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卫球:中国民法典的有为和有所不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2 次 更新时间:2020-06-11 23: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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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卫球 (进入专栏)  

   民法典出台,立即成为当前法律的聚焦。如何看待这部民法典取得的成绩和带来的积极变化,成为目前的首要关切。民法典作为废除六法全书后的民法典再造,其形式意义之重要,不言自明。这部民法典形成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民商法发展积累的基础上,又担当了自觉形成全面依法治国支柱、构筑市场经济法权基础和追求民法再现代化的三大积极作为。与此同时,其在维护立法节制和特色保留的原则需要下也有所不为。我们期待,这部民法典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踌躇满志,而且还有能够经受住长期实践考验的立法价值。

   目次

   一、我国民法典编纂成功及其形式意义

   二、民法典的三个有为:全面依法治国支柱、市场经济法权基础和民法再现代化

   三、民法典的两个有所不为:立法节制和特色保留

   四、结论:民法典浩大工程的完结与新的挑战

   本文首发于《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3期思想栏目(第2-9页),原文10000余字,为阅读方便,脚注从略,如需引用,可点此购刊,参阅原文。

  

  

   我国民法典编纂成功及其形式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出台了,圆了几代民法学家的梦,对于很多民法学家来说甚至就是新生。自从上一部民法典(即1930年民法典)被废除以来,这样一场等待实在太久了。今年98岁高龄的老一辈民法学家金平教授,参加过此前三次没有成功的民法典立法,接受采访时激动地说,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民法典颁布,自己深感欣慰,“民法典是我一生的执念”“不会再有遗憾了”。

   这部民法典明明白白冠名为“典”,成为新中国以来第一部命名为“典”的法律,意味颇多。从法律形式上说,“典”意味着立法表达形式达到了科学系统化的较高水平,从体系到制度再到每个具体条文,千锤百炼,逻辑严密,规范清晰,显示出较高成熟度和稳定性。

   从法律地位上说,冠名为“典”意味着尊崇、地位崇高无比,是对于民法具有法律高位阶的肯定。王利明教授注解说,作为新中国首部以“典”命名的法律,意味着民法成了“典范”,因为“‘典’这个字,有典范、典籍之意”。总之,民法典戴上“典”冠,当为国家法律之重器,份量很重。

   这部《民法典》为什么这么重要,一“典”既出,上下沸腾呢?

   首先在于民法本身蕴含巨大的自证正确性。

   民法在所有法律体系中被认为属于最普通、最接地气的法律,所以也称“市民社会法”“基本社会关系法”。它以维护和保障民事权利为中心,调整民事生活关系,反映社会生活一般价值需求,包括平等、自由、诚信、公平,等等。所以,用民法典的方式高举民法,首先在态度上不会错。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就这样说过,民法是最为基本的生活事理的表达,属于那种我们天天与它打交道却无感其存在的规范,对于善良的人民来说,信守生活自身就是民法所在。

   民法文明经久不衰,产生于罗马法,复兴于近代民法,兴盛于现代和当代民法,被认为是人类法律慈母,也有民事权利宣言书和商品经济法的美誉!在许多访谈中,民法学家都重点强调了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市民权利宣言书”“市场经济基本法”,等等。换句话说,民法典关乎的是常识常理,民法典就是常识法典。尊重民法,就是尊重常识常理!高举民法典,就是高举常识常理。

   其次,《民法典》的引人瞩目也在于其编纂十分不易。

   民法典第一个编纂不易,在于越是常识的东西,就越不容易确立,古今中外都有这样的经验。按照康德的看法,民法典原本是无须制定的,因为民法就是常理,是不需要说出来就应该明白的东西。但是他这种说法被证明是一厢情愿、主观美好的想象。

   历史告诉我们,民法是争取来的,是人类为自身权利斗争而来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如此,1900年《德国民法典》如此,我们近邻的《日本民法典》也是如此。我们在晚清和民国都为之努力争取过。没有足够的历史条件和政治条件,民法是不会得到确立的,民法典也不会真正编纂出来。所以说,民法典编纂成功,是民法争取的巨大成功!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制定民法典,足以成就人类民法史上重要的一页,表明了我们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走向民法国家的政治决心和法治决心。我们知道,“民法典编纂”决定是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一项重要立法决断,建立在1978年以来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积累的基础上,是改革不动摇和改革再出发的重要表达,是接下来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法律基础和保障。

   民法典第二个编纂不易,在于要认识或认清所谓的常识其实很难、很复杂。现实社会并非一种简单存在,各类社会关系往往是在千差万别的人之间展开,对于各类社会关系的理解也往往呈现为不同观点的人之间的博弈。当代社会更是因为变化迭出,各种关系形态和机理令人难以确定。此外,所谓善良者的法理,善良者是谁,是升斗小民,还是富商巨贾,又抑或思想家们、民法学家们,其实大概不太容易说清。

