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人、国家和民族是民粹主义论述中至关重要的政治符号，形塑了民粹主义内在的威权性特质。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到2016年的逆全球化巨变，再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西方社会面临一系列重大危机的打击。在空前的危机打击中，强人政治因聚旗效应而上演、国家威权因政府干预而彰显、民族主义因全球化刺激而复兴，这三方面因素为西方民粹主义的威权化提供了特定的实践形态、权力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2020年底特朗普选举挫败并未给威权民粹主义画上句号，相反，持续的危机刺激使得民粹主义更突显其威权面向。在后疫情时代，威权民粹主义将把世界带往何处尚待观察，但是一个重新思考政治的机会已然摆在西方面前。自由民主能否和如何在与民粹主义的长期缠斗中胜出，这是西方不得不严肃思考的问题。

　　 尽管民粹主义的基因可以追溯到古典民主的时代，但是直到民主政治风行于世，民粹主义才成为一种备受瞩目的政治形态。而能够对民粹主义免疫的国家极其罕见，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民粹主义是一种可能反复出现的反抗性政治现象。从19世纪末的美国人民党运动开始，西方世界的民粹主义运动可谓历史久远。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在经济全球化和民主治理两方面同时陷入困境，民粹主义在西方再掀波澜，发动了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激烈批判，在加剧阶层与族群对抗、冲击既有体制甚至动摇核心价值的同时，日益突显其右翼化、威权化面向。2020年是人类生活遭遇重大变故的特殊一年，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边境封闭、群体隔离的非正常状态制造了更容易被动员的政治环境和更容易被触发的公众情绪，“在政治领域中，‘危机’的修辞可用于吸引注意力和突出紧急性，主张特殊时期需要特殊措施”。西方民众渴望迅速摆脱新冠肺炎疫情、保障公众健康和走出因疫情造成的经济危机，他们寄望于强硬果断的领导人、有所作为的政府和凝聚共识的民族主义。特朗普确实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输掉了一场全球瞩目的总统大选，但是保守派的选举挫败和特朗普的黯然下台并不意味着右翼民粹主义的终结。相反，持续的疫情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创造了民粹主义延续和升级的新契机，导致右翼民粹主义的威权化面向空前清晰。后疫情时代无论何时开启，强人政治、国家威权和民族主义共同打造的威权民粹主义也很难就此退隐，它对全球政治和国家治理的挑战仍将长期存在。

　　 一、强人政治与西方民粹主义的实践形态

　　 从政治形态上看，民粹主义的威权化面向体现在对强人政治、魅力领袖的青睐。在历史上，强有力的魅力领袖几乎从未缺席过任何一场民粹主义运动，人们相信“民粹主义的兴起是一种更加针对个人的政治回归，其中政治领导人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体制则往往不被信任”。库尔特·韦兰德将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政治策略，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根据大众民主组织化与制度化的程度不同，他将民粹主义的个人化领导视为政府组织的最终形态之一。而从民粹主义的历史实践来看，政治运动引领和意识形态建构都离不开政治精英，特别是魅力领袖强有力的个人化领导，或者说魅力型领袖始终是民粹主义的标志性特征之一。从早期的俄国民粹派、美国人民党，到20世纪中叶的拉美民粹主义，再到21世纪反全球化的右翼民粹主义，几乎所有民粹运动都与某位极具号召力的强人领袖有关。他们领导了一场场反体制、反精英的大众运动，提出了一套套俘获民心的政治论述，他们中的某些人还建立了威权主义的政治领导。

