勋墙等的遗迹之外,还有钱币、羊皮文书、盔甲、铭文、石刻等等。在上述这些古物之外,还有各类古本,即文献史料,也是博古学家研究的对象。对于博古学家而言,他们对古代的兴趣,没有任何止境;但凡一切与古代有关的事物,都可以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譬如为了知道古代的风俗,他们除了参考古书记载,还会收集、整理歌谣等民间材料。而为了了解古人的经济生活,他们还补充天文学的知识,研究气候的变化。研究古代城市的规模和建设,则要学地理学和测绘学等。在文献研究方面,由于拉丁文本身经历了种种变化,而且还有希腊文的古典文本,所以又必须掌握多种语言及语源学。

   博古运动兴盛的原因,像其研究手段一样多元和多样。文艺复兴的起始,固然以恢复古典文化为宗旨,但其发展的结果,则让欧洲人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使他们不再把中世纪以来形成的制度和观念,视为理所当然和神圣不可侵犯。由此,欧洲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的时代,为一种被当时人称为“皮浪主义”(Pyrrhonism),也即极端怀疑主义的风气所笼罩。其实“皮浪主义”这一称呼,也是人文主义和博古运动的产物。皮浪(Pyrrho,约公元前360-270)本人是一个古希腊学者,据说曾去印度游历,然后就指出一切都不可信、一切均可怀疑。有关皮浪的生平和学说,主要是通过罗马学者塞科斯特斯·安普利克斯(Sextus Empricus,约公元160-210)写的一本名叫《皮浪主义概说》(Pyrrhōneioi hypotypōseis)的著作。换言之,在中世纪时代,这两个人物显然都不为人所知;只是通过人文主义对古典文化的发掘,他们的论述才重见天日。当然,皮浪是否真的存在、是否真有其说、安普利克斯对他的描述是否真确,都是可以怀疑、然后研究的问题。

   所以,皮浪主义的流行,让欧洲人冲破了传统的思想枷锁,从而敢于思考、敢于质疑、敢于探索。简言之,皮浪主义就是疑古主义;皮浪主义者就是疑古派。正是这种疑古的风气,让欧洲学者努力运用多种手段,探究任何事物的真相。以历史写作而言,中世纪流行的世界、普世的编年史,便逐渐为以民族为主题的史著所取代。其中原因,不难理解。中世纪编年史的编写,编者大多为足不出户的僧侣,其采用的史料,除了圣经、福音书等教义以外,大都是一些传闻和二手著作。而且,因为他们处理的题材是普世的历史,以求揭橥上帝的神意,所以采用二手的材料,也就无可避免。但宗教改革以后,许多教会认可的宗教经典都受到了怀疑,其权威性受到了挑战,那么这类展现神意史观的著作被逐渐取代,也就自然可以理解了。

   但即使被有所取代,普世史、世界史的著述仍有市场。这里有至少两个原因。第一是虽然天主教会受到重创,但仍然存在并在伺机反扑,而新教徒虽然挑战并脱离了天主教会,可他们的宗教信仰依旧,仍然坚信上帝的存在和上帝创世的理念,所以如何在人类历史中寻求和证明上帝的神谕,仍具吸引力。在17世纪之后,各类史家不断编纂、重写世界史,就是例子。第二则与历史学的功用有关,即人们如何看待历史著述的社会作用,也即历史著述到底是为了鉴往知来还是为了保存记忆。如前所述,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的探究,已经让他们发现,从古希腊开始,历史学便出现了两大类型: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425)式的作品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400)式的史著。前者的出发点是保存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因此力图包罗万象,而后者则认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此特别注重主导某段历史的事件而加以记录和描述。在前现代的社会,领袖人物的作为常常被视为历史变动的主导力量,因此修昔底德式的政治军事史,不仅在古代而且在文艺复兴之后,仍然大行其道。为了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嘉惠后人,史家又必须运用各种修辞的手段;史学长期从属于修辞学,也源自于此。

   由于力求无所不包,因此希罗多德式的博学,在古代成了知识的象征。在古代希腊,哲学家抑或智者(sophists),都会利用这类研究,来获取对宇宙和世界的认知,从而提炼出某种学说。而与此相对照,专注研究政治、军事活动,以求历史教训的著作,则主题集中,因此内容也比较狭窄。但不管是希罗多德式的还是修昔底德式的历史著述,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运用事实来铺陈并解释历史的发展和变动。由此缘故,历史叙述基本按照时间的顺序展开,而在中世纪,受到基督教史观的影响,史家更加重视纪年,希求从时间的流动中描述历史的演变。而无论是叙述体和编年体,史家记录事实,基本都是为了说明、解释一些现象。由此,莫米利亚诺认为,至少在15、16世纪的欧洲,历史著述与博古研究十分不同。首先,博古学家虽然喜欢过去,但不注重时间的流变;他们只想对某件古物,做系统的探究。其次,博古学家注意的是事实,而不是事实对于历史叙述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他们如果研究某个事实,会全面、系统地搜集所有有关这件事实的资料,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都会研究,而不管这件事实的历史意义,即是否能帮助叙述和解释历史的变动及其原因。④

   所以历史学与博古学之间,在当时存在某种张力。法国学者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将史学分成三类:人类史、自然史和神圣史,便是一种反映。大致而言,如果历史著述专注以古鉴今,那么便会以人类的活动为主,那就是人类史,而博古学的研究,天文地理均是对象,因此可以属于自然史。更加有所不同的是,当时的史家注重其著作的可读性,因此对于事实的真伪,没有特别在乎。他们往往根据残缺不全的古代文献,模仿古人的文笔来叙述历史故事,因此常以讹传讹。而博古学家则对事实做详尽、系统的考订,因此特别注重真伪。由此出发,他们往往质疑古代作品的真假,再用实物史料来对此加以验证。那些实物史料除了钱币、铭刻以外,更重要的是各类公文。古代和中世纪的许多公文和宪章,都书写在羊皮上,因此也是实物史料,而且历史价值非凡。

历史学与博古学之间的张力,也表现在个人身上。当时有不少学者,既从事博古的研究,又撰写历史类的作品,如英国的威廉·坎姆登(William Camden,1551-1623)等。可是他们视这两种工作为不同的种类,并无意将它们加以整合,即用“二重证据法”来考订史实,将历史写作置于详实、可靠的事实基础之上。以坎姆登而言,他的《大不列颠风土志》(Britannia),是一部博古研究的杰作,而他写就的《伊丽莎白一世编年史》(Annales Rerum Gestarum Angliae et Hiberniae Regnate Elizabetha),其手法则大致延续了中世纪的传统,并没有在注释和考订史料上,展示他博古研究的深厚功力。显然他认为历史写作与研究,并不一样。比坎姆登小十岁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是17世纪英国政界和学界的双栖人物,后来以总结科学方法而名闻遐迩。而培根本人,也可以说是一位博古学家,其兴趣多样,建树众多。像博丹一样,培根重视历史研究,指出如果知识是一座金字塔,那么历史学就是这一座塔的基础。他也同意历史有自然史和人类史之分,而后者又由“回忆”(历史文献)、“古物”(遗迹、古物等)和“历史”(编年史、传记、逸史等)所组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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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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