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影响当代中国的三大社会思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61 次 更新时间:2008-07-23 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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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宁 (进入专栏)  

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影响广泛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三大社会思潮,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与冲突,鲜明表达了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在急剧变动的时代的感受与愿望。自由主义立足于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之上,扮演着哺育新阶级的乳母和代言人的角色;民族主义则以挑战全球化内在逻辑的姿态,对自由主义给予中国未来选择发出强烈质疑;“新左派”承袭世界主流思潮的考问现代性的批判性话语风格,将反思传统社会主义与批评资本主义、西化潮流熔于一炉。每一种思潮都有它的历史渊源与学术背景,彼此间呈现出既有重大分歧又有密切关联的特质。本文通过岁三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的评析,试图展现当代中国思想界沉浮分化、进退起伏的图景,帮助读者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与变迁。

改革开放的26年,是中国社会思想界空前活跃的26年。1978年底,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这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中国发生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乃至政治体制都已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巨大的社会变迁自然也反映到中国人的精神领域,对中国人尤其是对年轻一代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犹如“万花筒”,世界上所有的社会学说、思想流派几乎都能在中国找到其踪影。但改革开放以来,真正能在中国社会形成广泛影响、构成社会思潮的思想意识却并不很多,其中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最具影响,是值得人们关注的三大社会思潮。

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是社会现实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映,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精神表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等三大思潮突出而集中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反映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在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中的感受、经验以及他们的愿望。

关于社会思潮与社会生活的关联可以从三重意义上加以把握。

思想生发于问题。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和矛盾是社会思想的原动力,问题与矛盾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去寻求解决方案,并最终导致了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

立场决定观念。任何一个社会的思想观念从来都不是单一的,面对同样的社会现实,思想反映却一定是多种多样的。多种思想观念并存,反映了人们因立场和经验不同而产生的相互区别对立的意志和愿望。

公众筛选思潮。面对社会的问题与矛盾,人群中会产生许多想法与观念,但最终能形成具有广泛性、流行性,称得上社会思潮的并不多。社会思潮是那些最能集中和鲜明地反映部分社会群体利益的思想观念。社会思潮以社会实践为宏大背景,广泛反映群众的社会心理,与人们的经验相契合,与之共鸣,为之接受。

社会思潮总是在两个层面上存在和发展,首先是社会心理形态,即群众的社会意识中的共同心理倾向。这一层面的社会思潮只能通过社会调查统计加以了解把握,可称之为统计意义的社会思潮;社会思潮的第二个层面是观念形态的,主要通过具有一定观察、思考与概括能力的并掌握一定话语权知识分子,将群众意识进行概括和表达,他们是社会思潮的表述者。这一层面的社会思潮表现为形形色色的学说、理论,可称之为文献意义上的社会思潮。社会思潮中涌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们的著述、学说,从一个侧面反映所代表的思潮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推动着思潮,但任何思想家、理论家的思想言论都不能等同于思潮本身。社会思潮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和外部边界。

流行于当代中国的三大社会思潮都源自社会,具有现实的基础。同时,它们又反馈于社会实践,反作用于社会现实,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透视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的过去和现在;透视社会思潮,可以帮助人们预见中国社会的未来。

一、自由主义思潮:来自西方的“理想国”

自由主义思潮是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出现最早、流行最广的社会思潮。所谓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从根本上来说,是试图效法现代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模式,全面改造中国社会,使中国融入所谓世界潮流的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1976年的秋天是中国的“多事之秋”,9月毛泽东主席去世,距他去世不到一个月“四人帮”被捕,中国的政治方向发生急剧转变,毛泽东倡导的“文化大革命”全面失败。急剧的政治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变革,对中国社会乃至人民的心理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冲击,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造成了一次巨大心理挫折,迷惘是那一时期年轻一代的思想基调。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中国思想界随之发生了一次影响巨大的“移情”现象,当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完美理想破灭之后,人们需要另一个完美理想填充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世界。当然,这个新的“理想国”就是“西方”。西方意识形态及文化附着在中国对外开放形成的经济流、物质流之上汹涌进入华夏大地。

“启蒙”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80年代发动的第一场思想运动。李泽厚[i]等80年代在中国相当知名的知识分子,提出中国自19世纪以来,民族危机引发的包括共产主义革命在内的“救亡”运动压倒了用西方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建立新世界历史观念及公民意识的“启蒙”运动。因此,当代中国社会需要补上“启蒙”这一课。他们要求以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启发中国民众,特别呼唤知识阶层的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他们特别热衷于对个人价值的重新发现和肯定,热衷于人道主义的张扬,并在80年代中期以后掀起了所谓“文化热”,以引进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观、价值观批判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的现实。1988年由中央电视台反复播出的著名的电视政论片《河殇》,集中反映了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以及世界的态度,其核心理念是:以黄色为象征的中国传统的“大陆文明”已经死亡,中国的出路在于投入以蓝色为象征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海洋文明”。

在8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自由主义取得了主流地位,被普遍地赋予了真理性和正义感。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教授曾经用“80年代的共识”,来形容80年代的自由主义在中国思想史上所获得影响和地位。

1989年的政治风波被平息后,自由主义一度陷入低潮,曾经许多活跃一时的自由派精英人物纷纷流亡西方。但经过一段沉寂之后,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再度“浮出水面”。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于1998年12月25日,在发行量很大的报纸《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文章《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该文提出,90年代自由主义以知识分子学术思想为形式再度出现,“1998年中国思想学术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观之一,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理立场浮出水面。”

“那么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 朱学勤进而全面解释了自由主义的“学理立场”,他说:“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ii]

