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为国家治理与全球政治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在这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已喧嚣数年的民粹主义浪潮并未消退，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及其连带的经济危机为民粹主义的持续演进提供了新契机。历史经验表明，应对经济危机的需要必然强化国家地位、扩张政府职能，而一个管控市场、制约资本的民族国家正是民粹主义所需要的。民粹主义是一种在危机中生长出来的抗争性力量，危机在经济、政治与社会等层面触发了民粹主义的反抗，而当国家角色在经济危机背景下不断突显之时，民粹主义对国家的本能趋近便表露无遗。民粹主义的国家依赖体现了激进与保守的双重性，即在国内政治中主张政府干预，依赖国家实现平等的财富分配和广泛的民主参与；在国际政治中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希望国家维护民族利益和传统文化。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民粹主义，都对强大国家心向往之。

【关键词】民粹主义；经济危机；公共卫生危机；政府干预；贸易保护主义

一、引言

2020年必然会在人类灾难史、防疫史以至政治史和经济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这场肆虐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几乎影响了从微观到宏观的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从人际关系、生活方式，到科学探索、技术进步，再到经济发展、国家治理。在政治学的视野中，疫情政治提供了如此丰富的经验材料和研究选题，围绕着疫情防控的一系列政策安排、利益纷争，既折射了国内政治，也搅动了国际政治，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政治将因这场疫情而发生重大改变。对于此前已喧嚣数年的西方民粹主义而言，它在后疫情时代的演进路径将发生怎样的改变，值得关注。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政治潮流已出现从新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之势，保守主义阵营中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在扰乱建制派政治的同时，制造了许多理论话题，而自由派阵营却对自由民主和多元主义的西方价值充满忧虑；经济的境况则略有不同，尽管逆全球化潮流风头正劲、经济危机风险犹存，但在经历较长时期的低增长之后，世界经济到2017年时已开始复苏。不幸的是，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按下了经济复苏的暂停键，人类与病毒之间的这场“非传统世界大战”要求生产和供应都围绕着防疫而运行，将造成传统生产链的中断和正常经济活动的停顿，企业生产经营陷入困境，大批劳动者面临裁员或暂时解雇。经济影响链的终端是需求，疫情防控导致消费活动受阻，整体经济增长将困难重重。即使疫情相对不太严重的国家和地区也会受到全球性次生经济问题的影响，股市下挫、企业破产、政府债务不堪重负、石油期货价格跌到负值等情况说明疫情对经济面的影响已经全面发酵，一定时期内的经济资源萎缩和全球经济衰退正在逼近。哈维认为受新冠疫情影响，“全世界的经济影响都在急剧失控，破坏比原先所认为的更具系统性和实质性”。在疫情久久不去的背景下，经济学家们纷纷判断美国将遭受堪比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

与此同时，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重大思想讨论。在这场全球思想讨论中，新自由主义继续成为批判的对象，哈维尖锐地指出，西方搞了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也没有做好面对这种公共卫生危机的充分准备，使公众完全暴露于困境。乔姆斯基也认为，此次疫情已经将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社会与经济问题暴露无遗，在疫情背后，人类还同时面临核战争、全球变暖和民主的衰退等一系列更为可怕的威胁，他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许多国家都将做出重大转型。事实上，对于在新自由主义立场上不断后退的欧美来说，早在2008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2016年特朗普上台和英国“脱欧”公投之后，保守阵营主导的政治重组已经开启。2020年的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或将加速这种重组，更加激化其中的保守主义元素，将国内政治、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再次呈现。

西方民粹主义的新浪潮在2016年达到顶峰之后，在2018、2019年间出现平稳向缓、内化于体制的迹象，但是，民粹主义不会离开西方政治舞台，因为“民粹主义可以自我优化，实现不同的面向，而它之所以强大，也是因为可以适应、迎合不同的政治形态”。任何一种民粹主义都是危机的产物，因为危机状态最容易激发不满与抗争，虽然公共卫生危机如何通过从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的连锁反应而推高民粹主义的反抗浪潮，需要后续的观察，但是，在被新冠疫情改变了的政治与经济生态下，西方民粹主义将延续它的波浪式发展态势，从平缓中突起，继续接受民族主义、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装饰，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构成。

