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两强关系稳定的条件与稳定终告倾覆的趋势:三大历史范例的动能透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5 次 更新时间:2020-06-28 23: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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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 (进入专栏)  

  

   回顾历史,人们容易发现某些后来彼此激烈对峙乃至浴血冲突的强国之间曾有历时数十年的稳定关系,其间两强可谓彼此尊重,求同存异,和平相处,甚而和睦相待。如果考察的视野集中于这稳定关系,而非侧重于探觅它们步向对峙乃至冲突的历史过程,则难免催人寻思导致和维持这事后看必然令人怀念—至少是令所有受害者和惧祸者怀念—的稳定的基本条件,探求造就和延续它们的基本动能,无论是结构性的还是政策性的。

   当然,历史兴趣和“揭秘”追求不可能止步于此。在稳定迁延愈久就愈见显著的稳定终告倾覆的趋势一般更引发考察者关注,也许特别是被怀旧的受害者和惧祸者关注。不幸,世界史给我们留下一个印象:两强之间较为经久的稳定关系大多未能相对永久,它们彼此激烈对峙乃至浴血冲突最终在所难免,甚或必不可免。

   就此,人们当然禁不住要探寻致使稳定终告倾覆的动能,无论是结构性的还是政策性的,并且总会问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两强间的大对峙乃至大冲突是否绝对必不可免?

   在此,本文要依一种退溯的时间顺序,考察三大历史范例:一是现代早期英法两强之间的80余年稳定,着重于这一稳定关系的基本条件;二是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西汉帝国与匈奴帝国之间的稳定,同样着重于稳定关系的基本条件;三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帝国与斯巴达及其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稳定,既关注稳定关系的基本条件,更探寻稳定终告倾覆的强劲机理。

  

   英法两强和平相处:从西班牙骤然衰弱到法国开始勃然兴盛期间

   中世纪末期英法发生百年战争(1337—1453年),此后直至西班牙继承战争爆发(1701年),历时约250年,英法两国间全无大战,而且即使小战也寥寥无几。此后,英法两强断断续续几番大战,包括它们作为冲突双方各自的头等主角从事的西班牙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甚至还有它们作为冲突双方各自的头等配角从事的奥地利继承战争,历时总长100余年,实可谓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然而,从这漫长的和平开始到它临近结束(或严格地说,到1688—1689年的英国“光荣革命”为止),英国大致不是强国,或者说不是欧洲国际体系内持久的头等强国,除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较短暂地起了击败哈布斯堡西班牙欧洲霸权图谋的决定性作用。法国在这漫长的和平期间几上几下:意大利战争(1494—1559年)的头号主角,鏖战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法国宗教内战(胡格诺战争,1562—1598年)的自戕者,浴血内斗而自绝于强国之外;1635年,黎塞留法国大举加入欧洲三十年战争,8年后击溃西班牙陆军主力而定乾坤;战后贵族造反打击王权(“投石党”之乱,1648—1653年),法国再度成为内斗的自戕者。

   因而,就本文的界定和目的而言,英法作为现代早期国际体系内关键两强的关系始于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覆灭,哈布斯堡西班牙从此急速衰弱。以后,1661年路易十四亲政,波旁法国随即开始其权势勃兴—作为欧洲霸权大力追求者的权势勃兴。这两大事件相隔80余年,是为现代国际体系史上国际格局两轮巨大翻腾之间的一段相当漫长的间歇期。在这间歇期内,发生了历时30年、席卷中西欧乃至北欧的宗教战争,即三十年战争,并且由此导致了一个重大的法律结果,即结束这场战争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确定了欧洲各国各自平等地拥有主权。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间歇期内,法国迅速走向使之强盛的“绝对专制主义”(Absolutism),即成为中央集权军事/官僚国家,或曰法兰西式现代国家。与此同时,经历了革命的克伦威尔治下的英国准备成为世界强国,为此先行取得海外贸易和海军力量两方面的最高优势。