朱学勤回顾了90年代自由主义回到中国公共话语的历程。他说:“在中国的这一百年,自由主义得到言说的机会却并不常见。1957年以后,这一学说基本沉默。进入八十年代,它重新发育,但一开始只能借用其它学说的理论符号。只是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在知识界明显分化以后,它才逐渐浮出水面。1997年11月中旬《南方周末·阅读版》第一次以整版篇幅发表学术文章,纪念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逝世,可能是这一言说从学术圈走向公众的一次尝试。3个月后,《顾准日记》于1998年2月正式出版。李慎之先生为此书作序,将顾准先生的思想追求明确表述为‘自由主义’:顾准实际上是一个上下求索、虽九死而无悔的理想主义者。……因此说他放弃的是专制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主义,毋宁更切合他思想实际。”“李慎之先生在这里是第一次破题,发出了1998年自由主义言说的第一声。1998年5月,中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在多声部合唱中庆祝百年诞辰,刘军宁编辑出版《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凸现了北大自由主义传统。李慎之再次作序,以他那一代人的特有语言说: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

朱学勤教授是公认的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中一位代表性人物,他对自由主义从隐蔽到公开历程的回顾应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如朱学勤所言,自由主义是一种具有广泛社会经济、政治诉求的思想理论。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1997至1998年间公开了他们的思想理论纲领,自由主义成为一种公开思潮,一种舆论。它的公开化的过程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及政治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市场化进程大大加快,私有经济迅速成长。自由派知识分子曾经将80年代“民主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私有经济发育的不成熟。而90年代市场化、私有化程度提高而导致的中国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再次燃起了他们在中国推行自由化和新一轮“民主运动”的希望。

互联网上广为传播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刘军宁的一篇题为《私有财产权:宪政的命门》文章,概括地表达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对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将带来的政治后果的期待。他的主要看法是:“财产权是民主的前提条件。……财产权与民主的相关性,根本一点在于,财产权改变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公民对这种关系的理解。……财产权开辟了属于公民私人的自治领域,在这一领域之内,公民可以享有自由,而政府不得任意侵入。……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若要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修改旧宪法,通过新的宪法条款来确保私人财产安然无恙。” [iii]

自由主义并非中国本土思想,而是以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特别是古典自由主义和当代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来源。它和80年代所谓启蒙思想或者说与曾被官方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同源同理,“90年代的自由主义对80年代文化热中的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潮基本持肯定态度,并与之有一种继承、发展关系”[iv]。

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是,政治上,主张恢复被“打断”的自由主义传统,提出走“以英美为师”的老路。经济上,声称人间正道乃私有化。文化上,主张发挥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培育发展西方式精神文化。

自由主义思潮在政治取向上基本否定了中国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秉承的政治信念和道义基础。他们说毛泽东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仅糟蹋了哲学,也糟蹋了社会”,“毛泽东的命题都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命题,而每一个命题的实践展开和逻辑结果却都是这样可怕”[v]。他们批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思想地位,说“竭力反复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但抑制不住地要产生繁琐、独断的印象”[vi],“马克思主义和宗教没有区别,其本质在于求善而不在于求真;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都带有空想成分,激情多于真理”[vii]。

关于中国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的主张,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始,中国大陆才从以俄为师之歧路旁出,回转以英美为师的老路,回归近代文明的主流。众人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只是说明这一回转在主观认识上很不自觉,思想清理很不彻底,挤着推着摸着甚至是拉着走,才有20年里种种回潮、漩涡与悲剧,可谓一步三回头。“从1919年到1978年,曲折起转之间,‘轰动’60年,整整一个甲子,至少虚掷了三代人的血泪精华”[viii]。

自由主义思潮的经济学观点,集中于倡导产权改革及在国有、集体经济领域实行私有化。有论者认为“八九风波”后中国迎来了又一次“思想解放”,认为限制私有制是“戴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项神秘的无形紧箍咒”。这种“咒语必须由另一个法力更强的咒语来破除,在现代中国,法力最强的咒语莫过于:“私有制万岁!”。“中国绕了一圈,蓦然回首,出路是在私有制。我们对私有财产的所有制是应该看定的。”[ix] 自由派人士还直言不讳地称道中国新生资本家阶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把那些‘精明强干、稳重可靠、经营有方的人’召唤到社会主义市场上来,成为‘新的幸运骑士’”。他们更坦言:新的幸运骑士“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寻觅和召唤他们在思想上的代言人”。[x]“市场经济方针的确立使经济自由主义的旗帜鲜明地亮出来”。[xi]

毋庸讳言,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与中国正在形成中的新资本家阶级有着天然的联系,自由主义一方面自觉不自觉地为之代言,同时又在扮演着哺育新阶级意识的乳母角色;另一方面,蒸蒸日上的新阶级又为自由主义提供着更加肥沃的社会土壤和资源,并在精神上鼓舞着自由主义的成长。

二、民族主义思潮:回应全球化挑战

80年代的人们很难设想,在10年后曾具有“共识”中国思想界会出现剧烈分化,并最终呈现出多元化状态。而首先挑战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就是后来被称为民族主义的新思潮。

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民族主义思潮能够在中国知识界乃至中国社会打破自由主义的“一统天下”并日益取代自由主义中国民间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时代原因,有着广阔的国际背景。综观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大致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八九风波”的震撼是90年代中国社会思潮转向的第一个原因。1989年的那场看似突如其来的政治冲突打乱了中国的政治节奏,也搅乱了人们的思想。无论今天的以及今后的人们怎样站在各自的立场,根据各自的感受来认识和评价十多年前的那场政治风波,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深深地为那场政治风波所震撼。政治变局可以改变权力关系,而权力的变更未必能改变人的思想意识。但是,如果政治变动能够真正震撼了人心,引发了人们内心的思考,这种变动就会对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八九风波”就属于这样深刻的政治变故。毋庸讳言,自由主义在80年代的言说,尽管十分复杂,有时还显得相当晦涩,但自由主义的话语所具有的对中国现存政治秩序的颠覆性是显而易见的。1989年政治冲突彻底展现了自由主义话语的现实政治涵义,在自由主义的“兑现效应”面前,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大众变得慎重起来,开始了重新的思考。他们在认真的考虑中国是否真的需要一场转向西方的社会革命,而那正是自由主义所极力推荐给中国的一种未来选择。中国的思想潮流由此发生了改变。