二、危机干预：国家强势回归与政府职能扩张

危机是一种历史常态，人类社会在文明进步的历程中遭遇无数次危机。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角色始终模糊不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波兰尼用“双向运动”一词来概括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解，即自由生长的市场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灾难性影响，反过来，社会也将组织起来寻求自我保护。在这个“双向运动”中，社会与市场是对抗的关系，在强大的市场面前，社会所能获得的最强有力保护来自民族国家内部的国家机器。无论经济危机最初是从金融危机还是从公共卫生危机萌发，当危机表现出市场失灵、社会失序的严重情形时，政府是社会与公民所能指望的力量。政府对市场是放任还是约束，社会与公民对政府保护能寄予什么样的期待，取决于政府职能发挥的意愿与能力，即政府如何在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双向运动”中做出选择。因此，在公共卫生危机与经济危机接连袭来、国家力量和政府角色空前突显的当前时期，欧美国家中潜伏或显在的民粹主义思潮与运动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机会，值得深入的探讨。

二战结束以来，在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政府形成了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核心作用。在通常情况下，如果发生经济危机，人们会认为对政府问责是合情合理的。皮凯蒂认为，现在的政府影响力要远远超过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代，现今各国政府的影响力在许多方面都是空前的，这就是为何如今的危机不仅是对市场缺陷的控诉，也是对政府作用的挑战。然而，关于政府的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人们一直争论不休。一些人主张政府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比如他们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干预仍旧不够、监管放松，因此政府“要加强对金融体制的监管力度，对现有监管体系进行改革”。但是，另一些人则对政府职能存在抗拒甚至强烈抵制，他们尤其担心危机过后政府不愿意退出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担心国家主义、威权主义会约束市场自由和民主政治，经济学家鲍兹就指出，银行的金融监管已经处在非常紧缩的状态中，解决的方案就是政府要进一步退出市场干预。这些“反市场”和“反政府”的主张各有理由，意见冲突，突显了政府角色在经济危机中的微妙作用。

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清晰而惨痛，野蛮生长的金融资本主义无法自我约束，确实需要国家角色的参与，尤其是由政府来主导解决财富分配不均与经济不平等的问题。在2020年这场特殊的公共卫生危机爆发之时，国家在动员、组织和调配等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全球治理、国际合作的严重不足，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法寻找到全球性的危机解决方案，换言之，市场是全球性的，危机也是全球性的，但解决方案却不是，它目前仍然只能是本国的。据此，有学者认为，当今时代的全球性危机可以说是“地方性危机的聚集”，并且任何解决方案本身都是逆全球化的。由于全球危机实际上是各国危机的集合，因此在寻求地方性方案的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就被凸显出来了，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经济干预政策，2020年新冠疫情危机中各国政府也采取了不同的抗疫措施和经济对策。这一现象的背后，正是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极力主张的“行政权的活力”。福山也认为，“所有的政治制度都需要将自由裁量权下放给行政部门，尤其是在危机时期”，他相信自由民主国家在特定时期需要并将出现强势的政府，强势政府如果得到公众信任，就能够实现国家权力与约束机制之间的平衡。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实行的“罗斯福新政”就是在经济危机条件下成功实践“政府干预”的范例。彼时，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应依靠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通过增加对新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来唤醒资本主义实现最终复兴所需要的“动物精神”。与此同时，一种被称为“嵌入式自由主义”的理论被提出来，该理论主张市场机制与政治-社会机制的嵌入式发展，从而也为国家职能的强化提供了理论支撑。战后以来，西方国家的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的确得到了充分发展，在宏观层面，税收与公共支出成为政府调节经济周期的重要工具；在微观方面，政府的社会职能扩展到养老、医疗、住房和失业等方面，部分地解决了市场对劳动力投资的不足，也部分地缓解了市场失灵的情形。但是，盛行于20世纪50-70年代的福利国家政策由于经济增长的乏力和财政赤字的沉重负担，最终被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所替代，从此，新自由主义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一整套以市场为中心的价值规范和运作规则，尤其突出的是政府职能受到严格管束。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保守主义思潮复兴，国家的角色、政府的职能才开始重新得到强调。

