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卫球:人工智能立法的“技术—社会+经济”范式——基于引领法律与科技新型关系的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 次 更新时间:2020-06-11 23: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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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卫球 (进入专栏)  

   摘要

   人工智能立法应以立法范式转型引领科技立法进入新时代。这一转型是对近代以来科技立法形成的“技术—经济”范式的重大超越。既有科技立法范式,简单强调经济主义的单一维度,虽然两三百年以来成功地刺激了科技应用和经济增长,但是现在明显具有很大的不适应性。一方面,这种过度经济主义模式本身导致了对科技社会性的忽视,引发越来越严重的科技与社会风险;另一方面,正在兴起的人工智能科技具有前所未有的强社会面相,   它的巨大颠覆潜力和认知能力等特性,使得其应用面临着复杂而迫切的社会规范要求,特别是引发了对人的价值性的关切,因此应该向“技术—社会+经济”新范式转变,以经济性、社会性的双重架构以及相应的四项原则等,来推进对人工智能的合理规范。

   关键词

   人工智能立法;科技立法;“技术—经济”范式;“技术—社会+经济”范式;自主化技术;人的价值性;人工智能伦理

   法律与科技自近代以来存在紧密的联系,人类基于对于科技作用的重视,自近代起设立了专门以科技作为规范事项的科技法。但是,我们可能注意到一个有关科技法的事实,那就是在其得以兴起和发展的过去两三百年间,科技法一直秉持的是一种“技术—经济”的立法范式,就是说关注的主要只是技术的经济规范意义。这种立法模式与人类关于科技的长期以来占主流地位的思维是一致的,即技术经济主义。这种思维对于科技的认知倾向是,“仅仅以经济学和经济史的术语来对待这一问题”。即,技术主要作为具有巨大经济意义的工业革命的推动要素而受重视。随着人类对技术经济意义追求不断升级,甚至引发了对于技术的膜拜,促成一种技术统治乃至技术垄断的技术意识形态后果[3](P43-62)。

  

   一、问题的提出:人工智能时代科技立法范式转型的背景

   人工智能因机器学习等新方法和新技术的突破,成为当前最引人关注的新科技主题之一。人工智能科技最新和未来一个时期发展的意义,首先是其被认识到正在取得主导科技的地位,在技术和经济维度上形成了巨大的迭代力量,具有极端颠覆性的经济应用前景,由此不断引发投资风暴[4]。其次,则是它引起了作为新兴科技事物正在产生前所未有的社会关注。人们开始意识到,它的发展影响不应该仅仅是技术经济的,更应该是社会的。对人工智能的这种社会关注,有积极方面的期待。计算社会学、人工智能化社会理论正在揭示新社会发展和建构的可能性:例如,通过新计算方法和人工智能,可以发展更好测量世界的全新思维工具;通过引入不断升级的智能化,可以使得世界互联、万物互联、人机互动关系更加娴熟。这些使得进行大规模社会协作成为可能,社会共享、社会合作的前景诱人[5](P199)。总之,在人工智能和新计算方法之下,社会智能化发展方兴未艾,一个“超级全球化”时代似乎就在眼前[6](P2)。

   但目前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社会关切,更多还是消极方面的忧虑。首先是人类的适应性问题。美国科技社会思想家兰登·温纳早前指出,当代新技术领域的发展,其导致的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快速变化,超出了个人和社会形态的适应能力,“与社会技术系统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合在一起,这些变化使得人们越来越难已开展当代社会生活中某些最为基本的活动:规划、设计,以及功能上的协调合作”[1](P2)。其次则是科技自身风险及科技简单经济化引发的社会风险问题。风险理论家贝克便关注到,在当前发达科技条件下,一方面,令人担忧的生态风险和高科技风险不断具备新的特点,导致不可计算的威胁的后果;另一方面,在所谓现代性之中,还出现了财富的社会化生产与风险的社会化系统相伴的情况。“相应地,稀缺社会的分配问题和分配冲突,也同科技引发的风险在生产、界定及分配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冲突叠合在一起”“换言之,在风险社会中,未知的、意图之外的后果成了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7](P3,8)。就人工智能来说,其对社会的影响尤为重大和特殊。人工智能技术新发展,由于对计算方法极为推崇,导致了一种“计算主义”新思潮,似乎世界不过是计算或信息流构成的[8](P2,20)。这种信息简化主义世界观,引发了有识之士对“技术致死”的忧惧:如果我们的道德、伦理和公共事务等问题被所谓的技术重构,变得这样简单可控,那么世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9](P92)?此外,人工智能基于它在认知能力上的发展而具有与人的相通性,还带来了棘手的重新塑造“人与人造物关系”的全新课题。