90年代伊始,一篇来自海外署名闻迪的长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对80年代政治精英们的思想倾向提出了全面质疑。几乎与此同时,一位国内的年轻学者何新发表一系列文章,全面批判80年代的西化和民族虚无主义倾向。闻迪与何新,一外一内,率先在中国的思想界揭开了对80年代再反思的帷幕,并在90年代里逐步发展成了中国青年一代的政治意识中的一种新的倾向。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原因,是经历了“八九风波”后中国在90年代的发展以及中国的国际环境的变化。而这背后正如中国新一代思想家们所揭示的,是迅猛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以及中国面对全球化境遇造就了民族主义新思潮的崛起。90年代兴起的民族主义新思潮对自由主义的挑战,首先指向了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西方集团以及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批判全球化,批判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是中国当代新民族主义思想的基础。

全球化对中国的波及和影响,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产生最深刻的原因。尽管在外界看来,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在中国内部则切身感觉到了全球化的压力和挑战。有的中国学者指出,“与西方一样,民族主义在中国也是现代的产物,确切地说,是现代性的产物。与西方不同的是,西方的民族主义是在西方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中自发自然地产生的;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却是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和冲突中被动地产生的。”[xii]

民族主义思潮中所显示出的全球化的观念是:全球化是一种帝国主义的、专制的、反民主反自由的过程。全球化的经济规律是“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全球化只是西方利益的普遍化而不是经济福音的普遍化。因此,作为“外围”国家的中国在不可避免地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自觉地有选择地抵制全球化。在民族主义者眼里,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坦途而是一条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对美国的态度是衡量当代中国人民族意识的一块试金石。1995年5月至8月,《中国青年报》等单位进行的新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引起广泛影响的针对中国青少年进行的政治观、国际观进行的调查《中国青年看世界》,第一次十分清楚地通过对西方、对美国的看法,把中国普通青少年的国家民族意识反映、透露出出来。这次调查结果中,最引人注目的,中国青少年一代表现出了明显的反美爱国情绪。调查显示,87.1%的青年人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同时超过5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最反感的国家是美国,美国高居最反感国家的榜首。[xiii] 这样的惊人数据,与人们对中国青少年一代的政治观念自80年代以来形成的印象大相径庭,大大出乎包括调查主办者在内的许多人的意料。美国方面十分关注这次调查,当时的美国总统,后来在国会作证要求改变对华政策时,将这组数据作为了他的重要论据。这次调查的意义在于,它使人们觉察到,中国政治风向在悄悄地发生变化,透过青年人国际观、美国观的变化,人们清楚地看到:90年代的青年已经改变了80年代的否定性倾向,转而对中国现状持有基本肯定的态度,对国家和社会出现了较高的认同,对中华传统文化、风俗和中华民族的特性、历史也持有基本的肯定态度;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形象的信心增强,对国际关系持有现实主义的认知。一句话,中国青年心中久违的民族意识在复苏。

如果《中国青年看世界》反映的仅仅是普通青年人的政治心理层面的变化,那么在随后的几年中民族主义思潮迅速地向理论层面爬升。从1996年至1999年,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等三本畅销书的问世,被看作中国青年一代民族意识新觉醒的标志。《中国可以说不》是中国建国以来最为畅销的政治评论性书籍,其出版和畅销主要价值在于,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民族独立意识复苏的历史性现象;《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主要价值在于代表和反映了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长期受过美国教育的年轻知识分子对美国的不同于80年代的再认识,该书试图通过美国对华态度揭示中美关系的真实,而这正好涉及了新民族意识中的核心问题;《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首次从实现民族复兴的视角探讨了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关系,试图对于青年一代中出现的新民族意识进行归纳整合。这三本书被境外舆论认为是反映当代中国青年一代民族意识代表性的著作,[xiv] 并且引起了西方政界的注意和一些西方战略家的重视。美国战略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其新著《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中在有关亚洲和中国的论述中,特意提到《中国可以说不》和《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他指出:这两本书反映出的基本看法是,“全球化是美国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的延伸”,并认为这两本书所反映的思想,很可能成为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学说,进而成为一个促进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主义”取代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思想平台。[xv] 这三本畅销书的出现,也标志着民族主义议题大规模地进入了公共话语领域。

概括起来,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有五大基本诉求:

——反对全面开放,主张适度开放。民族主义者大都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与其它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相对的独立的经济循环与经济主权,中国人具有自己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记忆,这些都是在全球化中免受西方经济剥夺与政治颠覆的有利条件。但中国毕竟处于格局的外围,全球化对于中国风险大于机遇,不利多于有利,对此中国人不能一厢情愿,必须考虑如何保护自己国家的经济主权。

由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大国经济的特点,民族主义者大都主张走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道路。即扩大内需,同时加强对农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支持和保护;限制粮食进口,鼓励国内粮食生产;集中力量在高新技术领域实施进口替代,拒绝引进的短期效益的诱惑,扶助本国粮食生产和高新技术产业体系的自我成长。

——推进区域化,建立亚洲经济圈。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和中国作为后发的大国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双重压力下,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政治关系成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主题。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生存发展空间,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资源、市场、资本、技术约束,都成为中国的爱国思想家们最关心的话题。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提出了一种“生存空间理论”。在战略上,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不约而同地将区域化看作是抵御全球化负面作用的利器,认为推进区域化有助于增强民族和地区经济抗御全球化浪潮冲击的能力,所以对第三世界国家非常重要。实行开放以来,中国面向西方的开放,使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加快,却造成了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引发新的矛盾。如果继续走面向西方扩大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出口的路子,不仅不能解决自然资源和原材料不足的问题,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资源短缺。因而中国要重视与东南亚以及中亚和西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以制衡对西方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经济上的依赖,最终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联结东南亚、中亚、西亚和俄罗斯的共同市场,制衡和消解对日本、美国、西欧的依赖,扩展中国对外开放的空间。

——寻求“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全球化造成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的大分化,中国也不例外。民族主义认为,长期推行改革之初提出的“效率优先”的原则,是无助于扩大内需、启动消费的。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的沿海地区与内地差距不断扩大,使得外资分布不均匀。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还会带来社会团结和稳定问题。所以应改“效率优先”为“兼顾效率与公平”,以防止中国内部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分化。