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肆虐和经济危机的悲观前景再次为国家强势回归提供了机会。福山发表文章承认“新自由主义已亡”，认为在公共卫生危机面前，国家不得不干预。著名经济学家罗默和加博也发表文章表示，美国要避免出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需要数万亿美元的政府支出，他们认为比尔·盖茨的慈善基金可能会提供帮助，但是只有联邦政府才能协调和资助应对这场危机所需要的巨大的工业动员。3月27日，美国政府出台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以防止美国经济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陷入深度衰退，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财政刺激计划，其规模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远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7000多亿美元刺激计划。当然，与这一空前的经济刺激计划相随的，则是美国政府经济与社会职能的进一步扩张。

三、危机驱动：民粹主义复兴的“关键节点”

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来看，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必然性。比如，从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到2007年的次贷危机，18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共经历了20次经济危机。2008年，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美国雷曼兄弟公司首先倒闭，其后，“恐慌迅速蔓延全球，世界经济经历了堪比大萧条时代的自由落体运动”，次贷危机最终延烧成大萧条后最严重的一次全球经济危机。毫无例外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也触发了深远的政治与社会变迁，导致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右翼浪潮席卷全球。

民粹主义是西方近现代历史上的常客，常常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伴随。这种在危机中生长出来的力量，一方面顺应了民众在经济危机重压下寻求保护的需求，另一方面直接服务于非建制派精英诉诸民众力量以寻求政治重组的目标。2016年达到顶峰的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因全球化造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失衡而形成，但具体触发和加剧它的则是一系列危机事件，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的欧债危机和2015年前后发生的欧洲难民危机。对于被全球化改变了政治经济结构的大部分国家来说，民粹主义已发展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反建制思潮与运动，在拉美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它甚至正在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之一。

从经济面来看，经济危机首先会将普通劳动者置于脆弱和恐慌的不利处境，为民粹主义积累抗争性的民意基础。此次新冠疫情虽是以公共卫生危机的形式爆发，但防疫抗疫却涉及公共财政的巨大支出和社会财富的大量投入。疫情令人沮丧的迅猛发展、全球统一行动的缺失和欧美国家各施各法的抗疫政策，使得资本市场和社会心理十分敏感、焦虑和悲观，普遍预测到经济下行甚至衰退的前景。2020年3月16-20日，美国的新冠疫情开始恶化之初，美国三大股指均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跌幅——道琼斯指数累计下跌17.3％，纳斯达克指累计下挫12.64％，标准普尔500指数累计回落14.98％。跌幅如此巨大，意味着金融市场价格首先受到了严重冲击，是金融市场发出了经济危机的信号。金融危机进而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导致停工停产、消费萎缩、供需失衡、物资短缺，实体经济出现停顿、混乱和衰退的危机迹象，2020年第一和第二季度各国GDP增长为负已经成为现实。根据西方广泛接受的定义，连续两个季度出现经济负增长即意味着经济衰退，各国由于防疫隔离政策的实施，常规经济秩序完全被打乱，在服务业的GDP占比高达80％的美国，为避免疫情扩散而实施的防疫措施对美国服务业和其他实体经济的打击更是非常巨大的。对于美国和多数欧洲国家来说，2020年前两季度经济增长为负的衰退景况意味着连带的严重的政治与社会问题。

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出现使各国都蒙受损失，在全球化的时代，也不可能有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在一国之中，全社会也都会遭受冲击，因为经济危机至少在形式上“表现为利润率不断下降”，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中，不同的社会成员遭受的危机打击并不一样，资本家可能损失利润和市场，而广大雇佣劳动者则将失去维持生计的工作。失业率是观察西方经济危机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尽管欧美经济在2016年后已经进入温和复苏通道，但从西方的总体情况来看，失业问题仍然困扰着欧盟国家，特别是在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仍在40％的高位徘徊。新冠疫情的暴发对民众生活的最大影响就是失业率的急剧攀升。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时，美国的失业人数为870万左右，但2020年的前半年，受疫情影响，正常经济活动停滞，大约造成了2200万人的失业。根据美国劳工部5月8日公布的数据，受新冠疫情影响，4月份美国失业率环比飙升10.3个百分点至14.7％，为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高值，其中，4月份美国临时失业人数环比上涨10倍，达到1810万人；永久性失业人数环比增加54.4万人，达到200万人。有学者认为，“经济危机演变为社会危机的最直接因素，通常是企业倒闭、裁员所导致的失业问题”。根据分析人士，新冠疫情对美国就业市场影响深远，失业率在疫情结束后或将继续维持在10％左右高位。失业的现实处境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意味着经济不安全甚至生存危机，他们中的许多人未必挺得过漫长的疫情防控时期，这是他们产生对政府和权贵精英不满与愤怒的根源。

