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红:从金融危机到疫情危机:西方民粹主义的威权化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5 次 更新时间:2021-09-23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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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红  


强人、国家和民族是民粹主义论述中至关重要的政治符号,形塑了民粹主义内在的威权性特质。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到2016年的逆全球化巨变,再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西方社会面临一系列重大危机的打击。在空前的危机打击中,强人政治因聚旗效应而上演、国家威权因政府干预而彰显、民族主义因全球化刺激而复兴,这三方面因素为西方民粹主义的威权化提供了特定的实践形态、权力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2020年底特朗普选举挫败并未给威权民粹主义画上句号,相反,持续的危机刺激使得民粹主义更突显其威权面向。在后疫情时代,威权民粹主义将把世界带往何处尚待观察,但是一个重新思考政治的机会已然摆在西方面前。自由民主能否和如何在与民粹主义的长期缠斗中胜出,这是西方不得不严肃思考的问题。

尽管民粹主义的基因可以追溯到古典民主的时代,但是直到民主政治风行于世,民粹主义才成为一种备受瞩目的政治形态。而能够对民粹主义免疫的国家极其罕见,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民粹主义是一种可能反复出现的反抗性政治现象。从19世纪末的美国人民党运动开始,西方世界的民粹主义运动可谓历史久远。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在经济全球化和民主治理两方面同时陷入困境,民粹主义在西方再掀波澜,发动了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激烈批判,在加剧阶层与族群对抗、冲击既有体制甚至动摇核心价值的同时,日益突显其右翼化、威权化面向。2020年是人类生活遭遇重大变故的特殊一年,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边境封闭、群体隔离的非正常状态制造了更容易被动员的政治环境和更容易被触发的公众情绪,“在政治领域中,‘危机’的修辞可用于吸引注意力和突出紧急性,主张特殊时期需要特殊措施”。西方民众渴望迅速摆脱新冠肺炎疫情、保障公众健康和走出因疫情造成的经济危机,他们寄望于强硬果断的领导人、有所作为的政府和凝聚共识的民族主义。特朗普确实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输掉了一场全球瞩目的总统大选,但是保守派的选举挫败和特朗普的黯然下台并不意味着右翼民粹主义的终结。相反,持续的疫情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创造了民粹主义延续和升级的新契机,导致右翼民粹主义的威权化面向空前清晰。后疫情时代无论何时开启,强人政治、国家威权和民族主义共同打造的威权民粹主义也很难就此退隐,它对全球政治和国家治理的挑战仍将长期存在。

一、强人政治与西方民粹主义的实践形态

从政治形态上看,民粹主义的威权化面向体现在对强人政治、魅力领袖的青睐。在历史上,强有力的魅力领袖几乎从未缺席过任何一场民粹主义运动,人们相信“民粹主义的兴起是一种更加针对个人的政治回归,其中政治领导人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体制则往往不被信任”。库尔特·韦兰德将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政治策略,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根据大众民主组织化与制度化的程度不同,他将民粹主义的个人化领导视为政府组织的最终形态之一。而从民粹主义的历史实践来看,政治运动引领和意识形态建构都离不开政治精英,特别是魅力领袖强有力的个人化领导,或者说魅力型领袖始终是民粹主义的标志性特征之一。从早期的俄国民粹派、美国人民党,到20世纪中叶的拉美民粹主义,再到21世纪反全球化的右翼民粹主义,几乎所有民粹运动都与某位极具号召力的强人领袖有关。他们领导了一场场反体制、反精英的大众运动,提出了一套套俘获民心的政治论述,他们中的某些人还建立了威权主义的政治领导。

