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仕政:中国道路与社会治理现代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6 次 更新时间:2020-10-13 21: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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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仕政  

   作者简介:冯仕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

   对当前中国的社会治理问题,必须摆脱政治浪漫主义的思维,而从世界和中国现代化史的高度去审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是采取动员体制以推进赶超型发展,这样一条道路是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相互作用、共同选择的结果。因此,中国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必须坚持并完善这样一条道路。就当前来说,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为此必须对伴随中国道路而来的社会矛盾的演化逻辑和历史趋势有清醒的认识,避免发生颠覆性错误。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全社会有广泛共识,但对于怎样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学术上则有争论。毫无疑问,中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首先要立足中国实际,其次要发挥中国智慧,最终要解决中国问题。这就有一个怎样理解、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的问题。那么,中国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怎样形成的?在实践中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当前推进社会现代化的抓手是什么?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为此,本文将首先确立理解中国道路和社会治理问题的理论立场,进而把中国道路放到世界现代化史中去思考,从中概括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并揭示中国道路形成的历史逻辑,然后阐述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及其对中国道路的镜鉴意义,以及当前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最后对全文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一、社会治理与中国道路:从思想方法到分析框架

   谁都不能否认,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因此,要理解中国的社会治理,首先有一个思想方法和分析框架问题。关于社会治理,过去多年来,中国确实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模式。这一套模式,从理想的角度来看,显然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否则中央也不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在这个意义上,称之为“道路”似乎有些勉强。但另一方面,这一套模式自有其相对系统的、一以贯之的理论和实践,并且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国内外影响足够大,在这个意义上,称之为“道路”也未尝不可。关于中国道路,坊间充斥着大量似是而非的言论。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无论在舆论场还是在学术界,都流行着一种可以称为“政治浪漫主义”的思维。这样一种思维的基本特征,是忽视中国基于历史脉络和现实条件而来的时代呼唤,忽视历史和政治进程的条件性、复杂性和曲折性,喜欢从一些抽象的理论概念或价值情怀出发,把社会历史逻辑简单化、极端化。具体表现在:

   一是偏爱从道德人心去诊断和求解社会问题。即把所有社会问题的形成和解决都归结为道德人心,以为只要解决了道德人心问题,一切社会问题都迎刃而解,而未注意到社会发展除了需要理想、情怀和远方,还受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条件和历史条件的约束。而不同国家在物质及历史条件方面的禀赋和积累是千差万别的,这决定了所有社会不可能按照同一个模式去发展。后面在讲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境遇与道路选择的关系时,会更深入地阐述这一点。

   二是相信有可以解决任何社会问题的万灵药方。在很多人眼中,西方某些体制就是这样一种包治百病的万灵药方。基于这样一种想像,他们进而把这些体制无限美化。相应地,中国所有问题都是内部的问题,是自己把事情搞砸了,是自作自受,而忽视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长期由西方主导并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中国在其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的历史和现实。

   三是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似乎只要搞出一个“好的制度”,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一切都可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事实上,人都是有限理性的,其思维和视野受着文化传统、经济基础、时代精神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不可能“早就看穿一切”。相应地,人类社会的制度安排总是在试错中不断修补和完善的。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不仅脱离实际,而且会“欲速则不达”,造成新的更大的损失。

   政治浪漫主义思维显然是缺乏科学素养的表现,不管用心如何,后果都是危险的。那么,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中国道路,从而更好地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呢?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弘扬科学精神。一个民族和国家,不能没有价值追求和情怀,否则将陷入完全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在治理上是不可持续的。但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缺乏科学精神、不尊重客观规律,再好的愿望也可能走向反面。

   必须指出的是,科学精神不同于科学主义。科学精神的核心是实事求是,强调尊重客观规律,包括社会历史规律。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人们对一切问题的态度是谦虚的、答案是开放的,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错误;而科学主义却认为一切社会问题都只是技术问题,都可以用技术去解决,在价值目标上不容争辩,这实际上是否认不同人群存在价值差异的必然性,以及容忍这种价值差异的必要性。这就容易导致强权主义,即一些自认为掌握了绝对真理的人把自己的价值以科学的名义强加给另外一群人。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主义与强权主义是相通的。因此,这里提倡的是科学精神,而不是科学主义。