从政治面来看，经济危机可能重组政治机会结构，民众或将成为政治重组的关键力量。哈贝马斯认为，经济危机由价值规律即雇佣劳动者与资本交换在结构上的必然不对称所决定，国家行为不可能弥补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所以经济危机也将表现为社会危机并引发政治斗争，在政治斗争中，资本所有者和靠工资为生的大众之间的阶级对立会再次公开化。回看2008年的金融危机，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一场经济危机，它在带来经济衰退的同时，更带来了自由民主的退潮，使得传统政党和建制派精英的影响力下降，更使得激进的或极端的政治势力开始崭露头角。在美国，2009年右翼性质的茶党运动和2011年左翼性质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标志着美国的政治机会结构开始调整。虽然美国的左右翼势力并非势均力敌，并且“占领华尔街”运动对危机的反应比茶党运动还要晚两年，但是，这两场被定义为民粹主义的社会运动既有相似的反精英与反体制的诉求，又都是危机驱动的结果。在德国，2008年之后的经济衰退同样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影响，致使传统政党的选民大量流失，民众对民主的满意程度和对德国议会的满意程度也双双下挫。2015年11月的欧洲晴雨表调查数据显示，在德国的受访者中，63％的人不信任欧盟，52％的人不信任国家议会，57％的人不信任国家政府。这种政治生态为德国选择党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为反全球化反欧盟和反移民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机会。对于西方的代议政治来说，政治机会结构的重组意味着严重的政治危机即将出现，罗伯茨（K.M.Roberts）认为，在政治制度中，哪里虚弱，哪里就为民粹主义的产生提供一种永久的趋势。因此，经济危机在展示市场机制虚弱的同时，也暴露了政治体制的虚弱。

在这次公共卫生危机中，疫情本身的死亡阴影、经济衰退的悲观判断和失业问题的现实压迫，制造了严重的社会撕裂和阶级对抗，就像一些美国底层劳动者所抱怨的那样，防疫所需要的居家工作、保持社交距离其实是一种并非人人都可以享有的特权，许多普通劳动者要么失去工作而必须依靠政府救济，要么必须冒着传染风险外出工作。4月中下旬，美国一些州出现要求复工、反对隔离政策的民众集会，虽然背后有政党操作的意味，但是也反映了中下层民众的生存诉求。无论如何，许多国家在后疫情时代不仅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也将不得不展开新一轮的政治重组，在美国，在年底总统选举的压力下，危机舆情已经成为共和、民主两党竞争的重要武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会对国内经济不平等状况造成影响，导致国内各群体的政治预期和政治行为发生变化，并可能诱发政治体制的调整”。经济危机所孕育的新的政治机会结构，将使得危机本身的影响更加全面化，在政治系统、社会系统甚至文化系统引起巨大震荡。

在社会层面上，经济危机最终为民粹主义的爆发提供了“关键节点”。历史地看，无论是19世纪的美国人民党运动还是俄罗斯民粹派运动，无论是20世纪中叶拉美的庇隆主义还是2008年后的西方右翼民粹主义，历史上的任何一场民粹主义运动都可以归结到某个社会转型、经济危机或政治重组的“关键节点”。这说明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其实都需要一种运动或一种社会动员心态来克服正在面临的严重危机。根据桥水对冲基金一份对民粹主义出现、成长和发展轨迹的分析报告，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到2008年以来的大衰退，最近一百年间两次最重要的金融危机都见证了民粹主义的大反弹。“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持续扩张，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民粹主义在制定经济政策中的作用还会继续加大”。

历史经验表明，民粹主义在本质上是对问题状态、危机事件的一种应激性反应，它是潜伏还是爆发出来，取决于危机本身的刺激程度。在多元共生的现代社会中，反精英的、民众中心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想长期并普遍存在，在没有经济危机强烈刺激的时期，民粹主义的经济与政治主张不太被人关注，并被主流社会严厉排斥；而当危机出现，尤其是当深刻而广泛的经济危机出现时，民粹主义开始显现和加剧，这既是对经济危机造成的失业率上升、福利收缩的抗议，也是对新的政治机会结构的利用。换句话说，经济危机可以激活大众对传统政策、主流精英的强烈批判，这正如戴维斯的“J曲线理论”所表明的，经济繁荣之后一旦出现发展的拐点，即经济有下滑趋势的时期，很容易发生社会运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开始出现大衰退状态，即使危机过去了数年，“由于对过去几年的危机仍心有余悸，恐怖主义、移民、民族主义、经济等需求侧问题是驱动欧洲民粹主义的潜在动力”，可见这场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危机之严重，使得民粹主义的浪潮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久久难以平息，同时也说明全球化危机带来的经济威胁和身份认同困境难以得到迅速解决。