   民法典第三个编纂不易,在于民法典是一项高度科学系统化的工程,其立法技术追求自身形式逻辑的合理,增加了难度。我们这部民法典体系庞大,最终形成了总分结构下的7编1260条,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从婚姻家庭的琐碎人生到市场经济的复杂设计,加之我国要搞的是民商合一的“一揽子”工程,系统之大可以想象。民法典的提炼、编排、协调、修补、完善、创设,林林总总,意见纷呈,协调难,决断更难,可谓相当费脑。民法典起草者做出表达之时,即使面向一项具体制度设计,往往都会发现对象总像一团迷雾,而且还在不断变化之中,怎么思考都难以清晰透彻,难以顺畅达意,何况要把它们按照形式逻辑和价值体系搭建成一座宏伟大厦。

   民法典编纂第四个不易,是专门针对我国民法典编纂来说的。我国立法者希望能够为世界民法贡献“中国方案”,提出了两个极具挑战的目标:一是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一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定位。“最终要形成的是一部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的民法典。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极其考验智慧和能力。

   所以,从这些意义上说,民法典编纂成功是一件甚是值得庆贺的事情,至少从形式上说,应该从具有不证自明的正确性和民法典来之不易的两个角度认识到其出台的特殊意义。这部民法典因此成为新中国法律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法律形式上发挥出特有的证成民法国家历史的效应。

   民法典顺利出台,表明新中国在建政71年或者说改革开放42年正式走进了崇尚民法典的时代,接受了人类民法母亲的怀抱。

  

   民法典的三个有为:全面依法治国支柱、市场经济法权基础和民法再现代化

   民法典编纂出台当然不仅仅具有形式意义,它在制度上、内容上具有相当的充实度,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形成的民商法的一次编纂整理,是借助体系化对现行民商法立法的一次重要体制化提炼,同时基于新时代新使命的强烈意识,也在某些方面形成了一些独特创造。

   例如,其中总则主要来自1986年民法通则,“物权编”主要来自2007年物权法,“合同编”主要来自1999年合同法,“侵权责任编”主要来自2009年侵权责任法,“婚姻家庭编”主要来自于1980年婚姻法和1991年收养法,“继承编”主要来自于1985年继承法:“人格权编”虽然说是新的,但其实也是有迹可循,可以认为是由民法通则中“民事权利”的“人身权”规定脱胎而来。

   民法典的编纂,对上述法律在体系化基础上,结合司法实践和未来趋势,进行了整合、纂修、补充、完善和部分的创制,使其更加完备,也更加富于时代感。从这个意义上看,民法典在内容上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民商法的巩固和发展,其亮点在于更加体系化和适时更新。归纳起来,在形成全面依法治国民法支柱、构筑市场经济法权基础、实现民法再现代化等方面都算得上颇有作为。

   第一,形成全面依法治国的民法支柱。

   民法典是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正式提出来的,全会决定“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中心命题是全面依法治国,民法典编纂因此首先必须服务于全面依法治国这个基本主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体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目标,重点首先是全面提升立法,达到其质量足以引领和推动全面依法治国的程度,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

   根据全面依法治国对法律体系基础的要求,既有的法律体系只是初步建成,存在全面提升立法质量的必要。什么样才算全面提升立法质量了呢?对于不同法律提出的要求有所不同,彼此之间也有轻重缓急的差别。其中,对于民法如何达到全面依法治国的立法质量要求,根据全会决定提出来的“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可以得出两点理解:其一,形式上必须编纂民法典;其二,编纂目的是“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

   换言之,编纂民法典和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之间,体现为结合关系。前者是形式,体现为通过体系化的外在法律形式达到质量提升;后者是内容,体现为以确保“加强市场”目的的制度内容来达到质量提升。

   可见,我国民法典从设定上,明确以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为目的,符合民法的本质。我们知道,从民法本源来看,民法的价值就在于它服务于商品经济或说市场经济,因此可以穿越时空而不断传承。民法典编纂和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这种逻辑结合关系,使我国民法典尽管有自身的地域和时代特质,但是牢牢坚持了作为民法的基本品格,使其得以成为我国走向全面依法治国的坚实的民法支柱。

   全面依法治国的法律支柱,当然不只民法。从理论上说,法律作为一个总体体系,在现代社会里,至少体现为三大范畴:公法、私法、社会法。它们各有其功能,其中民法是私法的基础,共同支撑起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的法律要求。从全面依法治国来说,三根法律支柱都应该支起来,而且应该一般齐。现在,民法典出台,全面依法治国的第一根支柱正式竖立起来。

   第二,构筑市场经济的法权基础。

   民法典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的目的定位,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大逻辑的必然。民法典之所以得到各个方面的期待和支持,也在于它对于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的追求。民法典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立法完善工程的一部分,直接服务于作为其前提的全面深化改革需求。从背景上看,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改革开放的姐妹篇,前者紧接着后者提出来,二者密不可分,互为依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与此前的改革开放一脉相承,但把眼光聚焦到了改革深水区,更加复杂而深刻。“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我们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主客观条件具备,我们应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解决中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都要求全面深化改革。”

民法典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的定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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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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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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