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关于中国经济社会新发展格局的思考——兼论开发“瑷珲—腾冲线”的战略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1 次 更新时间:2022-03-21 11:20:53

进入专题: 新发展格局   瑷珲腾冲线  

房宁 (进入专栏)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新兴大国力量迅速发展,欧美国家经济“新常态”与政治“新民粹”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冲击,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大流行,世界经济政治多极化体系渐趋成势,世界格局发生着历史性重大变化和变革,而当前国内外形势也正发生着深刻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正在努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中国正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和巨大的风险挑战。

   在当前形势下,长期以来推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面对世界经济发生新变化以及对我国经济产生的新影响,党中央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思路,即“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这一思路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经济发展内外“双循环”格局,正在逐步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战略方向。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新的战略性转变,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审时度势,扬长避短,积极探索,最终构建起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面临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深刻变化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制定了跨世纪经济发展战略,加入到产业资本全球化进程之中,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获得经济快速发展契机。

   中国经济凭借自身改革开放和外部经济全球化之利,抓住战略机遇期,获得了长达30余年的高速发展,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开辟了“MADE IN CHINA”时代。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居世界第一的美国经济总量的70%以上。

   从国际形势与格局看,2008年是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重要转折之年。这一年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最终演变为全球性经济大衰退,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世界性经济发展长周期。

   这一波经济长周期发展由产业资本全球化带动,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解释,就是产业资本的国际循环与周转,它使“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①,客观上促成了全球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巨大发展,构建了世界经济新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

   然而,2008年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再一次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结构性、周期性矛盾充分暴露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逆转,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结构调整期。

   自2008年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以来,产业资本全球化出现了新动向,国际经济环境明显趋紧。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发生变化,中国与外部经济体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从以互利为主逐渐演化为以竞争为主。这一转变也是从2008年开始的。

   逆全球化趋势的出现促使主要国家之间的战略博弈更加明显深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遏制中国发展逐渐形成共识并开始采取协调性行动,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开始由“有利宽松”转向了“制约压制”。②

   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对中国构成了新挑战,带来了新矛盾,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较大不确定性。特别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席卷全球,造成了全球性的经济社会危机,世界形势更加动荡,增加了中国对外经济、社会、文化交往的困难。可以预见,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外部及周边环境面临的复杂局面仍将持续。

   未来十五年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考验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出现跨越式大发展,经济持续30余年高速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发展实现了“起飞”。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工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1621.4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313071.1亿元,而随着大中小城市数量的不断增多,人口普查城镇化率也从1982年的20.91%提升至2020年的63.89%。

   历经持续30余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也已起步。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经验来看,在工业化“起飞”阶段完成后,依照普遍规律将进入平缓发展的“平台期”,即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入中低速增长时期。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持续减速,标志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低速增长阶段。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在取得历史性进步的同时,以往追求速度和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也面临诸多问题,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在发展的平衡性、协调度和可持续性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其主要表现是国民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相对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3年至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60%左右,这一数据与发达经济体70%、80%的水平相比,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对外出口,而消费占比较低,说明中国经济存在成长结构性的短板。此外,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这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品质提升的突出问题。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经济从数量增长向品质升级的转型远未完成,中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以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中仍处于中低端位置。

   从制度层面看,中国的体制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体制的优势将力量集中于一处,充分调动资源用于某些特定发展领域,形成“利出一孔”的政策效应,有利于提高发展的集约性和效率。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是一种强化体制,这种体制有优势也有短板。③根据熵的理论,任何一种资源的开发都是对其他资源的覆盖。在强化和集中使用资源的过程中,意味着必然忽视甚至舍弃其他方面,任何体制都不可能集中力量解决全部问题。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强化体制可以很快取得一些成效。在国际上,日本明治维新后快速崛起就是典型范例。“举国体制”这个词就是来自日本明治维新初期的语汇。工业化早期具有粗放型、模仿型、追随型的形态特征,此时举国体制具有明显优势。但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尤其是在以创新驱动为发展动力的状态下追求内涵式增长时,举国体制就需要改进与升级。

   在30余年快速发展之后,我国众多技术领域仍然处于明显的落后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体制下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短板和缺陷,因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从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历史经验看,工业化、现代化从数量增长到品质转型的时期是一个关键时期,它决定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最终成败。这一时期又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高风险期。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战略判断,正是针对处于工业化、现代化关键时期,中国面临的矛盾和风险。中国如能在未来15年至30年间度过工业化、现代化的高风险期,即可最终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社会进步。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遭遇到了复杂和困难的局面,必须进行新的探索,形成新的思路与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带动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最终跨越现代化的最后艰难阶段。

   通过对亚洲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发现,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诸多亚洲国家的社会结构随之发生重大转变,而当国家城市化率超过65%或70%时,会完成社会转型。

   根据亚洲经验,一方面,凡是那些城市化率超过了65%的国家和地区最终都跨过了现代化最后阶段的风险期,成功实现了现代化。而另一方面,当那些城市化率低于60%的国家遇到政治动荡时则陷入了剧烈的社会冲突,严重者则致使已有工业化成果损失殆尽,甚至沦为“失败国家”。

   因此,65%的城市化率成为我们观察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测试指标。④

   我国正处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关键时期。依照国际经验,我国能否最终成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65%以上的城市化率是重要测试指标。

   对于我国城市化率问题要结合本国情况进行认真研判。我国仍保有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户籍制度,这是研判中国城市化率时的重要特殊国情。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3.89%,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4%。

   中国口径的城市化率或城镇化率与国际通行的标准不同。我们认为,在中国应使用“同等国民待遇的城市化率”概念,以获得衡量城市化率问题在学术上的一致口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2035年这个时间节点的含义之一,就是届时中国的同等国民待遇的城市化率应达到65%。因此,未来十五年的发展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中国东南沿海及这一地区的大城市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这可以视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第一波”。

   通过研究发现,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存在所谓“共时态”和“历时态”问题,即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及水平在一定的历史区间和区域内呈现出一定的共同性和差异性。

   2017年春,我们的研究团队沿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进行了一次长距离徒步考察。在总里程三千余华里的实地考察中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共时态”和“历时态”问题。

   我们发现,对中国的共时态认知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仅存在于人们的观念形态中。而事实是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和水平呈现出明显差异,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存在时间上的差异性。

   京杭大运河上的南运河、鲁运河迤逦千里,沿线以种植业为主的乡村地区俨然还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风貌。

   出天津沿大运河一路走到江苏淮安,沿途所见村镇基本没有食宿条件与相应设施,村里无餐厅,乡镇无旅店,餐饮、住宿要到县城才能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村地区的商品率和货币化程度还比较低,也意味着中国仍然存在广大的半自然经济区域。

   然而,渡过长江到达杭嘉湖平原等地后,我们可以用“2035年的中国”来形容其发展水平,这里预示着中国其他地区发展的未来。

   中国各区域发展呈现出很强的历时态特性,犹如一条“时光隧道”显示出中国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居于不同发展阶段之上。

   发展不均衡性是认识当代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波”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既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进步和社会面貌的历史性改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和加剧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固有的不平衡格局以及不同地区间的差距。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房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发展格局   瑷珲腾冲线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发展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2156.html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