诚然，民粹主义是一系列危机的产物，它像其他的社会运动和革命一样，“不完全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形势的产物，是自然发生的，受制于客观条件、复杂关系的群体行动”。但是，在民粹主义与经济危机之间却不存在一种可以简化的因果链条，即很难单向地说民粹主义只是经济危机的结果。悖论在于，经济危机固然是民粹主义的点火器，民粹主义思潮与运动的兴盛也是经济与政治危机的助燃剂，尤其是在缺乏政治信任和经济平等的制度条件下，民粹主义与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在经济学家眼中，它与低增长、高负债、高利率一起成为“危机标配”。墨菲特认为，与其说危机给民粹主义提供了契机，倒不如说民粹主义努力让自己成为危机的契机。斯考切波也有类似的观点，她认为社会系统和社会变化产生出了怨愤、社会性方向的迷失、新阶级或集团利益以及追求集体动员的潜能，然后会由此建立了一种有意识的、以群众运动为基础的运动，即一种结合了意识形态和组织的力量，这种力量会有意识地进行推翻现存政府甚至可能是整个社会秩序的活动。当前的新冠疫情指向一种由公共卫生危机发展而来的经济危机，也为民粹主义的发育生长提供了适合的条件，虽然这一轮的经济危机可能是剧烈但短暂的，但是，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本身必须由政府领导与组织，必须依赖于国家权威，因此国家的作用将继续强化，政府的职能也会有所扩张。后疫情时期的西方民粹主义将在延续2008年以来右翼保守主义路径的同时，在继续与民族主义合流的同时，更突显国家主义和威权主义的特质。

四、激进与保守：民粹主义对国家的双重依赖

波兰尼曾描绘过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如何从小型封建主义农业塑造的并且在政治、文化和制度上一体化的社会关联中解体，他认为这一解体过程导致了一系列的伴生后果，如各种抗争性运动，直到经济被再度嵌入福利主义的民族国家中去。民粹主义是抗争性运动的代名词，它早已内嵌于资本主义体制之中。在19世纪的传统社会解体危机中，人民党运动等民粹主义运动已先声夺人；而在20世纪中期西方的福利国家实践中，民粹主义却暂时偃旗息鼓，人们相信国家在尽力关照着社会，“中产阶级社会”提供了一种相对平等的普遍富裕；但是当20世纪末福利国家难以为继而被新自由主义取代之后，大众失去国家的一贯庇护，自由市场统领了经济，并帮助资本控制了政治，民粹主义抗争开始酝酿并最终卷土重来。

民粹主义重现江湖的根源在于福利国家实践的失败和新自由主义助长的经济不平等。事实上，在欧美的福利国家实践中，“由于劳工组织和劳动代表深度介入政策制定过程，在社会中普遍培育了对国家责任的过高期望，但国家已经无力满足这些期望”。福利国家的无力体现在难以保障长期的经济增长，一旦经济增长放缓或停滞，福利国家实践必然会导致沉重的公共债务。为了应付沉重的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国家-市场-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开始失衡，即国家日益向市场倾斜，国家为社会提供保护的能力和意愿大大减弱。随着经济不平等日益严重，劳动者权益和福利保障不断缩减，民众不满与焦虑被反建制派精英利用。右翼保守主义重返政治舞台，民粹主义引领反全球化浪潮，这正是2008年以来西方社会的真实景象。

然而，民粹主义反抗的不是国家，而是被垄断资本家控制的国家，或者说反对的是垄断政治权力的建制派精英和资本精英。一些非建制派精英或许能够通过操弄民意、大搞民粹主义而获益，但是民粹主义本身是依赖于国家的，它希望国家可以照顾好民众，使其免受市场和资本的伤害。带有左翼性质的传统民粹主义在政治上强调国家提供福利、救济失业、保护传统、关照弱势、保障公平等内容，而那些被打上民粹主义标签的经济主张则具有某种保守主义的右翼性质，强调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重视基础设施建设、预算赤字扩张和资本控制等。民粹主义对国家的期待是清晰明确的，具有激进与保守的双重特性。