21世纪的右翼民粹主义浪潮以西方社会为主战场,冲击了自由民主的主流价值。在美国和欧洲,民粹主义政治家无论是在野还是执政,都充分利用了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文化沙文主义、反移民愤怒和多数主义狂暴来建立政治威权。肯尼斯·罗伯茨认为民粹主义只是一种体现民众主体性的形式而已,实际上“民粹主义通常指某个政治人物对于民众主体性的擅自挪用,他通过控制社会动员的渠道、节奏和组织形式而在运动中起到主导作用”。因此,在民众主体性的形式之下,实际上是威权人物的操作与利用。在民粹主义的逻辑中,领导者与他的追随者之间必须建立免除中介的直接联系,这种联系在西方的选举政治中,通常以领导者的选举承诺和追随者的选票回报来呈现。领袖与大众的联系是否牢固取决于领袖魅力、政治宣传、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只是领导人的野心、远见和战略与其追随者的恐惧、伤痛和愤怒之间偶然且部分的重合”。但是,这些领导人通常有着排外的、保守的和父权制的政治风格,他们在国家主权陷入危机时通过民粹动员和合法选举而成为国家领袖,成为拯救民族文化、维护本民族独特性和优越性的希望。

近年来,以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为基本诉求的各国政治强人不断涌现,成为民粹主义右翼化潮流的重要标志。柯克·A.霍金斯领导的研究团队曾对40个国家领导人的公开讲话进行分析,发现自21世纪初以来,民粹主义领导人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认为在本世纪初,委内瑞拉、阿根廷和意大利是仅有的人口超过2000万、有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国家,而2016年以来,这个名单上出现了几个大得多的国家,比如土耳其、墨西哥、巴西、印度和美国。其中,特朗普毫无疑问是过去数年间最具争论性的民粹主义政治强人。自由派学者认为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各种言行完全符合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他制定的政策具有民粹主义的攻击性特征。其政策主张不仅包含民族主义的怀旧情结、反多元主义的本土情结,还暴露出他渴望成为政治强人和威权领袖的野心。“特朗普发出的讯号,以近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整合了仇视女性、种族主义、排外心理和狂妄自大。”特朗普深谙政治营销之道,利用民众对建制派精英的失望与不满,承诺打击腐败,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优先”等口号,得到了中下层白人民众的支持。即使他在2020年的大选中落败,其支持者的队伍并没有出现明显减少,支持者们渴望幅度更大的改革计划和更强捍领导人的意愿也没有改变。朱迪丝·巴特勒注意到,和每一种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一样,特朗普输送给人们的是“一个不必去思考的理由,因为去思考就是要考虑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全球世界,但特朗普把每一件事都变得非常非常简单”。这正是民粹主义者最常用的反智主义简单化策略,虽然搅乱了美国的内政外交,但却成功争取了大批传统的、保守的白人民众。客观地说,特朗普的大部分支持者并不是种族主义者,甚至算不上狂热的右翼分子,但他们成了特朗普口中“被操纵的制度”的受伤者,助长了特朗普的反建制政治。

美国政治学家约翰·米勒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聚旗效应理论,认为当国家遭遇重大危机或战争威胁时,国家领导人的支持率会在短时间内上升,进而可能强化政治领导和实现权力集中,国家危机可能因为领导人的权力运用和强硬措施而得到缓解,反过来政治人物也能从国家危机中收获威望和权力。这一效应在二战时期的罗斯福、海湾战争初期的布什和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奥巴马等美国总统身上都有一定程度的体现。聚旗效应实际上是一种危机动员的结果,和平时期的民粹政客为了吸引民众尚且会虚构或夸大危机威胁,而在新冠肺炎疫情等真实危机面前,民众更容易信任和服从领导人。因此,聚旗效应有助于紧急状态下的权力集中,使得国家威权、政府干预更加突显;而危机在强化领导人权力的同时,也增强了各种民族主义政策主张的合法性。

2020年的公共卫生危机及其衍生的社会经济危机是民粹主义加剧和威权领导人扩张权力的重要机会。从社会层面看,疫情严重时期的各种封锁、关闭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通常的反对与抗议行动,使权力的集中更加便利。在美国的疫情大爆发初期,特朗普曾短暂地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战时”总统,负责保护美国人免受“病毒入侵”。应该说“病毒入侵”为特朗普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制造聚旗效应的机会。2020年3月,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一度跃升至自上任以来的新高,达到46%。然而,特朗普最后却成为众所周知的失败案例。马西莫·莫雷利的解释是,当民粹主义者掌管一个超级大国时,民粹主义外交政策所特有的保护主义与战略性的脱钩政治将变得尤其危险,会在存在种族分裂的国家内部同时导致冲突风险的增加和不平等的加剧。从结果来看,特朗普没能缓解疫情反而加剧了内部恐慌,没有凝聚共识反而加剧了内部分化,最终导致疫情在“战时”总统手里完全失控,所谓的聚旗效应在他身上没有应验。