   基于科学精神,对社会问题的理解就必须具有历史的意识和眼光。因为任何社会事物和事实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如果不实事求是地、周密地考察历史,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片面的。如果贯彻这一观点,那就需要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来看待中国道路和社会治理问题,将其置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去讨论。原因在于:第一,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会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这个浪潮。从国内来看,现代化也是当前中华民族的最高目标和最大共识,不同阶层和人群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分歧,在追求现代化这个问题上都是高度一致的,因而可以作为凝聚全民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和讨论中国道路问题的逻辑起点。第二,不管愿意与否,中国始终是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去追求现代化的,这是历史造成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中国必须把自己放进世界历史中去考察,不可能一厢情愿地、闭门造车地谈论现代化。第三,当前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大量问题,都与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许多问题虽然表现在当下,但仔细追究起来,都是有历史前因的;脱离历史,当下的许多问题讲不清楚。

   而从实际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共产党一直自觉地把努力推动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统率一切政治思考和实践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制高点。换句话说,对中国道路不管是“弹”是“赞”,它都是世界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产物,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在理论上是无法回避的。因此,必须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来把握中国道路和社会治理问题,方能得到正解。

  

   从上述思想方法出发,就可以构造一个讨论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整个分析框架从小到大分为三个圈层。其中,第1个圈层是“社会治理”,意思是说,所谓社会治理现代化,展开来说,不外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完成什么任务、达到什么目标、采取什么对策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八个字:问题、任务、目标、对策;第2个圈层“中国道路”,表示必须将社会治理问题放入中国道路形成和演变的背景中去考察,其中的关键是揭示这一进程中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和张力;最后,第3个圈层“世界现代化”则表示,对于中国道路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将其置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长河中,这自然会涉及中国与西方在此过程中复杂的历史纠葛。本文试图通过这三个圈层的有机结合,去揭示中国社会治理道路的形成和演变、实践中的成就与挑战,以及当前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二、世界现代化浪潮与中国道路的历史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框架,首先来看中国道路与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关系。关于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理论上有许多概括和争论。本文认为,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可以简单地从目标和手段两个方面来描述。从目标来说,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是追求赶超型发展;而从手段来说,则是在整个社会的组织模式上采取动员体制。合起来,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就是:采取动员体制以推进赶超型发展。

   这里涉及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赶超型发展”,一个是“动员体制”。“赶超型发展”很直观,顾名思义,就是希望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以便尽早赶上并超过西方。而“动员体制”相对来说则需要费些思量和口舌。这个概念是美国政治学家艾普特(D. E. Apter)在刻画不同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时提出来的。相对于流行的“威权主义”等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说法 ,这个概念倾向于从功能表现而不是价值主张的角度去界定一种社会体制,比“威权主义”等概念更利于撇开意识形态偏见而科学地揭示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及历史逻辑,故为本文所采用。显然,就理解中国道路而言,“动员体制”比“赶超型发展”更关键。因此,下文的讨论将重点放在“动员体制”上。

   中国为什么会走上采取动员体制以推进赶超型发展这一道路?这要从世界现代化浪潮说起。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现代化浪潮:第一次开始于18世纪后期,这是一个由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并逐渐向西欧扩散的过程,主要涉及英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第二次是18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这次浪潮中,现代化扩展到整个欧洲以及北美和日本,典型国家是日本、德国、美国、俄罗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现代化进入第三次浪潮,典型特征是广大亚非拉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然后纷纷高举现代化大旗。显然,中国在世界现代化史上属于第三次浪潮。

   表面上看,不同的现代化浪潮只是时间上的差异,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时间的差异意味着社会行动者所面临的政治或社会机会结构不同。正因为如此,中国在体制选择上就面临不同的机会和条件,从而走上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如果根据现代化发生的早晚把所有国家分成“先发现代化”和“后发现代化”两组,那么,借鉴艾普特的观点,总的来说一个基本的规律是,越是先发现代化的国家,越倾向于采用放任体制;反之,则越倾向于采用动员体制。放任体制主要是通过自发的市场和社会行动来推动现代化,而动员体制则主要依靠国家主导的社会改造来推动现代化。

   当然,两种现代化类型也不是完全没有关联,而是存在某种相互依赖关系,即那些先发现代化的国家,往往会剥夺和压迫后发现代化的国家,其“先发优势”不同程度地建立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牺牲之上。而后发现代化的国家之所以采取动员体制,也是因为先发现代化的国家已经主导了世界体系,造成一种不平等的全球竞争环境,迫使后发现代化国家不得不做出选择。

  

   为了更好地揭示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逻辑及相应的道路选择,这里仍然参考艾普特的观点,从理想类型的意义上描述两种体制的差异。如表1所示,两种体制的差异至少表现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目标取向。一般来说,放任体制的目标取向比较弱。因为它主要是靠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自发地推进现代化,自然表现出相对分散的特点,缺乏共同的中心和导向。相反,动员体制则往往会有一个非常明确、集中而强烈的目标,目标取向非常突出。

二是发展战略。放任体制下的现代化战略是自发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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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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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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