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仕政 朱展仪:当代中国阶级阶层政策的转变与社会治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2 次 更新时间:2019-01-08 15: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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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仕政   朱展仪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淡化“阶级”概念而突出“阶层”概念是我国阶级阶层政策的一个重大转变。这一政策转变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是党在公有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资料占有不存在根本对立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既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也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这一转变对于调整阶级阶层关系,促进社会整合,推动构建共建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阶级 阶层 政策转变 社会治理

  

   作者简介:冯仕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等;朱展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

  

   阶级阶层政策是国家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抓手,理解和把握阶级阶层政策的变迁,是研究和推动当代社会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阶级阶层政策最重大一次转变莫过于改革开放以后淡化“阶级”而突出“阶层”。本文将讨论这一转变的内在逻辑和现实意义,以及作为当前国家阶级阶层政策重点的扩大中等收入阶层问题。

  

   一、阶级阶层政策转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

  

   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在此之前,国家热衷于讲“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概念满天飞;在此之后,国家则不仅明确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且逐渐淡化“阶级”概念,代之以“阶层”概念。这就提出了一个阶级与阶层是什么关系,以及国家话语从“阶级”到“阶层”的变化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国家从未做过明确阐述;而在学界,也许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学术问题,因而很少有人关注。

   国家话语从“阶级”到“阶层”,虽仅一词之变,却是国家意识形态观念和政策走向的一个重大转变。为了消除社会疑虑及其中潜含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必须对转变的理据进行充分阐述。在这个意义上,它确实是国家应高度关心的政治问题。它同样是一个学术问题。首先,阶级阶层一直是社会学等多门学科观察社会关系的基本理论视角。其国家话语从“阶级”到“阶层”的转变,不管对其动机、依据和后果作何评价,都会对社会现实造成深刻影响。而只要有社会影响发生,就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其次,1949年前长期的革命斗争和1949年后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使“阶级问题”和阶级分析视角在中国深入人心。当前,“阶层分化”“阶层固化”亦已是一个普遍谈论的社会话题。可以说,从阶级阶层角度来观察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意识。最后,国家在当前的社会治理实践中高度重视阶级阶层问题。习近平在多个场合讲到“利益固化”,把“利益固化”问题作为改革开放中的险滩和硬骨头,要求着力加以解决。①作为社会治理之重要原则的“共建共享”,本质上也是一个社会资源在各个阶级阶层间如何合理分配的问题。有鉴于此,如果不深入研究国家在该问题上的观念、认知、政策及其转变,就无法把握国家推进社会治理的现实过程及其内在逻辑。

   要言之,对当前中国的社会治理来说,阶级与阶层是什么关系,以及国家话语从“阶级”到“阶层”的变化意味着什么,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学理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既是国家关心的问题,也是社会关心的问题,因此是绕不过去的,必须给予明确而系统的回答。

  

   二、阶级与阶层的关系及其转变

  

   关于阶级与阶层的关系,多年来,国家的标准论述是:阶级大于阶层,阶层只是一个阶级的特殊组成部分,即在按生产资料占有划分的同一个阶级内部,又可以按其他标准划分为多个阶层。在这一概念框架下,显然,“阶级”居主,“阶层”居次。而现在,国家逐渐淡化“阶级”,突出“阶层”,几乎完全改变了长期坚持的概念之间的主次关系。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通常所说的阶级阶层问题其实都是一个社会分层的问题。尽管人生而平等是一个近代以来备受推崇的社会价值,但从现实来说,一个社会的资源总是有限的,不可能满足每一人的每一种需要,因而总有一个分配问题。根据所取得的社会资源的多寡,社会成员会分化成高低有序的层次。这样一种现象和过程就是“社会分层”。社会分层的结果就表现为阶层。所谓一个“阶层”,就是所取得的社会资源处于同一层次的所有人的集合。如此说来,“阶层”倒是一个内涵比“阶级”更宽泛的概念,因为根据任何社会维度进行分层所得的结果都可以称为“阶层”,而“阶级”则专指根据生产资料占有所划分的阶层,只是阶层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阶层又是大于阶级的。