二、国家威权与西方民粹主义的权力资源

从权力资源上看,民粹主义的威权性来自它的国家信念与国家依赖。民粹主义并不完全是精英制造的。虽然政治精英和领导人的动员甚至蛊惑起到关键作用,但从行为主体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说,民粹主义本质上是自然发生的抗争性群体行动。民粹主义的威权性在行为上表现为大众对魅力领袖的追随,服从政治强人的领导;在观念上则体现为对强大国家的向往,相信危机的解决取决于国家能力、国家意志。

19世纪后半叶至今的150多年历史表明,民粹主义爆发于经济、政治结构严重失衡的重大危机时期。周期性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发展规律的折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所致。历史表明,危机的应对不得不依赖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和强化对市场的管制。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期间,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欧美各国政府纷纷加强政府干预。美国政府实行了“罗斯福新政”,200多万个家庭因为《联邦紧急救济法》得到救济;“以工代赈”的发展理念被提出,国家大力兴办水利、公路等基础设施以扩大就业;《社会保障法》实施,弱势和边缘群体得到了适当关照。欧洲国家的危机应对则创造了国家干预的三种模式:英国和法国模式是通过相关法案改革税收制度,调整劳资关系;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模式实行福利国家政策,保障就业、扩大社保覆盖面;德国和意大利模式则通过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强化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由于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减少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西方挺过了严峻的经济危机,经受住了二战的考验,“在以后的危机中,政府将依靠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从而增加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并唤醒资本主义实现最终复兴所需要的‘动物精神’”。二战后20年,西方国家发展出健全的福利国家体系,而那种强调经济或市场自我调整的自由放任路线则被搁置。

21世纪西方世界的社会抗争浪潮在个体的层面看是经济不平等加剧的结果,在集体的层面看则是民族国家衰微的刺激。而民族国家的当下困境则是全球化与技术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全球化缓慢消解了国家经济、公民身份和本地社群的基础,民族国家对维系经济主权所做的努力难以为继,国家能动性因政府面临的沉重的财政负担而被大大削弱;另一方面,迅猛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使民族国家进行民主审议所依赖的共同事实基础消失了,信息时代的进步提高了全球化的能力,但造成了技术性失业,加剧了国家内部的阶层分化与不平等。扬-维尔纳·米勒认为,正是新自由主义导致国家的脆弱不堪,使得国家缺乏将公共资源投入到公民共同追求的集体目标上的动力,反而是投给了黑水公司之类的私人机构。“9·11”事件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接连触发了关于国家资源调配失衡、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共同体目标缺失的大众讨论。民族主义者批判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冲突加剧,指责市场凌驾于国家之上进而削弱国家,市场在帮助大资本获利的同时将社会带入个人享乐主义时代。在西达·斯考切波看来,当社会系统的变化产生了怨愤、社会性方向的迷失、新阶级或集团利益追求集体动员的潜能时,将可能建立一种以群众运动为基础的、有意识地推翻现存政府甚至整个社会秩序的活动。因此,国家的羸弱触发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对资本与市场的反抗,特朗普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论述中隐伏着一种向往强大国家和彰显国家荣耀的情绪。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全球化的后果,为了应对危机,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赞同增加公共支出和加强政府干预。实践中,许多国家政府试图协调货币和财政政策以避免出现贸易保护主义,为此纷纷出台了经济快速刺激政策,通过社会保障对危机导致的失业者施以援手,如延长失业救济的期限,增加食品劵的发放,扩大社会服务范围;一些国家还开始部署对基础设施、教育和研究的长期可持续的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尽管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政府的危机干预是应急性的和临时性的,要求政府在私人部门复苏后尽快离场,但是,当金融危机警报暂时解除后,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右翼保守主义势力开始占领决策中心,国际合作和全球化遭到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强力挑战,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继续强化。托马斯·皮凯蒂指出,西方国家政府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代,在许多方面的影响都是空前的,这就是为何如今的危机不仅是对市场缺陷的控诉,也是对政府作用的挑战。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缓慢复苏中,市场缺陷的修复程度远不及国家威权的强化程度,“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一次次重复,提高了特朗普为美国白人主流群体代言的个人声望,更强化了美国的国家威权和它背后的国家主义集体论述。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为国家主导、政府干预提供了道义上无法辩驳的机会,使得2008年后国家威权强化的趋势得以持续。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和艾伦·M.加博认为,在此次疫情危机中,美国要避免出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需要数万亿美元的政府支出,只有联邦政府才能协调和资助应对疫情危机所需要的巨大的工业动员。2008年以来,各国政府在解决因市场驱动型就业增长而造成的收入不平等方面被寄予厚望,而2020年,政府在集中资源应对公共风险和快速恢复经济等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则被反复强调。尽管特朗普政府将疫情政治化,引起了疫情失控的灾难,并且分权的联邦制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联邦政府及时有效地应对危机,但是,美国民众还是普遍认同政府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中的权力和权威。受自由主义公民文化影响,西方民众相信他们拥有批评政府的权力,但是他们亦认同法治秩序和政府合法性,尤其是在共同的灾难面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愿意遵守和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疫情危机的发生使得公民对国家的依赖与保护更加迫切,为政府扩大干预提供了更大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也为国家威权的强化和民粹主义的动员提供了机会。