在国内层面上看，民粹主义对国家的态度具有激进主义的左翼色彩，主张依赖国家的力量实现更平等的财富分配和更有意义的民主参与。皮凯蒂在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济根源时发现，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之所以会遭遇危机、面临严重的逆全球化浪潮，原因在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在于金融性资本性收益大大高于劳动性生产性收益，即资本家从全球化所获得的收益与普通劳动者相比非常悬殊。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美国，有“占领华尔街”运动对1％的富人与建制派精英合谋的强烈反抗；在法国，有“国民阵线”在选举中的节节胜利，有“黄马甲运动”对当政者置民众生计于不顾而企图征收柴油税的强烈反抗；在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则有对政府削减社会福利、压低工资的紧缩性财政政策的强烈反抗。2020年3月22日，美国民调公司哈里斯发布的一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57％的选民表示美国的政治制度服务于拥有金钱与权力的精英阶层，只有32％的人相信政治制度是服务于所有人的；再以收入高低来衡量，则有61％的低收入选民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只为拥有金钱与权力的内部人士服务，相比之下，高收入选民中持这种观点的占比为55％。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经济精英主导着经济政策，他们有动机和手段使自己的收入尽量不受经济危机影响，事实上，经济危机会使得不平等变得更加严重，而不是相反。经济危机的爆发将不平等的影响推升到能够产生政治重组的临界值。

民粹主义成为政治重组的重要力量，这与其内在的反建制、反精英特质有直接关系。在民粹主义者看来，经济危机的出现，与政府职能设置和发挥存在缺陷有关，与经济不平等和利益分配不公有关，对此，建制派精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民粹主义重组政治的目的是希望改变经济不平等的现状，希望政府“对危机时期的失业者应施以援手，应延长失业救济的期限，增加食品券的发放，扩大社会服务的范围”。富裕的小部分社会成员获利过多，这是不公平的，贫富分化过于悬殊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这说明市场机制已经失灵，政府必须强化其经济与社会职能，帮助社会中被严重剥夺的弱势人群，保障公平和正义。2020年的新冠疫情造成了大量失业和经济衰退，哈维认为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的冲击下，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政府干预，美国的失业水平几乎肯定会上升到与20世纪30年代相当的水平，而对于以消费主义为主体的美国经济，唯一可以挽救它的是政府出资激发大众消费主义。在公共卫生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胁迫之下，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大规模的金融援助和经济刺激计划，采取了扩张的而不是紧缩的财政政策，提高失业救济和其他福利保障。尽管自由主义者会对财政赤字全力抗拒，但政府干预不仅是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所主张的，也是左翼民粹主义所需要的。

在国际层面上，民粹主义者对国家的态度具有保守主义的右翼色彩，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坚定支持者。民粹主义者希望保障大众权益与福利，避免全球化条件下“自我调节的市场”过度分割社会，他们把这一希望寄托在强大国家之上。在欧美，右翼民粹主义不约而同地都提出过类似“重建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诉求，特朗普提出的“让美国重新伟大”是如此，要求脱欧的英国民众是如此，法国国民阵线、英国独立党和德国选择党的支持者们同样如此。近年来，为了避免英国脱欧造成广泛的负面影响，一些欧盟成员国力图融合这些非主流的民粹主义政治力量，或者让它们进入政府，或者是采纳它们的部分政治主张，从而出现了强化民族国家地位和职能的趋向。在民粹主义者看来，传统民族国家是一种不受市场和资本控制的、具有强大的经济干预能力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三十多年历程中，这样的国家消失了。他们不满于国家与市场合谋造成严重的经济不平等，他们愿意相信克莱恩所说的，资本主义由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和军队共同把持，其目的在于遏制对工人和穷人的援助；他们也不会反对哈贝马斯认为国家机器“有意识地维护联合起来的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国家已经成了“一个有潜力的集体资本家”的观点。但是民粹主义的斗争性使其认为应该将国家从全球市场和垄断资本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令国家重新强大，回归传统民族国家的强势地位。2008年以来，民粹主义引领了反市场、反资本主义和反全球化的保守主义浪潮，民族国家得到了强化自身地位和扩张干预范围的历史机会。