——抵制西方话语霸权,矫正崇洋媚外心理,建构民族新文化。在民族主义者看来,全球化也是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向全球渗透、蔓延的整体过程。民族主义者时常提醒国人:“我们不仅要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有清醒的认识,有正确的对策。更要警惕西方的文化全球化,对西方的文化霸权、话语霸权要进行全面的清理和抵制。一个面对即将来临的后殖民时代的外围民族,必须进行认真的文化反思。才能在民族意识上保存民族生存的空间,保持民族生存的权利。”文化民族主义希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资源,形成富于时代气息的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文化,以抵御西方文化挟持话语霸权对中国人的精神进而对中国现实的统治。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十分注意青年一代民族精神和健全心理的培育。民族主义思想家十分忧虑和平主义和所谓“世界主义”意识对青年的腐蚀和麻痹,大声疾呼培育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为民族崛起的斗争做好精神和心理上的准备。

——发展中国的战略产业。和各国民族主义者一样,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主张发展中国自己的重化工业和战略产业。他们认为,中国的开放属于外资主导型的开放经济,这种经济形态不利于受资国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不利于国家产业的技术升级。外资主导型的开放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跨国公司主导的开放经济,跨国公司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只是其劳动力参与了国际资本循环,而没有或很少有先进技术的沉淀,长此以往“外围”国家企业的技术开发,特别是自主开发的能力就会大大降低。因此,近年来中国民族主义的经济学家把大量精力投向了关注民族技术和产业的发展。

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发展,迅速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自80年代以来弥散在中国人民和青年心中的失败主义情绪逐渐散去,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得到加强。这一社会心理变化,从另一个方面支持了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全球化的挑战和中国的崛起,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推动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走向高涨。

三、“新左派”思潮:社会变迁的新结果

“左”,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成了一个禁忌语。人们视“左”为患,避之不及。在“文化大革命”结束近20年后,“新左派”再度回到中国的公共话语领域,这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

人们是从90年代后半期开始听到“新左派”的言论并进而感觉到它作为一种思潮而存在的。“新左派”一登场便是以两种面目出现的,一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二是矛盾直指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形成的亲资本主义的西化语态,反思、批判所谓“现代化”、“现代性”问题。它直接针对是80年代后的自由主义思潮所主张的现代性和现代化模式。这两大反思反映了“新左派”作为世界主流思潮的一种批评性话语的特质,同时也反映出“新左派”的两个基本的思考维度:反思传统社会主义,意味着“新”;批评资本主义与西化潮流,体现了“左”。

“新左派”在90年代后期以来,能在笼罩在自由主义语境下的中国知识界乃至中国社会取得一定的话语权,首先要“感谢”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广泛而急剧的社会分化。80年代以来,“市场”、“自由”、“权利”等自由主义的招牌话语已经确立了在中国的“政治正确性”地位。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利益分化,带来的社会公平缺失,带来的对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生活景况的冲击,使被自由派知识分子奉为金科玉律的经典观念,遭到了来自多数社会成员的越来越多的质疑。尤其是自由主义关于人的自由与普遍主义的经典诉求,受到了来自知识界内部的怀疑、批评,直至挑战。中国知识界所谓的“分化”,其实就是这样形成的。

关注“弱势群体”是“新左派”给中国社会留下的最突出的印象。所谓“弱势群体”,是对市场化进程中利益受损群体一个委婉的称呼。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中国“弱势群体”在人口比例上已并非“弱势”。“新左派”为中国“弱势群体”的代言,主要集中于对市场化进程中的产权改革私有化倾向的批评,“新左派”一直在强调改革、改制中国有、集体资产流失是造成中国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公的主要原因。随着中国所谓“弱势群体”的增加和社会分化、对立现象的加剧,“新左派”也愈加受到关注,并在社会心理上不断获得新的“政治正确性”,成为中国目前成长性最好的社会思潮。

与关注“弱势群体”这一主要话题相连的是,“新左派”对阶级、阶级斗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的重提,2000年中国新一代左翼文艺家将20世纪最出名的无产阶级斗士切·格瓦拉搬上了中国的话剧舞台,令人瞠目结舌地再次赋予了“革命”这一最大的禁忌语以正义性,在中国的舞台上大唱、大跳、大演“革命”。话剧《切·格瓦拉》的成功,使许多同为“新左派”的知识分子都感到意外和震惊。

“新左派”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的批判,并没有停留在社会现象层面,甚至也没有停留在中国社会历史的范围之内,而是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私有化浪潮作为一种世界历史现象而加以观察和思考,这与被认为是“新左派”思想群体的知识背景很有关联。所谓“新左派”从年龄上看大多是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是在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并大多有留学西方背景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恰恰是这样一批似乎应当天生属于自由主义阵营的年轻学者,选择了反资本主义的平民主义立场,选择反西方的中国立场,这正是“新左派”作为一种思想现象值得深入探究之处。

反思“现代化”、“现代性”是“新左派”批判市场化的一种理论上的深入。“新左派”的一些理论家认为,以物质主义、技术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理性统治了现代人的思想。物质和技术作为至高无上的价值,给予市场经济、私有制、资本主义以观念上的合法性。因此,不从根本价值上探索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现代人类社会就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的藩篱。

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公有资产流失即私有化倾向,被“新左派”在很大程度上归罪于政府的失职,并迅速将这一批判主题引入政治领域。尽管“新左派”对资本主义民主保持批评态度,但“新左派”在政治问题上给人更深刻的印象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与模式的批评,进而“新左派”把传统社会主义的整体思想理论也纳入了自己批判反思的领域。这一点映衬着80、90年代苏联、东欧巨变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陷入低谷,更显示出“新左派”以马克思主义继承人自居的意味和自信。

“新左派”结合当代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的背景,在民主政治观、社会主义本质观和历史进步观等三大领域提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与见解。“新左派”在上述三方面的基本观点是:

