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红:不平等: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9 次 更新时间:2020-08-19 00: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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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红  

   内容提要:民粹主义被视为当今西方社会的重要政治图景之一,它因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去平等化力量的刺激而生,对西方乃至全球社会的治理提出了重大挑战。经济不平等如何挫伤西方自由民主的平等主义理想,进而为民粹主义的抗争政治打开大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梳理民粹主义发生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以下方面的讨论对于认识不平等及其与民粹主义的内在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贫困与不平等对民粹主义的激发有着不同的政治意涵; 其次,经济不平等在收入与财富分配、中产阶级变迁、社会流动性等方面出现结构性恶化; 再次,从经济不平等到政治不平等是一种难以遏制的、互相强化的演进过程; 最后,作为结果,经济与政治不平等的相互交织将引发大众抗争,中下层民众希望修正“不平等的民主”,民粹主义成为表达“民主的不满”的激进方式。

   关键词:不平等;民粹主义;中产阶级;社会流动性;民主的不满

   作者简介:林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人们在思考和讨论西方社会的民粹主义现象时,将之追溯到不平等问题上,这应是必然的思路。作为一种基于不满与抗争的大众政治实践,民粹主义的发生固然离不开某些政治精英的鼓动与操控,但争取平等公正的确是最具道德意义和物质意义的大众诉求。刚刚过去的21世纪的前20年正是一个不平等问题极端严重的全球化时期,民粹主义在欧美的复兴并向全球蔓延被认为是经济不平等的产物。许多学者试图通过不平等问题来解读经济全球化与民粹主义复兴之间的因果联系,以此来反思经济增长与民主发展之间的真正关系。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预测,经济不平等将是使整个西方民主世界陷入危机的重要原因。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用厚厚的一本《21世纪资本论》叙述了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历史,揭露了不平等是如何给这个时代带来挑战的。不平等问题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但直到今天它仍然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的困惑,“我们对不断变化的经济不平等与政治行为、统治机构和公共政策的变化之间的联系所知甚少”,尤其是我们对不平等与民粹主义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的认识仍然模糊零散、充满臆断。在西方社会的财富集中和阶级固化日益严重的今天,讨论经济不平等的政治意涵与政治后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廓清民粹主义发生、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从而为突破民粹主义困扰、寻找国家治理良策打开一扇窗户。

  

   一、贫困、不平等与民粹主义的发生

   19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之势浩浩荡荡,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被很多国家视为圭臬而得到广泛推行。然而,进入21世纪后,主权债务危机、金融危机、难民危机在西方世界接连发生,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本土主义重返政治舞台,其中,左、右翼同时勃兴的民粹主义引领了反全球化浪潮。虽然就像罗纳德· 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等学者力图论证的,文化和社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这些危机与挑战的发生,但是就这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危机和挑战而言,忽视经济因素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不客观的。事实上,所有这些危机和挑战都与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平等现象有着直接关联,而西方大多数学者也没有回避这一事实。

   2014年,皮凯蒂出版了聚焦财富分配问题的经济学著作——《21世纪资本论》,在其前后,其他学者解读不平等现象及其与全球化之关系的著作也大量问世,如《至关重要的阶层》(Class Matters,2005)、《至关重要的不平等: 美国日益扩大的经济分化及其恶果》(Inequality Matters: The Growing Economic Divide in America and Its Poisonous Consequences, 2005)、《不平等的民主: 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2008)、《平等不公正: 美国被误导的收入不平等斗争》(2016)、《不平等社会》(2017)和《为什么不平等至关重要?》(2018)等。这些研究的切入点不同,观点也有差异,但都发出了大致相同的警告,即经济不平等日益深化,阶层界限日益牢固。

   这一时期,恰逢民粹主义的全球性复兴,人们在考察其经济根源时立即注意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固化等现象。民粹主义作为一种以大众反抗为行为特征的社会政治现象,它的参与主体涵盖社会中下层的普通民众,例如,中产阶级、城市贫民、乡村农民都可能是不同民粹运动的积极行动者。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民粹主义运动的支持者通常是贫困的最低收入阶层,而当前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支持者主要以熟练工人、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主。促使这些经济地位有所差异的阶层行动起来的经济因素是不平等问题,还是同样古老的贫困问题? 抑或是两者更为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所导致的? 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贫困与不平等的政治意涵的理解。从现象层面看,在2016年以来的欧美民粹主义浪潮中,最活跃的参与者其实是焦虑的中产阶级,大部分支持脱欧的英国民众、大部分反对容纳难民的欧洲民众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贫困阶层,特朗普的支持者中绝大部分是中低收入的白人中产阶级和蓝领劳工,他们并没有所谓的贫困之虞,而真正深陷生存危机、挣扎在贫困线之下的底层民众如移民群体、黑人群体却大都是民主党自由派的支持者。在全球化的当下,“民粹主义是底层人民的政治”这一论断过于狭隘,它事实上是被剥夺感最强、能动性也最强的中下层民众的反抗工具。要理解全球化与民粹主义的关系,必须梳理贫困与不平等现象不同的政治意涵。