　　 21世纪的右翼民粹主义浪潮以西方社会为主战场，冲击了自由民主的主流价值。在美国和欧洲，民粹主义政治家无论是在野还是执政，都充分利用了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文化沙文主义、反移民愤怒和多数主义狂暴来建立政治威权。肯尼斯·罗伯茨认为民粹主义只是一种体现民众主体性的形式而已，实际上“民粹主义通常指某个政治人物对于民众主体性的擅自挪用，他通过控制社会动员的渠道、节奏和组织形式而在运动中起到主导作用”。因此，在民众主体性的形式之下，实际上是威权人物的操作与利用。在民粹主义的逻辑中，领导者与他的追随者之间必须建立免除中介的直接联系，这种联系在西方的选举政治中，通常以领导者的选举承诺和追随者的选票回报来呈现。领袖与大众的联系是否牢固取决于领袖魅力、政治宣传、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只是领导人的野心、远见和战略与其追随者的恐惧、伤痛和愤怒之间偶然且部分的重合”。但是，这些领导人通常有着排外的、保守的和父权制的政治风格，他们在国家主权陷入危机时通过民粹动员和合法选举而成为国家领袖，成为拯救民族文化、维护本民族独特性和优越性的希望。

　　 近年来，以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为基本诉求的各国政治强人不断涌现，成为民粹主义右翼化潮流的重要标志。柯克·A.霍金斯领导的研究团队曾对40个国家领导人的公开讲话进行分析，发现自21世纪初以来，民粹主义领导人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认为在本世纪初，委内瑞拉、阿根廷和意大利是仅有的人口超过2000万、有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国家，而2016年以来，这个名单上出现了几个大得多的国家，比如土耳其、墨西哥、巴西、印度和美国。其中，特朗普毫无疑问是过去数年间最具争论性的民粹主义政治强人。自由派学者认为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各种言行完全符合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他制定的政策具有民粹主义的攻击性特征。其政策主张不仅包含民族主义的怀旧情结、反多元主义的本土情结，还暴露出他渴望成为政治强人和威权领袖的野心。“特朗普发出的讯号，以近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整合了仇视女性、种族主义、排外心理和狂妄自大。”特朗普深谙政治营销之道，利用民众对建制派精英的失望与不满，承诺打击腐败，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优先”等口号，得到了中下层白人民众的支持。即使他在2020年的大选中落败，其支持者的队伍并没有出现明显减少，支持者们渴望幅度更大的改革计划和更强捍领导人的意愿也没有改变。朱迪丝·巴特勒注意到，和每一种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一样，特朗普输送给人们的是“一个不必去思考的理由，因为去思考就是要考虑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全球世界，但特朗普把每一件事都变得非常非常简单”。这正是民粹主义者最常用的反智主义简单化策略，虽然搅乱了美国的内政外交，但却成功争取了大批传统的、保守的白人民众。客观地说，特朗普的大部分支持者并不是种族主义者，甚至算不上狂热的右翼分子，但他们成了特朗普口中“被操纵的制度”的受伤者，助长了特朗普的反建制政治。

　　 美国政治学家约翰·米勒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聚旗效应理论，认为当国家遭遇重大危机或战争威胁时，国家领导人的支持率会在短时间内上升，进而可能强化政治领导和实现权力集中，国家危机可能因为领导人的权力运用和强硬措施而得到缓解，反过来政治人物也能从国家危机中收获威望和权力。这一效应在二战时期的罗斯福、海湾战争初期的布什和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奥巴马等美国总统身上都有一定程度的体现。聚旗效应实际上是一种危机动员的结果，和平时期的民粹政客为了吸引民众尚且会虚构或夸大危机威胁，而在新冠肺炎疫情等真实危机面前，民众更容易信任和服从领导人。因此，聚旗效应有助于紧急状态下的权力集中，使得国家威权、政府干预更加突显；而危机在强化领导人权力的同时，也增强了各种民族主义政策主张的合法性。