   人工智能鉴于其科技事项属性,从立法归属而言,自然应该纳入科技立法的特别范畴[11]。由上可知,人工智能作为正逢其时的技术新领域,其发展可能带来经济迭代福利的同时,也正在产生社会正反方面的巨大效应,因此从立法上来说必然导致更加复杂的要求。人工智能最新和未来发展具有的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影响,使得既有科技立法的所谓“技术—经济”范式明显具有不适应性。本文提出,人工智能立法范式具有由传统科技立法的“技术—经济”范式转向“技术—社会+经济”范式,实是势所必然。本文拟就这种转型的历史规律进行观察和分析,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探究新范式的基础、内涵及其开展。

  

   二、科技立法“技术—经济”传统范式的流变及其规范原理

   科技立法专门化的最初基础是人类对于科技在经济上重要性的发现。科技具有经济的重要性不等于就会产生科技立法,只有当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形成了关于其重要性的认识,科技立法才会水到渠成,科技事项才会成为相对独立的规范对象。

   技术的重要性对于人类来说不言而喻。近代开始,人文理性主义的意识崛起,科学意识也随之觉醒,人类技术开始与科学思维与方法紧密相关,从而由单纯的技术发展为科技。这一时期,科学、科技先是作为人文理性主义的演绎产物得到发展,但很快就喧宾夺主,成为人文理性的替代形态而得到高举。这种倾向在笛卡尔那里就有了端倪,这位17世纪的欧洲哲学家和科学家,倡导科学主义,提出了一种普遍怀疑的哲学主张,因此被誉为“近代科学的始祖”。渐渐地,科学主义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理性主义几乎等于科学主义。与此同时,英国的亚当·斯密等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初始的自由市场理论,很快推动了市场经济实践。于是,在科学主义和市场主义的结合下,英国不仅最早出现了科技的发明自觉,而且因为市场需要,科技发明的经济重要性也很快被认识到,于是导致了科技发明的勃发,而为了鼓励这种科技发明的自觉以及确保其市场经济效应的发挥,英国生发了相应的科技立法自觉,最早的科技法产生了,其形态就是鼓励科技发明及其经济利用的专利法——通过授予发明人以专利权和相关的财产、人身利益,以便极大地刺激和鼓励科技发明和经济应用。一批直接与现实经济需要密切相关的新发明应运而生,包括纺织机、蒸汽机等,它们在专利法的保障下发挥巨大的经济潜力,支持英国最早开展工业革命,成为最早的工业强国。人类的科技立法也由此滚滚向前。