更加强调民主,特别诉诸于人民民主和制约社会主义政权官僚化趋势。在这一点上,“新左派”高度认同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讲是“继续革命”的一次伟大的尝试。在对待毛泽东、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和观念方面,“新左派”在当今中国扮演着毛泽东最忠实的学生的角色。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新左派”提出了不同于中国90年代主流观点的看法,认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之一,但并非充分条件。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需要的同时,还必须改变人的需要本身,以提升“人性”。“新左派”几乎毫无例外地反对经济决定论,认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是社会主义面临的更重要、更艰巨的任务。“新左派”认为与单纯的生产力本质论相比,社会主义的本质应更加全面,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新左派”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引入了人和自然关系的新视角,注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层次思考、认识社会关系领域中的问题,以支持和扩展自己的思想主张。这也是“新左派”思潮一个重要的特征。

与更加强调历史发展的主体性、主观性相适应,“新左派”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社会历史沿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不断进步上升的线性历史观,也提出了强烈质疑。这实际上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客观条件相互关系的进一步追问。在许多“新左派”看来,社会历史并非总是进步的,道德和信仰也并非的随生产力发展而提升。他们怀疑“生产力标准”,在历史观上多执二元论观点。

从总体上看,“新左派”思潮具有鲜明现实批判性。批判市场化、批判现代性和批判经济决定论,诉诸民主、诉诸群众,主张社会均衡发展等,体现了“新左派”的基本思想倾向和理论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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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美学家,90年代流亡海外。

[ii] 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南方周末》1998年12月25日。

[iii] 刘军宁:《私有财产权:宪政的命门》,网络资料。

[iv] 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开放时代》1999年3期。

[v] 钱理群:《语文教育的弊端及其背后的教育理念》,《审视中学语文教育》序,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vi] 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 62、63页。

[vii] 何家栋:《谁误解了马克思》,《北京文学》1999年第2期。

[viii] 朱学勤:《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4期。

[ix] 曹思源:《在世纪的分水岭上——草原部落“名报名刊精品书系暨知识分子文存”座谈会纪要》,网络资料。

[x] 张贤亮:《小说中国》,第45、32页,经济日报、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

[xi] 徐友渔:《自由的言说》,259页,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

[xii] 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111页。

[xiii] 《〈中国青年看世界〉读者调查统计报告》,中国青年报,1995年7月14日。

[xiv] 参见《北京第三次出现“说不”的声浪》,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年8月12日。

[xv]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新华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77—179页。

四、三大社会思潮关系的评析

影响当代中国社会的三大思潮,是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社会群体利益与愿望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既然中国的现实是它们的共同对象,这三大思潮之间就自然会有所交集,三大思潮之间既有差别分歧又有关联。

1.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主要争议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对中国的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和干预倾向。这可以说是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对当今中国某些社会不良现象的抨击往往来自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他们是社会上的最常见的批评者,只是他们的角度、立场和要求解决问题的方向每每是相反的。

在对待政权问题上,“新左派”呼吁监督权,要求公众可以对改革进行监督,对财富分配进行监督,对社会公平进行监督。但尚未对政治的一元化的权威性加以否定,他们更多的是强调集体领导和共产党党内的民主和更多人民性。

自由主义则要求改变国体、政体,结束共产党一党执政局面。一些自由派人士就曾说,“检讨过去,是否能得出这样的看法:最好是左派在野,右派在朝;浪漫主义在野,现实主义在朝,社会抗议在野,技术操作在朝?”[1],“关键之关键,是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推上议事日程”[2]。“就以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进程而言,中国要实现民主政治……就必须引进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这几乎是一切致力于解决中国现代政治问题的思想家们的共识。”[3]

对于实施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新左派从根本归结为改革方向存在问题,是自由主义或曰“新自由主义”主导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和人民财产被盗窃和掠夺。而自由主义觉得这些痛苦都是应交的学费和应付的代价,社会进步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淘汰的过程。“新左派”将其斥责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

关于社会基本价值。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新左派强调社会公正。自由主义者视言论自由为生命,主张全力争取言论自由;而“新左派”则强调今天的中国抽象的言论自由是伪命题,当今中国真正缺乏言论自由的是不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而是深受市场化剥夺的工农大众;而自由派知识分子更多地替有产者代言,压抑了无产者的声音和利益诉求。自由主义者在当今中国崇尚的基本价值为:自由、财产权利、宪政民主,而“新左派”关心社会公正、平等、对劳动权利的保护。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竞争不充分,效率不高;“新左派”认为,中国社会竞争过度,缺乏公正。

在看待与评价两股思潮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影响和作用时,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更是针锋相对。自由主义批判新左派有着过分的早期马克思人道主义的激情,有着深深的晚年毛泽东情结,空想色彩浓烈,没有警惕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学说中的专制基因;对毛泽东的迷恋更是不应该,如果要再次搞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式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那将是中华民族的又一场灾难。“新左派”则批评自由主义是西方的应声虫,不顾国情,不同情人民,一心一意追随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会使中国“拉美化”。

2.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话语权竞争

民族主义者反对全球化,反对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是自由派所无法接受的。在对待美国的问题上,以及对待以美国为象征的任何事情上,民族主义思潮和自由主义思潮都是对立的。在自由主义者看来,美国是当今世界自由、民主、富强的化身,是中国学习的榜样;而民族主义者却认为,中国的问题都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导致的,所以必须对美国说“不”。

依自由主义观点看来,民族主义思潮和新左派思潮基本观点是基本一致的。都是自己的对立面,并不着意分辨民族主义与“新左派”的区别。但自由派知识分子似乎更积极主动地把“新左派”当作自己主要论战对手。

民族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拒斥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而是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应注重国家的政治稳定,要加强控制,完善法制,一致对外。在对待社会矛盾问题方面,强调“安内必先攘外”,在开放条件下和面对全球化,解决外部问题具有首要性,外部问题解决了,有利于化解内部矛盾。

民族主义这样看待国内问题,它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的大多数问题的基本背景是中国“后发展”的基本历史方位和基本国情,而国际资本在全球化进程中对发展中国家的压制与掠夺是加剧发展中国家困境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国必须对西方国家保持足够的警惕,要辨证地对待全球化,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趋利避害。因此,参与全球化应该是有条件、有保留的,中国的国家利益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根本上是对立的。自由主义者则认为,中国必须完全与国际接轨,完全照着美国模式来搞才会有将来,才会有出路,而现在中国出现的问题,恰恰是没有完全照搬美国或学得不好、学得不够造成的。