民粹主义固然是一种反建制的抗争性思潮和运动,但是它对建制派精英的反对并不等同于对国家的反对。民粹主义代表了一种要求回归传统和本土的保守主义力量,它渴望国家回归以节制市场与资本,希望政府扩大干预与管制以调整劳资关系并建立可以依靠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民粹主义是需要国家的,它反对的是建制派精英掌控国家与政府,尤其反对建制派推崇的政治正确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纳迪亚·乌尔比纳蒂相信“民粹主义不会达到反国家的结果,恰恰相反,它会为大规模的国家主义扩张创造富有成效的基础”,民粹主义需要借助强大国家的威权来对抗制造不平等和身份危机的市场机制、修正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至上逻辑。事实上,无论是左翼民粹主义对福利国家的怀恋,还是右翼民粹主义对民族利益的忧虑,都怀抱着“将国家带回来”的现实期待,都希望从权贵富豪、自由派精英那里夺回国家。当代民粹主义浪潮的持续演进,或将开启一个更加强调国家威权、国家能力和国家治理的时代。推动这个时代的动力,部分地生成于经济危机爆发—民粹主义反抗—国家威权强化的连锁机制之中。

三、民族主义与西方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资源

从意识形态上看,民粹主义的威权化与民族主义复兴有直接关系。2016年以来,西方国家爆发了一系列以种族主义、身份政治为主题的右翼民粹运动,其本质是民族认同感的重新动员,体现了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合流的强劲势头。在全球化进程中,由于经济不平等和身份危机的双重刺激,不少国家的主体族群中均出现程度不同的排他主义、本土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逆全球化潮流。在美国,中西部的主流白人群体为他们的美国梦日益无望而焦虑,A.R.霍克希尔德将他们描述为“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这一群体最终成为民族民粹主义运动的社会基础。那些读过J.D.万斯的《乡下人的悲歌》或者罗伯特·D.帕特南的《我们的孩子》的人,肯定不会对特朗普在2016年的获胜感到惊愕。福山指出,在抱怨“政府在扶助少数族裔群体上做得太多了”的白人选民中,有80%的人把选票投给了特朗普,这些人直到2020年仍然是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在欧洲国家,主体族群对移民潮和难民问题的反感大致在2016年达到顶峰。英国脱欧公投成为右翼民粹主义的欧洲典范,一些极端的民粹种族主义者甚至发誓,“他们宁愿看到他们的经济被摧毁和经济增长的崩溃,也不愿留在欧盟和接受移民”。在欧洲的选举政治中,几乎所有的极右翼种族主义政党都以相似的反移民诉求来争取选票,它们坚持只将特定民族或种族视为“真正的国民”,标榜血统论为基础的狭隘民族主义。德国《南德意志报》的社论指出,德国选择党似乎使“古老的民族主义倾向”重新觉醒了,19世纪发端于德国的那种“傲慢、没有安全感、抱怨和愤懑的情绪,以及政治利己主义”似乎卷土重来。在这种复归的族群民族主义支配下,民粹主义政党和政治人物唱衰欧洲和欧盟机构,反对全球化和外国移民,主张捍卫本民族的固有利益和文化优势。