   英法实为关键两强:此乃实质而非皮相。同时代人皮相地看,哈布斯堡奥地利即神圣罗马帝国似为头号强国,甚至哈布斯堡西班牙在无敌舰队覆灭后的骤然衰弱也只是相对而言,即相对于此前腓力二世鼎盛时期极为显赫的力量优势,并且鉴于西班牙帝国命运在由盛至衰的转折点上极具戏剧性的变更。自此到西班牙帝国退出强国行列,毕竟还有半个世纪。其间,继腓力二世之后在位23年的腓力三世虽然内政腐败无能,领导低劣无方,“衰落”之声四起,但受哈布斯堡家族依然根深蒂固的帝国观念、霸权野心和天主教狂信驱使,在家族同盟者奥地利的斐迪南二世皇帝支持下,发动新的扩张浪潮,因而有三十年战争在1618年的爆发。3年后,年方16岁的腓力四世登基,将国务付托给奥利瓦雷伯爵,后者力图推行一种旨在“重振陛下的君主国”的阻止衰落的大战略,那就是对内试图改革,对外进行战争,但终归惨败。

   惨败的最重要原因在于腓力四世和奥利瓦雷等重臣像腓力二世一样,拒绝唯一的替代性选择,即降低抱负等级,削减义务承诺。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基于否定哈布斯堡霸权,11年后签订的《比利牛斯和约》标志西班牙彻底败于其宿敌法国,从此不复为欧洲和世界的一大角色。

   从无敌舰队覆灭到路易十四亲政,近一个世纪里,国际政治的主要活剧舞台始终在中西欧大陆,或者说,主要的海洋性国家英国以及荷兰与欧陆政治大致隔绝。之所以如此,其核心原因用杰出的国际关系史学家路德维希·德约(LudwigDehi)的一句简约的话说就是,在腓力二世帝国巨潮与路易十四图霸浪峰之间的宽广的大低谷水段内,缺乏“任何大的中心问题”,即不存在海洋性国家为自身安全必须起而大力抗击(并且联合欧陆国家抗击)的全体系霸权危险。西班牙不再是荷兰的致命威胁,因而三十年战争期间在尼德兰的战事失去了它们先前在腓力二世时曾有的头等重要性;英国能够专注于自身的内部冲突,即清教革命和内战,在克伦威尔统治时期甚至还能对商业和海权竞争者荷兰进行战争,而不用担心危及它们两国相对于欧陆的共同的均势利益。

   英国专注于自身,首先在于其自身内部与划时代变更紧密相连的政治和社会冲突。这与法国在同时代的类似的根本情势一起,成为英法两国和平相处近一个世纪的头号结构性缘由,或曰两强关系稳定的头号结构性动能。1640年,英国开始以新社会力量为主力的清教革命,而后迅速升级为内战,最终导致1649年,推翻希冀在英国推行绝对专制主义的斯图亚特王朝,处死国王查理一世。单一议会拥有最高立法权的英吉利共和国(theEnglishCommonwealth)随即取代君主制,其实际领导人是介于造反阵营内部左右两端之间的英国革命军队统帅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Cromwell)。经镇压左派力量,克伦威尔于4年后改共和政体为其个人军事独裁的“护国政体”(Protectorate),自任“护国公”。到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为止的这20年时间虽短,却是对英国乃至欧洲及世界而言富含创新和意义重大的一个时期,是英国崛起为持久的头等强国以致启动其世界性优势的一个真正的准备时期,而这优势之启动只等待复辟后不足30年来临的“光荣革命”和其后再过约10年爆发的西班牙继承战争。英国集中于自身,以致“天翻地覆”而后盛强。

   从西班牙权势开始跌落到法国权势开始勃兴这两端之间的时期里,欧洲历史的最重要事态除英国内部的基本变动外,就是法国内部的变更和冲突。红衣主教黎塞留(ArmandJeanduPlessisdeRichelieu)与其继任者红衣主教马扎然(JulesMazarin)先后执政18年,以加强王权、实现国内安定和击破贵族抵抗为国内政策根本,据此开始建立起史称“绝对主义”(Absolutism),即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从亨利四世在1610年被狂热的天主教徒刺死,到黎塞留于17世纪30年代巩固了王权为止,法国再度苦于宗教内乱、政治派争和贵族阴谋,作为欧洲强国的能力由此再度大为削弱。黎塞留从其明确的国家利益至上观出发,坚决推行中央集权,努力实现宗教宽容,系统地创立分工有序、条理清晰和强健有力的军事/官僚政治体制,包括开创中央外交机构为首的现代国家外交组织体系。马扎然则以增加税收和历经危难而最终扼杀“投石党”贵族抵抗运动为内政重心。法国在他们治下经历了“自上而下的革命”,“虽然没有摧毁封建社会的华丽大厦,但是它将其防御工事———对国家的积极抵抗的避风港———夷为平地”。