在看待中国国内问题上,特别是看待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上,民族主义的态度虽然也具有民主诉求,但和自由派在对民主内容和功能的理解上有很大差别。民族主义主张中国最好选择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家主义,认为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是最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社会发展道路;认为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时代是高度契合的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自由主义则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破除具有专制和独裁色彩的社会主义制度与体制,彻底实施西方模式,反对民族主义对中国现政权支持的态度,认为民族主义情绪只能使中国共产党权力和中国现行体制得到强化。

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更深刻的分歧在于对待西方文明的看法和态度上。从世界观、历史观的角度看,自由主义是一些“普世主义”者或曰普遍主义者。他们具有一元论的世界历史观,认为历史发展中存在有普遍模式、共同价值和终极标准,而这些重要的历史元素,都包含在当代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之中。民族主义则注重文明的个性,否定普遍模式和普世价值。对于以美国代表的文明,民族主义者更是嗤之以鼻。他们视美国文化为“一次性”文化,反自然、反人性,是彻头彻尾的文明异化的标本,毫无价值和前途可言。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持有的主要观点是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可持续性,而美国文化是不可复制的。90年代以来,东南亚金融危机,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以及苏联、东欧国家巨变后的衰退等全球化在9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系列波折与负面效应,加强了民族主义解释力和说服力,而自由主义则在经济政策领域以外日益显示出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疏离,明显地脱离了对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关注,经常处于失语状态,其自身的激进和在小圈子里的激动与在其在公众中被冷落与淡化的趋向形成了对照。

3.民族主义与“新左派”的异同

民族主义和“新左派”有着微妙的关系,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在广义上,二者都可划归左翼思潮范围,其主要差别在于对解决中国面临问题的先后顺序及侧重点不同。

民族主义对主流意识形态和现政权没有新左派那样悲观,民族主义思潮对增加现政权的正当性、舆论上的合法性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想基调是国家主义的,主张维护党和国家权威。而“新左派”则对党和政府相当失望。

在对待国内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方面,“新左派”主张“攘外必先安内”,民族主义则抱持“安内必先攘外”的思路。“新左派”似乎将包括国际上中国受到美国打压等诸多问题,归结为党和国家没有实行一条正确的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对外绥靖主义,对内投降主义,自然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先端正执政党的路线和明确国家发展的方向问题。而民族主义认为,国内的诸多问题必须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加以认识,中国只有一致对外,抵制强权,扩展生存空间,才能获得较好的发展环境,进而才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

民族主义和“新左派”诉诸的社会利益群体不同。“新左派”更多地关注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是如何分化的,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是如何产生的,立场自觉地站在劳动阶级和弱势群体一边。民族主义更多关注的是国家利益形成和保障,换言之,民族主义的立场更倾向于所谓国家利益,事实上更多地站在政府立场,民族主义思潮与主流及政府的最大分歧往往在外交政策方面,而非意识形态整体发分歧。简而言之,“新左派”更强调阶级、利益集团的差别,更倾向于为部分社会群体代言,而民族主义则更强调社会团结、和谐、和解,希望全社会用一个声音讲话,具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

五、三大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联及现实社会影响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中进一步指出:“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有吸收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制。”[4]这种对当代世界思想文化状况的描述也十分适合中国自身的情况。

1、自由主义的沉浮

自由主义在中国流行时间长,近年来势头虽有减弱,但仍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自由主义思潮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在中国出现以来,其思想内容与形态没有显著的改变,但存在的现实条件和社会心理背景却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80年代,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主要的社会心理基础是“文化大革命”后出现的所谓“移情”效应。西方社会及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新的希望和理想,填补了中国社会遭遇巨大挫折后留下的心理空白。除此之外,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所需要的社会形态条件,在当时的中国还远没有出现。而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缺乏必要的经济社会方面的基础,但作为观念形态的自由主义能在很大程度上引领80年代中国的思想潮流,其重要的历史机遇在于,它和上了当时中国社会思想转型的节拍,这就是转向西方寻求真理、寻找出路。反思自我和向西方学习,可以说是80年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甚至还可以说,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在为8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知识界设定议题。社会思潮的引领者,首先是思想议题的设置者,同时又是社会问题的主要阐述者,自由主义在80年代的中国扮演的正是这个角色。

自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的际遇发生了重大变化。可谓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从有利的方面看,80年代所缺乏的而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应当具备的社会形态条件出现并逐渐地发展起来了。这就是由于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国的经济形态基本上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至少在覆盖城市的“计划体制”内部是一种“同质”社会,官民一体,“国家”与“社会”基本是同一的。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所依据的社会问题,或者说,反映的社会矛盾是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即自由主义所说的所谓“公民社会”的存在,这是自由主义生存的真正的社会历史空间。在这一空间中,自由主义主张限制国家及政府权力,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这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和主要的现实诉求。由于市场经济的形成、国家与社会一定程度上的分离以及权力—权利问题的产生,中国的自由主义终于结束了80年代以来的那种“漂浮”状态,在社会现实中找到了自己的对应物。从这个意义上看,自由主义将有理由、有根据在未来中国长期存在并产生自己的影响。从过去的情况看,自由主义在推动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和培植中国社会的权利意识方面发挥了作用,今后自由主义思想还将在这些领域中产生影响。

但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也遇到了麻烦,中国的政治生态出现了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自由主义的变化趋势。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流向的变动、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变和中国的崛起,90年代以来,中国与外部、中国与西方关系,正在发生着实质性的改变。以中美关系来说,中美之间结束了战略合作关系,逐渐转变为战略竞争关系。这是中国与世界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战略变动的综合结果,对未来的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也将极其深远。对于中国的思想界,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简而言之,这种变局意味着有关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议题发生了变化。而时代精神、时代主题,正是影响社会思潮起伏变化的最直接的重要因素。如何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特别是在与西方的竞争与冲突中,实现国家崛起、民族复兴,是今日中国社会之主题,未来数十年这一问题并将越发突出。显然,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一个外围国家,欲于当今险峻的国际世界格局中异军突起,实现民族复兴,国家民族的权力与利益将大大优先于个人的自由与权利。这正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将长期面对的逻辑困境。