   贫困本质上是一个关于匮乏的发展问题,即家庭或个人的生活物资短缺和不足的经济问题。毋庸置疑,消除贫困是任何社会应该追求的理想目标,但减贫、脱贫至今仍是人类社会尚未完成的、最艰巨的使命。1960年代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美国约翰逊总统的“向贫困开战计划”均致力于帮助国民摆脱贫困、增加收入;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阿比吉特·班纳A吉(Abhijit V. Banerjee)等三位聚焦发展中国家脱贫研究的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所提出的实验性方案”。从理论上看,我们可以从三个重要的维度来认识贫困问题以及消除贫困的问题。首先,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看,贫困的缓解或消除依赖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经济增长可以带来绝对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整体财富的丰盈,更重要的是,“文明进步的直接趋势是增加人们的劳动能力,来满足人的欲望——根除贫困,消灭匮乏和人们对匮乏的恐惧”。贫困是一个经济落后、物资匮乏的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其次,从个体目标与努力来看,脱贫解困依赖于个体能动性的发挥。美国保守派学者认为,贫困首先不是分配问题,而是生产问题,之所以有人会贫困,是因为他们没有创造足够的财富让自己富裕,而多数美国穷人之所以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不工作。从个体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有一定道理,如果不考虑有限的福利救济,那么失业或不工作即意味着贫困。政治经济学在解释财富增长过程中贫困长期存在的原因时发现,尽管“现代最贫困的人可能在某些方面享受到富人在一个世纪前不能得到的东西,但这不说明生活条件的改善,因为这些人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能力没有增加”。因此,如果机会平等得以保障,贫困与否与个体能动性有着重要关系。再次,从制度设计和实践来看,贫困及其纾解终究还是一个再分配的问题。政府需要对产业发展和财富积累进行管理来减轻和消除贫困,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把这种管理的最彻底形式称为“社会主义”。1997年上台后,英国工党政府认为应该优先考虑最弱势群体的利益并采取了相应的再分配政策。根据2003年的统计数据,英国如果以“生活水平在中位收入的60%以下”来定义“贫困”,那么从1997年起,共有150万人脱离了贫困。因此,贫困虽然是一个发展问题,但是它的解决需要依赖于经济增长、个体能动和再分配的共同作用。

   不平等更接近于一个关于分配正义的政治与伦理问题,虽然它常常以财富占有数量为指标。人类关于贫困的体验只有一种,但是关于不平等的体验则多种多样,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 认为,除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异,具有社会或历史意义的不平等类型还包括性别与性取向、种族与民族、年龄与能力以及教育、健康和机遇等方面的种种不平等。非经济性的不平等,如基于种族、性别的身份歧视,违背了道义、限制了自由、侵犯了人权,是现代政治伦理所认为的应该被全面谴责、努力清除的对象。但是,经济性的不平等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一方面,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在假定的机会平等的前提下,受到约束的、一定程度的经济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积极意义,因为它会刺激竞争、鼓励追赶、推动生产力提升,社会整体财富的增加将在底部对社会结构起到托举作用,把社会整体抬高。但另一方面,根据罗尔斯“公平的正义”理论中的“差别原则”,不平等的合理性需要严格的前提,即不平等只有在能够让所有人受益,尤其是弱势者尽可能多地受益的条件下才能被证成,否则都是违反平等关切的、应被反对的非正义现象。

   托马斯·斯坎伦(Thomas Scanlon)进一步论证了不平等的非正义性。他认为,基于种姓、种族或性别的不平等都是法律问题或社会习俗和态度问题,而基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平等意味着穷人必须以一种被合理地视为令人羞辱的方式来生活,危及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计划的价值所具有的安全感以及执行这种计划的能力”。因此,经济不平等的道德性是很难保障的,因为它完全无法止步于经济领域。事实上,皮凯蒂、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等经济学家的研究也表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不平等、贫富分化现象已经严重到无法保障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地步,严重到“弱化了我们的经济,损害了我们的民主,分裂了我们的社会”的地步。

   贫困和不平等都是造就社会不满与反抗的根源,二者有内在联系,但不是一回事。当不平等程度比较稳定时,贫困率可能很高; 当不平等非常严重时,贫困率可能很低,如1990年代中期美国的不平等水平较先前显著上升,但贫困率却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Sebastian Edwards)认为:“收入平等分配而大多数民众生活上处于赤贫状态,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同时,一个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但人们都达到了舒适的生活水准,这也是可能的。”富有戏剧性的是,当前西方民粹主义反建制浪潮的兴起表明后一种可能性正在发生变异,即许多经济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已经严重到无法保证人们过上舒适生活的程度,“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已经超出了许多美国人认为合理或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范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茶党运动”得到了许多中下层美国人的响应,民粹主义的左翼与右翼浪潮在美国渐起风浪。

慈继伟曾区分了三种形式的贫困,揭示了从贫困到不平等的演进路径。他认为,当缺钱威胁到一个人用来满足身体生存需要的能力时,这是“生存贫困”(subsistence poverty);当缺钱使他无法按照某种社会要求的、可以获得尊重的方式生活时,这会导致“地位贫困”(status poverty);最后,当一个人由于缺钱而无法成为一个“正常发挥作用的能动者”(如拥有一份工作)时,他便处于“能动性贫困”(agency poverty)之中。这三种贫困的划分对认识贫困与不平等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生存贫困”就是上文所说的作为经济问题的贫困,它的解决只意味着一种“基础性平等”的获得; 而后两种贫困则包含着丰富得多的社会与政治内涵,它们与其说是一种贫困,不如说是一种由贫困所致的不平等。一个处于“地位贫困”甚至是“能动性贫困”的人,他的最大问题不是匮乏导致的生存危机,而是对自尊造成威胁的、无法自救的不平等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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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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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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