   科技立法这种基于科学主义和经济主义结合的产物,顺理成章地导致了此后“技术—经济”的立法范式的形成和不断升级。一开始,二者之间是一种完全市场式的结合。立法者通过采取授予专利权等科技产权、确立有限责任公司等适合科技产业化规模风险经营的组织形态等市场化激励方式,对于科技发明和应用加以刺激。专利制度和公司制度先从英国兴起,后逐渐发展到美国、德国等国家,形成了科技立法国际发展的第一轮高潮。在“技术—经济”范式鼓励下,工业企业为了追求更加先进的科技产业利益,开始成立专门的工业实验室进行有组织的科技研究,导致了大量工业发明出现。到19世纪中叶,除了传统的煤炭、纺织业,电气、化工等新的科技领域得到突破,进而促成了新科技产业的出现和繁荣。19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科技垄断带来的竞争优势,在石油、采煤、榨油、烟草、制糖等部门出现了卡特尔、康采恩或托拉斯组织,这些不断崛起的大型企业联合,具有经济集中的优势,这种情况受到主流地位的自由市场理论抨击,导致了旨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反垄断法的出台。但是,反垄断法却产生了更加促进有组织的工业研究的效果,因为大型企业只有不断做出新领域的科技发明,才能够避免陷入专一技术经营形成的垄断。这种竞争利益虽然表面上看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被誉为社会经济利益,但是本质上仍然是市场经济利益,因为旨在保护市场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立法的“技术—经济”模式不断在得到深化。

   科技立法的“技术—经济”范式在20世纪中叶,被以一种强化国家干预科技进步和转化的方式,推进到一个新阶段。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各国基于二战的需要,集中科技资源备战,强化有组织的攻关研究,旨在保障和促进对于战时工业经济特别是军工有优先支持作用的科技的发展和竞争。为此,各国政府纷纷引入科技与产业结合的干预政策,此即科技政策。例如,美国成立了国防研究委员会,组织科技资源以增强国防能力,后来建立科学研究和发展局。二战后,各国有的以战后恢复和重建为需要,有的以提升国家竞争力和促进产业升级为目标,继续干预科技发展,以促进科技在期待的领域进步、转化和创新。20世纪50年代,通过科技政策机制,大力投资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重建和发展打造知识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基础,并且着力电子、石化、原子能等新技术领域的科技创新和转化,形成了新一轮科技产业化。原先以市场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技术—经济”模式,调整为以国家科技政策为基础的干预式“技术—经济”模式[12](P99-100)。这种情况持续到60年代经济复苏之后,才开始向科技的市场自由化做调整,科技政策也开始关注市场需求;到80年代,更加强调科技资源供应和市场需求的结合,导致在微电子、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新领域又形成新一轮“技术—经济”高峰。20世纪初,面对新一轮科技大发展的机遇期,各国为了快速提升和确保国家竞争力,更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政策,甚至上升到推行科技创新战略的高度。

   这里需要提到,中国在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近代以来处于科技发展的被动局面,并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因此长期以来都处于科技落后状态,科技立法自然也是缺席的。1949年新中国建政后,动用国家体制力量,集中科技资源,就一些急需重大战略科研进行了攻关,但科技发展和工业发展总体较为薄弱。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启动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论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毫不迟疑引入“技术—经济”模式,采取国家干预和市场发展相结合,强化科技政策作用,确立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服务于经济的方针,并以此启动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助力经济体制改革[12](P107)。此后,还先后制定了《科学技术进步法》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之后,科技政策不断升级,经历了1995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2006年“自主创新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两次提升。

科技立法基于“技术—经济”范式,其规范原理归纳起来有四个方面:其一,坚持科技立法的专门化,形成了科技立法体系,逐渐形成科技市场法、科技风险法(主要是应对科技应用导致的工业风险、事故安全和特殊科技安全)、科技政策法三大具体领域。其二,主要以鼓励、刺激科技的经济实用价值为目标。最典型的是不断发展和完善专利法、技术合同以及其他技术市场制度。其三,基于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环境,灵活运用市场原则和国家干预原则。总体上早期以市场自由为主,到了后来逐渐重视国家干预,不断出台自上而下的促进科技进步、转化和创新的政策机制,20世纪中叶达到顶峰,之后又逐渐回调,目前处于平衡状态。其四,科技立法在“技术—经济”范式下,对于科技社会问题并非完全弃之不顾,但在规范上是附带的,而且很多是为了减缓贯彻科技经济主义的社会后果。最早大概从19世纪开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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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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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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