基于这样的原因,自由主义已经失去了原先的势头。如果和80年代做一个对比,这种变化趋势就显得更加清晰了。在整个80年代乃至90年代中期,西方观察家们一直喜欢把中国的政治家分为“改革派”与“保守派”,并将希望寄托于所谓的改革派身上。但近年来这种西方的观察家们似乎不再有兴趣做这样的分类了,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一直在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决不搞西方民主政治,决不走西方的道路。西方的观察家已经很难在中国政治高层找到可以寄托希望的所谓自由开明的改革派人物了。而原来受到自由主义很大影响的普通党政官员则变得越来越务实,越来越认同现行路线,这种氛围似乎使得作为另类思想的自由主义的吸引力变小了。在除经济官员以外的中国党政官员中,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向。

也许更让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忧虑的是,即使是在青年学生中思想的流向也在转变。2003年底,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举办了一次大型的针对青年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的抽样调查,范围涉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20所大学的学生和青年教师。[5] 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属于社会“精英”层次的青年知识分子对中国现行制度和发展道路基本持肯定和相当乐观态度,国家民族意识继续保持了90年代以来的上升势头。调查报告显示,在回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景时,31.3%的被访者选择了“坚定不移地走下去”,45.8%选择“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小调整”,两者相加为77.1%。12.1%的被访者认为“若干年后要做根本调整”。在回答对未来预期的问题时,66.9%的被访者认为未来“肯定能”“过上更好生活”,26.8%的被访者认为“或许能”,两者相加高达93.7%。上述两组问题及答复的交叉显示青年知识分子具有较高的政治认同度。对于某些经典的自由主义理念,如“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好政府”,表示“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相加仅为16.1%,而表示“很不赞同”为25.5%,“不太赞同”的32.9%,两者相加为58.4%。[6]

如此的分析论证,并非是说自由主义已经势微。面对今日之中国,自由主义依然有其强势话语,如政治批评依然是自由主义的利器,自由主义将中国社会严重存在的腐败、官僚主义现象甚至分配不公统统归于政治上的集权,并以此要求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改革。即使在今天,自由主义的批评性话语和否定性思维方式,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甚至部分党政官员当中,仍有相当的魅力。这样的声音,更获得了期盼更大自由的新兴企业家阶层的广泛共鸣。

2、民族主义的空间与制约

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也同样与90年代中国社会主题的转换密不可分,并且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叉融合,日益成长为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

90年代初期,生发于知识界的民族主义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并无多少交集,仅是作为一种有利于论证政权合理性的社会思潮而得到默许。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民族主义的话语形式则相当生疏而产生异样感,对于民族主义所依据的理念和主张的政策倾向就更加疏远。对比一下90年代初、中期有关民族主义思想与官方版本的政策宣示,二者的差距显而易见。对全球化的批评及其相关的思想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理论依据,自90年代初,中国持民族主义立场的思想家、理论家开始大力阐释其有关全球化的观念,其核心思想是认为全球化会加剧全球分裂,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呼吁中国对全球化保持警惕和趋利避害。与民族主义对全球化的消极评价和批评态度大相径庭的是,官方直到90年代中期仍然对全球化十分积极和全面肯定。这曾令当时中国的全球化批评者们十分尴尬。然而,1997年后以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为契机,中国官方对待全球化的评价开始发生变化,到1999年“五八事件”[7]后,中国官方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局势的判断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2000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在会就经济全球化等问题做了专题发言,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官方在正式国际场合就全球化问题所做的惟一一次专题阐述政府立场的发言。江泽民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的地位和处境是很不相同的。在发达国家尽享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却仍饱受贫穷落后之苦。发展资金匮乏、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以及技术水平的落后,使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四十年前,全世界最富的人口和最穷的人口人均收入是30:1,而现在已上升到74:1。目前联合国成员国中有48个最不发达国家,而二十年前仅20有余。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正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这不仅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也给一些国家的社会稳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带来威胁。”[8]以此为标志,民间思潮在关乎民族主义信念根基的重要观念上与官方立场基本契合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了重要修改,重新定义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改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尽管媒体和知识界并没有更多地关注这一修改,但对党的性质进行如此重新定义意味深长。这一变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在中国社会深刻而广泛社会结构变动条件下,面对未来新的历史任务,对自身及其历史使命的新的认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获得合法性、正当性的新的认识和调整,这必将长远地影响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而中国共产党更高地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更加突出自己的民族性,更加强调自己作为全民族政治代表的合法身份,与民间的流动着的民族主义思潮及其在理念上对全球化条件国际关系、利益格局和政治诉求的解说形成了默契。

在主流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思潮所持有思想观念更加接近的时候,民族主义真正的乐园还是在普罗大众特别是新一代青年之中。1996年的《中国可以说不》以近300万册的销量,成为建国以来最为畅销的政治评论性书籍之一,这本身已经说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民众中受关注的程度。这本书曾被众多的批评家斥为肤浅草率之作,就连此书的作者们也不否认他们的非专业水准,但这似乎更加证明了公众对民族主义的关注和对这方面论著的需求。进入新世纪,民族主义思潮并没有降温,2003年底进行针对知识精英层的《2003:中国青年看世界》调查,继续显示中国青年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国家民族意识依然保持较高水平。在回答用以折射民族意识国际关系问题时,2003年情况和可以提供比较的1995年有关调查的结果基本类似,日本、美国等国依然被列为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最无好感的国家的前两位,只是二者次序有所颠倒,日本被列为首位。法国和俄罗斯分列最有好感国家和对中国最友好国家之首。另一组反映调查对象爱国情感和民族情绪的指标也很值得关注,在对待“台独”问题上,主张在台湾宣布独立情况下“用武力捍卫统一”的占压倒性多数,达84%,与此相关,认为中国军事力量“不够强大,需要加强”的也高达83%。同时,希望未来中国“成为军事强国”的达49.6%,希望“成为区域军事强国”的占20.6%,二者相加为70.2%。[9]