   一种新的、忠于王权即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态度流行于社会中等阶层,驱退了在上等阶层中间顽固残存的中世纪观念。在人口和资源方面天然具备欧洲一等强国规模的法国得以凝聚和统一,从而有了权势勃兴的内在条件。

   英国和法国专注于自身的变更,铸造它们各自勃发或复兴为头等强国的头号条件,从而在同一个时期里使得它们之间的严重竞斗成为不可能,更何谈激烈对峙乃至浴血冲突。不仅如此,英法关系稳定的结构性动能还来自一类结构性局势:英法在获得因内部变更而来的初始的强国国力和国势后,首先各自从事自己的功能领域或地理区域内的邻近竞斗、扩张和冲突,或曰其“区域性”而非全体系(systemic)突进。换言之,作为两强,它们彼此间的大斗争仍待未来,仍待“区域性”突进取得成功或有长足进展之后。

   在其主宰国务的十年里,克伦威尔“成功地将英国推上海洋帝国主义道路”。经过革命推翻漠视海权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斯图亚特王朝以后,他大力发展海军,挤压海上竞争对手荷兰,乃至对荷兰发动战争。仅在英吉利共和国的头两年,英国海军舰只数目就翻了一番,而且在海军的专业化程度、作战训练、水兵待遇和后勤设施等各方面都节节改善。1651年,英国针对荷兰在跨大西洋贸易和波罗的海贸易中的巨大优势,首次颁布最著名的重商主义法规—《航海条例》,规定进出英国港口的货物皆须用英国船只装载。这直接引发了1652年开始的第一次英荷战争,到1654年荷兰被迫签署结束战争的《威斯敏斯特和约》,放弃与英国海外殖民地的通商权。英国开始在海外贸易和海军力量两方面独占鳌头,再加上英国非常有利的地缘战略状况,即不必遣兵守卫陆上前线而能向海洋集中自己的力量,使之具备了未来跃升为世界性大强国的很大部分关键条件。

   同样,波旁法国也在先行强化自身后先行从事邻近竞斗、扩张和冲突,或曰其“区域性”突进,只不过图景远为复杂,因为大陆国家多邻多事,三十年战争扑朔迷离。这场大战多半在德意志展开,而交战者大致以哈布斯堡西班牙和奥地利以及德意志天主教同盟为一方,法国、瑞典、丹麦和德意志新教同盟为另一方。这场规模巨大、错综复杂的战争历经分别以如下战事为主要内容的先后四个阶段:一是奥地利、西班牙和德意志天主教同盟打击德意志新教同盟,占领波希米亚和巴拉丁;二是新教丹麦对奥地利作战败退,后者取得在德意志的全面优势;三是新教瑞典在天主教法国财政援助下发兵打击奥地利,但未能取胜;四是法国正式参战,与瑞典一起最终打败西班牙、奥地利和天主教同盟。

   战争的首次转折发生于第三阶段的始端1630年,瑞典和法国携手干预德意志战场,力求扳倒于1629年达到其权势顶峰的奥地利。虽然与帝国军队统帅、“了不起的军事家”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泰相比,“伟大的统兵者”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多夫在谋略上略输一筹,以致殒命疆场,法国首席大臣红衣主教黎塞留凭借非凡的眼界、智慧和才能,足以使他的国家成为哈布斯堡的克星。这位现代早期最伟大的国务家在宗教战争时代,从对法国国家利益之坚定不移的优先考虑和准确洞察出发,先是用财政资助去支持新教诸侯和新教国家抗击哈布斯堡王朝,并且努力组建异常广泛的同盟以迫使对手多线作战,而后于1635年正式出动法军加入战争,8年后大败西班牙军队而定乾坤。结束三十年战争的欧洲多国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在遏制西班牙、保持奥地利帝国和德意志的分裂、法国干涉德意志事务的权利这三方面,大致符合黎塞留的意愿,尽管缔约时他已去世好几年。

关于现代早期英法两强之间的上述80余年稳定关系的基本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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