贸易保护主义是右翼民粹主义对全球化的基本态度，体现了民粹主义对市场与资本的不满、对强大国家的企盼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维护。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保守性质的经济民族主义，其核心目标是保护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在欧美，某些政党和政治人物刻意利用、迎合民粹主义者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中不断收缩，回归本土市场。金融危机后，由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际贸易与投资自由面临巨大障碍，据统计，从2008年11月到2017年6月间，二十国集团（G20）中的19个成员国总计出台了6616项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措施仅为2254项。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开始执行贸易保护主义路线，不断收紧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急于摆脱各种国际机制的束缚，逆转本国在制造业领域的不利地位，促使制造业回流以解决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对跨国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大踩刹车，防止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冲击本国的劳动力市场。在欧洲，成熟的民主体制也未能遏制民粹主义势力的上升，由于民主赤字危机、多元文化整合危机和大众传媒变革等因素的影响，再加上民族国家认同在欧洲各国内部仍然非常深厚，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大有不可阻挡之势，不仅民粹主义政党在各国议会的席位不断增多，而且直到金融危机过去十多年之后，以反欧盟、反欧元与反移民、反难民为诉求的民粹主义社会运动仍然此起彼伏。

民粹主义对国家有着本能的依赖，这是大众政治对建制派精英掌控各种资源并决定国家方向的反抗。一部完整的民粹主义发展历史离不开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两层面，即对内以阶级政治为导向、以争取平等正义为目标的左翼民粹主义；对外以种族政治为导向、以维护民族利益与文化传统为目标的右翼民粹主义。由于民粹主义在政治光谱上的不确定性，它可能向左端移动，与社会主义合作，也可能向右端移动，与民族主义合流，而在民族国家的时代，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都依赖于国家意志与国家力量。2008年以来美国的民粹主义浪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与茶党运动的背后，是桑德斯引领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与特朗普引领的极端民族主义运动，它们从左和右的两翼同时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发起了攻击，而将这两类运动联系起来的，除了对全球化的强烈不满，更主要的是对强大国家的共同期待，即桑德斯希望的政府干预与特朗普所企盼的“伟大的美国”。

五、结语

经济危机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伴随的常态现象，它的产生与政府的职能及其履行存在缺陷有关，它的解决又必然依赖于政府发挥其政治、经济与社会职能。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测试了以“政府—市场—社会”为基础的西方国家结构的稳定性，更考验了以自由平等为价值的西方政治制度的健康度。根据西方民主的实践，哈贝马斯认为民主要求协商，这是一种必要的过程，但是他认为民主本身无法将社会组织为一个整体，“理由很简单，民主程序必须嵌入到它自身无法规约的情境之中”，社会复杂性导致了这些民主程序难以控制的各种情境，民粹主义就是由民主实践衍生、而民主程序完全无能为力的复杂情境之一。它不仅挑战既有民主程序，而且试图重组政治结构，甚至提出了民主应该实现什么目标的根本问题。拉克劳认为民粹主义并不是一种有着固定的社会基础或者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向的运动，它只是一种政治逻辑，它与现有的社会制度有关，但这种社会制度并不提供什么行政指令，而是提供社会需求，因此，民粹主义内生于各类社会变动之中。

当前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严重破坏了艰难复苏中的世界经济，给国家治理带来了严峻的考验，甚至可能重塑国际政治格局，但是，这场危机和其他类型的危机一样，可能加剧社会对外部因素（不管是病毒或是移民）恐慌，从而强化某种排外的政治观念，“欧洲和美国已经被恐惧的情感所主导，他们害怕其他力量，也害怕失去自己的国家身份和目标，这是一种‘恐惧的情感和文化’”。这种情感与文化可以激发极端民族主义，助长右翼民粹主义，埋下排他的而非融合的、对抗的而非协商的危险种子，对于经济危机的应对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极为不利。无论如何，讨论经济危机中的政府干预及其对民粹主义的影响，最终要回归到对西方民主质量和治理质量的讨论中。为什么经济危机会触发民粹主义？政府干预能否满足民粹主义的需要？民粹主义又是如何依赖国家威权的发挥？继续思考这些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民粹主义与国家的关系，从而预判西方民粹主义在未来的可能发展。

林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

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