当民族主义思潮在民间及互联网上大行其道的时候,民族主义也受到了来自知识界的批评抵制和来自官方的制约。知识界中自由派人士日益感到来自民族主义思潮的压力,开始反击、批评民族主义思想及其某些代表性人物。对民族主义的批评主要是集中于关于“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指责方面。所谓“极端民族主义”的指责更倾向批评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和行为表现,民族主义被指责“反美”、“反全球化”,妨碍中国的开放和融入主流国际社会的进程。而“狭隘民族主义”则更多地是指民族主义是“民族利己主义”,过分强调本民族利益及眼前利益,而不顾及全人类利益,也同样有害于中国的开放和对外交往,不利于中国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国际社会和全人类做出贡献。

民族主义思潮与官方以及官方政策的关系则呈现出微妙关系。从意识形态角度看,作为“外围”民族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十分有利于中国坚持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民族意识高涨,一般地有利于稳定国内政治秩序,强化政权的合法性,加强社会团结和促进积极的政治参与。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高度肯定和评价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报告中,要求“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10]

但在另一面,在未来20年“战略机遇期”内维护中美关系的现状,保持与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交往,争取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即继续坚持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判断,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策略,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的“和为贵”外交政策则经常受到民族主义的批评,中国的外交表现也经常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互联网上成为被诟病嘲弄的对象。而持有传统保守风格的中国外交部门,也常常抱怨受到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干扰,中国的外贸部门的官员也抨击民族主义的经济学说。在这方面,事实恰恰与西方政府和舆论经常发出的对中国官方纵容民族主义的指责相反,中国政府实际上是非常小心对待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并尽量对其加以控制。在日益融入国家意识形态和与官方政策发生碰撞之间,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也颇有几分尴尬。

3、“新左派”的优势与弱点

由于中国急剧的社会变迁、加速的社会分化,“新左派”是目前中国成长性最好的社会思潮。“新左派”思潮的锐利在于其对市场经济关系建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公正、不合理现象的严厉批判。任何社会中,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的比较优势都在于批评性。主流意识形态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属于肯定性思维,具有辩护性特征。这就不免要与人的思维主体性特征——否定性相抵触。而社会思潮一般都具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这就正好与人的否定性思维方式相吻合,而易于在公众中获得响应和流行。“新左派”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各种社会问题和不良现象的尖锐批评者,其矛盾指向市场经济中的不公正,指向“社会转型”的冷酷性。尽管自由主义从来都在批评,一直在将各种问题归结于旧体制、旧传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公众对市场经济及新社会问题感受体验的加深,似乎“新左派”的批评更合乎情理、更接近事实。“新左派”的分析、批判和主张,也得到了越来越多思想共鸣与回应。比如,在“新左派”一再强调的重新认识和调整“效率与公平”关系的问题上,即使大学生中的“精英”层面的思想认识也正在向“新左派”的观点靠拢。在前面提及的调查中,那些青年“精英”们在长期以来具有衡量价值取向的指标意义的“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上,似乎更倾向于社会公平。面对“如果在提高个人收入和加强社会保障之间发生矛盾,您认为应该如何”的问题时,74.6%的被访者赞同“加强社会保障,牺牲一部分个人收入”,而相反的回答仅占10.7%。[11] 这与80、90年代的价值取向已不可同日而语。“精英”的态度尚且如此,就更加表明了风向的转变。

“新左派”不仅在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中与自由主义争夺听众,面对众多的社会问题,主流意识形态自十六大以来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并迅速地反应在社会政策领域。十六大以来的新趋向,使“新左派”与主流意识形态在重大理论问题上有了明显的接近。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主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以“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指导思想和原则;提出以“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四个统筹”为标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2]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是一次政策层面的调整,也是对长期以来的关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的一次的总结和调整。以注重社会均衡思想指导社会发展,注重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公平分配,强调经济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协调性,正是“新左派”的基本理念。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观念和设想。而这与“新左派”的社会主义本质观,至少在表面上是非常协调的。

任何社会思潮的发展都有其局限性,“新左派”也不例外。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相比,“新左派”思想还显得有些稚嫩。“新左派”的主要论战对手自由主义有西方数百年的学理背景,有西方思想界现实的学术支持,有西方及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实践经验,在理论的完整性和实践操作方面,“新左派”尚难于和自由主义争锋。另一方面,“新左派”思潮主要存在于城市知识分子中,加之“新左派”的理论家大多为学院派知识分子,不少人留学海外多年,对中国实际情况乃至话语习惯尚有隔膜,使之一时还难于提出更多富有建设性的思想主张和政策建议。不少代表“新左派”思想的理论著述因政治环境的压力而表现得相当学术化,止步于观念领域的演绎推进,而令一般读者艰涩难懂、望而却步。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左派”思想的传播与影响。

中国社会依然处于迅速的发展变动之中,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三大思潮也将随之进退起伏。中国思想界的分化、矛盾与争执,还将长期存在下去,并将反馈和影响于中国实际的社会生活。社会思潮是一面镜子,通过对社会思潮的观察认识,可以帮助我们从社会的精神层面更加深入地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与变迁。

注 释:

[1]《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425页。

[2]《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426页。

[3] 胡伟希:《传统与自由之间》,中国图书商报,2000年1月11日。

[4]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三的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64页。

[5] 抽样调查《2003:中国青年看世界》,主办单位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学校部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放问卷样本6000份,回收有效样本5609份。调查对象高等学校在校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和青年教师。调查地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中山大学、广州医学院、四川大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等20所高等学校。

[6] 引自《〈2003:中国青年看世界〉调查数据统计报告》。

[7] 1999年5月8日,科索沃战争中美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中国记者许杏虎、邵云环以及许的妻子朱颖等三人死亡。

[8] 《江主席在千年首脑会议分组讨论会上发言》,人民日报,2000年9月8日,第一版。

[9] 引自《〈2003:中国青年看世界〉调查数据统计报告》。

[10]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39页。

[11] 引自《〈2003:中国青年看世界〉调查数据统计报告》。

[12]《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3年10月22日,第一版。

发表于《复旦政治学评论》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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