　　 2020年的公共卫生危机及其衍生的社会经济危机是民粹主义加剧和威权领导人扩张权力的重要机会。从社会层面看，疫情严重时期的各种封锁、关闭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通常的反对与抗议行动，使权力的集中更加便利。在美国的疫情大爆发初期，特朗普曾短暂地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战时”总统，负责保护美国人免受“病毒入侵”。应该说“病毒入侵”为特朗普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制造聚旗效应的机会。2020年3月，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一度跃升至自上任以来的新高，达到46%。然而，特朗普最后却成为众所周知的失败案例。马西莫·莫雷利的解释是，当民粹主义者掌管一个超级大国时，民粹主义外交政策所特有的保护主义与战略性的脱钩政治将变得尤其危险，会在存在种族分裂的国家内部同时导致冲突风险的增加和不平等的加剧。从结果来看，特朗普没能缓解疫情反而加剧了内部恐慌，没有凝聚共识反而加剧了内部分化，最终导致疫情在“战时”总统手里完全失控，所谓的聚旗效应在他身上没有应验。

　　 二、国家威权与西方民粹主义的权力资源

　　 从权力资源上看，民粹主义的威权性来自它的国家信念与国家依赖。民粹主义并不完全是精英制造的。虽然政治精英和领导人的动员甚至蛊惑起到关键作用，但从行为主体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说，民粹主义本质上是自然发生的抗争性群体行动。民粹主义的威权性在行为上表现为大众对魅力领袖的追随，服从政治强人的领导；在观念上则体现为对强大国家的向往，相信危机的解决取决于国家能力、国家意志。

　　 19世纪后半叶至今的150多年历史表明，民粹主义爆发于经济、政治结构严重失衡的重大危机时期。周期性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发展规律的折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所致。历史表明，危机的应对不得不依赖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和强化对市场的管制。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期间，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欧美各国政府纷纷加强政府干预。美国政府实行了“罗斯福新政”，200多万个家庭因为《联邦紧急救济法》得到救济；“以工代赈”的发展理念被提出，国家大力兴办水利、公路等基础设施以扩大就业；《社会保障法》实施，弱势和边缘群体得到了适当关照。欧洲国家的危机应对则创造了国家干预的三种模式：英国和法国模式是通过相关法案改革税收制度，调整劳资关系；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模式实行福利国家政策，保障就业、扩大社保覆盖面；德国和意大利模式则通过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强化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由于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减少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西方挺过了严峻的经济危机，经受住了二战的考验，“在以后的危机中，政府将依靠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从而增加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并唤醒资本主义实现最终复兴所需要的‘动物精神’”。二战后20年，西方国家发展出健全的福利国家体系，而那种强调经济或市场自我调整的自由放任路线则被搁置。

　　 21世纪西方世界的社会抗争浪潮在个体的层面看是经济不平等加剧的结果，在集体的层面看则是民族国家衰微的刺激。而民族国家的当下困境则是全球化与技术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全球化缓慢消解了国家经济、公民身份和本地社群的基础，民族国家对维系经济主权所做的努力难以为继，国家能动性因政府面临的沉重的财政负担而被大大削弱；另一方面，迅猛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使民族国家进行民主审议所依赖的共同事实基础消失了，信息时代的进步提高了全球化的能力，但造成了技术性失业，加剧了国家内部的阶层分化与不平等。扬-维尔纳·米勒认为，正是新自由主义导致国家的脆弱不堪，使得国家缺乏将公共资源投入到公民共同追求的集体目标上的动力，反而是投给了黑水公司之类的私人机构。“9·11”事件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接连触发了关于国家资源调配失衡、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共同体目标缺失的大众讨论。民族主义者批判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冲突加剧，指责市场凌驾于国家之上进而削弱国家，市场在帮助大资本获利的同时将社会带入个人享乐主义时代。在西达·斯考切波看来，当社会系统的变化产生了怨愤、社会性方向的迷失、新阶级或集团利益追求集体动员的潜能时，将可能建立一种以群众运动为基础的、有意识地推翻现存政府甚至整个社会秩序的活动。因此，国家的羸弱触发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对资本与市场的反抗，特朗普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论述中隐伏着一种向往强大国家和彰显国家荣耀的情绪。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全球化的后果，为了应对危机，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赞同增加公共支出和加强政府干预。实践中，许多国家政府试图协调货币和财政政策以避免出现贸易保护主义，为此纷纷出台了经济快速刺激政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