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这意味着民粹主义并不先天地具有民族主义倾向,而“许多极右翼的民族主义政党并不能被界定为民粹主义”。二者的显著不同在于,民族主义强调全球范围内的差异,民粹主义更强调独立政体中对权力、资源、机会和尊重的分配。二者动员方式也不相同,民粹主义通常是纵向地召唤“劣势群体的人民”,民族主义则是横向地动员“边界社群的人民”。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两种差异甚大的意识形态却空前接近并日益汇合,成为一种独特的政治景象甚至所谓的“时代精神”。

这种合流趋势的外部动力来自于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的紧张关系。一方面,全球化衍生出各种危机,民族国家面临严峻挑战。新自由主义主张开放、流动和多元的全球化,认为民族国家应该致力于寻求全球方案来解决全球问题,同时建构一种相应的普世主义精神状态,即 “我们—情感”。但是,人类刚刚进入21世纪就面临恐怖主义、气候变化、金融和货币危机、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和难民问题的挑战,大部分国家根本没有做好政治上的准备。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满足全球化在道德上的要求,即保持文化多元和开放兼容;也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实现全球化在经济上的目标,即建立开放的自由市场体系并在全球竞争中获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与文化上的失落带来主流社群对全球化的恐惧和忧虑。作为回应,民族主义在民族国家内部重启,要求恢复民族对国家的“所有权”。几乎同时,民粹主义则沿着大众民主的历史路径回归,要求恢复人民的权力,“民族”与“人民”在民族国家遭遇危机的时代日益汇合,最终,右翼民粹主义成为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合流的产物。它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反对全球化,主张恢复在全球化进程中丧失的国家主权。

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合流亦有其内部动力,表现在二者的核心元素重合和内在结构连通。从核心元素上看,在民族国家内部,“民族”与“人民”、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界限常常是模糊不定的。玛格丽特·卡诺万提出了一个关于“人民”的多义性界定,认为“人民”具有三层含义,即作为主权者、平民或普通人、道德和文化社群的特定成员。第三层次中的“人民”就与“民族”基本重合。讨论“人民”或“民族”,无法离开民族国家。事实上,民族国家正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得以勾连的共同体纽带。伊恩·夏皮罗指出,民族共同体的前提是政治共同体原则上能够控制它们自身的命运,共同体成员彼此能够充分认同。换言之,民族国家意味着国家主权、民族自决权在一个特定的领土范围内得到绝对保障,它内含的政治共同体与民族共同体的双重意涵,使得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动员对象难以清晰区分。

从内在结构上看,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都建立在二元逻辑之上。民族主义以民族为本位,民粹主义以人民为本位,二者都内含“大众视角”与“精英视角”的二元关系。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主义“必定是由居上位者所创建,但却也一定要从平民百姓的观点分析才能完全理解”,这一基本特征与民粹主义的大众—精英二元框架是一致的。根据二者共有的二元逻辑,比利时学者本杰明·德克莱提出一种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合流的“纵横结构”理论,认为民族主义强调“内外关系”的差异空间,而民粹主义强调“上下关系”的不平等空间,二者因为“人民”的多义性而实现了结构整合,获得了更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由于与民族主义合流,民粹主义得以摆脱原本偏向左翼和阶级的边缘政治形态,日益参与21世纪的主流政治,变身为站在反全球化前列的右翼保守主义——民族民粹主义。