   在社会分层问题上之所以同时存在“阶级大于阶层”和“阶层大于阶级”这样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观点,与该研究领域中一个长期的理论争论有关,即社会分层有没有一个根本性、决定性的因素?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它又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这样两种基本的理论取向。了解这两种理论取向的异同,有利于更为全面地把握阶级与阶层的关系,以及国家意识形态观念从“阶级”向“阶层”转变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主义认为,尽管影响社会分层的因素很多,但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因素。根据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所处的位置,一个社会的人们被划分成不同的阶级;一个人所处的阶级从根本上决定于他从社会中获取资源的方式和多寡。因此,阶级地位是其首要的、基本的社会地位,其他社会地位则是派生于、附属于阶级地位的。也就是说,人们是首先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然后才被划分为不同的阶层。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大于阶层,阶层只是阶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与此不同,韦伯主义认为,决定社会分层的因素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所谓“多元”,至少包括收入、权力和声望这三个基本方面:基于收入而形成的阶层是“阶级”,基于权力而形成的阶层是“政治党派”(political party),基于声望而形成的阶层则是“身份团体”(status group)。阶级、党派和身份团体这三种阶层表现形式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并非总是可以相互化约,或者即使可以相互化约,在不同社会和不同历史阶段的化约关系也是不同的。换句话说,在韦伯主义看来,阶级只是一种特殊的即按照经济地位来划分的阶层,它与其他阶层形式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决定和被决定关系。既如此,那么,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说,阶级只是阶层的一个子集,当然应该是阶层大于阶级。

   国家长期坚持“阶级大于阶层”的观点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视角,而淡化“阶级”概念和突出“阶层”概念则有点韦伯主义的味道。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国家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呢?恰恰相反,它是国家在新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坚持和创新运用。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从学理上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韦伯主义的阶层分析并不完全对立。这表现在它们许多时候只是看待和分析问题的层次不一样:马克思主义着眼于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思考问题;而韦伯主义着眼于社会中观层面,从社会学角度思考问题。

   显然,这两种分析层次并不必然排斥,而且是可以结合的。事实上,马克思在分析具体问题时,也不是简单套用“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的分析模式,而是非常注意揭示各个具体社会阶层的动向和影响。同样地,韦伯主义也不否认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基于经济地位而形成的阶层形式即阶级会对其他阶层形式产生决定性影响。他是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比较阶级和阶层,然后推出“阶层大于阶级”的结论;而马克思主义则是比较阶级和阶层的实际影响力,然后说“阶级大于阶层”。

   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这两种分析视角在理论上的这样一种相容性,为国家逐渐淡化“阶级”概念而凸显“阶层”概念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和可能性。而历史条件的变化则为这种转变的发生提供了现实必要性。这个条件就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整个国家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根本对立已经消失。正如1979年初邓小平在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的:“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1](P168)

   在客观条件已经发生根本转变的情况下,还大讲阶级分析、大搞阶级斗争,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相反,淡化“阶级”概念而凸显“阶层”概念既有历史依据,也有理论依据。更何况,国家并未简单地接受韦伯主义的观点。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坚持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始终把发展作为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并未因重视社会分化的多样性和社会需求的多样性而接受韦伯主义的多元论,将收入、权力和声望等因素不分主次地并列。即使是讨论经济因素,也不像韦伯主义那样只把它理解为一个收入问题,而是一直高度重视经济体制问题,包括所有制结构问题。这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生动体现。

   总之,在处理阶级阶层问题上,国家意识形态观念从“阶级”转向“阶层”既符合现实需要,也符合理论逻辑,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视角在新形势下的发展。表面上看它是接受韦伯主义而放弃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运用韦伯主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握这一转变背后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需要,对于社会治理改革和在创新过程中调整社会关系,构建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三、阶级阶层政策的转变与社会治理

  

   对社会治理来说,国家话语从“阶级”向“阶层”的转变,最直接的意义在于,它意味着划分阶层的标准更有多样性和包容性,从而能够对阶层状况进行更精准的分析,对阶层关系进行更有效的调整。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曾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把整个社会划分为五个主要阶级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并据此制定了共同纲领和新民主主义政策。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党对阶级结构的表述就长期稳定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上,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其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知识分子则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整个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逐渐发生深刻的变化,“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描述显然已经不符合实际。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之后,社会分化加快加剧,阶层问题日益突出。在理论上如何回应这一社会变动,突破“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概念框架,已经成为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中迫在眉睫的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首次公开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第一次使用“社会阶层”的概念,并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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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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