新冠肺炎疫情为民族民粹主义的持续演进创造了特殊的有利环境。在威胁生命健康的公共卫生危机面前,公民个体的安全更加依赖于集体行动和国家保护,客观上有助于擅长集体动员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卡斯·穆德认为,在病毒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一些民粹主义政客和政党能够便利地将民众对全球化的怀疑与民族主义情绪结合起来,通过制造阴谋论来打击“站在人民对立面”的政治对手和少数族群。在通常情况下,外部危机会带来内部团结,新冠肺炎疫情有所不同的是,它首先是一场正在内部发生的公共卫生危机,因此,如何将内部危机转化到内部对手或外部敌人头上需要一种民粹主义的策略操作。民粹主义者普遍使用的策略是将疫情危机与2008年后积累起来的民族主义资源结合起来,使用一套包含阴谋论、恐惧心理、虚假信息的危机话语进行政治卸责操作,将病毒暴发与流行的责任推到国外或国内的对手身上,强化了公众对来自国外的“危险的他者”的恐惧和反感情绪。“欧洲和美国已经被恐惧的情感所主导,他们害怕其他力量,也害怕失去自己的国家身份和目标,这是一种‘恐惧的情感和文化’。”特朗普充分利用了这种情感与文化,在病毒起源上攻击中国、指责世卫组织,并使用歧视性、偏向性语言激化国内的族裔关系,不仅制造了国际社会的分歧,更加剧了国内的种族矛盾。

四、威权化的西方民粹主义:“强人—国家—民族”的三重向度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关于全球化后果的激烈争论中,人们常常援引2008—2016年间发生的种种事件来预言自由民主的可能危机。拉尔夫·达伦多夫直言21世纪有可能会变成“威权主义的世纪”;理查德·罗蒂则列举了一系列可能出现的民主倒退,如“粗俗煽动者”上台、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增长、“奥威尔式的世界”降临等。在全球化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破产的沉重打击中,西方自由派因缺乏必要的制度和文化准备而对新兴的民粹主义浪潮措手不及,但却足够迅速地发现民粹主义与强人政治、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神秘联系,并且毫不迟疑地为其贴上了威权主义的标签。

因此,威权民粹主义在当代西方政治中以一种自由民主敌人的形象出现,在现象上指2016年前后达到高潮的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在价值上指其对自由民主的背离。较早使用威权民粹主义一词的是美国政治学者皮帕·诺里斯和罗纳德·英格哈特。他们在《文化反动:特朗普、英国脱欧与威权民粹主义》一书中探讨了民粹主义在西方国家再掀风浪的文化根源,认为西方民粹主义日益呈现其威权主义一面,为强人政治、社会不宽容、非法治等威权实践的散播打开了大门,损害了自由民主制度赖以维系的权力分立、程序正义和保护少数群体权利等原则。威权民粹主义突出的是民粹主义反自由主义的威权性一面,实际上不仅掩盖了自由民主政体无法有效反映人民意愿的事实,而且刻意贬损人民作为主权者的历史地位。威权主义是民粹主义固有的面向,强人、国家和民族在民粹主义论述中从来都是至关重要的政治符号,三者共同建构了威权民粹主义的基本框架,使其内在地呈现出一个“强人—国家—民族”的三维结构。

首先,强人政治赋予民粹主义威权性的实践形态。强人政治内含专制逻辑,通常表现为某种克里斯玛型政治,它依赖于政治领袖的强硬政策和个人魅力,与现代民主社会的法理型政治相对立。虽然强人政治不符合平等、自由的价值规范,在本质上不指向任何一种民主目标,并与前现代的君主政治一样散发出威权气质,但是在民主政治的特定情境下,如社会转型、改革失败或经济危机时期,大众需要政治强人来拯世救民。在全球化的移民潮、难民潮冲击下,西方主流社群中形成了一种身份危机感,中下阶层“普遍感觉自己被精英人士,被全球化,被女性,被难民所鄙视、所利用,他们感觉自己变成了社会的圈外人,成为自己国家的少数群体,没有归属感,不被重视”,这种明显的地位丧失迫使他们通过“消极归类”其他群体来寻求平衡,同时对强大统治者的庇护充满渴望。有学者指出,对威权统治的需求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心理特征,它更多的是人们意识到与日俱增的威胁而感到无法忍受时的个人心理倾向。无论如何,大众的需要为强硬的机会主义政治家打开了投机之窗,这些政治家“可能向民众提出威权化的民粹主义的危机解决方案,颠覆原先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强人政治与自由民主格格不入,但却是某些失落族群出离愤怒的集体诉求与选择。在西方的选举政治中,民粹主义成为制造大众激情、蛊惑集体行动的政治策略,雄心勃勃的政治人物有机会凭此争取更多支持者。

其次,国家威权为民粹主义的威权化提供权力资源。20世纪政治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对国家的规模应当有多大和国家的力量到底应该有多强争论不休”。本文希望透过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理解国家的中心地位、力量和国家意志在民粹主义日益威权化中的意义,本质上是讨论一种国家中心主义,它致力于维护全民利益的法理秩序,通过系统性的法律、制度与规则建设,实现国家利益与公民利益的一致性。在民族国家的时代,国家代表着超越个体利益与价值的集体意志,强人政治和民族主义号召都需要从国家这里汲取法理威权和宪政资源。当严重的经济危机打开政治重组之窗时,凸显国家威权的民粹主义容易受到民众青睐,有学者认为民众选择与谁在政治上结盟,将影响国家政治重组的方向,如果民众选择加入以政治精英为主导的政治联盟,国家就变成威权化的民粹主义国家,因为民众成了国家这个威权—民粹联盟的一部分。当特朗普宣称要带回一个“再次伟大”的美国时,他不仅挖掘了国家所具有的动员资源,触发其支持者的认同意识,而且以国家之名为其右翼保守主义路线背书。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在民族国家中,不同的行为者对全球化持不同的立场,资本尤其是跨国资本对全球化最为热衷;国家的态度很矛盾,既对集体安全和经济一体化有所依赖,又对国家权力越来越分散的“去中心化”有所迟疑;而民众则对全球化缺乏热情,更加偏向民族主义和反一体化,常常以投票权为武器反对全球化。全球化危机带来了愤怒的民粹主义反向运动,全球化的失落者声势浩大,他们要求提升国家地位、依靠国家权力终结市场霸权、惩罚那些逃脱国家控制的经济精英。这是一种强大的动力,促成了民粹主义与国家威权的合作,强化民粹主义的威权化基础。

再次,民族主义为威权民粹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资源。在历史长河中,民族主义曾对国家主权产生过变革性影响,包括重新绘制宏观政治图景和改变政治单位的界限。罗杰斯·布鲁贝克认为,将“民族”视为主权权力或政治合理性最终来源的理解,实际上是要求按照民族活动的界限重新组织政治空间,以确保每一个“民族”在原则上都有自己的政府。现代国家的主权权力及其政治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民族认同、身份认同的文化霸权。当前西方盛行的身份政治以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为意识形态工具,反映了一些西方国家的主体民族由于缺乏安全感而努力寻找集体归属,重建集体身份和属于“我们”的民族认同、身份认同。相对而言,民粹主义只有极其单薄的意识形态内核即精英—民众的二元关系,缺乏民族主义这种可能变革国家主权命运的意识形态力量。因此,民粹主义为了保障本国人民或本民族利益,需要在区隔本国人和外国人上吸纳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在21世纪全球化危机的刺激下,在政治强人的投机操作下,民族、国家成为大众政治动员的核心元素,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成功合流,进一步强化民粹主义的威权面向。

21世纪以来,威权民粹主义在西方获得了持续生长的沃土,成为逆全球化浪潮的引领力量。它在以自由民主为主流价值的西方社会和其他追随西方的国家中蔓延,是新自由主义崩溃和全球化危机的结果,是某种“霸权式的自由派意识形态自身虚弱的信号”。2016年以来,虽然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政策一直受到自由派阵营的猛烈批判,但以特朗普执政的终结来判断民粹主义退潮显然过于乐观了,姑且不论强有力的民粹主义领导人还在一些国家执政、欧洲民粹政党持续活跃并拥有大批支持者,仅就民粹主义的生成条件而言,造成国际金融危机后民粹主义异军突起的政治经济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民粹主义仍然是抵制资本、市场和自由民主霸权的主力。在后疫情时代,威权民粹主义的抵抗将会把世界带往何处尚难预测,但是它至少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政治的机会,而西方社会不得不继续思考的是,自由民主制度将如何面对民粹主义的长期挑战?在修复自由民主的制度缺陷、消除多元文化主义带来的焦虑和有效管束自由放任的资本与市场之前,期待民粹主义会从西方政治舞台上消失只能是一种天真的臆想。


林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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